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會用智能手機的人，還有5個億_風聞

作者 | 南風窗高級記者 何承波

幾天前，浙江台州一位貨車司機在公路上遇見了一位打招呼問路的大爺，大爺抱着鍋碗瓢盆，從安徽來，準備去台州黃巖區投奔親戚，他沒法查導航，也沒有手機，現在正徒步趕路，他問司機還有多遠到城裏。

大爺的故事，經自媒體平台傳到網上，成了一個現代奧德賽的傳奇故事，説大爺沒有健康碼，坐不了車，從安徽徒步千里來到浙江，引發全體網友的同情和憤怒。但6月23日早上，反轉就來了：大爺是坐火車到杭州的，接着轉車至紹興。鐵路部門還説，沒有健康碼，也能坐車。

新聞報道截圖

鬧劇一場，人們很快也忘了這件事，至於大爺為何深夜還在野外徒步，也不得而知。但“徒步千里”之所以引起廣泛共鳴，是因為，技術時代對老年人的確不太友好，幾乎要把他們拋下了。

新聞再怎麼反轉，也無法否認這一現象的存在。沒有健康碼的老人們，被公共交通拋下，被擋在小區之外，事情屢見不鮮。

無論如何，數字鴻溝，作為一種社會鴻溝，是始終存在的，且逐年加大。疫情期間特殊的社會控制，更將其陡然拉開。

奔湧的技術時代如何面對龐大而沉默的數字遺民，這場大流行展開了新的維度，考驗着我們的日常與社會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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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潰於智能手機

疫情期間，我採訪過幾位被智能手機搞到崩潰的老年人。

一位是武漢的阿姨，她在1月中旬感染了新冠肺炎，一個月後治癒出院。但麻煩並未到此結束，她身上還有癌症，化療迫在眉睫。武漢此時大多數門診都停了，她的主治醫師叫她下載某個APP，虛擬問診。

這位阿姨剛失去一位至親之人，現在是獨自生活。一位親戚遠程指導她，弄了一上午， APP始終下載不來。沒被新冠肺炎打倒的阿姨崩潰了，大哭了一場。

許多老年人看病，面對網上預約掛號、繳費等流程往往無能為力

還一位是老陳，4月份，他從四川回南方某城市復工，老陳今年58歲，原本是建築工人，現在年紀大了，改做保潔。他的出租屋租在某個城中村，那裏平時管理鬆散，但疫情期間加強了控制，只留一個進出口，建了扇臨時的門，且需要健康碼。健康碼要在小程序裏設置，老陳有微信，但他從來沒聽過小程序。

他站在路邊跟外地家人打電話，外地的家人對此也一無所知，弄了幾個小時，天也黑了，手機也沒電，他仍未能回到出租屋。

沒有智能手機，在城市裏變得寸步難行。他想找個住處都存在困難，便打算在地鐵口對付一晚上。是附近一位年輕人路過，瞭解了他的困難，幫他租了個充電寶，並申請了健康碼。

那位熱心腸的年輕人，將此事發到了個人社交媒體，然後才進入了媒體報道的公共視野。原本，吃了閉門羹的老陳，跟沉默的老年羣體一樣，他的故事也是不被看見的。

2020年3月20日，一位老人使用非智能手機(俗稱“老人機”)無法掃健康碼，黑龍江五大連池市防疫人員與老人發生肢體衝突，導致老人“面部受傷流血”

信息化覆蓋至社會的每個角落，給年輕人帶來了不可斗量的紅利，也造就了一條護城河，把老年人攔截着城外。

網絡是個公共話語空間，它是年輕人的，是年輕人可以沸反盈天的世界，但在這裏，老年人始終是數量龐大的失語者。

據國家統計局的2019年數據，其中60歲以上的人，上網比例僅23%。每四個人中，有三個人未曾接觸過網絡。此外，4月28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佈第4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0年3月，我國網民規模為9.04億，互聯網普及率達64.5%。也就是説，有5億人是不上網的。

疫情加速了社會治理的信息化程度，網購、掃碼等迫使一大批“數字遺民”不得不進行“賽博移民”，試圖逃離由疫情及其控制措施所製造的孤島。各大平台上，智能手機老年用户均劇烈增長，就説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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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島

疫情期間，武漢的老劉幾乎全家感染，女兒剛去世，13歲的外甥女急需救治，77歲的他不得不上網求救，他在發出的第一條微博，只有兩個字：“你好”。

 “你好”二字，像是撥通了一通未知的求救電話，是一場艱難的“造訪”，跨越了巨大的數字鴻溝。

一次採訪中， 我瞭解到一位武漢的獨居老人。老人渾身基礎疾病，家人們也紛紛確診新冠肺炎住了院，獨居在家的她沒有智能手機，沒法上網，也不能跟家人們視頻通話。只能一次又一次地翻座機旁的電話本，給所有能聯繫上的人打電話，打給親戚，甚至打給不熟悉的人。她的家人告訴我，他們知道她孤獨，孤立無援，想見兒女們，但卻無能為力。最後老人在孤獨中去世。

3月初，一位武漢的微博用户發出求救，她的奶奶在醫院裏情況不太好，家人想連視頻看一看老人家，安慰她，減輕她的心理壓力和恐慌情緒，他們把平板送去醫院，但始終沒連上，也沒能見到她最後一面。

應對新冠疫情的最好辦法，可能是物理疏離，這對年輕人的生活影響甚微，我們可以盡情地網上衝浪。但這讓老年人陷入了孤島，瓦解了日常生活的運作。

新冠疫情壓縮了日常的生活空間，沒有網絡，他們便難以重建社會生活的參與感。有年長者曾説：“我們感覺自己就像站在一座建築的外面，無法進入其中。”

美國網站“Senior Planet”的工作人員給全美2000多名老人打電話，詢問他們在隔離期間需要什麼，回答大多數跟網絡相關。很多人想要Zoom視頻會議的教程，這樣才能跟人視頻通話，也有人想要遊戲、遠程醫療、乘車應用等教程，他們想參加虛擬社交俱樂部，想在線約會，想跟世界保持聯繫。

生意應運而生。比如Candoo，這是美國一家幫助老年人瀏覽技術的公司，用電話教客户如何使用Zoom和其他視頻通話軟件，接管老人們的屏幕，並告訴他們在哪裏點擊。

顯然，這不是件容易的事兒，有的老人對媒體説：“跟病毒鬥爭已經不容易了，與技術鬥爭增加了另一個層次的壓力。”

與社會隔離有關的風險是深遠的，醫學已經表明，老年人的孤獨感與抑鬱症、心血管疾病、功能衰退和死亡等息息相關。

技術應該用以減少這樣的風險，而不是拉開其中的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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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數字鴻溝

消除橫亙在老年人面前的數字鴻溝並不簡單，必須要正視數字准入障礙的問題。

這是技術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它不僅關乎日常生活，也可能給特殊時期的社會心理留下深重的影響，更涉及社會治理的的宏大命題。

“數字鴻溝”一詞來自美國的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權力的轉移》一書，信息化帶來了“數字機遇”的發展紅利，但也因信息落差造就兩極分化的趨勢，潛藏着新的不平等，存在於不同國家、地區之間，不同種族或者文化程度或者收入水平。當然，也存在於不同年齡之間。

數字鴻溝應該具有一個公共性的含義。準確來説，是不同人在信息獲取、使用和藉助數字資源參與公共活動的程度，存在着日益擴大的差異。

數字能力強弱，帶來強大的“擠出效應”：自動化，使數字能力孱弱的中老年工人，被迫退出勞動力市場。

這在韓國最為明顯。韓國是信息產業大國，同時也是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數字化帶來企業大換血，很多員工遠在退休年齡到來前，便被迫退休，只得從事一些低收入的工作。2018年，韓國有133萬的60歲老齡零工，其中90%的人，從事快遞、保潔等高強度低收入的工作。

接下來的問題是，隨着快遞保潔等行業的信息化、自動化，他們又將何去何從？數字社會的進化，會形成一種反覆疊加的阻力，妨礙老年人公平地參與社會。

2002年，世衞組織提出積極老齡化的概念。它為各國的老齡化政策提供了框架：健康，參與和保障。當各行各業被大數據、AI、5G等創新技術顛覆時，我們應該重新考慮積極老齡化的內核、路徑極其歸宿。

老人們拋下公共交通，被擋在門外，事情零星地發生着，健康碼的問題看似問很小，但也值得反思：技術，以及掌握技術的我們，對待老年人該有怎樣的內在倫理和價值導向。

數字普惠的重要性，不會隨代際變化而消失。技術社會在進化，每一次創新，都會給一代人帶來適應性的挑戰。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醫學教授、老年病學家路易絲·阿倫森説：“我們如何對待長輩，既決定了老年人的現在，也決定了未老先衰者的未來。”

中國將在2027年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也就説，65歲以上的老人將佔總人口比例的15%，老齡化問題會造成多大的社會壓力，不得而知，但可預見的是，屆時我們的經濟仍將是發展中國家的水平。

當我們談論數字鴻溝下老年人的社會參與時，我們談論的，既是現在的他們，也是未來的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