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為體，科學為用”才是正確學術範式：儒學講心，科學講物_風聞

一原創 蔡歷 蔡子曰 1月27日

在現代的中國，科學已經成為學術的標準，認為一切的知識和學術都應該納入科學的框架。不符合科學的，無法納入科學框架和系統的知識，都是非科學的，也都是壞的、落後的、迷信的。

中國傳統學術，就與科學的標準不相符，也無法納入科學的框架，因此，被認為是壞的、落後的，應該被淘汰。

事實上，從整體上、根本上看，科學是一套畸形的、殘缺的知識體系，而中國的傳統學術，才是健全的、完備的知識體系。中國傳統學術就是整體性的學術體系，而科學則是局部性學術體系。這樣，從容納性來説，中國傳統學術的容納性要高，而科學的容納性要低。中國傳統學術是個大盒子，科學則是一個小盒子。

所以，科學不具備充當學術體系標準的能力，中國傳統學術才有。科學無法容納中國傳統學術，也不可能將中國學術塞入科學的框架之中。而中國傳統學術則可以容納科學。當然，當把科學補充進中國傳統學術的框架之後，可以使得中國學術體系更豐滿。

科學，從形式上及中文概念上來看，是個分科之學，任何問題、任何領域，都可成為一個學科，這樣就顯得科學是具備無限的包容性。但是，從中國傳統學術的分類標準看，科學儘管在形式上可以無限分科，但是究其實質，科學僅僅是“利學”，而沒有“義學”；僅僅是“物學”，而沒有“心學”；僅僅是“文學”，而沒有“道學”；僅僅是“用學”而沒有“體學”。

中國傳統學術和核心在儒家，而儒家學術的軸心則是“義利”之辯，“心物之辯”，“道器”之辯，“體用”之辯，中國傳統學術也可以直接稱為“義利之學”，“心物之學”，“道器之學”，“體用之學”，既有義，也有利，既有心，也有物，既有文，也有道，既有體，也有用。

而科學則僅有“利”，僅有“物”，僅有“器”，僅有“用”，是有利而無義，有物而無心，有器而無道，有用而無體，是“利學”、“物學”、“器學”、“用學”。

既然中國傳統學術“義利”兼備，“心物”兼備，“道器”兼備，“體用”兼備，而科學有利無義，有物無心，有文無道，有用無體，那麼中國傳統學術的框架就是健全的，而科學的框架就是殘缺的。

中國傳統學術中的“義利”之辯、“心物之辯”、“道器”之辯、“體用”之辯，這四組辯題的實質是一樣的，只是側重有所不同。“義”就是“心”，就是“道”，就是“體”；“利”就是就是“物”，就是“器”，就是“用”。

“義利”的“義”，有兩個側重。一個是個人的正確的判斷和選擇，選擇合理合宜的行為。因此，“義”的一個重要解讀是“義者，宜也”。第二個側重是，“義”是支撐良好社會秩序的基石，即是正義。

“利”則是基於“義”所選擇的具體行為，針對和結合實際情況，所做出的最有利的選擇。

“心物”之辯中，更在強調“心”的思維主體作用，強調維護“心”的自由和獨立，不讓其沉溺於“物”，受制於“物”。“物”是心的思考、判斷和選擇的結果。“心”是思考、判斷和選擇功能本身，但是思考、判斷和選擇一旦形成結果，這個結果就脱離了心，而成為“物”了。

“心”是對人類一切思維和認知活動抽象總結，因此，“心”的存在是邏輯上的、功能上的，也是軟件上的、虛擬的。“心”是虛擬的思維認知器官，是一切思考認知活動的發出者。既然“心”是虛擬的，是抽象總結，就與任何具體的生理器官無關，無心臟和大腦無關。心臟和大腦是硬件，“心”是軟件。

“物”則是心發揮其思維認知功能所形成結果。人類所感知的“物”，都是心所思考感知的結果。“心”是思考認知功能本身，但是心的思考認知活動一旦形成結果，這個結果便脱離了心，不再是心，而是“物”了。因此，人類所能夠感知到的一切的物，都是心的思考認知結果，其存在也都經過心的賦予，包括形態、價值和意義。

因此，中國傳統學術中的“物”，其對立面是心，是思考認知活動本身，是思考認知主體，在現代看來，其範疇是非常廣泛，涵蓋現代學術中的具象之物和抽象之物，物理之物和精神之物，宗教的神和神學是物，一切的思想和理論理念也都是物。

概而言之，現代西方哲學中的“唯心”和“唯物”都是“物”，所謂的“唯心”，並非真正的中國傳統學術意義上的心，而都是精神之物。

“道器”之辯的典型表述是“文以載道”。“文以載道”的直接含義是寫文章是表達道義、道理，但是這種思想是根源於一個更古老的思想：人的行為要符合和呈現道義。“文”這個字的最初含義，既非指文章，也非指文字，而是指代人的一切外在行為，外在表現，包括個人層面和社會層面。“文”就是“器”，“器”的原始含義是固化、固定，是道的呈現，但是並非道的本身。

“道器（文）”之辯所強調的是，人的外在行為，包括社會的外在制度表現，是有着內在支撐的，這個支撐就是“道”，也是“義”、“心”，“道”、“義”、“心”也都是“體”，而“器”、“物”、“利”又都是“用”。“體用”之辯就是專門強調主體、本體，維護本體的獨立自由地位，不讓其沉溺於用，受制於用。

其實，不僅僅科學是“利學”、“物學”、“文學”、“用學”，有利無義，有物無心，有用無體，西方文明的一切思想學術，也都是如此。這裏的西方是廣義的，指的中國之外一切人類文明。人類文明是一分為二，中國和西方。

現代之前，更準確地説是科學成為主流信仰之前，這是19世紀中期的事，西方文明的學術和思想就是宗教，包括多神教和一神教，以及為之服務的哲學。一切宗教也都是“利學”、“物學”、“文學”、“用學”，科學是在宗教的基礎上發展而來，依然是“利學”、“物學”、“器學”、“用學”。

在宗教中，神是世界創造者和支撐者，也是知識之源，人對神只能去信仰和服從。人之所以要信仰和服從神，就是從神那裏換取恩賜，或缺利益，包括物質利益和知識利益。因此人神關係本質上是利益關係，在猶太教中，甚至乾脆説上帝和人之間是契約關係，《聖經》就是約書，即上帝與人世間所簽訂的合同。上帝承諾，只要人信仰和服從自己，就會給人類一切的利益好處。

宗教不僅是“利學”，也是“物學”，因為宗教中不承認人的獨立的思考、判斷、選擇功能，這實際上就否定心的獨立存在，是無心的。一切神、神學，究其實質，不過是人心思考的結果，是“物”。但是，宗教卻將這種“物”當成絕對權威實體，對人構成絕對約束。

科學原本是哲學，是宗教的附屬物，服務於宗教。19世紀中期以前都是如此。因此，牛頓時代科學，與愛因斯坦時代的科學是不同的。牛頓時代科學，不講實用，不關注科學所能夠帶來的物質利益，而只關注科學的宗教利益，即對神的發現，對神的智慧的發現。愛因斯坦時代科學，則更專注實際的物質利益，而不再關注宗教利益。此時上帝已經被打倒，宗教已經被拋棄，至少邊緣化了。

但是，從牛頓道愛因斯坦，科學的“利學”屬性則是一以貫之的。

儘管中國傳統學術，兼講“義利”、“心物”、“道器”、“體用”，講“利者，義之和”，“心物不二”，“文以載道”，“即體即用”，但是卻是重義輕利、舍利取義的，是重心輕物的，重體輕用的，重道輕文的。這導致中國的傳統學術的中心是“義”、“心”、“道”、“體”，對“利”、“物”、“器”、“用”儘管不否定，但是卻不怎麼講。

因此，在中國的歷史上，就不斷地引入西學，以補充和豐滿自己的“利”、“物”、“器”、“用”的部分，近代以來科學的東傳，只是這一過程的延續。

二

關於近現代對英文的不準確、甚至錯誤翻譯問題，學界也已經有充分的認識，我此前也專門指出現代漢語中的“香蕉詞”問題。下面説一説對“科學”（ science）一詞的翻譯問題。

所謂的“香蕉詞”，就是現代漢語中的一些詞彙，從外表看，都是中文的，但是其內涵卻是西方的。現在那些在精神和靈魂上被西化的華人被稱為“香蕉人”，即黃皮白心之人。“香蕉詞”是內涵上被西化的漢語詞彙，也是“黃皮白心”。

大量的“香蕉詞”之所以會在中國現代漢語中出現和存在，根源在中西文化了解的膚淺，甚至無知，將兩個形似而實異的中英文詞語認為等同，譬如將“政治”等同於“politics ”，將“自然”等同於“nature”，將“道德”等同於“morals”，等等。

其實，英國，乃至整個西方文明，從未出現和存在過中國意義上的“政治”、“自然”、“道德”，“政治”與“politics ”，“自然”與“nature”，“道德”與“morals”是在本質完全不同的兩個東西，但是，最早的漢英字典的撰寫者，卻生搬硬套地將兩者對譯。

最早的寫英漢字典的人，顯然是文化上的白痴。我一直納悶，中國歷史上為何能夠存在如此白痴的人？當明白這些“香蕉詞”的真正起源時，我的心也就釋然了。原來，“發明”這些香蕉詞的，即最早書寫中英文字典的人，不是中國人，而是日本人。

“香蕉詞”是在明治維新時期，由當時的日本學者所“發明”。這些日本學者具備三個特徵。一是崇拜西歐文化，否定中國文化，否定儒家，倡導什麼“脱亞入歐”，其實就是“脱中入歐”、“脱儒入歐”。二是號稱日本學習儒家1000年，有深厚的儒家傳統，但是它們對儒學的理解卻是非常皮毛、淺薄。三是，熟悉和使用漢字。

在這種情況下，這些日本學者就用漢字與西文對譯。這個對譯過程就成為西方文化內涵對漢語詞彙的單向注入，而不顧及這些漢字的本來內涵。用句股市的術語，這叫“借殼上市”。漢字詞彙在那些日本學者眼裏不過是一個殼，其本身的意義是不重要的，重要是西方文化內涵，這些殼不過是承載西方文化的工具。同時，藉助這些殼，西方文化也是日本，包括後來的中國，順利實現借殼上市。

甲午戰爭之後，通過當時大量的留日回國的年輕人，日本的“脱亞入歐”的明治思維傳入中國，成為所謂的“新文化”。在這個過程中，日本對西歐書籍的翻譯也大量傳入中國，“香蕉詞”也隨之流入。

“科學”也是由明治時期的日本人所發明的香蕉詞，這個“科”就是“科舉”之“科”。20世紀初以來，中國開始以“科舉”為落後，以“科學”為先進，卻不知“科學”之“科”就是“科舉”之“科”。民國之後，經過新文化運動的引入，“科學”之所以能夠在中國迅速普及，被廣泛接受，顯然要得益於“科舉”之“科”在中國當時中國文化背景下的神聖和權威。

也就是説，當初“科學”的流行，顯然有對“科舉”的狐假虎威，巧妙地將原本附着在科舉上的神聖權威，嫁接到“科學”之上。

“科”的本來含義是分科，“舉”是舉薦、選舉。在“科舉”制中，是分科取材的意思，就是按不同專業，不同的標準去選拔官員。最開始，“科舉”並不需要考試，完全是推舉、舉薦的。

西漢漢武帝為抗擊匈奴，籌集軍費，決定把鹽鐵等行業進行政府專營。在正式實施之前，漢武帝決定召集民間的賢達，問問他們的意見。這些民間賢達，匯聚在一起，開了一個會，其基本結論是反對。這一會議記錄被整理出來，流傳了下來，形成一本經典名著《鹽鐵論》。在此書中，將民間的賢達人士分為兩類，也是兩科：文學和賢良。文學科，有點類似於後來的“明經”科，就是書本知識掌握的很好，經學學的很好，“賢良”則是品德品行好。

但是，到了唐朝，科舉成為標準化的考試製度，一直持續至清朝，以致現代人一看到“科舉”，就認為是考試。其實“科舉”的本來含義就是官員選拔制度，並不必然與考試有關，也可以是舉薦。當然，考試也是一種選拔制度。

但是無論如何，在清朝末期，及至民國，“科舉”之“科”，其含義絕非中性的、技術上的分科、分類，而是包含着幾千年官員選拔制度的厚重積澱，具備正統性、權威性，甚至神聖性。

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學者，用“科學”一詞去對譯Science，顯然是想讓“科舉”的正統性、神聖性轉移到“科學”之上。

如果，單純地從“科”的分科含義看，“科學”實際上是一個非常憋足的譯法，即“分科之學”，這是Science的非常非常邊緣的特徵。Science的核心特徵是去發現“真理”。具體的方法則是基於經驗的“實驗”。

從這個意義上看，嚴復對Science的翻譯相對更為合理：“格致”。“格致”是“格物、致知”的縮寫，來自四書之首的《大學》。只不過，格致的目的是發現、體悟“義理”， Science則是發現真理。中國傳統學術的“義理”，與科學“真理”，有相似之處，都是深層的神聖性的知識，但是也有本質不同。“義理”的根基在人的內在“心性”，而“真理”的根基則在外在的“客觀”之物。

因此，儘管“格致”比“科學”更接近Science內核，但是依然是不準確的。

那麼用哪個中文詞彙對譯Science更合適？答案是“利學”、“物學”、“器學”都可。

中國傳統學術的核心是“義利”之辯、“心物”之辯、“道器”之辯、“體用”之辯。這四組辯題實質上是相同的，只是側重不同。在上篇文章中，我已經做了更詳細的分析。“義”就是“心”、“道”、“體”，“利”就是“物”、“器”、“用”。

“義利”，講的“義利合一”、“義利不二”、“利以載義”、“義體利用”。在義利兼顧的同時，又嚴格區分體用。

較之於中國傳統，整個西方學術都是殘缺的，因為他們是“有利無義”、“有物無心”、“有器無道”、“有用無體”。

中國傳統學術可以稱之為“義利之學”、“心物之學”、“道器之學”、“體用之學”，但是西方文明則僅僅有“利學”、“物學”、“器學”、“用學”。

儘管西方文明一直是“利學”式的，但是，在近現代利的形成卻出現了重大變革。現代之前的西方文明是宗教文明，宗教的本質也是“利學”式的。這種利是“宗教之利”，通過對神靈的信仰，換取某種利益。猶太教乾脆把上帝與人的關係看成是契約關係、交易關係，即利益關係，所謂的《聖經》也被成為《約書》，包括“新約”和“舊約”。

而現代的西方文明，即歐美文明，起主流的信仰不再是宗教了，而是Science。Science的真理就是基督教的真理，Science的本質與基督教一樣，也求利。只是基督教的利是宗教之利，而Science則是物質之利，可以促進技術發明和物質財富的增長。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從基督教到Science的變革過程，可以追溯至17世紀的西方近代哲學的肇始，但是，Science意識形態的真正形成則是19世紀中期的事。就連英文單詞Science，以及Scientist本身的出現，也都是那個時候的事。

實際上，西方與科學相關的知識早在明清之際就已經傳入中國，那是當時基督教傳教士的貢獻。當時的中國學者，以及西歐傳教士，最著名的就是利瑪竇，都將這些知識與“格致”對譯。嚴復用“格致”去對譯新出現的Science，也是對這一傳統的繼承。

但是，在19世紀末，日本對Science的譯法“科學”傳入中國之後，就迅速取代此前的“格致”，而成學術之正統。除了上面指出的“科學”對“科舉”的狐假虎威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從“格致”到“科學”，實際上對應着西歐所發生的“利”的形態的變革：從宗教之利到物質之利的變革。這個變革也是西歐的主流信仰從基督教到Science的變革。

“格致”的譯法出現於明清之際的17世紀，那時Science尚未出現，相關的知識是以哲學的存在，而且是作為基督教的奴僕。而“科學”的譯法在Science出現之後。也就是説，“格致”和“科學”實際上對應着西歐社會的兩個不同的時代，“格致”對應着宗教時代，而“科學”則對應着現代、科學時代。

這也意味着，明清以來，中國和西歐社會是高度同步的。

三

疾風知勁草，大潮退去才知誰在裸泳。此次空前的瘟疫，對當前的中國已經構成空前的壓力，而這種壓力則對相關各方的成色進行了一場真刀實槍的檢測。誰是英雄勁草，誰是草包裸泳者一目瞭然。

戰“疫”依然在繼續，這場對中國社會的大檢測依然在繼續。就目前的情況看，以鍾南山、李蘭娟等領銜的醫護人員經受住了檢測，是勁草，是英雄，但是國家疾控中心、武漢病毒所相關的科學家們則未能通過檢測。

通過這次疫情檢測，這些科學家的行為所暴露出的最嚴重的問題，倒不在專業能力上，當然專業能力可能也有問題，而是在道德品行上。

這些被國家給與極高地位和豐厚待遇的科學家們，卻對國家利益、人民的疾苦毫不關心，麻木不仁。大疫當前，不去積極研判疫情，尋找有效的防控辦法，反而去搶數據，跑到外國的期刊上發論文。面對公眾的質疑和指責，不但沒有絲毫悔意，反而氣急敗壞，潑婦罵街。更有甚者，堂堂的正廳級的科研機構居然成為裙帶關係籌碼。

為此，在舉國抗疫的關鍵時期，科技部甚至不得不發文勸誡：“各項目承擔單位及科研人員要堅持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把研究成果應用到戰勝疫情中，在疫情防控任務完成之前，不應將精力放在論文發表上”；“ 要樹立大局觀念，增強社會責任感，主動擔當作為，以‘功成不在我’的胸襟，發揮集智攻關、團隊協作的優良傳統，及時匯交研究過程中產生的涉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實驗數據”。

科技部文件似乎只是揭開中國科學界敗德之冰山一角。從這次疫情看，科學家的道德敗壞、“德不配位”已經嚴重危及國家安全，已經不是個人問題、局部問題，而是國家問題、系統問題。在這種局面下，科學職位選拔上的品德、品行考核問題在輿論中凸顯。

這就涉及到文明發展史上，也是在學術史上一個深層而根本的問題：道德與科學關係的問題。

而關於對道德與科學關係的認知，現代的學術界是很成問題的。這些問題包括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 現代學術道德、科學這些概念，極其相互關係的認知，都是基於西方文明的，尤其是基於近現代西歐文明，或者説，是站在西方文明的參照系中來看待這些問題的，以西方文化的標準來評判這些問題的。中國文明的參照系，中國文化的標準則被武斷地排除在外。

就中國而言，甲午戰爭之後，尤其是民國之後，就開始徹底否定中國自身的文化，認為其是落後的、過時的，理應和註定被淘汰。最著名的口號就是魯迅的“不讀線裝書”、中國文化是“吃人”的文化。在這個局面之下，中國的學術系統開系統性地引入西方學術，導致中國當下的學習系統在範式上是西方的，在學術和文化的評價標準上，也自然選用了西方參照系和西方標準。

第二個層面是，在西方內部，或者更精確在現代的歐美，在對道德與科學關係的認知上，則是以後來出現的科學意識形態為參照系和標準，而武斷地將基督教排除在外。

事實上，科學意識形態的形成，是19世界中期的事。這個過程中的標誌性事件就是“發現”進化論的達爾文與教會的大辯論，達爾文聲稱人是由猴子逐漸進化而來，是“客觀”、“科學”的進化率創造了人類，極力否定基督教的上帝造人説。

現代文明、現代學術的核心和基石就是科學意識形態，科學意識形態成為現代西方的主流意識形態，當民國時期中國系統性引入西學之後，科學意識也成為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事實上，科學意識形態在西方和中國的出現的時滯是非常短的，相差不過幾十年。

在西歐，科學意識形態是在否定基督教的基礎上才得以產生，是砸爛上帝后的產物。因此，科學意識形態就認為，包括基督教在內的宗教是落後的。而基督教則是西歐的傳統，科學則代表現代，這樣就形成傳統落後，現代先進的觀念。

西方，直至一神教的出現，才有了個人道德的觀念。上帝是道義、正義的承載者，是“神以載道”，人本來沒有道義，是沒有道德的罪人，但是，通過信仰上帝，就可以獲得道義、正義，從而可以擁有道德，成為一個“義人”、“善人”。這是一神教的核心要義所在，基督教稱之為“因信稱義”。

在一神教中，道德就是對神的信仰，這種信仰不僅可以為個人提供心靈的動力和歸屬，而且也是整個社會秩序的基石。

總之，宗教問題就是道德問題，道德就是對神的信仰，就是信神，沒有信仰、不信神，就是沒有道德。

現代的以唯物主義為基礎的科學，之所以要反對宗教，原因在於，基督教的形而上學性，認為全知全能的上帝是一切知識的起源，因此，學習知識就是對神進行信仰，而不是對經驗的學習。即基督教是否定現世的，否定對經驗的學習。而科學則是基於現世的，基於對經驗的學習的，尤其是基於“實驗”。

毫無疑問，在一神教中，對上帝進行形而上的神話性虛構，是其敗筆，但是，這絕非意味其一無是處，而是包含着極為最重要極為寶貴的東西，就是道義、道德本身。

事實上，是可以按中國“文以載道”、“以神道設教”的思維和原理，對基督教的上帝進行分解、分離的。

“以神道設教”來自《周易》“觀卦”，“觀”有兩個主要義項，一個是自己去觀察，另一個則是設計、陳列東西讓別人去觀察。三代時期的祭祀禮儀，也屬於宗教制度，就是後一義項的“觀”。在位者設計出來，以給老百姓觀看。而給老百姓觀看的目的，則是對其進行教化。即將禮樂制度當成教化、教育的手段。這就是“以神道設教”。

也就是説，中國的古人很明白，宗教的神學設計，只不過是一種教化工具，讓老百姓明白其中的道理。因此可以説是“神以載道”，也是“文以載道”。“神”其實就是一種“文”。

這樣一神教的神，就包括兩個部分：文的部分和道的部分。文的部分就是神學設計，包括神靈的形態，是神學的、神話的，也是形而上的，當然也是虛構的、虛設的。道的部分就是道義、正義，也是中國儒家所講的“義理”。

如果對神做出這樣的分解、分離，就可以發現，在神的兩個構成部分中，作為載道工具的神學設計部分，是迷信的、錯誤的、落後的，也可以説是騙人的。但是，對於道義本身、義理本身，則是正確的，而且是彌足珍貴的。

因此，對基督教就不能全盤否定，而只能否定其神學的部分，而應該保留下其道義、道德的部分。

但是遺憾的是，以唯物主義為基礎的現代科學，卻將上帝、將基督教徹底、全盤地否定了，不僅否定了其迷信的神學部分，而且否定了其中的道義、道德部分。

這樣，科學意識形態的出現，不僅是一個去宗教化、去迷信化的過程，而且是一個去道義化、去道德化的過程。即科學是“無道”、“無德”的，是“不道”、“缺德”的。

科學之所以反對和否定道義、道德，其根源是，在西方文明的背景中，道義、道德一定是與宗教綁定在一起的，一定是和神綁定在一起的，要反對迷信，就必須否定虛構的神，而要否東虛構的神，也必須連道義、道德一起否定。

也就是説，在西方文明的背景下，無法做到對神進行“文以載道”式的分解分離，因為西方文明缺乏“文以載道”思維，沒有能力理解這一點。之所以如此，原因又在於，西方文明未能出現中國一樣的獨立的“道義”、“義理”的概念，獨立的“心性”概念，道義、義理的獨立源自心性的獨立，道義、義理不過是人心的基本屬性。這就是宋明理學所説的“心即理”、“性即理”。

人心是人的思考認知器官，也是虛擬的、抽象的，是對人的思考認知活動的抽象。這就是孟子説的：“心之官則思”。在具體表現上，道義、道理也就表現是人的共識性意念、意志。即孟子所説的“心之同然”。

總之在中國傳統看來，道義、義理不是外在於人心的，而是內在於人心的，而且是生而有之的，是“不學而知”、“不學而能”的“良知良能”。

人要獲得對道義、義理的認知，就不是向外索求，不是從外向內地注入知識，而是認識和體悟自己的內心。因此《大學》“八條目”前四條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關鍵在於“誠意”，就是認知、體悟自己內心深處的最真實的想法，排除一切的外在干擾。

也就是説，儒家認為，認知道義、義理，是通過學習來實現，而這個學習的過程，恰恰是通過做事、事件來體悟自己內心最真實的想法，即“誠意”。

“格物”就是做事，就是通過經驗積累，在經驗中感悟、體悟，相當於科學系統中的“實驗”。

儒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而儒家學術的核心也是道義、道德，從實質上來説，與一神教是一致的。只是，比一神教“高級”和“先進”的是，儒家的道義、道德是以真實的心性為基礎，以現世的經驗為基礎，而一神教則是以虛構的神靈為基礎，以虛構的來世和天堂為基礎。

但是，在民國之後，中國在日本的誤導下，而以傳統的儒家學説為落後，以科學為先進，從而謳歌科學，而踐踏儒學，踐踏道義和道德。日本則是受到了西歐的誤導，因為現代的西歐就是謳歌科學，踐踏基督教，踐踏道義和道德，而認為要引入科學，也必須踐踏道義和道德，而當時日本的道德形態則是儒學的，而非基督教的。這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發生的事。

由於科學是反道義、道德的，其本身也是缺失道義、道德的，而是純粹的利益。這個利益是廣義上的，不僅僅是物質利益，也包括確定性的數理的、物理的、化學的效果。追求物質利益是求利，追求某種數理的、物理的、化學的效果也是求利。在這個意義上，科學其實就是“利學”。

從整個人類歷史來看，從人性來看，人類生活的重心不是“利”，而是“義”。“義利”之辯是中國文化的軸心，合理的“義利”關係應該是“義本利末”、“義體利用”，重義輕利。

既然道義、道德應該是人類社會的核心、重心，這就意味着確實道義、道德的科學，是不可以獨立存在的，不可以獨立支撐社會的運行的。必須有另外一種能夠提供道義、道德的系統存在。

所以，自19世紀中期科學在歐美逐漸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以來，以及自20世紀初期科學在中國逐漸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以來，儘管科學是主流的意識形態，也努力地反對道義、道德，在歐美是反對基督教，在中國是反對儒家，但是，卻沒有能力真正將其消滅，基督教依然普遍地存在，而儒家的基本原則也依然在中國堅實地存在。

在歐美基督教依然是民間的主要信仰，而在中國，儒家的實際的社會實踐中被貫徹着，包括解決實踐和政治實踐。

這樣，當今世界的社會，無論歐美，還是中國，實際上被割裂為兩個部分：學術界和實踐界。在學術界，所信仰的是科學，反對和排斥道義和道德，也是“無道”和“缺德”的，而實踐界，則是繼續奉行基督教和儒家的基本原則，尊重道義和道德，是“有道”和“有德”的。

在學術界中，那些極端主義着，那些與社會實踐想脱離者，就成為徹頭徹尾的“科學主義”者，成為唯利是圖者，成為道德敗壞、麻木不仁的無道無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