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印度海關抵制中國貨？——以史為鑑，正確的應對姿勢是......_風聞

（本帖圖片轉自網絡）

       印度海關扣下來自中國的集裝箱？

       理由是“中國某城市疫情第二次爆發”？

       印度在發小脾氣。

       加上極少數不理智的印度憤青、憤老在砸中國造的電視，這些情況在我們這裏的輿論場引發了一些波瀾。而印度商品，印度實在沒有商品值得我們去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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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商品

是弱者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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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是如此弔詭，想當年，大約一百年前我們也抵制過日貨。當然，當時日本是國聯公認的明明白白的侵略者，中日矛盾也不是什麼邊界糾紛，這和當今中印矛盾有本質不同。

       當時，作為東亞格局中較弱的一方，我們對付日本的主要手段就是抵制日貨。

       抵制日貨的運動大致從1919年開始，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

       日本在這段時間內的對華政策有兩派：

       一派是和平擴張經濟派“菊分根”，尊重中國主權和民族覺醒，和中國做生意，用日本商品的性價比佔領中國市場，採購中國的資源，

       一派就是軍國主義派，主張一旦中國抵制日貨，反日情緒高漲，就在軍事上“教訓”中國。

       兩派都認為日本市場有限，資源不足，必須拉上中國，實現中日經濟一體化，只是兩派實現這個目標的方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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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兩種對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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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派不光存在於日本政府中，更存在於日本軍隊中。

       腦回路神奇的石原莞爾甚至“神反轉”，從後面這派“橫跳”到前面“菊分根”這派，他認為從三十年代中期開始，日本應該尊重中國主權，主要集中精力對付北面的蘇聯。

       盧溝橋事變後，不可挽回的轉折點，竟然是日軍駐華北（準確説是駐天津）的司令——“中國通”田代皖一郎突然發病、被免職、病故，而他長期身處中日對抗一線，他是盧溝橋事件中的“反對擴大派”！

       他的判斷是——“不擴大事變，不行使武力”。

       石原莞爾和田代皖一郎當然都不是善類，但是他們看到了中國雖然現代化水平、組織水平很差，軍隊規模大戰鬥力很弱，但是中國民族情緒、凝聚力不可低估，加上英美蘇等國為了牽制日本，都會給蔣委員長各種支持，拖住日軍。

       再説，中國當時反日輿論高漲，已經有很多不受南京控制的反日運動、小年輕、軍中少壯派站出來，蔣委員長如果説“對日和解”已未必管用，蔣委員長已經被國內反日情緒推着走，“不抗日，亡國！”……中國國土遼闊、人口眾多、戰略縱深大，打起來不知什麼時候才見得到“底”。

       所以，在1937年，石原莞爾、田代皖一郎認為，對付中國“抵制日貨”反日運動日本最好的應對方法是尊重中國主權、民族尊嚴，然後挑撥中國和英美蘇的關係，然後和中國做生意，用日本有一定性價比優勢的紡織品、自行車、輕工業品、水泥、造船、機械等商品在中國市場上競爭擴張，實現東亞經濟一體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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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死亡，冒險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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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日本國運不幸，不早不晚，盧溝橋事件發生第四天，田代皖一郎被免職、調到閒職，八天後，田代皖一郎——他——心臟病發作——死了，石原莞爾也被“軍部憤青”邊緣化了，為了壓服中國，日本的戰車開動了。

       到了1939年後，日本陷入中國戰場泥潭，軍費開支浩大，從中國搶掠的資源有限，戰亂中的中國市場又消化不了日本商品，於是，日軍中又有“和解派”主張主動撤兵，日軍收縮到上海、平津一帶，節約兵力，準備“北上”，甚至軍部已經制訂了收縮方案。

       此時，“驚喜”傳來，德國在1940年打垮了法國，法國海軍被解除武裝，法屬印度支那殖民地成了“熟透的果子”，德國對英美威脅極度升高，英美有可能對日和解？……日本不但沒有執行上述在中國收縮的方案，還南下佔了印度支那，和泰國勾勾搭搭，商量反英，瓜分緬甸、法屬印度支那土地，日本在刺激英美的神經，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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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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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在1930年這個時間點，最正確的政策是看到中國民族復興大勢所趨，然後學美國，尊重中國領土主權，然後用自己在遠東有一定性價比優勢的工業品爭奪中國市場，為日本的資金找到投資方向。

       在戰略上，有遠見的日本政治家不妨在“中東路事件”後扶持、挑撥東北軍繼續挑戰蘇聯，讓日本成為中蘇矛盾中的第三方。

       同時日本還可以利用高層和國民黨政軍界良好的人脈、同學關係挑撥、支持國民政府收回英美法在中國的租界，日本在一旁看戲，這樣一來，中國將和英美法矛盾升級，日本鼓吹的“亞洲團結”、“東亞共榮”就更有説服力。

       以此，日本可以謀取更好的在華投資條件、商業機會，等1939年新的世界大戰開打的時候，經過近十年時間在中國市場的投資、拓展，獲得友善的中國市場，日本經濟將得到恢復，在戰略上更主動，自然可以在軸心國和盟國之間投機、做生意、“戰成金”、待價而沽。

       其實，以上這就是日本在二十年代中後期的對華政策，四兩撥千斤，以華制蘇，以華制英美，自己可以不耗費自己的軍力、軍費，即可在中國市場上收穫很多。

        在北伐戰爭1927年的“南京事件”中，北伐軍和南京的英美日僑民發生衝突，北伐軍和英國艦隊幹了起來，日本駐華公使強行壓制了日本長江艦隊開火報復北伐軍的計劃。

       因為這個公使敏鋭地觀察到，北伐軍反對外國租界、僑民的過激舉動，背後有鮑羅廷挑撥的跡象，鮑羅廷很可能是希望造成北伐軍和英美日撕破臉的局面，讓英美日軍艦炮打北伐軍，從而逼迫蔣介石不能和莫斯科翻臉。

       在南京事件中，中英、中美關係受到嚴重影響，然後蔣介石開始“412政變”，和蘇聯翻臉，日本的目的達到了。這也多虧“南京事件”當時在場的是日本海軍，日本海軍受到英國海軍影響，其軍官的文化水平、知識水平、國際視野比日本陸軍強，能夠理解一點當時日本的“菊分根”經濟侵略對華政策。

       到了“濟南慘案”的時候，喜歡“獨走”，軍紀較差的日本陸軍就向北伐軍開槍，造成了濟南慘案，“濟南慘案”是中日關係惡化的第一個拐點，在當時，這揭示了一條日本陸軍中“激進侵華”暗線，但是到了最後，在日本政府、日本元老的督促下，日本軍隊還是撤出了山東、青島，日本政府、元老還能控制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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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戰略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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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全球經濟危機打斷了日本的這一“菊分根”對華政策，為了轉移國內矛盾，日本陸軍開始冒險、下克上、“激進侵華”成為明線，試圖造成既成事實逼日本政府認賬，凡是阻撓陸軍的政客都可能被殺掉。

       日本倉促間走上了軍事擴張的冒險之路，而中國，體量太大，太有韌性，中國可以借用的大國支援很多，事實證明不是那麼容易被征服。

        戰後日本也有人反思，為何日本不能忍住，堅持1929全球經濟危機之前正確的戰略判斷，嚴格執行戰略，換一種更高明的方法渡過經濟危機，比如維持二十年的中後期正確的對華政策？在中國市場競爭？投資參與中國的建設？有意識地將中國民族復興的火焰引向蘇聯、英美法國？

        興許操作得當，還能把“八年抗戰”引導成中國抗英（香港？）、抗美、抗蘇？

       日本民族性格有一點小問題，就是太注重過程，寧可冒險，追求戲劇性“以小博大”的效果，戰略定力很差，即使有了比較有遠見、睿智的戰略，也無法堅持到底。

       説到底，

       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德意日後來鋌而走險走向軍事侵略，佔領別國的領土，這已是過時的擴張方式。美國的“尊重你主權，在金融經濟上控制你”全新擴張方式明顯更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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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新戰略，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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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是當年的日本，印度也不是當年的中國，我們沒有侵略任何鄰居，但是，堅持與鄰為善、互相理解、化解紛爭的正確外交政策永遠不會過時。

鄰居之間，做生意，永遠比作仇人更好。

到了今天，連金融和經濟上的擴張也已過時，

當今時世，已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你的銀行可以來我這裏投資，我的銀行也可以去你那裏開分行。

亞太經濟一體化是大勢所趨，每個國家都能在亞太經濟一體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得到更快的發展，改善本國人民的生活，提升本國人民的自尊心。

我們有了正確的戰略，就要保持戰略定力，破除干擾，理解對方看上去混亂的獨特國情，將正確的戰略貫徹到底。

       我們要有這樣的認識，印度是有一些缺點，有一些困難，包括在國內輿論場、國內政治上一些根本的體制性困難，為了度過難關，印度不得不做出一些表態，但是，哪個國家沒有自己的問題呢？

        特朗普剛剛廢除H-1B簽證，奪走印度年輕人在美國的幾十萬個高薪工作崗位，這不光是五十萬份工作，更是五十萬個印度家庭的生計，美國在背後捅了印度一刀，這比拉達克高原上的糾紛對印度的影響更大。

       為了保住美國人的工作崗位，美國正在加速排外，驅逐知識移民，加速經濟“內卷”，在“去全球化”，誰是印度在經貿上的敵人，已經清清楚楚。

       所謂“民主國家”的價值觀同盟，就是從白宮傳出的口是心非的鬼話，蓬佩奧之流滿嘴都是價值觀，背地裏都是利益！

       每個國家都有自尊，都應自己在挫折中尋找解決本國深層次問題、進步的辦法和路徑。

印度的失敗，也就是亞洲的失敗，印度的成功，也就是亞洲的成功、人類的成功。

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對美鬥爭，對外開放，包括對印度開放，

一切都會過去，一切都會結束，

空氣中沒有痕跡，而鳥兒已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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