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史是一部中西文明週期交流史，500年一週期，中國是主導_風聞

 蔡歷 蔡子曰 3月24日

“歷史週期率”問題，是中國特有的歷史現象，而且早在西周時期就已經被注意到。《詩·大雅·蕩》説：“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這是歷史週期率之雛形。

孔子對此也高度重視，他甚至專門收集資料進行研究。《禮記·禮運》：“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吾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最後孔子得出結論説：“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至此，歷史週期率已經成型。

孟子則直接為歷史週期率的週期進行了界定，指出歷史的循環週期是500年。《孟子·盡心下》：“由堯舜至於湯，五百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孟子·公孫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現在有一首流行歌曲叫“向天再借500年”，其數據就是來源於此。

到了西漢，董仲舒和司馬遷都對歷史週期率有所進一步發明。董仲舒提出了制度上歷史是“夏、商、周”周流循環的著名的“通三統”理論。司馬遷則這種歷史循環的內涵做了更進一步的説明：“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

歷史週期率實際上就是中國歷史上的朝代週期性更迭現象。在漢朝之後，這種朝代更迭規律依然在發揮着作用。又歷經了唐宋元明清五個朝代。

抗日戰爭時期，黃炎培與毛主席就歷史週期率問題進行過探討，希望能夠找到打破週期率的辦法。也正是在他們討論中，中國歷史上的這一現象才被正式命名為“歷史週期率”，並引起普遍關注。

總體來看，歷史週期率有三大特徵。第一大特徵是穩定性、連續性。中國的歷史總體上是連續的，存在內在的深層的穩定因素；第二大因素是變化性。中國歷史的連續性並非直線的、絕對的，而是曲線、的相對的。期間也是有中斷和變化，但是起主導性作用的，不是這些中斷和變化，而是歷史深層中的穩定因素。最終，內在的穩定因素又會把中斷和變化修復。第三大特徵則是變化週期性，變化和中斷是週期性發生，同時穩定因素對變化和中斷的修復也是週期性的，這樣，中國的歷史就是週期性循環的。

實際上孔子對這種歷史模式的分析已經相當深刻和精準，就是前面説的：“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孔子明確地將中國歷史決定因素分成兩類，一類就是“雖百世可知也”的內在穩定因素，這個是主導性的。另一類則是“損益”性的變化，這個是次要性的。

那麼中國歷史中的內在穩定因素究竟是什麼？答案就是“春秋大義”。《春秋》是我國的第一部歷史，但是，中國傳統卻一直認為，“春秋”的內核並不在歷史事實，而是在事實背後的“大義”。“大義”就是“義”、“道義”、“義理”。

瞭解中國傳統經學的人都知道，經學的內核不在文字、文章，而文字、文章所表達和承載的“義理”，經學也可以直接叫做“義理之學”。同時，在中國傳統看來，史學和經學是一致的，關鍵都在“義理”。

清朝的著名大儒，也是中國歷史上排的上號的史學家章學誠，明確提出了“史義（意）”的概念。他認為歷史的軸心是“史義”，記載歷史，也是以“史義”為中心，“史實”是用來呈現和承載“史義”的。章學誠實際明確了歷史的模式：史以載義（道）模式，或者説“大義模式”。

需要強調的是，章學誠所提出的“史義”概念，以及“史以載道”的歷史模式，並非思想創新，而只是自古以來就存在於中國的傳統歷史觀唸的總結。

總之，中國歷史中的內在穩定因素就是“道義”、“義理”、“大義”。

本文所關心的核心問題來了，中國歷史中作為內在穩定因素的道義是中國歷史所固有的，那麼，導致中國歷史發生週期性循環的變化性因素來自哪裏？

傳統上，將這種歷史的變化和朝代更替的因素歸因於天子、國君們的道德敗壞。認為，朝代之所以敗落，完全是天子的敗德、無道所致。到了西周，這種思想已經成為很系統的政治理念，可以概括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這種思想在《詩經》、《尚書》中有很多具體的記載。大意是，天子是上天選擇的，選擇的標準就是“德”。如果天子喪失了德，上天就會剝奪其天子之位，而重新選擇更有德的人。

秦漢以後，這種因天子失德、無道而導致朝代更迭的觀念被很好地繼承，一直在此後的歷史中居於主導地位。實際上，在黃炎培和毛主席在討論歷史週期率時，他們也是沿用了這一觀點。

但是，如果從全球範圍來看，全球歷史存在一個非常驚人的現象，就是當中國歷史因朝代更迭而發生週期性變化時，與當時的中國所對應的西方文明，也會發生高度同步的變化。也就是説，歷史的週期性變化，不僅中國存在，在西方文明的歷史中也同樣存在，而且，西方的歷史週期與中國的歷史週期高度同步。

不同是，中國歷史的週期性變化，是朝代更迭，而西方文明的歷史則更多地是文明的更迭。因此，整體上中國的歷史是連續的，變化的只是朝代、時代，但是文明、文化並沒有變。而西方的歷史則是間斷的，由一種文明躍升至另一個文明。

而且，通過考古資料，以及歷史記錄，可以發現，當中西文明發生週期性的同步變化時，中西文明之間是存在文明交流和互動的。因此，可以判斷，導致中國和西方文明發生週期性同步變化的因素，可能是同一個。這意味着，無論對中國，還是對西方，其歷史發生週期性變化的因素，更可能是外來的。

在對中西文明同步週期性變化的原因進一步分析之前，先來具體地瞭解一下人類歷史中所發生的中西文明週期性交流現象。

基於考古資料，並參照中國的文獻記載。我對5500年前以來，人類歷史中所發生的歷次中西文明交流，進行了仔細的梳理，並繪製了上圖（中西文明交流和歷史曲線圖）。從5500年前至1840年這5340年中，共發生了13次中西文明交流，平均445年一次。其中，公元前的週期稍長一點，500年一次，公元后的稍短一些368年一次。

實際上，可以識別出的最早的中西文明交流發生在8000年前左右，其重要的證據就是原產於中國的小米的西傳，其他的證據還包括，彩陶在中國和西亞的同時出現。

但是，可以確認，大約5500年之後，中西文明的交流才常態化、週期化。我稍微詳細地列舉其中的10次，從中國堯舜唐虞時期開始，以讓大家建立一個更具體的印象和認知。

第十次，堯舜時期至夏朝成立

這是正式的政府在中國出現的時期，堯舜之前中國沒有正式的政府。同時這個時期也是古兩河和古埃及文明中正式政府出現的時期，在此之前那裏也沒有正式的政府。時間在大約公元前4200年前至於公元前2000年之間。

政府包含三大元素：對和平的人間秩序的認知和維護，對權威的宗教式虔誠，暴力專制。可以簡稱為：秩序元素、宗教元素、暴力元素。自開始至今，政府都包含着這三大元素，只是不同要件的比例，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文明中是不同的。

但是，這三大元素並非在一個地方出現的，而是在三個不同的地方。秩序元素起源於東亞中國，宗教元素起源於西亞，而暴力元素則起源於中亞遊牧。文明的交流將這原本分佈在三個地方的東西得以融合在一起。這種首次大融合就發生在這一時期。其結果就是政府在中國和西亞的同時出現。

人類社會自身可以自然自發地維持良好秩序，這種理念起源於中國。在堯舜之前，中國就早已形成這樣的秩序。《周易 繫辭》説：“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説的就是處於這種秩序狀態的上古社會。

“結繩”和“書契”是契約的最原始的兩種形態，“結繩”是一對打着繩結的繩子，“書契”是一對刻有契齒文的木片或竹片。“結繩而治”就是“契約而治”。在政府出現之前，中國的上古歷史是一個漫長的契約秩序時代。

而在政府出現之前，西亞則是一個多神教社會，沒有獨立的人間秩序的概念，而只有神的秩序。中亞遊牧也沒有秩序的概念，而只有暴力和暴力掠奪。

只有契約秩序，不可能會有政府。只有多神教，也不可能有政府。只有暴力，更不可能有政府。唯有三者結合起來，才導致政府的出現。這就是堯舜時期中國發生的事情。同一時期，同樣的事情也在古兩河，即古埃及文明發生。

對古兩河文明而言，政府出現的最重要的標誌，就是成文法的出現。法律是用來維持人間秩序的，這對他們而言是個嶄新的東西。法律起源於契約。在中國的語言中，法律和契約的親密關係，依然被保留着。“法”就是“約”，“公約”。“約”就是繩子、結繩，也是契約。我在此前已經對“法”和“律”的甲骨字形做過詳細考釋，他們都直接來自契約機制，都是契約文字。

因為西亞缺乏契約實踐，也缺乏獨立的契約精神，因此，當中國的契約傳播至古兩河文明時，他們把契約多神教化了，從而就成為所謂的“法律”。在中國，契約是契約雙方之間的事，基於兩者的直接信任，即基於“誠”。但是，古兩河文明卻引入了一個具備絕對權威的第三方——神。他們把作為契約參與者共識的“公約”，説成是神的意志和指令。

古兩河最早的成文法是《烏爾納姆法典》，出現在烏爾第三王朝（約公元前2113-2006年）。最完整的則有後來古巴比倫的《漢姆拉比法典》。烏爾第三王朝對應於中國的堯舜時代，古巴比倫王朝則對應於夏朝。

同時，中國也對來自西方的多神教加以改造，形成具備一神教核心元素的“上帝教”，同時，將其邊緣化。中國的“上帝教”是後來的一神教的最初狀態。

第九次 商代夏

時間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中國出現商代夏，古兩河和古埃及同步出現朝代更迭。古兩河的巴比倫王朝被加喜特人摧毀，進入加喜特王朝。加喜特人是來自中亞草原的遊牧人。而且加喜特王朝的存續時間也與商朝高度一致。古埃及則進入新王國時代。

同時，雅利安人進入印度，亞該亞人進入希臘，出現邁錫尼文明，與加喜特人一樣，他們都有中亞遊牧背景。

中國的“上帝教”傳入西方，一神教開始在西方出現。包括猶太教、埃及新王國時期埃赫那吞搞的失敗的“新教”，以及印度雅利安人所信的婆羅門教。埃赫那吞宗教改革是一神化的，但卻失敗了。婆羅門教是一種準一神教，有着多神教的外表，但是其內在精神是一神化的。

同時，中國的商朝比夏朝在宗教上更虔誠了，更重要的是，出現了一種新的祭祀方式，就是以文字為祭品的“策祝”、“策祭”，而文字的形態就是甲骨文。顯然，甲骨文的出現是作為一種祭祀手段，而從當時的古兩河、古埃及引入的。

但這絕不是説，甲骨文本身對中國是一個全新的東西，全部外來。我在以前文章已經專門討論過從“文”到“字”的演變過程。甲骨文只是借用了古兩河的用符號表達語言的做法，但是在字形構造上，卻主要是繼承和借用了早已在中國存在的“文系統”，包括契約符號系統和易經符號系統，以前者為主。“文系統”直接表達“意”的獨立的抽象符號系統，與語言無關。

中國在“字”上的出現的確比古兩河為晚，但是，在“字”之前，中國所存在的成熟的“文系統”，卻僅僅為中國所有，而為古兩河所無。即中國有“文”有“字”，但是古兩河卻只有“字”，而沒有“文”。

上古中國的“文系統”才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獨立的抽象符號系統，而且為中國所獨有。“字”在古兩河的出現儘管比中國早，大約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中西文明交流和歷史曲線圖》中，處於第十二個次交流週期，但是，“字”並非最早的符號系統，“文”才是。只不過“文”是表達“意”的工具，但是，“字”下沉了一個檔次，是表達語言的工具。綜合各種資料，可以判斷，“字”在古兩河的出現，是中國的“文系統”西傳的結果。符號系統的理念和習慣來自中國。

第八次 周代商

時間大約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當中國發生周代商的朝代更迭時。西方也同步出現了類似的變化。古兩河的加喜特王朝被推翻，此後北方的亞述崛起，進入了亞述帝國時代。古埃及的新王國時代結束。古希臘的邁錫尼文明也在同期被終結。

整個世界都在遭遇新一輪的來自中亞東歐遊牧人的野蠻攻擊，同時也深受暴力的影響，此後政府中的暴力因素強化，專制形政府開始出現。最典型的就是以殘酷征服而著稱的，亞述帝國。中國周朝的暴力專制因素也明顯比夏、商為高，開國之初，周武王的親兄弟之間甚至自相殘殺，系統的封建制就是在周朝形成。

第七次 春秋

春秋之後，中國開始經歷“禮崩樂壞”式的空前社會劇變。周朝崩潰，而進入諸侯混戰的時代。在社會制度發生系統性崩潰的同時，新學術和新思想開始突發式的出現，而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盛況”。最後這個過程被秦帝國的出現而終結。

類似的變化也同步在西方上演，而且比中國還要慘烈，他們不是制度的崩潰，更非朝代的更迭，而是文明的徹底消失。古兩河古埃及文明，這兩個與中國並存了4000多年的文明，從此踏上不歸之路，最終徹底消失。同時，西方也出現了“諸子百家”的現象，不過已經不在古兩河古埃及了，而是在希臘和印度。新哲學和新的宗教理念出現了。

帝國作為新興的政治形態開始出現。帝國有三大特徵：一是重視普遍適用的法律，二是重視暴力，三是以國家為國王個人私產。波斯帝國的出現是帝國式政治形態成熟的標誌。然後又出現了三大帝國：亞歷山大帝國、印度的孔雀帝國，以及中國的秦帝國。

顯然，帝國式政治形態在中國的出現，是受當時西方的影響，主要是波斯帝國的影響。而全球範圍內“諸子百家”的出現，也是中西文明的結果。深入研究當時的各家思想，可以看到，希臘哲學和佛教的內核都來自中國的儒家，而中國非儒家之外的其他各家，其思想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西方元素，尤其是法家，明顯是受到了亞述-波斯文化影響的結果。

總之，中國的諸子百家以儒家為核心，而全球的諸子百家則以中國為核心。全球諸子百家只是中國諸子百家的放大。

第六次，兩漢之際，公元1世紀左右

三個新帝國同時形成：西方的羅馬帝國、連接中國和印度的貴霜帝國，以及中國的東漢。

中國的經學初步成形，印度佛教開始經貴霜帝國而傳入中國，西方則出現了基督教。當佛教傳入中國時，中國的經學實際上也影響了佛教。同時，基督教的出現顯然是受佛教和中國經學雙重影響的結果。

大乘佛教的出現，是印度再次受到儒家思想影響的結果，更強調佛教的“天下”性，更注重人的內在心性。基督教相對於猶太教，也是更注重內在的心性，更強調人對上帝的信仰和情感。同時，基督教的“基督”為“王”説，“道成肉身”説，顯然都是來自漢朝的經學，尤其是《春秋公羊傳》。

第五次，魏晉南北朝，公元五世紀左右開始

這是中國歷史上再一次面臨大混亂。最典型的事件就是“五胡亂華”，在北方遊牧的攻擊下，東晉政府慘敗，被迫往南方遷移，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南渡”。

羅馬帝國也同樣遭遇了遊牧人的攻擊，並導致了西羅馬帝國的崩潰。印度的笈多王朝也在同期因為遊牧入侵而崩潰。

在學術上，全球也發生高度一致的變化，都是更注重人的內在心性。中國出現了魏晉玄學，佛教出現了大乘有宗，基督教則出現了奧古斯丁主義。

魏晉玄學的目的就是反對漢朝經學中的“象數主義”、“文字主義”。“象數主義”認為，易經的根本在象數，即易經的八卦符號，易理根源於這些符號。這實際上是一種迷信的神秘主義。這樣的看法在整個經學中，就表現為“文字主義”、“章句主義”，認為經學中的“義理”，是本於這樣章句和文字的。魏晉玄學的最大貢獻，就破除了這種學術上的神秘主義，尤其以破除易學上的“象數主義”為代表。對此作出卓越貢獻的就是王弼，他提出的“得意忘象”的觀點，讓易學和經學的研究重心迴歸到“意”、“義理”。

而魏晉玄學的出現，是在佛教已經傳入中國的大背景下發生的，也是吸收了佛教更注重內心覺悟的理念。這就涉及到中西文明交流的相互性和反覆性。佛教本身是受中國的儒家思想影響而出現的，但是，當佛教傳入中國時，卻可以反過來影響中國，幫助中國破除新出現的迷信。

同時，佛教則再次接受中國思想的影響，而變得更進一步心性化。其標誌就是大乘有宗的出現。釋迦摩尼時代的原始佛教講“因、果”，整個世界都是“因、果”的流變。這個“因、果”非常類似於《易經》中的“陰陽”。但是，佛祖卻認為“因、果”流變是無常，無常就是苦。到了大乘時期，不講“因果”流變了，而講“空”。即“四大皆空”，佛教成為“悟空”的學問。但是，在中國的魏晉時期，一個新的佛教流派出現了，就是“大乘有宗”。

“大乘有宗”承認人內在的心性的存在，並以這種內在的心性為研究中心。不過他們不叫心性，而叫“佛性”。這一新興派別在印度佛教是非常邊緣化的，但是在中國卻大行其道。實質上，佛性論的出現，就是受中國心性論的影響的結果，當然也出現了異化。

中國心性論不僅影響了當時的佛教，而且影響了基督教。作為基督教神學基石的奧古斯丁主義，就是受中國心性學影響的結果。奧古斯丁之後，基督教的神學體系才真正成型。奧古斯丁強調兩點，一是上帝的絕對的善，可以概括為“神善”，或“神本善”，對應於中國儒家的“性善”、“性本善”。二是，人應該對神發自內心的信仰。

具體到神學設計上，奧古斯丁反對“事功救贖説”，而堅持“上帝預定論”。人能不能得救，並不受到其外在的事功的影響，而是上帝已經預定好的。這一看似嚴酷的神學設計，實際上逼迫人將對上帝的信仰化為內在的，而不能僅僅將上帝看成一個得救的工具。在將上帝內在化的同時，也就是將上帝之善內在化了。因此奧古斯丁實際上是基督教版的孟子。其實理論實質與孟子相通。

第四次，唐末、五代十國，公元八、九世紀

有人認為，五代十國的軍閥干政時期，是秦漢之後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我同意。但是，如果放眼全球，當時陷入黑暗的不僅是中國，而是全球同此黑暗。這個時期，是一個全球大黑暗時期。

當時的世界已經成三足鼎立之勢：東方的儒家中國，西方基督教西歐，中間大片是伊斯蘭，包括西亞北非、南亞印度的大部、以及正在伊斯蘭化的中亞。導致這次全球性混亂和黑暗的，依然是主要是中亞遊牧，這次是突厥人。

7、8世紀後，伊斯蘭的擴張動力已經不是原來的阿拉伯遊牧了，而是被新加入的中亞遊牧所替代。主導阿拉伯世界的，不是原來的阿拉伯人，而是新加入的突厥人。表現上是，突厥人伊斯蘭化，而實質則是，突厥人利用伊斯蘭教這個平台，向世界擴張。突厥人的加入，也改變了伊斯蘭教本身。

同時，中亞突厥向西、南、東三個方向擴張。向西是攻打殘存的東羅馬帝國，即拜占庭帝國，以及歐洲，向南則進入印度，向東是攻擊中國。在西線和南線，突厥人都加入了伊斯蘭教，以伊斯蘭教為平台。東線的則沒有。

正是突厥人的滲透，導致伊斯蘭世界暴力傾向進一步升級，軍人干政盛行。事實上，由於突厥的擴張是全球性的，也導致這種一狀況全球化。

當時的西歐，只是世界的邊緣，在經濟和文化上都是落後的。儘管如此，依然遭遇了突厥阿拉伯人的攻擊。事實上，當時的西歐遭遇三股力量的攻擊，除阿拉伯人之外，還有馬爾扎人和北歐海盜的維京人，其中遭遇維京人攻擊最為慘烈。因此，現代歐洲歷史將這西歐的這一時期稱為“維京時代”。但是，無論維京人，還是馬爾扎人，顯然都是受了中亞突厥的影響。這也是所謂的“黑暗中世紀”的起點。

在文明交流上，最突出的是，中國文化通過中亞遊牧而西傳。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紙的西傳。其實除了紙之外，還有更重要的儒家思想。中國的儒家思想傳到阿拉伯世界後，就成為他們的新哲學。其中有兩位當時最為著名的哲學家，直接來自中亞，一位是法拉比（872年- 950年），另一位就是更著名的阿維森納（980-1037）。這兩位的出生地都是與中國毗鄰的中亞。在唐朝時那裏是中國的附庸國。在文化上顯然都受到中國的教化。

現在中國的民間學界開始懷疑古希臘哲學的真偽問題。實際上古希臘哲學的最先出現不是在西歐，而是在阿拉伯，西歐人也是通過阿拉伯人才知道希臘哲學的存在。是阿拉伯人先對其進行重視，並進行解釋。但是，尤為重要的是，後來的西歐的研究指出，阿拉伯對希臘哲學的詮釋是加入了新思想的。而這些新思想，其實就是來自中國的儒家思想。

現在可以確認的是，當時流入阿拉伯的不僅僅有希臘哲學，而且還有中國的學術。但是，在當時所謂的阿拉伯哲學中，最前沿最革命性的新思想，其實都是來自中國。當時的阿拉伯哲學家也正是用來自中國的新思想，對希臘哲學做了重新的詮釋。現代的西歐人往往將阿拉伯説成是西歐與希臘哲學之間的中介，其實是中國和西方的中介。

西歐則是通過阿拉伯才知道希臘哲學的存在。顯然，經過阿拉伯傳入西方的實則是中國化的希臘哲學。因此，才導致西歐的思想當時出現革命性變化。而開始用“理性”去證明上帝的存在。從而形成了以托馬斯阿奎那為中心的“經院哲學”。

同時，在進入黑暗的封建時代的西歐，這時出現了一個新的職業羣體，就是獨立商人。這也是後來資本家的前身。商人羣體在最初，居於很邊緣的地位。但是隨着商業的發展，他們開始成羣聚集，成為城市中獨立的商人區，甚至獨立的商人城市。商人階級逐漸崛起，並最終成為社會中的重要和主導力量。這對西歐的近現代化非常重要。仔細深入研究可以發現，歐洲獨立商人羣體的出現，更可能是受到中國的商人的影響。因為，那時，唯有中國存在獨立的商人羣體，獨立的商業職業。

在當時的世界，商品的主要來源地主要有兩個，一個是中國，一個是印度，歐洲是沒有什麼拿得出手的商品。從根本上來説，當時歐洲的商人是以經營中國的商品為業的。這是後來為什麼意大利的威尼斯商業最為發達的原因所在。優越的地理位置，讓威尼斯成為中國商品在歐洲主要入口。中國的商品經由阿拉伯或拜占庭，然後再經過威尼斯進入歐洲。後來直通中國的海上航線被發現後，威尼斯便迅速衰落，則從反面證明這一點。

第三次，蒙古人建立橫跨亞歐的大帝國，元朝，公元十三世紀

這次的主角依然是中亞遊牧人，不過換成了蒙古人。蒙古人所建立的橫跨亞歐的大帝國，讓中國和西歐第一次直接發生了聯繫。其中的標誌性事件就是馬可波羅的來華。

馬可波羅之所以不畏艱險，從陸路去中國，因為此前通過經營中國的商品，威尼斯人早已知道中國的存在，認為那裏是一個財富之都。

毫無疑問，蒙古人的行為，進一步加快了中國和西歐之間的文明交流。我認為這是所謂的“文藝復興”的真正原因。有一位英國退休海軍軍官叫孟席斯，處於對航海海圖的興趣，他開始研究早期航海史。他的結論是驚人的，在哥倫布決定要發現直通中國的新航線時，他手中是拿着已經畫好的航海圖的。那麼當時誰有能力和資格畫這種全球性的航海圖，答案是中國明朝的鄭和船隊。

進一步，孟席斯還認為，是鄭和船隊到達了意大利，並且帶來了以《永樂大典》為中心的中國文化，從而引發意大利出現“文藝復興”。其實“文藝復興”的出現是在鄭和下西洋之前。不過，孟席斯的基本觀點是沒有問題的，中國文化的傳入是文藝復興的重要原因。不過不是通過海路，而是主要通過陸路。這以過程早在鄭和下西洋之前就開始了。

第二次，鄭和下西洋，西歐大航海，西歐直通中國海路的發現

現代西歐人在鼓吹所謂的“大航海”時，卻對兩個基本的事實避而不談。一個是，哥倫布決定航海冒險的時間距離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僅僅60年。另一個是，哥倫布航海冒險的基本動因，就是開闢直通中國的新航線。這意味着，西歐“大航海”無論在是航海理念和技術上，還是大冒險的基本動力上，都是來自中國的影響。

中國和西歐之間的文明交流並非從“大航海”之後才開始，但是，直通中國海路的發現，的確大大加快了中國和西歐之間的文明交流。除了商業之外，還有另外一種形式，就是傳教士。

“文藝復興”所帶來的新文化，再加上教會的腐敗，兩種因素疊加，導致基督教的“新教革命”出現。所謂的“新教”，其實不過是基督教的再一次“心性化”運動，更強調信仰的個人性、內在性。表面上是迴歸奧古斯丁主義，而實質則是西歐再次受到中國心性文化影響的結果。因此，“新教”與奧古斯丁主義還是有根本不同的。“新教”更強調去“中介化”，認為每個人都可以直接與上帝溝通，可以自主地去信仰上帝，而無需教會的中介。

為了抵禦“新教”，天主教會決定發展新地盤，這個任務就交給了一個叫“耶穌會士”的新團體。於是，耶穌會士就開始隨着商人，坐上大船，沿着新航線而進入中國。此時正值中國的明清之際。

就傳教的目的來説，耶穌會士是失敗的，甚至是適得其反的慘敗，因為，當他們將中國文化的資料傳回西歐時，卻意外地引發巨大熱情，更多的西歐人感興趣的不是如何讓中國信仰基督教，而是如何讓歐洲變成中國的樣子。而中國的文化是非宗教的，價值觀和社會秩序都是立足於人自然屬性，立足於人的心性。因此，歐洲不僅再次經歷一次心性化運動，而且這次的心性化還是完全脱離昔日的宗教系統的。因此，最終西歐推翻了上帝，拋棄了宗教，形成了所謂的“現代文明”。

西歐的近現代化過程，是以學術為核心展開的。事實上，也正是在這個時候，西歐，包括整個西方，逐漸開始有了真正獨立的學術，此前的學術都是依附於宗教的。包括他們極度謳歌的希臘哲學。他們也管自己的學術叫“哲學”，就是現代被中國學術界成為“西方近現代哲學”的東西。

仔細研究就不難發現，所謂的“西方近現代哲學”不過是對中國心性學，尤其是對宋明理學的學習筆記，而且學的不太好。西方近現代哲學不過是異化的，甚至有點偽劣的心性學。儘管如此，西歐還是藉此以“啓蒙”，而大膽地否定了基督教，進行自認為很光明的“現代文明”。

同時，這次文明交流，還影響了中國。現代中國和西歐都忽略了彼此的影響。西歐思想對中國的影響，集中體現在對明末清初儒家的影響，著名者如顧炎武、黃宗羲、王船山等人。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中的限制君權的“民主”思想，實際上就是來自歐洲的傳教士，但卻被現代人説成是思想創新。王船山、顧炎武的所謂新思想，也都是如此。

更為重要的是，在明朝亡國、清兵入關的壓力下，清初大儒更加羨慕西歐的不講道義、義理，而只注重實效的文化。於是，他們開始明確地反對偏重義理、心性的宋明理學。這一幕極具戲劇性，當西歐人擁抱中國的宋明理學時，清初的大儒卻在極力拋棄。

最終，清儒將“實學”的精神，引入學術之中，他們決定以實證的文字考據，繞開宋明，直指兩漢，企圖恢復漢學，以及恢復真正的孔孟之道。

從學術上來説，清朝考據學實際是包含着西方文明要素的，這是這種因素，導致一心復興經學的清儒，實際上缺乏對經學的真誠的尊重。這讓看似嚴謹的清儒，實則非常輕率、輕浮，憑藉文字考據，而動輒否定中國傳統的經典。説這部書是假的，那部書是假的。

清儒的這種輕率、輕浮在晚清的康有為身上表現的尤為卓著。他們“名著”《心學偽經考》直接説王莽之後的《五經》全部為偽造。這本書出版三年之後，甲午海戰爆發。在當時特殊情況下，中國人對《五經》的信心驟然崩塌。辛亥之後，孫中山臨時政府的臨時教育部長蔡元培宣佈，廢止讀經。

因此，中國文化信心的崩潰，實則為西方文化兩次入侵的疊加結果。第一次是和平的傳教帶來的，第二次才是鴉片戰爭之後。

第一次，鴉片戰爭

目前鴉片戰爭不過180年，此前的平均文明交流週期為445年，公元之後的要短一點，也為368年。因此目前依然處於這次文明的交流週期之後，尚不能下結論。

同時，按公元之後的文明交流週期，現在恰恰處於這次交流中期的中點。剛剛結束上半段，進入下半段。從中西文明的當前態勢看，也正在面臨巨大的反轉。

過去的180年，中國迫於亡國滅種的壓力，最終徹底否定了自身的文化，以日本為中介和模板，而引入了“全盤西化”的“新文化”。新中國成立後，尤其是改開後至今的40年裏，中國迅速實現了經濟的崛起。目前，不僅亡國滅種的壓力已經解除，而且中國也由昔日的弱國，迅速晉身為世界唯二的新列強。昔日的西歐列強，在中國面前已成“列弱”。

中國發展重心正在發生轉移，由重視硬經濟實力，而轉向重視文化自信；由經濟崛起轉向文化崛起。當前中國思想的最前沿，是歷史反思和文化反思。不僅重新認識和反思自己的歷史和文化，也在重新認識和反思西方的歷史和文化。

180年之後，在中國面前，歐美失去的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優勢，而且還有文化和制度上的。在歐美內部，貧富差距二戰以來再次戲劇性的加大，這引發普通百姓的普遍不滿。開始出現反對歐美主流價值觀，反對“政治正確”的“民粹主義”。

可以預期的是，下一個180年，中國將向自身文化的迴歸，而西方則會再一次地向中國靠攏，正如過去歷次文明交流中所發生的那樣。

最後做一個簡短總結。

從5500年前以來，人類的歷史是一部中西文明的週期交流史。平均週期為445年一次，其中公元前500年一次，公元后368年一次。

在歷次文明交流中，儘管交流是相互影響的，但是，卻是以中國為主導的。在每一次文明交流週期中，中國先是受西方文明影響，偏離自身的文化，而後又會努力迴歸。因此，整體而言，中國文明是循環的。

西方文明則不然，每一次文明交流，都是一次向着中國文明的躍遷。因此，西方文明整體是一個階梯式上升過程，不斷前進的過程。但是，西方不斷前進的總方向，不過是中國文明的起點。當然中國文明的起點已經包含着中國文明的核心要素，正是這些要素支撐着中國歷史永恆性延續。這個永恆性的核心要素就是“道義”、“義理”、“大義”。

在5500年前，人類文明已成三足鼎立之勢，但是三者獨立存在，但是，此後卻開始週期性交流和融合。這三大塊分別是：東亞的中國秩序文明、西亞古兩河的宗教文明、中亞遊牧的暴力文明。推動這種交流週期性發生的，是中亞遊牧的週期性擴張。中亞遊牧週期性擴張的原因，可能在人口增長。草原的人口承載能力遠比比農業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