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競合_01: 定價權、定標準權、定義權_風聞
陇右驰骏-赳赳老秦2020-06-25 17:33
定義的差別,以及對定義權的掌握,深刻影響到我們對對手的理解程度,也決定我們能否在話語權爭奪中佔據主動地位。前篇(如何懟網絡上的英美港台腦殘)所提媒體話語權問題,列舉了中文媒體鬥爭和台獨分子的宣傳手法,強調了話語權中主動把握定義權的重要性。這篇簡要分析我們在對美策略中必須警惕雙方用詞定義差異帶來的話語權劣勢,也通過對比這種差異進一步認識我們面對的是什麼對手(即將開啓的“帝國觀察”系列)。
中美由合作走向長久的鬥而不破,本質上是實力漲消的較量,外在表現是貿易爭端和媒體攻伐,姑且稱之為商戰和媒體戰。商戰依託科技實力和組織能力,爭奪的是“定價權”;媒體戰部分地為商戰輔助,回擊對手的栽贓、抹黑等國際話語上的打壓,故而是爭奪“話語權”,其中很關鍵的一步就是爭奪“定義權”。在這裏,我暫且將科技戰(“有接觸”的科技競爭,如華為)歸於商戰一類,其中爭奪的是“定標準權”。當然還有一類科技的競爭,就是軍事科技,這部分屬於“無接觸”類的“暗戰”,基本各自制定自己的標準,枱面上的撕扯拉鋸比較少(但是台海的海空貓鼠遊戲會增多)。
既然我們的經濟與科技實力的發展戰略已經基本謀定(按照計劃向前走,沒有退路),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優化與美周旋的戰術與策略,使其最大程度地為我們的戰略服務。我必須指出,迄今為止雖然我們在戰略上沒有失誤,卻在諸多的鬥爭策略上處於異常被動的地位,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沒有重視對美接觸時留意“定義”差異和“定義權”的問題。
為了使對方媒體戰失效,並在各項議題的合作與鬥爭中佔據主動地位,我們必須全面理解和掌握對方的歷史、當前的各項議題以及美國的政治人物、媒體的話術。
1. 防守時看清來招路數,伺機反攻
在美方所有的言論裏(談判桌上、媒體上),我們的國家、“執政黨”和軍隊,分別已經被提前預設抹黑成了類似“動機不純”、“獨裁專制”、“攻擊侵略”的角色,注意他們較少在明面上使用這樣的詞彙,而是非常高明地使用了強烈的暗示,巧妙利用其歷來對外擴張洗腦宣傳的“非黑即白”、“非我即敵”的二元論思維,也發揮了其佔據主導的用詞定義權(參見前篇)。(按:注意“執政黨”這個詞不符合我們的定義,憲法和黨章都沒有這樣的用詞,但是,這個詞條的英文wikipedia很有意思,提到卡扎菲曾今就槓過這個詞。哎,搶話語權的風險吶)
比如在圍堵華為的問題上,他們一開始就指責華為擁有“與解放軍的聯繫”或者“軍方背景”,進而推理出華為“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結論,後續的一系列動作就全部圍繞着這個結論展開,從根本上撇開了立論的正確性問題。雖然我們深知現實是,美方要展開對華為的全面禁運封殺,該做的它終歸會做。但是我們仍然能夠組織反擊,讓這些封殺的藉口和理由失去正當性。不知道在談判桌上有沒有就此展開辯論。不論官方還是民間,對此進行反擊的時候,最不可以採取的動作就是花力氣“撇清”這種所謂的“軍方聯繫”,因為這樣一來你就默認的對方預設的前提“解放軍意圖侵入美方信息安全”。反擊必須首先指出對方推論的荒謬性,開門見山指出“解放軍沒吃你們家、沒喝你們家的,你哪兒來的這股子惡意?”,進而抨擊對方邏輯上的“以己度人”,然後列舉美軍的八十大罪狀,鄙視美軍“財閥僱傭兵”的性質。這樣看似極具攻擊性,可最差的結果人家照樣制裁,我們至少佔據道義的高地。
又比如劉欣與 Trish Regan 的辯論,這場辯論雖然得體收場,但是回顧細節非常令人心痛。對方在劉欣沒切進來之前就來了一段“劉欣為共產黨監控的媒體工作”的騷操作,而劉欣開篇就踩了這顆雷,辯解“自己不為共產黨工作、自己也不是黨員”,這樣做基本上是自己默認了對方設置的“共產黨”非正面形象前提,並且試圖撇清自己與這種形象的聯繫。我在前篇提過,美國媒體提到“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甚至是“社會主義”這樣的詞,基本上就是罵髒話(就連民主黨的桑德斯都不得不天天喊自己是“democratic socialist”以回應別人罵自己“socialist”,頗有白馬非馬的喜感)。針對這種對方已經佔據了的定義權,我們能做的只是躲閃這種側翼攻擊,直接向對方的主論點“貿易不公、技術盜竊”攻去。如果非要對這招做點什麼,必須依情況定奪。在劉欣這件事情裏,或許可以將其轉化為對方進行“身份羞辱”(Identity shaming)或“意識形態羞辱” (ideology shaming),並點明中國人“在國營媒體工作或成為黨員或信仰共產主義並非不光榮” (there is nothing to be ashamed of working for a state sponsored media or being a communist)。這樣短小的回應,同時化守為攻暗示對方做的是“identity shaming” “政治不正確”(“政治正確”的議題只有對方有,可是我們能拿起來用)。
劉欣的辯論提醒了我們一個殘酷的現實:媒體戰的戰場不是我們的主場。這表現在兩個層面上:
首先有影響力的英語媒體不是我們的。作為戰場的他們的強大宣傳機器,其受眾卻不僅限於美國民眾,而是包含很多海內外中國人在內的全球大量英語觀眾。這一點目前我們沒有辦法做任何事,我們開辦英語媒體基本上是沒有辦法到達目標受眾的,RT都開在美國了,看的人和能見度根本沒法和美國媒體比(甚至美國自己有很多揭弊的小節目根本到不了美國人眼前)。這也是為什麼至今我們對外強有力的回應都來自於外交人員的原因——只有他們接受採訪講的話能到達對方的受眾。如果要畫一個媒體戰地圖,他們對我們的媒體攻擊是大量滲透到國內、國際觀眾,而我們的媒體反擊卻基本影響不了同一羣體裏的非中文觀眾。
其次即使在同一個平台對話的時候,思維方式(mindset)或者説用詞規則不掌握在我們手裏。Regan的話裏有很多偏見其實劉欣以及我們普遍的中國人是理解了的,但是短時間的反應只有採取拙劣的守勢。針對這一點我們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必須充分了解、學習對方的規則漏洞,撿起他們的工具、在他們腳下挖坑,比如利用“政治正確”、種族壓迫、黑歷史等對方玩不轉的話題,太極要義、借力打力、化守為攻。這裏還必須指出向美國看齊、學習這麼多年,不知不覺中我們有太多人的思維方式被對方設置的話語權限制了,在對方的Mindset中主動質疑對方的險惡用詞非常難。(按:那些叫囂“軍隊國家化”、以及北大的法學公知口出狂言“黨是沒有註冊的非法社會組織”,就是利用了“奉三權分立為正朔”的潛意思)。
在防守的其他例子上,我必須説今年萬幸西方的體制太爛自顧不暇,使其媒體沒有形成對我們抗疫議題的有效攻擊,要不然那些“吹哨人”、“日記” 一類的抹黑和攻擊真的夠我們媒體和相關部門應付的了。
2. 主動攻擊,全面挑戰對方的用語定義
雖然我們沒什麼場子,有也是對方準備的客場,但是我們也必須要準備好全面成熟的用詞定義反擊。
今天你隨便翻翻那些漂亮正面的“溢美之詞”: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平等、言論自由、投票選舉、普適價值……從西方媒體嘴裏出來,哪一個不是暗中披着美式政治謊言的外套?我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裏用了一模一樣的詞彙,卻被對方指責我們沒有這些價值追求,天理何在?
依我看,是時候趁着媒體戰的機會,揭露他們扭曲了這些用語的含義、追求了邪惡的價值、信奉了虛幻的“神靈” (worship of false god,夠刺激其敏感神經)。今天在新自由主義氾濫了的美國,你翻開其奉為天書的憲法,每一句都是對如今美國政治體制的控訴: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其實美國憲法從簽完字開始就是騙人的)。種族、貧困、毒品、無家可歸等等一系列的議題,非常容易反擊美式價值的虛偽。
有一點需要留意的是,這麼反擊的目的在於壓制對方的媒體攻擊。我們需要刻意避免提及中國道路的優越性。畢竟鬥爭是為了求合作,美方對我們提體制優勢非常敏感(源自內心深處的認同以及恐懼)。所以,媒體戰定義權搶奪只是為了指出對方錯誤的思維方式,引導其接受中國的不同和互利共贏的好處,從而緩和貿易爭端,為我們民族復興的大戰略服務。(所以林肯演講裏的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不論在今天美國看起來多荒誕,我們也沒必要拎這一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