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何以亙古不絕？因為每每國難當頭總有人選擇精忠報國_風聞

原創 蔡歷 蔡子曰 1月30日

精忠報國、報效國家是中國人的最崇高信仰和價值。

當中國人説精忠報國、報效國家時，是包含着獻出自己寶貴生命的。為國而死是一種榮耀，死得其所，重於泰山。

毫無疑問，當前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是一場新國難，那些志願支援武漢疫區的醫護工作者們，與歷代那些赴死勇士一樣，都是新一代的精忠報國者。

其中一位95後的男護士，他在自己的防護服背後，寫下了“精忠報國，許漢兵”七個大字，“許漢兵”是他的名字。看到這個圖片，誰不淚目。

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説：“我們今天做了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自己每個星期要進去查房，至少一次到兩次。第二個，把所有從年底到現在為止的醫生，全部換崗。這一批都是了不起的醫生，在對疫情的風險性，傳播性，致病性一無所知的時候，他們就這樣把自己暴露在疾病的前面，暴露在病毒的前面，所以人不能欺負聽話的人。換成誰？換成科室裏所有的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在宣誓的時候不是説嗎，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迎着困難上。你平時入黨，我不管你有什麼想法，對不起，現在你馬上給我上去，沒有討價還價。”

這也是對精忠報國的表達。

疫情再猖狂，總是會退去。中國抗擊國難的歷史豐碑上會增添一些嶄新的名字，中國會繼續堅如磐石般的存在，精忠報國的精神也同樣會堅如磐石般存在。

現在我們想討論的問題是，中國為何以報效國家為最高信仰、最高價值？

現代世界上有195個主權國家，表面是中國不過其中之一，但在實質上，中國與其他國家存在本質不同。這種不同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支撐中國存在的基石，不是利益，而是道義，是義而非利。中國是以義為基礎的“道義型國家”。而其他國家則都是以利為基礎的“利益型國家”。

第二，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單位，中國的存在遠遠早於現代主權國家的出現，其歷史非常悠久，而其他所有的國家，作為獨立國家單位的存在，都是隨着現代主權國家形態的出現才出現的，歷史非常低短。

先來看第一點，唯有中國是“道義型國家”，其他國家都是“利益型國家”。

中國文化的核心問題就是“義利”之辯，“義利”兼講，但是又是以義為體，以利為用，重義輕利，以義和利。中國傳統學問以經學為中心，而經學的要義則在義理。

“義利”之辯與“心物”之辯、“道文”之辯、“體用”之辯，又都是一致的，只不過側重不同。

“心物”之辯強調心是思維主體，人生和社會的意義在於保護心的獨立和自由，不然其受制於“物”。而“物”又與“心”密切相關，“心物不二”、“心外無物”，“物”是“心”的思維認知結果，是心的思維認知功能的產物。

“道文”之辯則在強調區分外在的行為表現和內在的心性支撐，在注重外在行為表現的同時，更要注重內在的心性支撐。外在的行為表現是“文”，內在的心性支撐則是“道”，合理的“道文”關係就是“文以載道”。

“體用”關係則是在強調主體、本體和效果、效用關係，維護“體”的獨立和自由，不然“體”為“用”所累。

“義”就是“心”、“道”、“體”，而“利”則是“物”、“文”、“用”。

“義”是“心”，就是“義”是“心”的基本屬性。用宋明理學的話，就是“心即理”、“性即理”。“心”的功能是思考、判斷和選擇，“義”在心的內在的判斷和選擇的標準。只要維護心的獨立和自由，經過思考，心就會做出符合義的判斷和選擇。只要人人的心都是真正獨立自由的，人人的外在行為將都是合乎義的，這就是“文”、“禮”，那麼整個社會將自動出現良好的秩序，這種秩序就是“義”、“禮”。

因此，中國傳統文化就在個人的內在心性自由與良好的外在社會秩序之間實現了統一，兩者就是一件事。維護個人內在的心性自由就是《中庸》説的“誠”，就是做最真實的自己，“誠者，天之道”，然後，“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

《大學》八條目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前四條，是內在的心性修養，後四條則是外在的行為表現，包括社會秩序表現，但是內在的心性修養，決定外在的行為表現和秩序表現。即前四條是“義”、“心”、“道”、“體”，後四條則僅是“利”、“物”、“文”、“用”。

在《大學》的前四條中，核心又在“誠意”。王陽明説，《大學》之要誠意而已。

具體來説，外在的合乎義的秩序包括兩個層面。人民的層面和政府與人民的層面。人民的層面，就是建立人人平等，相互尊重相互體諒相互協商、協作的，以道義為基礎的，契約式關係。

政府則是由人民基於道義所舉薦而產生，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也是基於道義的，相互協商協作的契約關係。政府的職能主要有二。一是對人民進行教化、教育，幫助人們進行心性修養，學會獨立思考，形成道義觀念，並以道義的原則行事。這樣就會自動實現良好的秩序。二是，領導人民，對破壞中國固有道義文化和道義秩序的外來衝擊進行抵禦。這些破壞就是“國難”。

因此，中國作為一個獨立國家單位，其基礎是在作為社會共識的道義，是一個獨立的道義單元。中國人“報效國家”、“精忠報國”，所報的並非政權、政府意義上的國家，而是作為廣泛共識的，也是個人心性自由和社會良好秩序基石的道義、義理。

也正是基於道義，中國可以實現“大一統”的“舉國”體制。

中國之外所謂的現代主權國家，都不存在基於個人心性的，作為社會普遍共識的道義。因為現代國家之前，這些地方都是宗教文明，他們的社會共識是靠宗教信仰、宗教迷信來維繫。但是現代文明和現代國家又都是反宗教、反迷信的。一旦宗教被拋棄，這些國家都不存在能夠得到普遍認可的共識，而只剩下利益爭奪。

《莊子 山木篇》説：“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 。隋朝王通《中説》卷六《禮樂篇》：“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

中國之外的現代主權國家，就是莊子説的“以利合者”，王通説的“以勢交者、以利交者”。

在缺乏普遍道義共識的這些主權國家，要進行國家層面的決策，要取得共同認可，唯有的手段是一人一票式的選舉，這就是 “以勢交”看誰的勢力大。而每個投票者也都是從自己的私利出發，這就是“以利交”。

下面説第一個問題，國家存在的歷史期限。

中國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單位，其基石是基於心性的道義。因此，是隨着獨立的道義觀念的出現而出現的。那麼中國的心性道義觀是在什麼時候出現的，答案是隨着中國文明的出現而出現的。中國文明的核心就是道義，其出現在歷史久遠的伏羲時代。

這意味着，中國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單位，最開始是沒有政府的。政府在中國歷史中的出現是很晚的，是堯舜之後的事，這是中國整體歷史框架的五帝時代的末期。但是在五帝之前，還有一個漫長的三皇時代。整個三皇時期都是沒有政府的。

孔子説，“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夷狄”就是當時中國之外的其他所有文明，“諸夏”是中國，“君”是政府首腦，指代政府。這句話的意思是説，在中國之外的夷狄地區，他們即便有了政府，也不會形成良好的秩序，而在中國，即便沒有政府，也會存在良好的秩序。為何？因為中國社會秩序的基礎是歷史固有的道義，而夷狄地區則沒有這樣的道義。即便有了政府，也無法做到“以義合”，而只能“以利合”。

孔子的評價對當前的全球社會依然有效。

中國之外的主權國家，都是現代文明的產物，其出現和存在，不過區區幾百年，有些地方甚至僅僅幾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