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慶龍：從印度的心態看洞朗事件_風聞

**作者：孟慶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原文載於2017年第5期《邊界與海洋研究》

摘要

一百多年來，中印邊界問題一直未能解決，成為中印關係最大的影響因子。近年來，印度在邊界問題和西藏問題上給中國不時製造麻煩。究其原因，固然有歷史遺留問題以及水資源等方面的因素，但最重要的是印度獨立之前就已有的“大國架子”及後來滋長的“瑜亮情結”、“怨婦心態”和“政治正確”等不正常心態。

2017年6月18日，印度軍隊非法越境進入我國洞朗地區，在與我軍對峙兩個多月後於8月28日撤離。印度挑起該事件的動因，除了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各種因素外，心理上則是上述四種心態疊加、交織的結果和反應。印度的心態和洞朗事件更彰顯中印邊界爭端罕見的複雜性以及解決問題的艱鉅性。

印度此次在洞朗製造事端，與它在邊界問題上迄今為止堅持頑固立場、不時給中國製造麻煩的做法是一脈相承的，並非偶然所為，而是有着複雜的歷史背景和動因，是其在多種心態作用和驅使下戰略焦躁的反應。

一、印度經久未變的四種心態

1.放不下的“大國架子”

1947年印度獨立後，尼赫魯及其領導的印度政府崇尚大英帝國的“印度中心論”，全面繼承了英印政府時期英國的政略和戰略，認為只有印度才有資格填補英國撤離後在南亞留下的空缺，儘快“成為亞洲各部分的中心”。尼赫魯的目標是：在印度洋地區，從東南亞一直到中亞細亞，印度將來要發展成為經濟和政治活動中心。為了建成“大印度帝國”，尼赫魯政府全然不顧國內面臨的嚴峻的經濟、政治困局，比英印政府時期更加熱衷於通過軍事和外交手段擴大疆土和勢力範圍，大搞地區擴張主義和霸權主義。

這種似乎天生就有的“大國架子”決定了印度的如下行為特點：一是作為從殖民地獨立出來的國家，卻在南亞赤裸裸地推行早已過時的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印度在1949年6月趁錫金內亂派兵進駐錫金；1950年與錫金簽訂“和平條約”，正式把後者變為印度的“保護國”；1973年4月悍然軍事佔領了錫金， 1975年5月正式宣佈錫金成為印度的一個邦。印度也對不丹加緊滲透和控制，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不丹的“保護國”自居，代不丹處理對外事務，甚至把不丹作為其“北部防線”一部分列入印度版圖；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後進一步加強了對不丹的滲透和控制，在不丹大肆培植親印勢力。印度在尼泊爾的社會經濟生活中具有主導作用，對其外交政策具有重大影響，對於斯里蘭卡、孟加拉國和馬爾代夫，也一直以“老大”自居。

二是對中國擁有主權的西藏地區一直抱持殖民心態。尼赫魯把西藏看作是印度的世襲領地。印度政府雖然後來接受了“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説法，但從未明確承認中國政府對西藏擁有完全主權，骨子裏不願放棄此前在西藏的“特權”。中印邊界問題與印度對西藏的“念念不捨”是緊密相連的，猶如孿生兄弟。三是即使在英國這個前宗主國及對印提供援助的大“金主”美國面前，印度有時也端着“大國架子”。如在1962年9月下旬中印關係已經極度緊張、印度急需軍事援助時，英國堅持要以國際市場價向印度出售武器，尼赫魯心有不滿但又無奈地嘲諷英國是印度曾經的“老闆”。四是在對外事務中只考慮自己的一己私利，全然不為地區的發展着想，行事時常不顧國際關係準則。

2.難理喻的“瑜亮情結”

20世紀50年代後期之前，印度簡直就是世界“寵兒”，美蘇陣營裏均有不少國家競相提供援助。但在1962年邊界戰爭中慘敗後，印度覺得自己在國際上大丟面子。再加上20世紀50年代之前印度曾在很多方面領先於中國，但很快被中國趕上並超越，尤其自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更是被甩得越來越遠，這讓印度深感失落。中印兩國相比，中國大膽改革，探索出了一條適合自己的現代化道路和極具世界影響力的發展模式；而跟中國人口規模相近的印度，一直沒有探索到並制定出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戰略。與當前的中國相比，不論是經濟體量、軍事實力，還是國際影響力，印度均不在一個層級。在此情況下，處於焦慮之中的印度對中國滋長了難以啓齒的“瑜亮情結”：在偌大亞洲，既已有我印度，為何還出來箇中國！

3.散不去的“怨婦心態”

印度除在經濟、軍事、國際影響力等方面不如中國之外，加深其對中國不滿、甚至敵意的原因，是它迄今一直片面、錯誤、不講理地認為對中國有大恩而未獲回報。印度自以為，它不顧美國等西方國家施加的種種壓力，很早便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恢復中國的聯合國席位、朝鮮戰爭、萬隆會議等重大問題上幫了中國，其內心深處殷切期望能從中國得到回報——主要是指望中國在邊界問題上接受或默認其立場，但一直未能如願。

根據印度軍史內部資料的説法，1954年4月中印簽定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時，印度“為了表示友善之意”才“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個地區”。然而，“印度雖然通過一紙條約默認了中國人對西藏的佔領，卻沒有在邊境問題上得到任何補償”。特別要指出的是，萬隆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力挽“危局”，短短几天內展現出來的超凡個人魅力和新中國大放異彩的務實、靈活外交，都大大出乎尼赫魯的意料，後者的心態開始出現微妙變化。

此後，尼赫魯原引以為傲的“中國走向國際舞台引路人”的心態開始扭曲，中國作為對手的成分開始上升，而作為“兄弟”和夥伴的比重悄然下降。此後，不但外交上，而且在諸多方面（體育等算少數例外），印度的民族主義者都愛拿印度與中國對比，對中國在各個領域取得的超越印度的成就感到不可接受、難以容忍。中國按照國際規則和慣例與南亞其他國家開展正常的經濟、軍事合作，也被印度視為編織遏制、包圍它的“珍珠鏈”。

4.驅不走的“政治正確”

20世紀50年代末中印關係迅速惡化後，印度政要紛紛開始把中國視為其最主要的威脅，“邊界爭端在印度成為政治問題”。1962年中國開始邊界自衞反擊戰前夕，英國駐新德里官員認為議會的壓力使得尼赫魯的對華態度趨於強硬。對於外界對尼赫魯不斷施壓所產生的影響，印度軍史內部資料不加修飾地指出：“無知而喧囂的媒體和反對黨，在迫使尼赫魯並不情願地走上軍事對抗道路方面，扮演了極不負責任的角色。”

“政治正確”的另一層含義，就是印度對於1962年戰爭的慘敗，在感到莫大羞辱之餘，也有一大“收穫”，即其領導人認為這場慘敗幫助它解決了靠自身努力多年未能解決的大難題——促進民眾團結、提升民族精神。印度利用戰敗帶來的羞辱，在國內製造“悲情”，培育“復仇決心”，縱容和支持民族主義情緒，眾多政治領袖通過製造邊界緊張來維持和提高國內的支持度，謀取自身和所在黨派的私利。在邊界問題上對華強硬成為印度國內的“政治正確”。

二、印度洞朗挑釁的動因分析

印度雖然有“立足南亞、控制印度洋、爭當世界一流大國”的雄心，但顯然缺乏實現這一戰略目標的資源和手段。民族主義色彩濃厚的莫迪憑藉民眾高支持率上台後志得意滿，連續推出改革措施，在外交上異常活躍，其“新政”雖取得一定成效，但經濟上許多指標難以兑現競選諾言，國家債台高築。國內形勢的動盪不穩激化了國內矛盾。在此種情況下，印度選擇在洞朗製造事端，既有國內轉移矛盾焦點的考慮，也有國際謀“勢”取“實”的意圖。

1.意在轉移國內矛盾，提升國民精神，凝聚民眾團結。民族主義情結很深的莫迪靠其地方治理的業績和對選民的諸多承諾在大選中獲勝，上台執政後急於迅速加強國力，接連推出廢除500盧比和1000盧比面額紙幣、税改等激進政策，損害了不少普通民眾的利益，引起國內不滿，多地爆發示威遊行甚至動盪。

此外，與中國接壤各邦，因經濟發展緩慢、與印度南部地區差距拉大，離心傾向加重，再加上中國“一帶一路”落地項目的“示範”效應，使得印國內分歧更難彌合。對付這種局面，莫迪政府用的還是尼赫魯時期慣用的套路：製造邊界事端，給民族主義情緒加温，企圖轉移民眾視線，擺脱執政以來面臨的最大困境。此乃印度政府派軍隊侵入洞朗的主要意圖之一。

2.企圖加強或保持對南亞鄰國的控制和影響。印度一向不尊重南亞眾鄰國，對其與中國關係的發展尤為敏感，採取各種措施嚴加防範。作為中印之間的“夾心小國”，不丹的經濟、軍事和外交均受印度控制，是迄今為止南亞地區唯一沒有與中國建交的國家，但印度對不丹政府同中國的接觸仍懷有高度戒心，近年來的反應尤為敏感。印度此次在洞朗製造事端，顯然有通過對中國“秀肌肉”警告不丹和尼泊爾的意涵。

3.試圖博取國際上的支持和同情。印度一直利用邊界爭端在國際上抹黑、諷刺和挖苦中國，一向在邊界問題上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和弱者，以圖利用西方國家和媒體對它這個“亞洲最大的民主國家”的厚愛和偏愛，通過在邊界爭端及西藏問題上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和製造麻煩，從國外獲取儘可能多的經濟、軍事援助和政治、道義上的支持。

4.意欲給中國製造麻煩，增加談判籌碼。近一兩年，印度利用西藏分裂勢力、台獨勢力、南海問題等頻頻給中國製造麻煩，意欲增加在邊界爭端和其他涉華問題上的談判籌碼。但鑑於中國體量及影響力的快速發展，以及戰略和心理上的超凡定力，印度的小動作收效甚微。為了對付中國，印度近年來外交上日趨借重美國、日本等域外因素。但因各懷鬼胎，印、美、日雖加強了合作，實乃相互利用關係，謀“勢”顯然大於取“實”。美、俄、日、法、以等國出售給印度的武器裝備，價格要遠遠高於給其他國家或國際市場的價格。但對喜歡被“忽悠”的印度來説，美國的許願的確是給它打的強心劑，使其多了不少底氣。

對於印度打美、日牌意圖增加對抗中國籌碼的後果和前景，外國媒體看得很清。2009年11月，墨西哥媒體批評英國等西方國家挑撥中印關係，指出中印兩國應合作前行，衝突只會讓英美得利。2011年4月，韓國媒體認為印度選在印度洋、東南亞和南中國海與中國展開廣泛對抗是很不理智的行為。印度為緩解國內矛盾、謀求大國形象，選擇與本應是夥伴的中國進行對抗，長此以往，恐將自食苦果。

5.軍事冒險與戰略賭博。對中國，印度要為1962年戰爭的軍事慘敗以及蒙受的“羞辱”尋機“復仇”的“決心”，再加上前述四種揮之不去的心態，促使其冒險一試。如果它真的認為其西里古裏走廊的安全受到威脅，認為中國的“一帶一路”特別是中巴經濟走廊的實施將對其邊界局勢、發展戰略和安全態勢產生重大不利影響，通過軍事手段尋找出路也可能成為其選項之一。再考慮到印度的政治領袖和政黨利用和操控邊界問題為其政治目的服務的慣常做法，在很大程度上靠民族主義、右翼勢力（甚至具有法西斯主義性質的勢力）支持上台執政的莫迪，認為印度已進入獨立以來最強盛的時期，與中國對峙時是不會輕易“服軟”的。

對美日來説，為了遏華的共同目的對印度的軍事和外交支持到底能走多遠，恐怕它們自己目前也尚無決策，但印度為了與中國“對賭”，自己籌碼有限，只得指望美日“出資”。印度在洞朗出手，假借不丹名義，自以為鑽了一個空子，是想借此突入我國領土，並準備在受到抵抗時大喊大叫，大造國際輿論，真若發生軍事衝突，無論勝敗，它都能在國內外“收穫”不菲。

因此，印度有可能認為它在洞朗呈現的“賭徒”決心越大，美日出的“賭資”就會越多。我們不能排除這種可能：印度把在洞朗挑事當作給美國的投名狀。莫迪訪美、洞朗挑事和特朗普點名讓印度幫助解決阿富汗問題，這三者之間的聯繫，值得仔細玩味。現在，洞朗事件雖已結束，但印度此後繼續借助美日支持冒險對中國進行軍事挑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我們必須做好軍事準備，不能掉以輕心。

結語

我們要對中印邊界爭端的複雜性和解決問題的長期性有足夠的心理準備，要認識到不斷製造麻煩的“難纏”的印度將是決定中國和平發展的國際成本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

如用軍事手段解決，就雙方實力而言，打敗印度不難，但打服印度不易。與印度這個“牛皮糖”鄰居相處，經過努力，可以維持“和”，卻難實現“睦”。印度選擇在洞朗滋事的時機和手法，自有其特定的考量，最終受挫，足見其國大難言眼寬，計詭未必高明。莫迪總理起自草根，敢斷手狠，挾地方政績而入主中央政府之後，急於做出成績。他和他的內閣成員，不吝口出狂言，“五年後給出一個新印度”、“2040年趕超美國”……這樣的話語背後，無不反映出其嚴重焦慮的心態。此種情緒，結合前述四種固有心態，有理由斷定，印度以後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再次製造洞朗事件之類的事端，興許不會是小概率事件。

然而，凡事都有兩面，洞朗事件的和平解決，使國人和國際社會看到了中國的超凡定力、堅定立場、軍事實力、外交努力、輿論影響力以及中國所擁有的大國胸懷和超大格局，中國對這一事件的處理必將成為國際上的經典案例。它也啓示我們，中印兩個大國鄰居終歸還是要和平相處，中印關係還是要置於我國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政策框架之內。我們極而言之，退一萬步講，即使有朝一日真的不得不與印度兵戎相見，那也是以打促和，不能忘掉諸葛亮“七擒孟獲”之垂範。

圖源：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