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視角下的新中國經濟史：中國經濟崛起之歷史真相_風聞

一

整部新中國經濟史，從1949到2017，快滿70年，可用一個字概括，就是“改”。以1978年為界，前30年是“改造”，後40年是“改革”。

儘管按官方歷史課本的説法，社會主義改造在1956年就完成了，但就實際來説，此後1958年開始的人民公社化，是此前改造結果的繼續和深化，可以説是“共產主義改造”。儘管毛主席一再強調，人民公社不是共產主義，而是社會主義，是集體所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但是自始至終，他又對人民公社給予了很高的期望，認為它是連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橋樑，而且是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社會單元。即使它不是共產主義的，也是準共產主義的。

到1960年時，人民公社和大躍進已經暴露出諸多問題，1960年-1965年是對問題進行反思和調整。當時已經有包括劉少奇、鄧小平、鄧子恢在內的諸多領導支持農民自發的“包產到户”，這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滿，顯然他們都沒有領會人民公社在毛主席心目中的真正地位，沒有看出人民公社承載了毛主席人生理想之全部。

也正是為堅決推進人民公社化，堅定地踐行自己的共產主義理想，為其提供文化和政治基礎，毛主席發動了文革。因此，文革十年實質是此前共產主義改造的延續。

毛主席逝世後，華國鋒堅持了兩個“凡是”，因此，“四人幫”的倒台並沒有意味着文革基本精神的改變，共產主義改造依然在維持，直至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因此，象1978年後40年的“改革”，“改造”實際上不僅僅存在於狹義的社會主義改造階段，而是貫穿整個1978前30年。

“改造”和“改革”的共同之處在“改”，即改變和過渡，因此整部新中國70年的經濟史都處於一種不斷改變的狀態，處於一種過渡狀態。不同之處在於其過渡的方向和“彼岸”模板。“改造”的方向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其主要參考和競爭模板是蘇聯。“改革”的方向則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小康社會”、“現代國家”，其主要參考和競爭模板則是美國。

當前所流行的一個主流觀點，顯然被表層的方向模板的變化所迷惑，認為1978年把新中國經濟史一刀砍斷，後40年與前30年本質不同。甚至認為，後40年的改革就是對前30年改造的徹底否定，至少是對文革10年的徹底否定。把改革簡單地説成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

事實上，整部新中國70年的經濟史是一部連續的“改變”史，“過渡”史，後40年的改革只是前30年改造的延續、調整和深化，是建立在前30年改造所打下的堅實的基礎之上。

目前也有些人和觀點看到和承認前30年對後40年的基石和支撐作用，但是又往往更注重物質層面，即更注重前30年所完成的工業體系的產能的積累和技術的積累，而忽略更重要的心理、文化層面。

二

從經濟效率看，“人民公社”和“文革”的確是無效的甚至破壞的，但是，正是在“人民公社化”運動和“文革”運動中，完成對工業文化和經濟文化的基層普及，普及到廣大的農村，到億萬甚至不識字的農民，教育和激勵他們接納甚至崇拜工業-經濟文化。而且這種教育和普及不僅包括抽象的理論層面，更是在實幹和實際參與中完成的。

在“大躍進”中，儘管在“以鋼為綱”的號召和激發下，大量在基層，主要包括人民公社建立的“小、土、羣”的鋼爐、鋼廠（社隊企業）所冶煉的鋼鐵有數量而無質量，但是，這個運動卻讓工業實踐和工業理念直接在農村和農民中普及，是一次對中國農村農民的價值連城工業化啓蒙教育。這樣的如此接地氣的工業化啓蒙教育，無論在中國歷史上，還是在整個人類歷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這裏邊包含着對農村和農民的深深的真誠的尊重。

同樣，在文革中，為支持農村農業，基於同樣的思維，中央撥款80億用於在各地基層搞“五小工業”，包括小煤礦、小鋼鐵廠、小化肥廠、小化肥廠和小農機廠。

不僅如此，“文革”還對阻礙工業化的“封建傳統”進行批判和破壞，而且這種批判和破壞又同樣是深入農村基層的，是徹底的。譬如“破四舊”，和“批林批孔”。也就是説，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即文革中，對農村基層的工業化教育是在正反兩個方面展開的。正的方面是工業化知識和實踐本身，反的方面是為工業理念的接納掃清傳統觀念的心理障礙。

如果説“大躍進”的社隊企業完成了對中國農村農民的工業啓蒙的話，文革中在“五小工業”建設潮中再次復興的社隊企業，則為改革開放後鄉鎮企業和私營經濟的迅速崛起直接提供物質基礎。

魯冠球，著名的萬向集團的“創始人”，一個時代的標誌，前幾天剛剛離世，他早先就是文革中一家社隊農機廠的廠長，萬向集團的大廈就是建立在那家社隊企業的基石之上。

“社隊”是人民公社時期的屬語，指的公社和大隊或生產隊。1983年中央決定撤銷人民公社，而改設“鄉鎮”，因此社隊企業也隨之更名“鄉鎮企業”。社隊企業就是由公社或大隊甚至生產隊所創辦和所有的企業。

私營經濟實際上是後40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火車頭，而為早期農民創業者提供工業教育和實踐經驗的恰恰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和“文革”。試問包括魯冠球在內的第一代創業者和企業家們，他們會徹底否定文革嗎？不是“大躍進”、“文革”毀滅了他們，而是“大躍進”、“文革”教育和成就了他們。

魯冠球只是中國民營經濟的一個典型代表，也正象這位典型代表一樣，整個改革開放後迅猛發展的私有經濟，都是在“大躍進”和“文革”中孕育的。沒有那時的深入農村基層的工業教育，絕不會在改開後突然冒出一大批農民創業者，絕不會出現私營經濟迅速發展的局面。而私營經濟又是牽動整個中國經濟在後40年一路高歌猛進的原始動力所在。因此，“大躍進”、“人民公社化”、“文革”也是後來整個迅速崛起的中國經濟、中國經濟奇蹟的孕育者。

三

但是，儘管工業化教育和實踐經驗很重要，儘管社隊企業有點家底，但就其本身來説，這些都是死的東西，那些家底是很薄弱的，要利用這些知識和經驗，這些家底，去維持和創辦企業，並且讓這些企業獲得迅速的發展，尤其是在政策氛圍非常不利和艱難的條件下，所憑藉的就是農民們自身所擁有的堅韌的市場開拓和創新精神了。

農民們的工業啓蒙知識來自“大躍進”、“人民公社”和“文革”，即來自當時的政府，而比死的工業知識、經驗和微薄的家底的更重要的市場開拓和創新精神來自哪裏？答案是來自農民們本身，是其天然具備的，即便他們大字不識。

因此，説前30年通過“人民公社化”、“大躍進”、“文革”，政府所提供給農民的工業化教育和實踐，是後來鄉鎮企業和民營經濟的孕育者，並非是説，這些工業化教育和實踐幫助農民解決了全部問題，實際上只是提供了一個重要外部條件，真正重要的還是其自身天然具備的市場開拓和創新精神。工業化教育是外因，其自身天然具備的創新精神才是內因。

同時，“人民公社化”和“文革”等，對農民創業而言，的確又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為其提供了工業化知識和實踐，但另一方面又否定了市場，給他們帶上了緊箍咒，不允許其在市場中運用和施展，而緊緊地將其限制在集體經濟和國家計劃的框子之中。

1978年的改革，只是放開了市場，為已經接受工業化教育和洗禮的農民們解開緊箍咒，逐步允許他們在市場中，憑藉自身的市場開拓和創新精神，運用和施展在人民公社和文革中所積累的工業知識和經驗。

因此，後40年的改革，象前30年的改造一樣，都沒有提供更重要的市場開拓和創新精神，這種精神是農民自身所本有。只是，前30年的改造為農民提供了工業化知識和經驗，而後40年的改革則為農民提供了發揮市場創新精神的機會。

後40年的改革開放了市場，允許農民在市場中發揮和施展，那麼是政府發明了市場，或者是從外部引入了一箇中國傳統社會本來所無的市場嗎？

答案也是否定的。市場為中國傳統社會所本有。從整個人類文明史來看，中國文明的傳統社會一直是市場化的，自由市場一直存在，而中國文明之外的任何其他發達農業文明的傳統社會，都是非市場化的，是沒有自由市場的，包括古兩河、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臘、古羅馬、乃至中世紀歐洲及中東。

四

所謂的自由市場，指的是以獨立自主的個人為主體，對商品進行自由交易的社會存在方式。這裏的關鍵是以獨立自主的個人為主體。説中國之外其他所有發達農業文明的傳統社會都沒有自由市場，並不是説那裏沒有交易，沒有市場，那裏也有交易，也有市場，但是，其主要交易主體並非獨立自主的個人，不是個人化的，而是集團化的，國家化的，其主要交易主體不是個人，而是一個壟斷，甚至專制團體，包括國家。

為什麼在人類歷史上的所有傳統發達農業文明中，唯有中國文明的交易是自由市場的，是個人化的？其原因是，在人類歷史所有的傳統發達農業文明中，唯有中國文明的個人，在生產和生活上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其他任何文明中的個人，在生產和生活上都不是獨立自主的，而是強烈依附的。這種依附表現在兩個層面，一個是經濟層面，一個是精神心理層面。

四

在經濟層面，對於農業文明的最主要生產資料土地，中國之外的所有傳統農業文明，直接耕種土地的廣大農民們卻並不擁有土地，他們壓根沒有擁有土地的權力，土地被控制在包括國王在內的極少數的貴族特權階層。農民們只是這些作為土地所有者的特權貴族的生產工具，他們對特權貴族存在嚴重的人身依附，無論在生產和生活上都是不能夠獨立自主的，他們對自己勞動所得並無支配權，而且全部屬於地主特權階層。他們的收入理論上並非來自自己勞動所得，並非基於一種市場交易，而是特權階層的賞賜。同時，農民在生活上也是不能夠獨立自主的，必須服從特權貴族的命令和紀律。

這就是馬克思所説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但這僅僅適用於中國之外傳統農業文明，馬克思對中國文明近乎一無所知。同時，對馬克思所提到的奴隸、封建之前的“原始共產主義”，也需給予糾正，更準確地説，叫“神廟制社會”更能準確表達那時的社會狀態。更早期的古兩河文明與古埃及文明就是典型的神廟制社會。土地是屬於神的，不是“共有制”，而是“神有制”。神就住在神廟裏，需要人的供奉（通過各種祭祀儀式），人耕種土地是為供奉神的。這時的耕作方式是集體式的，服從祭祀的統一管理，收入分配也是由祭祀們來進行，其中包括神的那一份（一般是總收入的十分之一）。但神廟制的祭祀並不同於後來的奴隸和封建社會的特權權貴階層，他們不是特權者，他們也是與其他農民一樣的神的僕人。儘管他們對農民在耕作和收入分配進行管理，但是他們並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土地所有者是神，而且，整個過程是非常公平的，沒有專制、壓迫。

但是，無論是奴隸、封建社會，還是神廟社會，無論有無特權剝削，農民們都不是土地的擁有者，在生產上不是獨立自主的經營主體，而是一個土地依附者，一個服從指令的被動耕作者。

而中國則恰恰相反，廣大農民普遍直接擁有土地，農民在生產和生活上完全獨立自主，是中國歷史的常態。更重要的是，中國從沒有出現作為西方傳統社會常態的土地特權階層，他們的收入和權力基礎就是憑藉對土地的直接控制。歷史上的中國政府，政府官員，包括天子、國君、皇帝，並不擁有土地，至少不會大規模直接擁有土地，也不會想着憑藉壟斷土地來增加收入和權力。

自夏朝有政府以來，中國文明的政府的收入基礎就是來自税收，而徵税對象則是廣大的普通農民。也因此，維護廣大農民直接實際擁有土地，保持獨立自主的生產生活狀態，也是成為中國歷史上所有政府、天子、皇帝、國君的基本義務和基本訴求。這不僅僅是因為中國傳統文明中強大的民本思想和執政為民的政治理念，而且也和他們經濟利益一致，他們的税收主體是普通農民，農民們的“户口”越多，他們税基就越大。而土地壟斷集團則會因為兼併農民而減少農民的户口，而且他們往往會設法逃税，甚至不惜與朝廷對抗。

“三代”時期，中國的土地制度以“井田制”為標誌。“井田制”的核心要義在於對農民私有土地（私田）權力的確保，同時，又通過耕種公田，為政府提供收入，私田公田的比例是9:1。公田收入實質為一種委婉的税收。那時的政府還比較淳樸，對農民有着絕對的尊重，認為自己沒有權力直接從農民收入中拿走一部分，對農民自己的土地，即私田部分，是沒有任何税收的，只是希望農民能幫忙在“公田”上耕種，所以，這種方式叫“籍”。

春秋末期至戰國，井田制的形式遭遇破壞，並迅速消失，中國的土地制度變成可自由買賣的私有制，從此之後，土地兼併和反兼併就成為中國社會中的一個永恆問題，甚至是一個軸心性問題。土地兼併會導致大量農民失去土地，喪失生產和甚至生活上的獨立性，這樣導致中國社會偏離常態。而反兼併則重新分配土地，把土地從地方豪強手中轉移到農民手中，讓他們恢復生產和生活上獨立性，從而讓社會恢復常態。

在土地兼併中，地方豪強會通過兼併農民的土地，成為一個以土地壟斷為中心的經濟集團。這種土地兼併一般並不是通過特權實現的，而是通過自由交易。豪強土地壟斷集團控制土地的手段主要憑藉的是貨幣，而非特權。

兼併土地的一方是擁有貨幣實力的地方豪強，大財主、大地主，那麼反兼併的一方是誰？答案是“農民-皇帝”集團。農民是土地兼併的直接受害者，作為習慣了生產和生活上獨立自主的中國農民來説，大量失地農民的出現必然會爆發農民起義。所以，農民起義的對象並非一定針對官府和朝廷，針對皇帝，而是地方豪強。關鍵的問題在於，面對地方豪強與農民，皇帝站在哪一邊。如果皇帝選擇農民這一邊，抑制豪強，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農民-皇帝就會成為一個集團。

反之，如果皇帝選擇站在豪強地主一邊，那對比起，農民就會選擇豪強、皇帝一起反。中國歷史的常態是，天子皇帝會站在農民一邊，所以，抑制豪強、限制土地兼併就成為秦漢以來歷朝歷代的重要政治原則。抑制豪強並非一定要把地主徹底消滅，但至少是在豪強和農民之間，建立一種以農民為本位的平衡。

一旦皇帝沒有能力，甚至沒有意願去抑制豪強，解決土地兼併問題，等待他的就是被農民起義摧毀。這時就會湧現出一位農民皇帝，來解決這個問題。如果説農民工是當代中國社會的一大特色，那麼“農民皇帝”就是秦漢以來中國社會的一大特色。

朱元璋就是農民皇帝的一個典型。由於出身農民，而且是窮困潦倒的農民，朱元璋深諳土地兼併為失地農民造成的痛苦，因此對此深惡痛絕，對豪強土地壟斷集團恨之入骨。所以，他當上皇帝之後，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蒐集全國的大地主信息，在對每一位瞭如指掌後，運用手中的生殺大權，強迫大量豪強搬遷他鄉，把留下的土地重新分給當地農民。

新中國經濟史初期所實施的“土地改革”，並沒有超越中國歷史上土地反兼併的範疇。同樣出身農民，同樣對土地兼併給失地農民帶來的傷害有深切體會，毛澤東對土地兼併的痛恨，對壟斷土地的豪強地主的痛恨，與朱元璋並無二致。只是在馬克思階級鬥爭學説的影響下，新中國土地反兼併的程度達到了一個極致，不僅企圖要消滅地主，而且要消滅自由市場交易本身。

總之，在土地問題上，中國文明與其他所有傳統農業文明對比鮮明。中國的常態是，廣大農民是土地的所有者，他們通過耕種自己的土地，來維持生產和生活上的獨立自主。而中國之外的傳統農業文明的常態則是，廣大農民並不擁有土地，而是被動地依附，在生產和生活上也不能做到獨立自主。

五

在精神層面，在所有的發達農業文明中，唯有傳統的中國文明不信仰宗教，中國最主流的信仰是儒家學説，而其他任何傳統農業文明都是信仰宗教的，信仰上帝和神的，無論多神教，還是一神教。一切宗教的共性是，不僅認為個人不是獨立自主的，也根本無法獨立自主，甚至連整個世界都無法獨立自主。人和世界都是由人和世界之外的神所創造和支撐，人必須信仰和服從神。人的意義就在於信仰和服從神，不允許擁有違背對神的信仰和服從的獨立的判斷和選擇。也就是説，在中國之外的所有傳統社會中，沒有獨立人格，而唯有獨立神格，人是通過神格的支撐而存在。

而中國的儒家學説，恰恰相反，認為人和世界都是自然存在的，而不是由人和世界之外的某個東西所創造，也無需人和世界之外的任何東西來為自己支撐。人的存在是作為自己的存在而存在，世界的存在也是作為自己的存在而存在，這就是自然。自然就是自然而然，本來如此。

儒家認為，人的意義就在於按自己本來自然的狀態去生活，萬事萬物存在的意義也是在於按其本來的自然狀態去存在。在儒家思想史上，對本來自然的狀態，有多種叫法。在《易經》叫“元”、“正”，而守正就是“貞”。到孔孟時期，有叫做“道”、“仁”、“禮”、“義理”、“性”、“本性”，到宋明理學時期，又叫“理”。

相應，對順應和堅守自己的本然狀態，《易經》叫“貞”，貞就是守正；孔子叫“克己復禮”、“為仁”；孟子叫“求放心”，即找回迷失的本心；《中庸》叫“率性”，即“率性之謂道”；宋明理學又叫心性學，即直接把“理”歸本與“性”和“心”，即所謂的“性即理，心即理”，就是直接倡導發現、感悟和迴歸自己的本心本性。

那麼在具體生活實踐中，如何才能做到順應和堅守自己的本然狀態，怎麼才能做到“貞”，做到“率性”？是嚴格機械地遵從一些外在的原則條文嗎？不是，而是在不斷變化的具體環境中，積極地進行完全獨立自主地思考、判斷和選擇。

在《周易》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概念和理念不是“貞”，也不是“元”，而是“中”。而且，《周易》對“中”的重視和強調，並不是體現在卦辭中，而是體現在卦象中。這意味着“中”這一理念的出現，是非常古老的，與易經同時出現。

孔孟也均視“中”為天下最為重要的事情。孔子説，“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孟子也非常重視“執中”。“庸”就是用，中庸就是用中，就是在生活中，在做事中，要達到中。“執”和“庸”一樣，也是使用的意義，因此，“執中”與“中庸”基本同義。

孟子又對“執中”進行了進一步的解釋。他説，“執中無權，尤執一也”。顯然，孟子倡導執中，反對執一，執一是執中的反面。孟子認為執中的關鍵在於“權”，權是權衡權變，即對實際情況進行積極的思考、判斷，從而做出正確的選擇。選擇正確了，就是“中”，做出正確選擇的過程就是“執中”。相反，如果不能夠對不斷變化的實際情況進行積極的思考、判斷和選擇，而只會機械地遵從外在的原則條文，那最終會犯錯誤，就不是執中，而是執一。

孔子同樣將“權”置於一個很高的位置，是一個人學習的最高目標。他説，“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意思是，儘管很多人一塊學習，但是，有的能夠領悟到真正的道理，而有些人則不能；即便領悟到道理的人很多，但是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不受外界干擾，一以貫之地去踐行；而即便對於願意對道進行一以貫之地去踐行的人，他也不一定會對實際情況進行積極的思考、判斷，然後做出既與實際情況相結合的，又符合道的原則的正確的行動選擇。

既然是判斷、選擇，那麼就應有一個判斷、選擇的標準，這個標準就是孔子説的“道”，孟子所説的“義理”。關鍵的問題是，道和義理是不是固定的外在的原則，可以書寫成條文？答案是否定的，從根本上來説，道和義理都是根植於每一個人的人心的，且為每一個人天然所具備。因此判斷和選擇的參考標準，不是人心之外的外在固定原則條文，而是內心的感覺。

所以，在孔子看來，選擇正確與否的標準是“心安”與否？真正心安了，就是正確的。為強調這一點，孟子專門構造了“義內”這一概念，“義”就是“義理”、“道”，“內”就是心之內。義理不是存在於人心之外，而是天然存在於人心之內。每一個人自己的內心就是自己判斷選擇的最高標準。

這也是孟子所説的“性善”及“四端之心”的含義。性善是説，人性中天然就包含着義理，義理是人性的基本屬性。端是根基的意思，“四端”就是四個根基，即“仁、義、禮、智”四者的根基。“四端之心”是説，人心中天然具備“仁、義、禮、智”四者的根基。人的外在的“仁、義、禮、智”的行為表現，是從他的內心中的“仁、義、禮、智”的根基中成長出來的。

既然人心天然含有“仁義禮智”之根基，既然人性天然包含善之義理，為何在現實中很多人往往會做出不道的，違反義理的，不仁不義不禮不智的惡行？答案是他們對自己的本心本性並不充分了解，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在實際情況中不會思考和判斷，從而做出錯誤的選擇。

那麼如何才能使一個人去充分了解自己的本心本性，從能夠進行對實際情況積極的思考判斷，最終做出正確的選擇？答案是學習。因此，儒家非常重視學習。《論語》的開篇是“學而”，《學而》的第一句話是，“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

《四書五經》中，排在首位的是《大學》。《大學》的核心在“八條目”，“八條目”的核心在前半段的“四條目”，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簡稱“格致誠正”。“格”是到，“物”是事，“格物”就是到物中間去，就是做事。“致知”就是發現和得到知識，即得到“道”和“義理”。“格物”為什麼可以“致知”？因為在做事的過程，在人與具體的事物接觸的，他的內心會自然地自動地產生情感反應，即“善善、惡惡”。對善的他就喜歡，對惡的他就厭惡。同時，也會自動的進行判斷，即辨析“是非”，就會“是是、非非”，對正確的贊成，對錯誤的反對。這即是孟子“四端之心”中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和“是非之心”。因此，在做事中自動產生情感和判斷的過程，實質上就是對自己本心本性的認知過程，提煉出來，就是“道”，就是“義理”。

自動發出的情感和判斷反應就是自己真實的意念，即“誠意”，通過諸多“誠意”，就可以認識自己的真實內心，即“正心”。

反過來，“正心”了，就具備了正確的思考、判斷和選擇能力，就能夠對實際情況進行正確的判斷和選擇，做正確的事。然後就可以去“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了。

總之，儒家思想最核心最精華的部分就是“中”和“權”，即獨立的判斷和選擇能力。所謂的“德”，就是指這種判讀選擇能力。也可以這麼説，中國傳統的核心在儒家，儒家的核心在“中”，“中”的核心在“權”，“權”即獨立的判斷和選擇能力。

一句話，中國傳統的精華就是獨立的判讀和選擇能力。中國傳統的精華部分倡導人人都應該具備獨立的判斷和選擇能力，而反對對任何外在之物的信仰和服從。即倡導“執中”反對“執一”。

中國之外的所有傳統文明恰恰相反，反對人具備獨立的判斷和選擇能力，認為人必須服從外在的權威，服從外在的神，以及外在的真理。即這些文明都是“執一”的。

儘管，在新文化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之下，毛主席也是反儒家的，包括在文革中掀起“批林批孔”運動，把萬世師表之孔子，與一個叛國的投機政客等同。但是，他所極力倡導的“理論聯繫實際”，要求對實際情況進行積極思路和判斷，正是對儒家精華的繼承。這應該是反着紅旗打紅旗吧。這並不為怪，《周易》早已説過，“百姓日用而不知”。這也間接證明，儒家思想早已深入中國傳統的骨髓，甚至成為廣大普通農民的基本精神特質，以致你不仔細深入地研究，都感覺不到她的存在。

我們以上花了很多篇幅去説明，在中國的傳統社會的常態是，廣大的農民，在生產和生活上，是獨立自主的行為主體。而中國之外的所有農業文明的社會常態則相反，在生產和生活上，都不是獨立自主的行為主體，而是具備強烈的依附性。這種依附性不僅表現在經濟層面，還表現在精神層面。

五

自由市場的基本要素是獨立自主的交易主體，正是因為，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中，廣大的農民都是獨立自主的經濟和生活主體，可以而且能夠獨立地進行自由交易，因此，中國傳統社會也一直是市場化的，自由市場一直存在。

進一步説，自由市場本身並不是獨立的制度，而只是一個效果，是獨立自主的經濟和生活行為主體存在的必然結果。市場交易本身是一種經濟行為，在人們能夠進行獨立自主的經濟決策下，自然會選擇與人交易，這就是市場。因為自中國文明誕生以來，中國的農民都是獨立自主的行為主體，因此，自由市場在中國文明中一直自然存在，壓根不存在什麼起源不起源的問題。

然而，在現代西方經濟學中，甚至在現代西方的思維和認知中，都是把自由市場看成一個獨立的、機械的制度，而且這種制度起源於近現代的西歐。這種看法是膚淺和錯誤的，自由市場的關鍵並不在產權制度和價格機制等這些所謂的市場制度，而在市場的參與者本身是否是真正獨立自主的經濟和生活的行為主體，是否真正具備獨立的判斷和選擇能力。有了真正獨立自主的行為主體，市場就自然存在，反之，如果缺乏真正獨立自主的行為主體，貌似再健全的產權制度和市場機制，都會失效和走形。二戰以來各國的市場化實踐已經充分證實這一點。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就是採取“休克療法”的俄羅斯了，美國人設計的完全的市場制度，並沒有在這個國家孕育繁榮的市場經濟，反而導致腐敗橫生，寡頭橫行，其經濟也一直萎靡不振至今天。

為什麼俄羅斯在計劃經濟時代可以稱雄世界，一旦開放了市場就沉淪不前了？原因很簡單，他們的社會基層，昔日的農民，從來都不曾是獨立自主的行為主體，在生產和生活上都不是獨立自主的，而是依附性很強的農奴。他們也從沒有學説教導他們去進行獨立的判斷和選擇，而只有宗教，教導他們去信仰和服從。

事實上，先前蘇聯垮台的原因和後來俄羅斯市場經濟失敗的原因是一致的，他們的領導人和他們的農民一樣，都嚴重缺乏獨立自主的判斷和選擇能力，缺乏毛澤東所一直倡導的理論聯繫實際的能力，缺乏根據實際情況進行權變的能力。因此，他們沒有人能夠象鄧小平一樣，創新出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本文寫於201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