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革命家，抗戰時期的郭沫若_風聞

本文轉自“閲讀培文”微信公眾號（ID:pkupenwin）

這是《詩人革命家：抗戰時期的郭沫若》一書的後記：

説起郭沫若，我們可説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地方在於郭沫若是著名作家，也是一個公眾人物，而且關於他的説法也是眾説紛紜，大家多少都知道一點，説不定還能隨口批判幾句；至於説陌生，則是郭沫若的人生經歷到底如何，他那麼多作品到底寫了什麼，問津者不多。

@IC Photo

現在青年接觸郭沫若的作品，主要來源還是課本所收錄的他早期的詩作，如《天上的街市》《靜夜》，傳播較廣的則有詩集《女神》和話劇《屈原》等，給人的印象多是抒情的、浪漫的，之後如有機會進一步瞭解文學史，郭沫若的浪漫形象會得到進一步加強，並被詮釋為“五四”個性解放潮流的表徵。郭沫若的人生經歷也帶有浪漫色彩，他學醫時貿然闖入文壇，居然贏得大名，後來還一度棄文從戎，有一枚“戎馬書生”印，很是珍惜。

郭沫若的作品看起來似乎很簡單。浪漫誰不知道呢？而且誰年輕的時候不是浪漫者呢？在很多人看來，浪漫就是情感衝動的代名詞。郭沫若在從軍之後，曾“自作主張”扣押貪墨的官員，便被人批評為情感家。讀者對浪漫的標籤化認知，郭沫若自己也有生動的描摹，在《創造十年續編》中他就説：“Romanticism被音譯成‘浪漫’，這東西似乎也就成為了一種‘吊爾郎當’。阿拉是寫實派，儂是浪漫派，或則那傢伙是浪漫派，接着是嗤之以鼻，哼了。”模擬的上海市井口吻，讓人不難感受創造社同仁當時的文化處境。

具體到郭沫若的詩歌、話劇等作品，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在“現代主義”文學逐漸佔據文學價值高位以來，郭沫若的作品相對來説似乎也變得簡單了。且不説《百花齊放》這類關注者本來就不多的作品，即便是《女神》《屈原》這些曾引起文壇轟動併成為現代文學史上無法迴避的重頭戲，也似乎缺乏可讀性，即缺乏類似現代主義作品的形式複雜性。郭沫若的作品，形式無拘束，多直陳其情，説到底還是浪漫主義的底子，看起來氣勢洶洶，細看卻如清澈江水，讓人一望見底，缺乏餘韻。這在研究注重可寫性文本的時代，不免要遇冷。

至於郭沫若其人，似乎就更簡單。他早年棄醫從文，後投筆從戎，大革命失敗後轉入學術，抗戰軍興，再度投筆……看起來曲折，但無論從哪種身份而言似乎又都不夠複雜。即便在文學領域，也因與魯迅經歷的相似，以及二人之間的恩怨，便常有以魯律郭的現象。1949年之後，郭沫若的諸多政治表態，尤其是“文革”時期的自我否定，在新時期也成為他的一大污點。因而，現在談論郭沫若其人，最簡單又最保險的方式就是質疑與批評。

文學史敍述的標籤化、其作品在現代文學視域下的均質化，以及大眾談論郭沫若時不自覺流露出的道德姿態，構成郭沫若在當代的基本處境之一。當然，這種待遇不獨郭沫若為然，像20世紀90年代中期王一川推出的“重排大師座次”事件，不僅郭沫若的座次大大後移，茅盾甚至被排除在外，當時讓不少人大跌眼鏡。實際上這個現象不難理解，不同的文學史敍述是由不同的史觀所決定，政治以及何種政治、美學及何種審美標準，其結果可能相差很大，而王一川本來就明確聲明瞭他的標準是純文學的，那麼郭沫若、茅盾等經典革命作家的文學史位置被移後，也不必過於驚奇。説到底，郭沫若、茅盾等革命作家在90年代的冷遇，甚至是負面評價，很大程度上正是市場經濟所必需的政治正確，也就是説，在那個去革命化的時代，對革命作家的檢討和批評，是為正在進行的改革提供思想和意識形態的準備。

不過問題在於，對於革命作家而言，他們的作品恰恰難以單純地置於純文學或現代主義形式美學創新的框架內討論，因為他們的作品大多具有明確的時代性：或順乎特定的時代思潮，或回應具體的時代問題；反過來看，則是左翼文學的形式創新不僅是美學的，也是政治的，正如布萊希特的史詩劇，創造新的戲劇形式是為了教育觀眾。郭沫若的作品，即便是創造社時期的作品，那時尚無明確的政黨政治議題，但也滲透着中西衝突的文化政治，《女神》中的鳳凰涅槃可謂第三世界國家進入現代世界秩序的神話轉述，藴含着現代中國在“新世界”的處境和命運走向；《屈原》也不單是作者浪漫情緒在20世紀40年代的復活，而是作為身處“國統區”的文化人對時局的憤懣之聲，背後指向建國方略的選擇和未來道路的抉擇；他的雜文、演説等，更是直接針對具體的社會現象。因而，他的文學作品也具有史料價值，是瞭解現代中國命運與知識分子命運的重要資料。如果將他的作品從具體的歷史議題中抽取出來，那麼也就割斷了作品形式與歷史現實之間的張力，從某種意義上來説，郭沫若的作品需要置於形式與歷史、文學與革命、審美與政治等多維關係之中來理解，這是郭沫若作品的複雜性所在。

郭沫若雖晚於魯迅，但也是過渡時代的文化人，成長於新舊遞嬗之際，不可避免地要經受兩種文化的撕扯，傳統中國與現代西方思潮在他身上共存，要理解郭沫若及其同時代人，從文化上而言需要更為寬闊的視野和知識儲備。筆者還記得博士學位論文預答辯時高遠東教授所説的話，他説研究魯迅、郭沫若等大作家有一個好處，就是不管能不能研究出結果，研究對象決定你要去讀他們讀過的作品，而他們讀過的書既有傳統經典，也有西方典籍，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收穫。確實，即以郭沫若言，他有蒙學的功底，又有經學的家法，可算著名經學家廖平的再傳弟子，抗戰時期他的歷史研究便不無廖平、康有為託古改制的影子；同時，他在日本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就讀期間，所閲讀的中國典籍有王陽明，西學書籍除了文學尤其是浪漫主義文學之外，還讀了大量的德國哲學、社會學著作，因為日本明治維新是以德為師，德國文化在日本頗受重視，郭沫若在大學期間選習德語為外語，教材便有德語原著，由此郭沫若得以接觸尼采、斯賓諾莎、康德、歌德等人的作品和思想，後來他還斷斷續續翻譯了一些。郭沫若所受德國文化的影響，以及接受語境日本的中介作用等問題，還有很大的開掘空間，如王璞對郭沫若的歌德翻譯、李斌對尼采影響的闡述，是近來值得關注的成果。

典籍閲讀只是最明顯的部分，背後還關聯着不同傳統的延續、影響與新變，即以傳統文化而言，在新文化運動的批孔聲浪中，郭沫若是為孔子辯護的少數新文化人之一，而郭沫若所接受的儒家思想更是值得仔細辨析，究竟是如他自己聲稱的儒家原典，是在新文化語境和隨後社會革命視域中重新發明的儒學，還是宋明以來的新儒學，都值得仔細辨析。除這類思想源流的問題外，郭沫若自己的人格模式也受傳統士大夫文化的影響，士大夫的治平思想，在現代轉化為現代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改造世界的積極用世和危急時刻的承擔，與革命精神相互貫通，生成為革命士大夫的人格，不過他的文人習氣也重，不無名士氣，這有值得警惕的一面，但也讓郭沫若在進入軍政界具體部門後，依舊不同於習見的政客，保持其理想主義的一面。這是郭沫若自身的複雜性。

在中國現代名作家中，郭沫若可能是介入現實最直接也最深入的一位。他從來就沒有以純粹的作家自居，早年學醫卻冒然闖入文壇，在上海灘賣文又不得不面對養家餬口這類極為現實的問題，後來因耳病無法聽診才放棄從醫，歸國後出入於“學藝”羣體，這是一個以日本留學生為主的知識羣，多是物理、社會、政治、經濟等領域的專門人才，他們辦講座、辦刊物、辦學校，旨在以文化啓蒙和社會革命改變中國。後來北伐將興，郭沫若南下廣州，先是鋭意改革教育，後來更是棄文從軍，在政治部從科員升為副主任，領中將銜，成為大革命武漢時期的風雲人物，南昌起義時在缺席的情況下還是被列為主席團成員。如果不瞭解北伐時期郭沫若的經歷，也就很難理解抗戰時期郭沫若為何與張發奎、李宗仁等前方將領那麼熟悉，為何是他擔任政治部第三廳廳長，抗戰時期他如何組織系列文化活動，以及延安為何會如此重視郭沫若等議題。也就是説，郭沫若本人便是中國現代變革的內在參與者，他的很多觀點不能當作歷史常態中的普通見解，而是基於他的社會位置對時代問題做出的即時思考和回應，藴含着他對歷史走向的判斷。

由此可以説，郭沫若的複雜是他與現實、現代中國歷史進程、中國革命發展之間的關係的複雜，與其他被革命大潮裹挾而前的文化人不同，郭沫若是主動走在革命的前端，如此，他個人的成敗便繫於時代，同時也要承擔時代風潮轉換帶來的後果。郭沫若對中國革命的深度參與，並非是如我們現在以後設眼光所見，似乎每個歷史關頭都自然地站在通往解放的路上，如果從歷史現場而言，他所身處的環境可謂錯綜複雜，即以北伐時期郭沫若的革命路線選擇而言，北伐時期蔣介石一度十分倚重郭沫若，但當他看到蔣有背叛革命的苗頭，便寫下《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的檄文；他與鄧演達關係莫逆，鄧演達當時是政治部主任，後來曾試圖組第三黨，但被排擠出局；南昌起義期間，郭沫若本來在張發奎處，張也允諾庇護郭沫若，但郭沫若還是執意前往南昌，旋即隨革命隊伍向南部轉移。關鍵時刻他做出了決斷，背後實際上牽扯着很多的歷史線頭，不同的選擇代表着不同的立場，也導向全然不同的結局。

郭沫若在關鍵時刻的決斷，讓他承受了革命挫折的代價，同時也隱約通向解救之路。大革命受挫後，郭沫若被周恩來安排前往蘇聯，但因一場大病錯過行期後，轉而前往日本，蟄居千葉縣，直到抗戰軍興，郭沫若才秘密歸國，投身抗戰烽火中。不過抗戰尚未成功，新的問題又旋踵而至，皖南事變的發生，讓國統區的左翼文化人再度集結，郭沫若也轉身投向新的文化鬥爭，他們的鬥爭發展為戰後影響甚巨的民主化運動。在如何建國這個問題面前，郭沫若等人也做出了新的歷史抉擇。個人命運就是如此直接而具體地與革命走向、國家命運扭結在一起，這是郭沫若及那一代人所承受的生命之重，與現在書齋中的討論有所不同。現在青年人理解郭沫若的難處之一，是歷史知識的缺乏，或者説，是因缺乏對現代歷史脈絡的瞭解，導致無法進入郭沫若作品的話語場，如果連郭沫若作品生成的語境和對話對象都不清楚，也就談不上與之對話，遑論理性批判。即以郭沫若研究界的現狀言，目前成果最著者也依舊是史料的輯佚、考辨與釋讀工作，像蔡震、魏建、廖久明等郭沫若研究專家依然在從事這方面的工作。

如此説當然不是否定郭沫若的審美創造性，實際上創造社可能是早期新文學陣營最注重文學自足性的一羣，無論是郁達夫還是郭沫若，早期筆下都不乏遺世獨立的人物形象，郭沫若早期的詩作，其形式創新的意義，從一開始也被聞一多等同時代人所揭示，近來也有姜濤、王璞等從現代主體結構與浪漫派詩人“呼語”傳統等角度予以重新解讀。浪漫主義雖然因情感氾濫而被後來的現代主義所批判，但浪漫主義本身的豐富性實際上依舊有待挖掘，且不説浪漫主義與法國大革命的深層關聯，即以現代中國而言，浪漫主義也是鼓舞青年走向革命的情感驅動，是形塑大眾國家想象的文化機制。近年來興起的情感史研究，或可為郭沫若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和視野，像情感與革命等話題，除了學界熟知的郭沫若、蔣光慈、瞿秋白、茅盾等人外，鄭振鐸、費覺天等人也早有討論，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話題。此外，郭沫若的話劇《棠棣之花》《屈原》也都具有形式實驗的意味，前者的詩化氛圍，後者大量的舞台獨白，即便是置於當下也可歸於先鋒劇之列。但於郭沫若而言，他這些形式實驗的首要目的並不是要創造新的美學形式，可能恰好相反，他的形式創新是被迫的，是某種需要表達的情感或意圖，讓他不得不突破既有的形式秩序，以挑戰既有文學形式的方式完成他的表達。也就是説，他的審美創新，是與他穿梭歷史的經驗緊密相連的。

不僅他的文學作品如此，他的學術研究也是。郭沫若的學術研究很多是在借鑑新方法的基礎上完成的，但卻並非純粹的研究範式轉換這麼簡單，而是與他對中國現實問題的思考、對解決中國問題道路的選擇內在一致，無論是早期的社會學研究，還是20世紀40年代的先秦思想和歷史人物研究均是如此。從史學史的角度，郭沫若也可歸入近代以來新史學脈絡，錢穆在《國史大綱·引論》中曾評價清季革新派史學為“其治史為有意義，能具系統，能努力使史學與當身現實相綰合”，因此，革新派史學往往能“不脛而走，風靡全國”，產生巨大的社會能量，此説用來評價郭沫若的歷史研究也未嘗不可。

概而言之，理解郭沫若，道德評判雖然不必避免，但歷史的尺度更為重要，這不僅在於史實，也在史觀。郭沫若的作品藴含着他的歷史意識，郭沫若所受德國傳統的影響，很大一部分便是黑格爾、馬克思一脈的歷史觀，這是理解郭沫若諸多行為和思想的基礎。郭沫若的很多作品生成於具體的社會語境，回應的是時代的具體問題，更有甚者，他的部分文學作品的生產過程便是政治的，像《武則天》一劇，實際上便與周恩來的授意有很大關係，前期的資料收集有工作人員協助，最終由郭沫若創作完成，這是1949年之後郭沫若創作的另一種歷史複雜性。郭沫若對儒家“聖之時”很欣賞，他自己也是隨時代而不斷自我更新，因而常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作品也不斷地修改，不過這種修改呈現出的歷史面目不僅僅是自我否定而已，往往也有“否定之否定”的歷史層累。

郭沫若於1978年過世，恰逢改革開放元年，其生平幾乎與“短20世紀”的歷史相伴隨，見證了中國革命的興起、受挫、發展與消歇，幾乎從始至終地參與了這個過程。郭沫若的簡單在於他與革命的關係，其複雜性亦然。能夠讓我們在談及郭沫若的時候，思考其歷史的複雜性，正是本書的立意所在。

《詩人革命家：抗戰時期的郭沫若》劉奎 著，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內容簡介：

郭沫若集詩人、學者、劇作家、革命者及傳統士大夫等諸多角色於一身，且充分發揮各種身份的優勢。

本書以抗戰時期的郭沫若為主要研究對象，涵蓋其文化活動、戲劇創作、舊體詩詞及學術研究等文化政治活動，指出抗戰時期的郭沫若，延續“五四”時期的浪漫風格，進而創造出“情感教育劇”、詩化戲劇等新的美學形式，是一個“詩人革命家”。

將作家論與文學社會學結合起來，從“主體—表達—時代”的綜合維度，考察此時郭沫若各種身份和表達與時代問題之間如何彼此展開、相互作用。以專題形式分析其浪漫餘緒、詩詞唱和、文人交往、學術研究及對文藝制度建設的參與等，揭示該時期郭沫若出入新舊、文史、政學的革命士大夫身份。

北京大學中文系吳曉東教授為本書作序。

作者簡介：

劉奎，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副教授。先後畢業於武漢大學、北京大學，曾赴哈佛大學、台灣大學、愛知大學等地訪學研究。

近年曾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等刊物上發表論文，已出版專著《冷戰初期台灣與香港詩壇的交流與互動》（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

曾獲“叢刊”2016年度優秀論文獎、第八屆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第十屆全國台灣研究會台灣研究優秀成果三等獎等。

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20世紀40年代文學研究、冷戰時期港台文學研究和兩岸詩歌（含舊體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