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預言貿易戰將加速美國將走向蘇聯式崩潰_風聞

蔡歷 蔡子曰 3月13日 

按：此文寫於兩年前，在全球疫情的大背景下，更值得去讀。

近日在與朋友關於美國貿易戰的討論中，我提到了一個觀點，美國會發生蘇聯式崩潰，而與中國的貿易戰將加速這種崩潰。把這一觀點放到公眾號裏後，反應強烈，但卻普遍對美國會崩潰感到很難理解，很難接受。為消除誤解，這裏略作説明，更詳細的説明要等到我把對甲骨文金文的研究和解讀工作完成以後。

最近一段時間，我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甲骨文金文等中國早期文字字形的研究和解釋上。只所以做這個事，因為這些字形中隱藏着非常重要的歷史信息，這些信息涉及到夏代之前中國上古社會的方方面面，唯有把這些信息破譯了，才能真正理解中國文明，包括中國的政治模式。這個破譯工作已經基本完成，將會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內整理出來，也會在公眾號內發佈。這個工作完成後，將會把精力轉向對當下社會的解讀，包括政治、經濟等方方面面。

説美國會崩潰，是在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政治制度層面，第二個層面是文化信仰層面。當然，這兩個層面是二而一的，政治制度不可以孤立存在，需要與其模式和形態相配套的文化信仰做支撐，而支撐美國政治制度的的文化信仰，就是現代文明。因此，所美國要崩潰，需要從政治制度和現代文明兩個層面進行分析。

説美國必然崩潰，也就是説美國當前的政治制度是一個壞的制度，而且壞透了，無法再繼續維持了。那麼，關鍵的問題是判斷政治制度好和壞的標準是什麼，為什麼説美國的制度是一個壞透的制度。

從更長遠的歷史時空看，政治制度好壞的判斷標準只有一條，那就是它的調整能力和適應能力，具備充分調整能力和適應能力的制度好的制度，而失去調整能力的制度，僵化的制度就是壞的制度。

而一個具備無限調整能力的制度，一定是一個沒有任何獨立主張和目的制度。一旦有了任何的獨立主張和目的，那麼這個特定的主張和目的將會成為這一制度的制約，這一制度也一定會時間的推移而僵化，因為任何特定的主張和目的都是針對具體的社會矛盾的，而社會的具體矛盾則是會隨着時間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特定的主張和目的也會隨之喪事針對性。

這就是中國傳統所講的“無為”，“無為”的內核就是當政者、政府、政策不能有自己獨立的意見和主張，而是以人民的意見為意見，以人民的主張為主張。也是《尚書》中所説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一傳統的思想也被當下中國的政治體制所繼承，就是“密切聯繫羣眾”。

“無為”的政治制度的制度，實質上就是以民心民意為中心的制度，也是與民心民意保持直接聯繫的制度，能夠直接反應民意，並且迅速把民意轉化為政策。一旦政治制度本身有自己獨立的主張，這一獨立的主張一定是偏離民意本身的。民意是會隨時間的變化而持續不斷地變化的，特定的主張至多隻能反映特定時期的特定民意。而特定時期的特定民意並非民意本身。

這也意味者基於任何形式的主義，任何政治承諾的政治制度，一定是偏離民意本身的。也許在特定的時期，這一制度會與這一時期的特定民意相符，而隨着時間的變化，民意一定會發生變化，而一旦民意發生了變化，而基於特定時期特定民意的政治制度就會偏離已經發生變化了民意，就會與民意相違背。

之所以判斷美國的政治制度會崩潰，就是因為美國的政治制度不是“無為”的制度，而是基於民主主義的制度，有着自己獨立的主張，這一主張的內涵是民主。而所謂的民主，其根本目的並非直接反應民意，而是反對“暴政”，反對政府對人民的專制。因此，它的制度設計的着重點是放在對政府權力的限制上，而非直接反應民意上。

當然，暴政和專制也的確不是人民所需要的，反對暴政和專制也是符合民意的，但是，絕不能把反對暴政專制當成民意本身。事實上，反暴政反專制只是一種非常消極意義上的民意，也是很粗線條的民意。這譬如説，任何人都不想生病，但是絕不能説人生的目的就是不生病。不生病只是一種非常消極意義上人生目的，而真正的人生目的一定是積極意義上的，某種形式的實現自我。事實上，如果健康人老是想着不生病，老想着如何預防着不生病，他的心理上一定是不健康的，病態的。

因此，把反暴政和反專制這一消極的民意當成根本目的政治制度，猶如一個健康的人把不生病當成自己的根本人生目的，是病態的，不健康的。也就是説，美國的政治制度不僅是僵化的，也是病態的。

正是因為僵化和病態，面對當前已經發生變化的美國民意，面對美國社會當前所湧現出來的新矛盾，美國的政治制度已經顯得無能為力，導致民怨集聚，民粹興起，最終也必然會被美國人民所廢棄，一如28年前蘇聯的制度，以及當時蘇聯人民的做法。

當下美國的處境，與28年前的蘇聯並無二致。

蘇聯為什麼會崩潰，有人將責任推到戈爾巴喬夫身上，回過頭看，所有人都可以説戈氏愚蠢，都可以認為自己比他聰明。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戈氏的決策並非獨斷專行，而是代表着蘇聯當局的主流看法，至少是壓到性看法，否則，獨立後的俄羅斯也不會再次“愚蠢”地接受美國經濟學家的推銷，採取目前已經成為笑柄的“休克療法”，即一夜之間完成私有化。

而且，當時向俄羅斯推銷“休克療法”的美國經濟學家們也絕非有意要搞垮俄羅斯，他們只是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水平，過高地估計了“新自由經濟學”的能力而已。

蘇聯崩潰的關鍵原因在於，其所謂的共產主義體制，與美國的民主-資本主義體制一樣，也是一個基於特定主張的制度，反應特定時期特定民意的制度，也是一個僵化的壞制度。面對已經發生變化的人民的新民意，社會的新矛盾，無法完成調整，去反應之和解決之。

事實上，戈爾巴喬夫所做的事，就是在努力去調整，去解決當時蘇聯的新矛盾。但是，調整最終卻滑向了徹底放棄原先的體制，即蘇聯式的共產主義體制。這個事實説明真正錯的不是戈爾巴喬夫，而是當時蘇聯的體制，它已經太僵化了，無法接受調整，無力面對和解決當時蘇聯社會的主要矛盾。某種程度上，戈氏成了蘇聯僵化體制的替罪羊。

蘇聯社會當時主要矛盾是什麼？是不公平，由財富分配極度不均所體現出來的極度不公平。這種不公平體現在兩個層面，國內層面和國際層面。在國內層面，是蘇聯民眾相對蘇聯特權階層的不公平。普通民眾所面對的是物資短缺，社區商店空空如也，而特權階層卻可以憑藉操控計劃分配的指令，而生活富足，甚至極度奢華。在國際層面，則是蘇聯人民的貧窮對美國、西德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的富足。

有一種很流行的觀點，將蘇聯的問題歸因於物資短缺，事實上，單純的物資短缺並不一定導致不公平。如果蘇聯的特權階層的生活也象老百姓一樣短缺，如果當時其他國家也象蘇聯一樣短缺，蘇聯人民是感覺不到短缺，感覺不到不公平的。因此，蘇聯的問題並非一般的短缺，而是隻是蘇聯老百姓的短缺，但蘇聯老百姓之外的人卻不短缺。即蘇聯問題的關鍵並非短缺，而是不公平。

事實上，不公平成為蘇聯社會的主要矛盾，並非在戈爾巴喬夫時代才出現。戈爾巴喬夫之前，蘇聯當局也試圖做出種種努力，去解決這一問題，當都毫無成效。戈氏所做的事，只是在延續這種無果和無望的調整。

那麼蘇聯的體制為何僵化？答案是，它切斷了自己與人民的聯繫，不去直接反應民意。在蘇聯的體制中，它的決策是自上而下的，集權的，是沒有人民的地位的，人民是完全的被動者，政府指令的接受者。這個系統無法接納和包容民意，無法把民意轉化成政策。

問題又來了，為什麼蘇聯體制如此忽視和漠視人民？膚淺者會想當然地歸因於馬克思共產主義。但是，共產主義並非馬克思主義的最重要部分，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目的。馬克思主義的最重要部分是什麼？馬克思的目的又是什麼？是反資本主義，是建立“人本主義”，而共產只是反資本主義，實現人本主義的一個手段。儘管將共產當作反資本主義和實現人本主義的最好甚至唯一手段，的確是馬克思之失，但這還不足以成為蘇聯建立隔絕人民的僵化體制的主要理由。

共產主義之於蘇聯，主要是俄羅斯，只是一個抽象理念和概念，儘管可以帶來新鮮活力，但並不足以成為蘇聯體制的基石。蘇聯體制的基石不是別的，正是以俄羅斯為主體的蘇聯加盟國的歷史和傳統政治文化。

在俄羅斯的歷史中，在俄羅斯的傳統政治文化中，從無尊重人民的歷史，從無尊重民意的理念。但是，造成這一局面的根源並不在俄羅斯歷史上的統治者的殘暴，儘管他們大都的確很殘暴，而是在歷史以來的俄羅斯人民，普遍缺乏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生活習慣和生活理念，更缺乏中國傳統所固有的心性獨立和心性自由的意識。

二

回過頭來看當下的美國。美國社會當下所面臨的主要矛盾一如當前的蘇聯，也是不公平，由財富分配極度不均所體現的不公平。由此可見，蘇聯共產主義與美國資本主義，並非如一般人所想象，是截然不同的兩條道路，而是在本質上相同的一條道路，都殊途同歸地製造不公平，製造嚴重的不公平。

不公平在當下的美國成為主要問題，成為美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在什麼時候出現的呢？是2008年，沒錯，次債危機之後。

次債危機撕掉了美國的底褲，讓真實的美國暴露於世，不僅對外國人如此，對美國人自己也是如此。次債危機之前，美國是公平而普遍富足甚至普遍土豪的美國。次債危機之後，人們才發現美國只是一個1%的人富足甚至土豪，而99%的人卻不富足，甚至貧窮的美國。

於是，美國人民不幹了，2011年他們發動了“佔領華爾街”運動，大罵華爾街是騙子一條街。同時，2014年左右，揭露當下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財富分配不均的《21世紀資本論》成為西方世界，乃至全球的暢享書。然後，美國人讓世人大跌眼鏡地選了一個反美國政治傳統的超級土豪做了總統。這些情緒和事件最終彙總為一個潮流，被稱之為反政治正確的“民粹主義”。

在西方的語境中，尤其是在西方精英的意識中，“民粹”是一個十足的貶義詞，有點類似於中國的“義和團”，在內涵上又本質不同。“民粹”和“義和團”相同的地方有兩點。一是，都是來自民間的、老百姓的，對所遭遇的不公平的自發反抗；二是，都代表着傳統。

二者內涵的本質不同就在其所代表的傳統的不同。“義和團”所代表的傳統是中國傳統，“民粹”所代表的傳統則是西方傳統，或者説中世紀傳統。中國傳統是心性-道義傳統，而中世紀傳統則是基督教傳統。

“義和團”在中國之所以被嘲笑，尤其是被“精英”階層嘲笑，只是在於其對新技術的排斥，更相信自己內在的精神，以為自己的精神，以及以精神為支撐的肉體能夠抵禦八國聯軍的洋槍洋炮。事實上，相信自己內在的精神，輕視外物，輕視技術，正是中國傳統之精神內核，只是“義和團”的英雄們做的有點機械了。此後，中國正是憑藉這樣的精神，在技術明顯不利的條件下，終於趕走西方列強，獲得政治上的獨立。建國後，也是憑藉這種精神，我們建立了自己的完備的工業體系，搞出原子彈、氫彈。改革開放後，還是憑藉這股精神，中國讓自己的產品暢銷世界，迅速實現經濟的崛起，成為唯一一個僅憑貿易，不搞侵略，就晉身超級經濟體的國家。

因此，義和團之後至今，在對抗西方上，中國所取得的一系列勝利，無論是軍事上、政治上、還是經濟上，從根本上來説，還是中國傳統的勝利，不是任何外來的這主義那主義的勝利，也非這技術那技術的勝利。

如果概括性地總結一下，中國傳統精神的精髓有兩點，一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二是無限開放。

我們管離鄉背井到城市掙錢的農民叫“農民工”，這是不對的，更準確的應該叫“農民老闆”。但凡瞭解農民的人都知道，他們進城最不喜歡的就是進工廠當工人，掙錢不多不説，更重要的是缺乏自由，管束太多，讓農民很不適應。於是一有機會，進城農民更願意去做沒有人給自己下命令、定規矩的職業，譬如走街串巷收廢品，街頭擺攤賣小吃水果，拎個錘子搞家裝；一旦積累了經驗、技術、資金，農民們也更願意自己開店開場，哪怕經營非常之辛苦，規模非常之微小。

為什麼讀書很少，甚至不讀書的中國農民，更願意去做自己承擔一切風險的老闆，而非包吃包住無風險的產業工人。原因無他，傳統精神傳統教育使然，而傳統精神傳統教育的內核就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最典型的話就是“不吃饅頭爭口氣”，“你要爭氣”，“你咋不爭氣”，這是世世代代以來，每一箇中國人在孩提時代必然會收到的來自父母長輩的告誡，也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

現代人一提到“開放”、“封閉”，就想當然地認為是國家層面的事，社會層面的事，其實不然。從根本上來説，是個人層面的事。真正的開放是心態、心靈的開放，而心態、心靈開放的標準是你是否真正考慮別人的感受，你是否把別人當成和是和自己一樣的人。就這個標準而言，在至今的整個人類文明史中，唯有傳統的中國做到了真正的開放，因為唯有傳統的中國用“仁”，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來定義人。也唯有傳統的中國，世世代代以來，用“仁”，用正確地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來教育自己的子孫後代。

從字形上看，“仁”就是二人，其中一個人是你自己，另外一個人，則是你在這個世界上將會接觸到的每一個人，包括你的家人，你的同鄉，你的同胞，以及全天下其他的任何一個人，總之，“仁”就是你和你之外的任何一個人，仁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二人”何以為“仁”，因為，“仁”的意思就是，你應該把你之外的任何一個人，看成和你一樣的人，你的心要和他們的心相互感應，要考慮他們的感受。

充分接納別人，充分考慮別人的感受就是“仁”，只有“仁”了，才是人。否則，把自己與別人割裂開來，不考慮別人的感受，就是“麻木不仁”，就不是人。“麻木不仁”本來是醫學術語，是説你的身體器官麻木了，失去了感覺能力，“不仁”就是不能去感覺、感知了。

“仁”就是開放，是真正的開放，也唯有仁才是真正的、無限的開放。對於仁，對於這種開放，中國還有一個比較通俗，比較民間的説法，是“將心比心”。

中國人的以“仁”為內核的開放精神，還體現在對人，尤其是對陌生人的稱呼上。在當今世界，唯有中國人以家庭成員的稱呼，去稱呼一個陌生人。譬如，對於同年齡段的人，一律以兄弟姐妹相稱，對與父輩年齡的人，一律以叔叔、阿姨相稱，對年老人一律以爺爺奶奶相稱。即便對於不同膚色，不同民族的陌生人，一位中國父母也依然會對孩子説，這是小哥哥、小姐姐、叔叔阿姨爺爺奶奶之類。

前不久，有媒體將英國女首相稱之為“梅姨”，梅姨聽了以後，非常開心，欣然接受。在感到温暖、親密的同時，想必梅姨也一定很驚訝，和自己沒有任何血緣關係家庭關係的中國人怎麼叫自己姨。

中國人為什麼用家庭稱謂去稱呼全天下人，原因無他，在中國人心目中，全天下的人，都是和自己家庭成員一樣的人，真真正正地把天下，把世界看成一個大家庭。從這個意義上來説，每一箇中國人都具備家天下的情懷，用現在的話説，都是世界主義者。事實上，家天下比世界主義要深刻地多，真實地多。同時，在全球隔離主義橫行的當下，中國人發自內心的家天下情懷彌足珍貴。

回過頭，來看看當下西方民粹主義所代表的中世紀傳統是一個什麼樣的傳統。恰恰與中國傳統相反，中世紀傳統的特徵也可以概括為兩條，一個是不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依附依賴性，另一個就是封閉性。

從中世紀至當下，西方民眾的精神一直存在嚴重的依附依賴性，缺乏中國傳統所一直倡導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中世紀是一個基督教時代，而基督教的核心思想是無限地信仰上帝，無限地信賴和依靠上帝。唯有上帝才具備獨立性，而人是沒有任何獨立性而言，人唯有信仰和依賴上帝才可以獲取獨立。正是在這種嚴重依附依賴的宗教思想之下，中世紀的歐洲也採用了嚴重依附依賴的政治和經濟形態，農民依附於領主的“封建”的政治和解決形態。

現代人對中世紀歐洲政治和經濟形態的最大誤解是，他們之所以採用這種形態，農民之所以依附於封建領主，完全是以領主為代表的統治階層的暴力壓迫所致。用馬克思的話，是階級鬥爭所致。領主統治階級的暴力壓迫固然的確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這一局面的造成，從根本上還是取決的農民自身，他們缺乏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具備嚴重的依附依賴性。

從人口數量上來説，領主的人數是極少數，可能連1%都不到，如果，當時的歐洲農民真的象傳統的中國農民那樣，具備強烈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1%的領主，即便再暴力，怎麼可能比99%的他們還暴力，如果他們起來造反，領主們將毫無反擊之力。如果單純地基於暴力，被統治的，成為農奴的將是1%的領主，而非99%的農民。

然而遺憾的是，中世紀的歐洲農奴們卻從未搞過任何一次像樣的起義，不是不能，而是不想。因此，他們的農奴地位從根本上來説，並非被迫的，而是自願的。與中國相比，這種差異是驚人的。歷史教材把秦末的陳勝吳廣起義當成中國農民起義的肇始，這是不對的，此前商湯反對夏桀，周武反對商紂，也都是農民戰爭，農民起義。也就是説，自政府在中國出現以來，農民起義就一直存在。也可以説，政府和農民起義在中國是同時出現的，是中國政治史的一體兩面。

瞭解這個事實以後，就可以知道，向在西方盛行的奴隸制、農奴制，絕不可能在中國歷史中出現。但是，難以置信的是，中國的歷史教材卻偏偏把中國的歷史分成什麼奴隸階段、封建階段，這些作者簡直是歷史白痴。

然而，在中世紀後期，西歐卻突然出現了一股新思想，這種新思想一方面開始倡導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另一方面呼籲民眾起來造反。這一新思想最開始是由一小部分商人所帶來，經由意大利商業繁榮，然後引發“文藝復興”，再到由德國人所引發的新教改革，然後是哲學革命，最後匯聚為19世紀的“啓蒙運動”。也正是在啓蒙運動精神的指引下，歐洲終於爆發了一次像樣的農民起義，更準確地説是平民起義，叫“法國大革命”。

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被成為“現代文明”的東西逐漸得以在西歐形成，其主要構件有兩個，一個是政治上的民主主義，一個是經濟上的資本主義。

值得注意的是，西歐現代化的過程，或者説現代文明的產生過程，其起點是商業，最初是由一小撮不起眼的商人所帶來。商人帶來了商業繁榮這叫“商業革命”。商人聚集在一起成為城市，叫“城市革命”。

最初的商人都是販賣者、搬運工，他們自己並不生產商品，而只是把商品從生產地到市場地進行搬運和販賣。就西歐中世紀時期的整個世界而言，西歐是一個貧瘠和貧窮的地方，那麼並不存在值得販賣和搬運的商品，當時西歐商人做主要販賣和搬運的商品是來自歐洲之外，其中最主要的貨源地則是中國。

為什麼西歐的商業首先在意大利興起，進而所謂的“文以復興”也在這裏出現，原因無他，就是這裏的水上交通更方便，更容易直接和間接接受來自中國的商品。也正是在中國商品的影響下，以致在當時的西歐人心目中產生一種觀念，一種圖景，遙遠的中國是一個富裕的天堂，是一個財富之源。

正是在這種觀念和圖景的支撐下，元朝時期，意大利的馬可波羅，不遠萬里，從陸路來到中國，留下了一部《馬可波羅遊記》。無論馬可波羅是否真的來過中國，但《馬可波羅遊記》卻可以代表當時歐洲人對中國真實看法。

明朝時期，就在整合下西洋不久，哥倫布同樣為追尋中國的財富，將生死置之度外，破天荒地要西行，從海上繞地球一週，到達中國。正是在前往中國的途中，哥倫布遇到一個“新大陸”，正是在這個大陸的北部，後來成立了一個國家，叫美國。目前這個新國家的新當選的老闆總統，正在謀劃要與中國打貿易戰。

從這個意義上，美國也可稱之為中國的孩子，沒有中國存在，西歐人也絕不會想到去冒險橫穿太平洋，也就不可能發現和移民美洲。

中國為哥倫布所提供的，並不僅僅是精神動力，還包括實實在在的航海技術，包括航海新理念，以及具體的航海技術，甚至直接包括航海圖。在哥倫布出發前，他手裏是拿着一張全球航行的航海圖的。那麼在當時的世界，誰有能力畫出這樣一張航海圖，唯一的可能是來自中國的鄭和船隊。哥倫布西行跨洋中國之行，恰恰是在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的50多年之後。正是基於哥倫布手中的航海圖，英國的海軍軍官，也是航海圖的發燒友孟席斯合理考證和推斷，哥倫布的海圖和航海理念和知識，不僅直接來自鄭和船隊，而且，鄭和可能實際上已經達到美洲。

以獨立自由為內核的西方現代文明是與商業繁榮，以及由商業繁榮所帶來的經濟發展同時出現的，這一歷史現象給現代歐美人造成很大的誤解，錯誤地認為，現代文明是由商業孕育的，由經濟孕育的，於是在現代的西方形成一股強大的商業崇拜和經濟崇拜。

獨立自由精神與商業同時出現，並不能説明商業是獨立自由精神的製造者。那時的歐洲商人，連有形的商品都不會生產，而只會販賣和搬運，更不要説去生產比有形商品難一萬倍的獨立自由的精神了，以及建立於其之上的現代文明瞭。象有形的商品一樣，也是和商品一起，獨立自主的精神，也是經由商人們販賣和搬運至西歐。

然而，在當今歷史研究中，卻只注意到中世紀西歐商人對商品的販賣和搬運，卻忽視了他們對精神和思想的販賣和搬運。錯誤地認為，這些新精神新思想是由商人們所創造，因為商業的繁榮，以及經濟的繁榮是發生在西歐，於是，就錯誤地認為，這些伴隨這商業的興起而出現的新精神新思想，以及由這些新精神和新思想所推動的西歐社會學術的變革和社會的變革，都是內生於西歐，是西歐天才們的創造和發明。

儘管商業的繁榮是由西歐的商人所推動，但是，他們經營的商品卻並不來自西歐本土，而是主要來自遙遠的中國。同樣，那些和商品一起被搬運至西歐的新思想新精神，其來源地也只有一個可能，那就是中國。

因此，從文藝復興，到基督教的新教，到西歐的近代哲學，再到啓蒙運動，以及法國大革命，其精神內核與中國自古以來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和仁愛精神，並無二致。整部所謂的西歐近代哲學，不過是對中國儒家思想這麼課程的學習筆記。當然近現代西歐社會中的儒家思想與中國的儒家思想還是有明顯差別的，差別就在於，西歐人對儒家思想的學習，對中國文化的學習，由於主要是基於二手資料，甚至三手四手資料的學習，這些資料主要經由商人之手，而且多次轉手，甚至有些資料還經由阿拉伯商人之手，因此，他們的學習成果是很不到位的，很膚淺的。

也正因為這些資料不是一手的，是多次轉手，甚至經由阿拉伯商人之手，在加上西歐人的虛偽，故意掩蓋和毀滅資料的真實來源，以將思想的版權歸之於己，導致，西歐人並不知道這些資料的真實來源地是遙遠的中國。而對現代的歷史研究來説，有形的物品的追溯和考證相對比較容易，而對無形的精神和思想的追溯和考證就比較難，以致現代人以訛傳訛，現代文明為何在西歐出現和興起仍然是“未解之謎”。

也就是説，以資本主義、民主主義、科學為內核的現代文明並非是西歐社會內生的，更非什麼西歐思想天才們的創造和發明，而是經由商人，與商品一起從中國傳入的。更準確地説，現代文明是中國傳統思想與西歐中世紀實際相結合的結果。一方面，它相對西歐的中世界傳統，是反傳統的，是革命的、嶄新的。另一方面，也正是被混入了西歐中世紀因素，現代文明與原汁原味的，正宗的中國傳統思想又有本質不同。

因此，現代文明實際上是一種懸空的中間狀態，這種狀態是極度不穩定的，非常類似與當年印度的佛教。佛教和現代文明一樣，也是受中國傳統精神的影響而產生的，是中國思想和當時印度文化的結合體。由於接受來來自中國的新思想，因此佛教對當時的印度而言，是一種反傳統的新思想，但對中國而言，由於結合了印度元素，也是一個異類。正是因為佛教是印度和中國思想的混合體，一度它風彌中印兩地。但也正因為它是一個不中不印的混合體，處於懸空的不穩定狀態，也最終被中印兩地拋棄，尤其是印度，從13世紀以後就徹底消失，沒有再留下任何痕跡，以致現代的印度人寫佛教史時，不得不從印度以外，尤其是中國找資料。

很多人不理解，為什麼佛教在其產生地印度很早就徹底消失了，反而在中國一直到現在還有餘存。答案其實很簡單，佛教的最核心思想的產生地並非印度，而是中國。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並非完全的進口，而是出口轉內銷。現代文明從西歐傳入中國也是如此。

作為懸空的、折中的、兩不靠現代文明，也一定是高度不穩定的，註定難以長久，而只是一種過渡，一定會象佛教一樣被拋棄，被中國和西方所拋棄。也就是説，整個現代文明註定會崩潰，這是我預測美國的政治制度會崩潰的更深層的基點。

三

總之，放在一個更長的歷史框架來看，以資本主義、民主政治，以及科學為內核的現代文明，對於西歐是一個反傳統的新東西，事實上，現代文明在西歐（包括美國）主導性地位的確立，只是19世紀後半期以後的事，到現在不過100多年。而且更重要的是，現代文明在歐美社會內部的傳播，是一個自上而下的緩慢過程，至今，真正信仰現代文明的只是社會上層的極少數的精英，而對普通民眾，其更主要的信仰依然是傳統的基督教，保留和延續着中世紀傳統。

在普遍受到西方學術思維和學術範式的影響下，現代人考慮問題的方式變得極其淺薄，習慣於用標籤式抽象概念和理論去判斷社會和歷史。譬如把歐美社會説成是現代文明，是資本主義，把蘇聯和中國説成是共產主義，事實上諸如現代文明、資本主義、共產主義之類只是一個標籤，遠遠不足以反應社會的複雜性。社會的決定力量絕非是浮在表面的這些標籤，而更是其歷史和文化。

實際上，諸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共產主義、科學之類的這些東西，都可劃歸為現代文明，是現代文明的元素。而現代文明對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社會都是一個新生事物，對中國如此，對蘇聯如此，對歐美也是如此。萬萬不可把西歐當成現代文明的創生地，萬萬不可把歐美社會的整體當成是現代文明，萬萬不可把現代文明當成人類社會之必然，萬萬不可把當今世界的現代化過程當成是一個現代文明由西歐逐漸向其他各地的傳播過程。

當今世界的每一個國家，每一個社會，在現代文明面前，不是一個有先後次序的線性序列，而是一個基本同時引進的並行序列。就世界整體而言，實際上是兩張皮，一張皮是現代文明要素，另一張皮是歷史傳統。對任何一個國家和社會也是如此，也都有這樣的兩張皮，中國如此，俄羅斯如此，印度如此，阿拉伯世界如此，美國、西歐也是如此。

在現代文明和歷史傳統的兩張皮中，現代文明要素只是浮在表現的那一張，而歷史傳統則是深入社會根基的那一張。對任何國家和社會而言，其決定力量的並非浮在表面的現代文明要素，而是處於社會深層的歷史文化。

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而言，諸如資本主義、民主政治，乃至科學技術，這些現代文明要素，只是其社會的表層，其內裏依然是繼承自中世紀的基督教傳統，也是兩張皮。但是，現代人，尤其是中國人，卻錯誤地把現代文明當時是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社會的全部，甚至是其本質。這是大錯特錯的。

19世紀下半開始的全球現代化過程，也並非一個現代文明單兵突進的過程，並非一個現代文明戰勝和替代歷史傳統的過程，而是一個現代文明和歷史傳統衝突和並存的過程，只是在21世紀之前，現代文明的歷史佔優。

然而，21世紀之後，拐點出現，現代文明的推進越來越舉步維艱，而歷史傳統則呈復興之勢頭。這種逆轉典型地表現在三個社會的三種現象，一個是中東阿拉伯社會的恐怖主義，一個是中國的民族復興主義，一個是歐美社會民粹主義。這三大主義、三大現象的共同特徵都是迴向傳統。

為什麼從21世紀開始，現代文明開始式微，歷史傳統開始復興，原因在於，全球現代化150年的歷史證明，現代文明存在巨大缺陷，就是製造不公平，激起民怨和民憤。

人民一度認為，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兩條截然相反的路線，然而諷刺的是，蘇聯和美國的實踐事實説明，無論是向左的共產主義，還是向右的資本主義，最終結果卻都是製造不公平。而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都屬於現代文明的範疇，既然在現代文明中截然相反的兩條道路卻都指向不公平的同一個結果。如果我們尊重這一歷史事實，那麼只能得出一個結論，製造不公平是現代文明的本質屬性。

由現代文明所製造的不公平表現為兩個層面：國際層面和國內層面。國際層面的不公平主要通過殖民戰爭和國際間的經濟壟斷做造成，而國內層面不公則主要由特權操縱和國內企業間的經濟壟斷所造成。在前半段不公平主要體現在國際間，而後半段則主要表現在國內。當由現代文明所製造的不公平主要表現在國際時，獲益方主要是西方國家，而損失方則是非西方國家。這時西方世界的人民對現代文明是大家謳歌的，而到了後半段，當不公平主要體現在國內時，包括美國國內，西方世界的人民開始大叫了。

既然擁有最發達的共產主義制度的蘇聯已經倒下了，那麼擁有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美國還能走多遠。

本來我只想寫個短文，但是真要説透這個話題，勢必需要很大的篇幅，因此，一不留神，就10000多字了。儘管覺得半半拉拉，但是真的沒時間往下寫了，想必能耐心讀到這裏的也是少數。前面説的都是美國將會崩毀，無論有無對中國的貿易戰。下面想點一下，為什麼與中國的貿易戰將加速美國的崩潰。

美國當前問題的實質是不公平，而中國經濟模式的特質則是公平。與中國經濟保持密切聯繫將弱化美國的不公平，而與中國經濟相隔離則強化美國國內的不公平。這是我的基本邏輯。

為什麼説中國經濟模式的特質是公平，最主要的原因並非中國存在相當規模的國有經濟，而是在民營經濟部分，中國民營的經濟的特質就是公平。為什麼説中國民營經濟的特質是公平，原因在於中國民營經濟的模式是人民經濟模式。中國民營經濟的人民經濟特徵體現在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

在供給方面，中國民營經濟的供給主體是人民式的，而非西方世界的大企業式的。着在製造和零售業表現的很明顯。在製造業中，基礎力量並非大型企業，而是由密密麻麻個人化的微小企業所組成的產業集羣。在零售中，基礎力量並非大型超市，而是由密密麻麻的個人化店鋪所組成的小商品市場。之所以中國的在線零售絕對領先於全球，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國的零售模式是個人化的，這些個人化的店鋪更願意也更方便地搬到網上。因此，中國最大的電子商務商並非自己直接經營產品，而只是為密密麻麻的個人店鋪提供平台，這就是淘寶。

在需求方面，中國製造業所主要的服務對象是普通老百姓，是人民。普通老百姓最在意的是什麼？是價格，或者説性價比。於是，中國製造以不斷地降低價格，來服務人民，走進全球的千家萬户。

那麼為什麼中國的經濟是以公平為特質的人民經濟，象政治制度一樣，又是由中國的傳統文化特質所決定。現代經濟學最大的誤導是，認為存在與歷史文化，與道德無關的“純經濟”，這是西方經濟學膚淺和無知。從不存在什麼純經濟問題，任何經濟模式已經建立在其歷史文化的基礎之上。決定經濟模式的不是什麼純經濟制度，而是更深層的歷史文化。因此，中國的經濟模式與西方經濟模式之間存在本質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