中學是天空,西學是井口,以西觀中是以井口之心度天空之腹_風聞
甲骨书院-以义理逻辑看世界,公众号同名2020-06-24 06:20
正確研判當前中國的文化格局,與個人與國家都至關重要。對個人,這是認清當前中國社會和形勢的基本前提,對國家,這是正確實現文化復興,重建文化自信的前提。
但是這也的確是一個大難題。難在哪裏?難在學術屆與實踐屆的背離。現在中國的學術在範式上屬於西學,這導致,學校教材、學術專著、媒體報道、專家演講,都是在依據西學的標準評判中國文化。但是,中國文化是獨特的、精深的,其獨特和精深程度遠遠超越西學的解釋力和想象力,這導致其對中國文化的評判是自説自話的、坐井觀天的,當然也是錯誤的、荒唐的。
要認清中國文化和現代中國文化之真實格局,必須徹底擺脱西學的影響,重新建立獨立的中學系統,然後將西學系統置於中學系統的框架之中。實際上,中學系統遠比西學系統大,中學系統是天空,西學系統是井口。
但是,現在的做法恰恰相反,將西學系統當真理,以井口之心度天空之腹,然後又企圖把中學系統硬塞進西學系統中,即將天空硬塞入井口中。
為何説中學是天空,西學是井口,因為中學有的西學無法有,而西學有的中學可以有。可以用“心物之辯”、 “義利之辯”、“道器之辯”來説明。
這三大辯題是中國傳統學術的、儒家的軸心性問題,三者説的其實都是一回事,只不過是從不同的側面説。“心、義、道”所指的是同一個東西的三個側面,可謂三位一體。“物、利、器”亦然。
心是思考的器官,即孟子説的:“心之官則思”。但是,心是一個高度抽象的概念,也是人類文明中抽象程度最高的概念。現代學術中,認為數學是最高程度的抽象,但是,心的抽象程度遠比數學高。心是對思考認知活動本身的抽象,而這些活動在現代學術看來本身就是抽象的。數學則是對具體的物的抽象。
儒家認為人的最重要的活動是思考認知,既然人能夠進行思考活動,中國古人就進行邏輯推導,認為應該存在一個功能器官來發出所有的思考認知活動,這個器官就是心。因此,心是絕對抽象的,與任何具體的生理器官無關,與心臟無關。用心去指代心臟是引申義、第二義。
因此,在“心物之辯”中,心所指的就是思考功能本身,包括判斷和選擇本身。儒家認為,人的本質在心,一如宋明理學所總結,心是人的主宰。人之所以是萬物之靈,就是因為人有心,會思考。“物”則是思考的結果。
心是思考認知功能本身,物則是思考認知活動的結果。所謂思考認知的結果,就是經過思考認知活動,所形成的結論、判斷、意見、印象。更系統一點,就包括所有的思想、知識、理論,包括所有的神學和宗教設計,包括所有的制度、規則,當然也包括所有的具體的物品。
心是思考,物是思想的結果,這意味着“心物”是密切聯繫的。所以王陽明説“心外無物”、“心物不二”。但同時,“心物”又有本質區別、嚴格界限。這一點王陽明沒有説清楚。
心和物的區別和界限在哪裏?作為思考本身,心是無限靈活、無限包容的,心之外的一切,包括天地萬物,包括任何時期,都可以是心的思考對象,都可以被心所容納。而作為心的思考的結果,物則是固定的、死的,一定是特定時期、特定環境下的產物,其適應性是有限的。
而且思考一旦形成結果,那麼它立即就脱離心,而成為物了,成為新的心的思考對象了。因此,也可以説,心會思考,物不會思考,儘管它是思考的結果。
正是因為心具備最高的抽象性,它就擁有了對外物的絕對超越性。“道器之辯”就來講這種超越性。
《周易 繫辭》説:“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形而上”就是指思考本身、心本身,沒有發出思考活動,沒有形成思考的結果;“形而下”則是經過思考之後形成了結果,即形成了物,物就是“器”。“器”本義就是固定。道是超越的,器是固定的。
“義利之辯”就是從判斷和選擇上説。“義者,宜也”。就是判斷合不合宜,合不合理。義就是判斷和選擇的標準,但是不是外在條款,而是內在於人心之中,即孟子所説的“義內”。當説義時,一定是包含着心的,即包含着思考、判斷的。
“利”則是有利於某個目標的物。利的對象是固定的、外在的,而“義”則是綜合權衡,而且是內在的。因此,有時會“義利”衝突,這時就需要“舍利取義”,甚至“捨生取義”。這個時候,“義”就需要決斷、魄力、勇氣。
因此,儘管儒家講“心物”、“道器”、“義利”,但是又有着本末、體用關係。心、道、義是本、是體,物、器、利是末。
儒家學説,就是講“心、道、義”,就是在維護“心、道、義”的獨立和自由,而且是絕對的獨立和自由,讓其擺脱“物、器、利”干擾。這種獨立和自由可以稱之為“心性獨立”、“心性自由”。
以“心物之辯”、“道器之辯”、“義利之辯”的視角看,西方學術,無論是傳統和現代,都沒有意識到人的本質在獨立而自由的思考認知,從而未能抽象和構造出獨立的“心”、“道”、“義”等概念。這意味着,他們的文化和學術,是缺失最重要的“心”、“道”、“義”,而只有“物”、“器”、“利”。
即西方的學術都是物學、器學、利學,而無心學、道學、義理學。
注意,在“心物之辯”中,“心”思考本身,“物”是思考結果,包括一切的思想、一切的意見,一切的理論體系,一切的神學體系,一切的制度,當然也包括一切有形的物品。
也就是説,現代學術的唯心、唯物,在儒家看來,都是物,都是思考的結果,都是一種意見。上帝是人心思考的結果,各類哲學實體也是人心思考的結果,客觀世界、客觀規律、科學真理,也是人心的思考結果,他們都是物。
用“唯心”、“唯物”就対譯西方哲學中的相關概念,顯然是巨大的翻譯錯誤,因此,西方哲學的各類哲學實體都是物,而沒有心,不是心。顯然,當初第一個這樣翻譯的人,對中國文化是無知的,至少是個半瓶醋。
那麼這些最早的翻譯家是誰?是日本人!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大量引入和翻譯西方書籍,“創造”了大量的如此錯誤大新漢語詞彙。然後在甲午之後,尤其是在民國之後,又被搬運到中國,成為現代漢語的基礎詞彙。
明治之前,日本的學術傳統也是儒家的,而且已經有1000多年的傳統了。他們是大化改新開始系統性引入中國文化,在中國的唐朝。但是,由於日本特殊的社會和文化背景,日本學者並沒有領悟和抓住儒家之精髓,是個二把刀。所以,一接觸西方文明,他們馬上覺得儒家絕對落後,西方絕對先進。輕率做出拋棄儒家,全盤西化的決定。這就是所謂的“脱亞入歐”,也是明治維新的基本原則。
很諷刺和荒唐的是,在現代的中國學術中,居然用西方哲學中的“唯心-唯物”框架來評判儒家思想,把他們歸為唯心一派。這是典型的以井口之心度天空之腹。
同樣,用“形而上”去對弈亞里士多德的相關概念,然後把西方哲學稱之為“形而上學”,也是巨大錯誤。當然,這還是明治時期的日本人乾的。
在《周易 繫辭》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中,“形而上”所指的是“道”,是義理,也是心、意。“形而下”是“器”,也是固定、固化的意見和結果。在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中,壓根就沒有道,而只有器,壓根沒有形而上,而只有形而下。
這就是我反覆説的現代漢語中的“西化詞”、“香蕉詞”問題。這些詞都有着漢字的外形,甚至是原本就存在的漢語詞彙,但是,他們的原本含義卻消失了,被填充進去的完全是西方內涵。而且這些西方內涵與其本義並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當我們的孩子們在學習這些詞彙時,他們以為學的是漢語,學的中國文化,其實學的是與中國文化截然相反的,並對中國文化構成巨大破壞的西方文化。
在西方文明之內,會把從基督教到科學看成絕對的進步,但是,在儒家看來,兩者並無本質不同,都是有物而無心,有利而無義,有器而無道,只是物、利、器的具體形態有了些變化而已。
在基督教中,上帝、天堂(上帝的世界)是物,信仰上帝,希望死後進天堂,就是迷信外物。在科學中,客觀規律、客觀世界也是物,信仰科學,相信客觀世界,也是迷信外物。
象上帝、天堂一樣,客觀真理、客觀世界,也是一種虛構和預設,或者説是在特殊情況下西方人的思考結果。實際上,客觀真理、客觀世界都是在上帝、天堂的基礎發展出來的,其共同特徵是,預設一個絕對與人無關的世界,這個世界與人所能感知的世界有本質不同,而是位於其背後,是其後台老闆,是其決定者。
因此,無論是基督教中,還是在科學中,人都不是真正的主體,而只是一個信仰者、依附者、順從者。只是信仰、依附、順從的對象不同,程度不同。基督教所信仰的是上帝,而且是全心全意地信仰。科學信仰的是科學真理、客觀規律,只不過,人可以通過經驗、實驗去“發現”真理和規律,比基督教多了一些主動性、參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