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印度海關抵制中國貨?——以史為鑑,正確的應對姿勢是......_風聞
小狗2017-微信公号—“小狗2017”—已开通,请关注、指正2020-06-26 15:02

(本帖圖片轉自網絡)
印度海關扣下來自中國的集裝箱?
理由是“中國某城市疫情第二次爆發”?
印度在發小脾氣。
加上極少數不理智的印度憤青、憤老在砸中國造的電視,這些情況在我們這裏的輿論場引發了一些波瀾。而印度商品,印度實在沒有商品值得我們去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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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商品
是弱者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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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是如此弔詭,想當年,大約一百年前我們也抵制過日貨。當然,當時日本是國聯公認的明明白白的侵略者,中日矛盾也不是什麼邊界糾紛,這和當今中印矛盾有本質不同。
當時,作為東亞格局中較弱的一方,我們對付日本的主要手段就是抵制日貨。
抵制日貨的運動大致從1919年開始,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
日本在這段時間內的對華政策有兩派:
一派是和平擴張經濟派“菊分根”,尊重中國主權和民族覺醒,和中國做生意,用日本商品的性價比佔領中國市場,採購中國的資源,
一派就是軍國主義派,主張一旦中國抵制日貨,反日情緒高漲,就在軍事上“教訓”中國。
兩派都認為日本市場有限,資源不足,必須拉上中國,實現中日經濟一體化,只是兩派實現這個目標的方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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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兩種對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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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派不光存在於日本政府中,更存在於日本軍隊中。
腦回路神奇的石原莞爾甚至“神反轉”,從後面這派“橫跳”到前面“菊分根”這派,他認為從三十年代中期開始,日本應該尊重中國主權,主要集中精力對付北面的蘇聯。
盧溝橋事變後,不可挽回的轉折點,竟然是日軍駐華北(準確説是駐天津)的司令——“中國通”田代皖一郎突然發病、被免職、病故,而他長期身處中日對抗一線,他是盧溝橋事件中的“反對擴大派”!
他的判斷是——“不擴大事變,不行使武力”。
石原莞爾和田代皖一郎當然都不是善類,但是他們看到了中國雖然現代化水平、組織水平很差,軍隊規模大戰鬥力很弱,但是中國民族情緒、凝聚力不可低估,加上英美蘇等國為了牽制日本,都會給蔣委員長各種支持,拖住日軍。
再説,中國當時反日輿論高漲,已經有很多不受南京控制的反日運動、小年輕、軍中少壯派站出來,蔣委員長如果説“對日和解”已未必管用,蔣委員長已經被國內反日情緒推着走,“不抗日,亡國!”……中國國土遼闊、人口眾多、戰略縱深大,打起來不知什麼時候才見得到“底”。
所以,在1937年,石原莞爾、田代皖一郎認為,對付中國“抵制日貨”反日運動日本最好的應對方法是尊重中國主權、民族尊嚴,然後挑撥中國和英美蘇的關係,然後和中國做生意,用日本有一定性價比優勢的紡織品、自行車、輕工業品、水泥、造船、機械等商品在中國市場上競爭擴張,實現東亞經濟一體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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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死亡,冒險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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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日本國運不幸,不早不晚,盧溝橋事件發生第四天,田代皖一郎被免職、調到閒職,八天後,田代皖一郎——他——心臟病發作——死了,石原莞爾也被“軍部憤青”邊緣化了,為了壓服中國,日本的戰車開動了。
到了1939年後,日本陷入中國戰場泥潭,軍費開支浩大,從中國搶掠的資源有限,戰亂中的中國市場又消化不了日本商品,於是,日軍中又有“和解派”主張主動撤兵,日軍收縮到上海、平津一帶,節約兵力,準備“北上”,甚至軍部已經制訂了收縮方案。
此時,“驚喜”傳來,德國在1940年打垮了法國,法國海軍被解除武裝,法屬印度支那殖民地成了“熟透的果子”,德國對英美威脅極度升高,英美有可能對日和解?……日本不但沒有執行上述在中國收縮的方案,還南下佔了印度支那,和泰國勾勾搭搭,商量反英,瓜分緬甸、法屬印度支那土地,日本在刺激英美的神經,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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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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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1930年這個時間點,最正確的政策是看到中國民族復興大勢所趨,然後學美國,尊重中國領土主權,然後用自己在遠東有一定性價比優勢的工業品爭奪中國市場,為日本的資金找到投資方向。
在戰略上,有遠見的日本政治家不妨在“中東路事件”後扶持、挑撥東北軍繼續挑戰蘇聯,讓日本成為中蘇矛盾中的第三方。
同時日本還可以利用高層和國民黨政軍界良好的人脈、同學關係挑撥、支持國民政府收回英美法在中國的租界,日本在一旁看戲,這樣一來,中國將和英美法矛盾升級,日本鼓吹的“亞洲團結”、“東亞共榮”就更有説服力。
以此,日本可以謀取更好的在華投資條件、商業機會,等1939年新的世界大戰開打的時候,經過近十年時間在中國市場的投資、拓展,獲得友善的中國市場,日本經濟將得到恢復,在戰略上更主動,自然可以在軸心國和盟國之間投機、做生意、“戰成金”、待價而沽。
其實,以上這就是日本在二十年代中後期的對華政策,四兩撥千斤,以華制蘇,以華制英美,自己可以不耗費自己的軍力、軍費,即可在中國市場上收穫很多。
在北伐戰爭1927年的“南京事件”中,北伐軍和南京的英美日僑民發生衝突,北伐軍和英國艦隊幹了起來,日本駐華公使強行壓制了日本長江艦隊開火報復北伐軍的計劃。
因為這個公使敏鋭地觀察到,北伐軍反對外國租界、僑民的過激舉動,背後有鮑羅廷挑撥的跡象,鮑羅廷很可能是希望造成北伐軍和英美日撕破臉的局面,讓英美日軍艦炮打北伐軍,從而逼迫蔣介石不能和莫斯科翻臉。
在南京事件中,中英、中美關係受到嚴重影響,然後蔣介石開始“412政變”,和蘇聯翻臉,日本的目的達到了。這也多虧“南京事件”當時在場的是日本海軍,日本海軍受到英國海軍影響,其軍官的文化水平、知識水平、國際視野比日本陸軍強,能夠理解一點當時日本的“菊分根”經濟侵略對華政策。
到了“濟南慘案”的時候,喜歡“獨走”,軍紀較差的日本陸軍就向北伐軍開槍,造成了濟南慘案,“濟南慘案”是中日關係惡化的第一個拐點,在當時,這揭示了一條日本陸軍中“激進侵華”暗線,但是到了最後,在日本政府、日本元老的督促下,日本軍隊還是撤出了山東、青島,日本政府、元老還能控制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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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戰略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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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全球經濟危機打斷了日本的這一“菊分根”對華政策,為了轉移國內矛盾,日本陸軍開始冒險、下克上、“激進侵華”成為明線,試圖造成既成事實逼日本政府認賬,凡是阻撓陸軍的政客都可能被殺掉。
日本倉促間走上了軍事擴張的冒險之路,而中國,體量太大,太有韌性,中國可以借用的大國支援很多,事實證明不是那麼容易被征服。
戰後日本也有人反思,為何日本不能忍住,堅持1929全球經濟危機之前正確的戰略判斷,嚴格執行戰略,換一種更高明的方法渡過經濟危機,比如維持二十年的中後期正確的對華政策?在中國市場競爭?投資參與中國的建設?有意識地將中國民族復興的火焰引向蘇聯、英美法國?
興許操作得當,還能把“八年抗戰”引導成中國抗英(香港?)、抗美、抗蘇?
日本民族性格有一點小問題,就是太注重過程,寧可冒險,追求戲劇性“以小博大”的效果,戰略定力很差,即使有了比較有遠見、睿智的戰略,也無法堅持到底。
説到底,
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德意日後來鋌而走險走向軍事侵略,佔領別國的領土,這已是過時的擴張方式。美國的“尊重你主權,在金融經濟上控制你”全新擴張方式明顯更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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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新戰略,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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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是當年的日本,印度也不是當年的中國,我們沒有侵略任何鄰居,但是,堅持與鄰為善、互相理解、化解紛爭的正確外交政策永遠不會過時。
鄰居之間,做生意,永遠比作仇人更好。
到了今天,連金融和經濟上的擴張也已過時,
當今時世,已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你的銀行可以來我這裏投資,我的銀行也可以去你那裏開分行。
亞太經濟一體化是大勢所趨,每個國家都能在亞太經濟一體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得到更快的發展,改善本國人民的生活,提升本國人民的自尊心。
我們有了正確的戰略,就要保持戰略定力,破除干擾,理解對方看上去混亂的獨特國情,將正確的戰略貫徹到底。
我們要有這樣的認識,印度是有一些缺點,有一些困難,包括在國內輿論場、國內政治上一些根本的體制性困難,為了度過難關,印度不得不做出一些表態,但是,哪個國家沒有自己的問題呢?
特朗普剛剛廢除H-1B簽證,奪走印度年輕人在美國的幾十萬個高薪工作崗位,這不光是五十萬份工作,更是五十萬個印度家庭的生計,美國在背後捅了印度一刀,這比拉達克高原上的糾紛對印度的影響更大。
為了保住美國人的工作崗位,美國正在加速排外,驅逐知識移民,加速經濟“內卷”,在“去全球化”,誰是印度在經貿上的敵人,已經清清楚楚。
所謂“民主國家”的價值觀同盟,就是從白宮傳出的口是心非的鬼話,蓬佩奧之流滿嘴都是價值觀,背地裏都是利益!
每個國家都有自尊,都應自己在挫折中尋找解決本國深層次問題、進步的辦法和路徑。
印度的失敗,也就是亞洲的失敗,印度的成功,也就是亞洲的成功、人類的成功。
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對美鬥爭,對外開放,包括對印度開放,
一切都會過去,一切都會結束,
空氣中沒有痕跡,而鳥兒已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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