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爾頓揭了多少白宮老底，讓特朗普斥其為“瘋狗”_風聞

2018年3月至2019年9月期間，博爾頓擔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轉自微信公眾號“中國新聞週刊”2020/6/25推送 作者曹然

當地時間6月23日，美國總統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的新書《生事之屋：白宮回憶錄》上架銷售。

博爾頓半年前就寫完了這本書。但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反應激烈。這位博爾頓的“前老闆”以泄露國家機密為由，通過行政和司法程序延長本書的審查，甚至向聯邦地方法院申請出版禁令。特朗普還在社交媒體上怒斥博爾頓為“瘋狗”，並稱這本書是“一本充滿謊言和編造故事的集子”。

書中當事人之一的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新書出版之際發佈聲明，承認自己尚未閲讀全書，卻斷言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和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的連續攻擊一樣，蓬佩奧並未舉證。

曾為多屆美國政府服務的資深外交官包道格和德托馬斯對《中國新聞週刊》確認了博爾頓書中內容的真實性。“這是顯而易見的，特朗普自己的言行幾乎證明了一切。”包道格説。博爾頓的老同事德托馬斯則認為，《生事之屋》是以博爾頓為代表的華盛頓鷹派與特朗普“結合”失敗的總結。

據布魯金斯學會統計，特朗普上台以來，白宮高官離職率達65％，為美國史上最高比例。其中，已經離職的三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一位國務卿和一位國防部長全部與總統反目。面對博爾頓的新書，特朗普團隊的反應尤其激烈。一些美國媒體認為，因為大選已經開始衝刺，博爾頓的爆料可能影響特朗普的選票。紐約大學法學教授瑞安·古德曼則指出，書中內容可能有助於再次發起對特朗普的彈劾。

鷹派專業主義的失敗

除了石油大亨蒂勒森和右翼媒體人班農，博爾頓和美國總統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克馬斯特、國防部長馬蒂斯等卸任後就與特朗普“反目”的多位外交和安全事務高官具有共同特徵：曾在華盛頓被歸為“激進鷹派”，屬於政治光譜上的少數，但長期在政府中擔任高級職務，同保守派、自由派精英共事。

“雖然我不支持博爾頓處理政府事務的方式，但他是一位認真、能幹的專業人士。” 德托馬斯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稱，博爾頓一直“工作井井有條，也具備完成其職務的知識水準”。2001年小布什總統上台初期，後來成為美國國務院分管核擴散事務助理國務卿的德托馬斯曾在時任副國務卿博爾頓手下工作。

能力受同僚認可的博爾頓在多屆政府中擔任助理國務卿、副國務卿、駐聯合國代表等要職。與此同時，他也因頻繁指責聯合國等多邊機構“無足輕重”、抨擊美國外交界“不為美國利益着想”而知名，是華盛頓人盡皆知的“國家安全官員中的激進民族主義者”。

和一般的保守派外交官不同，博爾頓在國務院幾乎沒有朋友，因為“他不是與自由派外交官有衝突，而是與國務院的所有反對黨派立場的專業官員有矛盾。”德托馬斯説：“我相信他為這種格格不入感到自豪。”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中，這個羣體徹底從其他保守派精英中分離出來。

特朗普勝選後，多數保守派外交官和國際安全高級官員都和他們的自由派同事一樣站到了總統的對立面。小布什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公開表示，本屆總統不信任“外交老手”。而作為外交“新手”的蒂勒森成為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任國務卿後，很快將總統的“不信任”帶到國務院。他將國務院的預算削減三分之一，涉及2000個外交崗位，近百位高級外交官在數月內離職。

博爾頓這樣的“鷹派”則從特朗普對傳統外交的不信任中看到了機會。特朗普對多邊機制的反感、對“美國第一”的推崇，似乎契合了“激進鷹派”的主張。在德托馬斯看來，博爾頓“可能認為他和特朗普在意識形態上是兼容的，他能夠引導特朗普走向自己的議程。”

當時的特朗普正處於急需用人之際。保守派精英離開後，美國政府中的大量關鍵崗位無人可用。由此，一種相互利用的關係在特朗普和鷹派外交精英間建立了起來。

2018年3月，博爾頓成為特朗普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第一次在白宮西翼擁有了自己的辦公室。德托馬斯批評“我們的政府對朝鮮所知太少”時，特朗普按照博爾頓的建議，向朝鮮提出“完全、可驗證、不可逆”的無核化方案。

在2019年2月第二次“金特會”上，朝鮮曾拿出自己的底線方案：以關閉寧邊核設施換取部分對朝制裁解除。但特朗普政府要求朝鮮關閉另一處未申報的核設施。談判隨即破裂。美國媒體後來披露的信息顯示，這其中就有博爾頓的“功勞”。

然而，這樣的“相互利用”，最終走向了“反目成仇”。2019年9月10日，特朗普宣稱自己開除了博爾頓，博爾頓則表示自己於前一晚提出辭職。

表面上看，博爾頓離職的原因是跟不上特朗普的政策變化。他堅持對朝鮮採取最強硬政策，極力阻止總統與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會面，與特朗普的觀念逐漸不合拍，被朝鮮官方媒體點名指責為朝美對話的障礙，最終被趕出白宮。

但這並非他和特朗普“分手”的真正原因。卡內基和平基金會副會長包道格對《中國新聞週刊》指出，在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期間，博爾頓其實一直對亞洲事務“保持低調”，更多地關注特朗普幾乎完全不瞭解的伊朗、委內瑞拉和俄羅斯問題。

“博爾頓似乎曾破壞特朗普和金正恩的會談，但也僅此而已，許多他職業生涯中‘深愛’的地區都沒有得到他的關注，”包道格説，“我懷疑，他在選擇目標時就很謹慎，以避免與特朗普發生不必要的爭鬥。”

德托馬斯則提到了更深層的矛盾。“關鍵在於，特朗普並不是像博爾頓們那樣被意識形態所引導，而是被狹隘的個人自尊和自我利益所引導。”他對《中國新聞週刊》分析道。

這正是博爾頓在新書中試圖呈現的內容：特朗普是一個無知、任性、我行我素的國家領導人。他不知道英國擁有核武器，稱芬蘭是俄羅斯的一部分，並認為入侵委內瑞拉會是“一件很有趣的事”。這些奇奇怪怪的觀點，充斥着白宮每週的外交和安全事務討論會。

德托馬斯指出，博爾頓新書中的爆料主要反映了“特朗普在公開場合的行為所形成的負面形象實際上在閉門時更糟糕”，沒有專家參與的重大外交事務決策過程使得“對特朗普古怪政策的最壞擔憂變成了現實”。

博爾頓對特朗普的最終指責，是總統對“鷹派”意識形態的背叛。在拒絕雙邊和多邊軍控協議、退出國際組織等問題上，特朗普與鷹派觀點一致，樂於讓博爾頓在台前發聲。但當他面對“我的朋友金正恩”或“我的朋友普京”時，鷹派的警告就被拋之腦後。

博爾頓認為，特朗普“無法將人際關係和國際關係分開”，出於對普京的個人欣賞而反感鷹派關於制裁俄羅斯的主張，在與俄方溝通時稱博爾頓等人為“官僚”。他甚至對一心想摧毀朝鮮核武器的博爾頓坦言，自己與金正恩見面“就是為了公關”，絲毫不在乎能否達成無核化協議。

“最後，博爾頓明白了白宮許多高級官員都明白了的道理：在特朗普時代，政策沒有一致性、可預測性或知識儲備，只有本能、慾望和非理性決策。”德托馬斯説。如此，博爾頓顯得越來越不合時宜。在任期的最後幾個月，他甚至不被邀請參加白宮的外交與國家安全會議。

另一方面，特朗普的非專業外交卻取得了一些“成績”，他盛讚自己“歷史性突破”了歷任美國政府都未能解決的朝鮮核問題。但德托馬斯指出，這並非意味着特朗普排斥專業主義的外交真的有所收穫，而是“目睹這種行為的外國政府並沒有反對，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利用這種行為”。 

在這樣的背景下，特朗普越來越自信，博爾頓、麥克馬斯特、馬蒂斯等專業人士則紛紛離開，“因為那裏已經沒有容納他們那些專業主義品質的空間了”。

德托馬斯認為，這反映了當下美國外交決策的悲劇：即使是像博爾頓這樣偏向民族主義的精英，身居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高位，最終也因其專業素養與特朗普的隨心所欲不符，而不能對這位沒有外交經驗的總統產生持續性的影響。美國外交或由此逐漸陷入“無政策、無戰略”的亂象。

並非民主黨的反特朗普戰友

在特朗普抨擊博爾頓新書的同時，以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為首的民主黨議員們也紛紛指責博爾頓，認為博爾頓不在今年2月美國國會彈劾特朗普時説出真相，現在才公佈自己的證言，是“為了錢而不要公正”。

2019年12月，民主黨人佔多數的美國眾議院通過兩項決議，指控特朗普以總統身份和援助籌碼要求烏克蘭總統調查民主黨潛在總統候選人拜登，是“以公謀私”、剷除個人競選對手，構成“濫用職權”“妨礙國會”的彈劾罪名。三個月後，共和黨人佔多數的參議院否決了該彈劾案。

當時，特朗普指示行政機構和官員不要遵從眾議院彈劾案調查委員會的傳票。所有政府部門都拒絕向眾議院提供必要的文件和官方記錄，許多涉案人沒有參加質詢。白宮還致函眾議院，拒絕配合一切彈劾聽證。特朗普團隊則由此主張民主黨人缺乏證據。

博爾頓是缺席者之一。曾參與白宮烏克蘭事務決策的他沒有在眾議院出庭，並稱僅當參議院要求時才會作證。博爾頓的新書發佈後，美國國防部前法律顧問、紐約大學法學教授瑞安·古德曼指出，本書恰恰證明了上一次彈劾的罪名，而且足以顛覆特朗普團隊此前的抗辯。

在年初的彈劾調查中，兩院共和黨人主張：所有指控特朗普利用總統職務要求烏克蘭調查拜登的證據都是“間接”或模糊的。博爾頓則在書中給出一個直接明確的證據：特朗普曾在2019年8月對博爾頓説，“他不贊成向烏克蘭援助任何東西，除非他們移交所有與克林頓及拜登有關的調查材料。”

此外，博爾頓還批評民主黨人在彈劾特朗普時為烏克蘭話題所困，沒有調查特朗普其他類似的“將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捆綁”的外交舉動。他甚至為下一次彈劾備好了“新彈藥”，詳細回憶起了特朗普曾干預美國政府對一家土耳其銀行與伊朗關聯的調查，以討好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

2018年12月，特朗普直接對埃爾多安表示，他相信這家與土耳其總統有關係的銀行完全沒有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制裁，並稱自己“將照顧好一切”。針對美國政府展開的司法調查，他稱主持調查的檢察官“不是我的人，是奧巴馬的人”，他會更換檢察官以解決此事。

瑞安·古德曼指出，如果博爾頓的描述屬實，此行為顯然構成了《憲法》定義下的“總統濫用職權”。

但現實是，民主黨人難以據此開啓對特朗普的第二次彈劾。雖然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認為博爾頓手上應該有證據支持他書中提及的內容，但博爾頓從未聲明願意在民主黨人佔多數的眾議院出庭作證。他在華盛頓以忠於共和黨知名，迄今為止只服務於共和黨政府。

除了博爾頓，前國防部長馬蒂斯近日在《大西洋月刊》撰文痛斥特朗普分裂國家、嘲弄憲法，斷言“特朗普是我一生所見第一位不試圖去團結美國人民的總統”。與此同時，特朗普侄女瑪麗將在下月出版一本講述“家族噩夢”和特朗普“可疑的税收”的回憶錄。

這些情況會影響選情嗎？《新共和》專欄政論作家、喬治城大學政治學家巴特利特曾專門研究共和黨內反對派的問題，他自身也是“轉向”的前保守派。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他指出，這一次民主黨人可能又要失望了。

“關鍵是，共和黨內反對特朗普的選民已經很少。”巴特利特分享的一項調研數據顯示，博爾頓、馬蒂斯這樣的反特朗普共和黨精英僅能在黨內獲得10％左右的支持。“可以説他們已經失敗了，標誌就是：他們未能推出一個有競爭力的黨內候選人，以挑戰特朗普的2020共和黨初選。”

或許更讓民主黨人感到悲觀的是，一些觀察家認為，10％的反特朗普共和黨選民也不會轉化成拜登的支持者。與博爾頓交往15年的記者約翰·甘斯近日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博爾頓對民主黨彈劾特朗普的抗拒，表明“他夢想着成為共和黨的未來，而不是抵抗運動或民主黨的寵兒”。

德托馬斯也對《中國新聞週刊》強調，博爾頓等鷹派政客只是“未能成功將特朗普帶上他們的意識形態之路”，而不是成為民主黨的反特朗普戰友，其思想觀念“是一以貫之的”。

值班編輯：薛夢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