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翔：律師該如何為“壞人”辯護？_風聞

財經雜誌

06-27

律師應該維護的不是當事人的“所有”權益，而是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通過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律師是在維護社會的公平和正義

文｜羅翔

近日，一樁知名律師為富商辯護的案件引發公眾廣泛質疑，即便一些法律專業的學生也非常困惑：律師本來就應該盡力為當事人提供辯護，這不是法治的本意嗎？這難道有錯嗎？

要説明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提到人們對法治的基本共識。

亞里士多德認為，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制定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的良好法律。簡而言之，就是普遍遵守和良法而治。因此，法律本身是要追求良善的，每一個法律工作者都有義務去促進而非消解法的良善。

問題在於，這個世界上存在良善嗎？良善是一種客觀事實，還是人的主觀假設？如果是後者，那麼是否追求良善完全就取決於個人的見解，最終良善一詞不過成為掩蓋罪惡的遮羞布。

正義與良善比辯論技巧更重要

古希臘智者學派代表人物普羅塔戈拉（Protagoras）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如果此處的“人”理解為“人類”，當然表達了人類中心主義的觀點，但如果把“人”理解為“個人”，那表達的就是唯我論的觀點。正是這種唯我論導致了真理的主觀化和相對化。

當前人們一般將律師制度追溯至古希臘，當時的律師深受智者學派的影響，強調辯論的技巧甚於正義本身。

柏拉圖就曾經尖鋭地批評當時的辯護人，認為他們顛倒黑白、偷換概念、巧言令色。他曾在對話錄中描述這類人的行徑：——那隻公狗難道不是它兒女的父親嗎？——當然是。——那隻公狗難道不是你的嗎？——當然，它是我的。——既然是你的，而且是父親，那麼這條公狗就是你的父親，你就是那些小狗的兄弟了。

這顯然是一個邏輯混亂的論斷。

在柏拉圖看來，律師必須聽命於客户的要求，按客户的意圖辦事，無異於客户的奴隸，他説：“律師總是忙忙碌碌，似乎總有什麼力量不斷驅趕着他……他是一個奴隸。在他的主人面前，與他同是奴隸的夥伴們爭論不休。……結果律師們變得敏鋭而狡黠；他學會了對主人曲意逢迎、見機行事；他的心胸狹窄，自從他開始欺騙和報復以後，他就變得反常而且扭曲了。”

據説，普羅塔戈拉本人也傳授辯論技巧，有一天他招收了一名叫做歐提勒士（Euathlus）的學生，普羅塔戈拉和學生簽訂了合同，教他如何在法庭中取得勝訴。合同約定：入學時先交一半學費，畢業後第一次出庭勝訴時再交付另一半學費。但是，歐提勒士學成後一直不肯出庭替人打官司，普羅塔戈拉決定起訴他。普羅塔戈拉的如意算盤是：如果歐提勒士在此案中勝訴，他就應按合同約定交付學費；如果歐提勒士敗訴就必須按法院判決付學費。總之，無論勝訴還是敗訴，歐提勒士都要付另一半學費。

但歐提勒士從老師那學會了全部技巧，他的答辯是：如果他勝訴，那法庭自然會判他不用交學費；如果他敗訴，那根據合同約定也就無需繳納學費。

顯然，這種辯論技巧完全不考慮法律要追求的良善。

事實上，正是因為將良善主觀化和相對化，律師也就不可避免地淪為當事人的工具，以追求法庭上的勝訴為唯一目的。

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而不是“所有”權益

有個在美國法學院廣為人知的段子：一名法學院學生聽了一個案子的判決結果後，禁不住大喊：“這是不公正的！”教授卻冷言應道：“你若想研究公正，就去唸神學院吧！”

當前有很多律師以專業化的思維擱置正義與良善，在他們看來，律師職業的宗旨就是服務當事人的最大利益，至於公平、正義、良善這些光鮮的大詞只是騙人的鬼話。

這類律師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也就可想而知。事實上，在許多文學作品中，律師的形象都比較糟糕。比如英國的《格列佛遊記》，在這部膾炙人口的文學作品中，作者認為當時英國的律師壞得無以復加。“這個團體從小學習詭辯，巧舌如簧，只要主顧的錢給得多，就算顛倒黑白也在所不惜。”“律師一直為騙子辯護，早已不習慣追求正義。”“這個團體有一套特殊的行話，正常人根本理解不了，所有的法律條文多是用這套黑話寫成的，他們還時不時來個修訂、做個增補，以便徹底混淆視聽、顛倒黑白。”

然而，專業化的思維不是放棄追求良善和正義的藉口。今天，有很多職業人士都認為自己為專業人士，但在歷史上夠得上專業的只有三種工作：法律、醫療和聖職（ministry）。

“專業” （profession）一詞源自拉丁語“表白信仰” （to profess），意為“宣誓” 或者“公開宣告”，其原意是做出宗教性宣誓，而“profession” 一詞的原意是一個人在加入某個宗教團體時所立的誓言。隨着法律和醫學行業逐漸脱去宗教團體性質，中世紀末期岀現了不做宗教性宣誓的執業醫生和律師，他們需要莊嚴宣告願意為其所選擇的行業之理想獻身。正如《律師的天職——信仰和法律工作》一書中提出的：“那些即將成為律師的人必須當眾宣告，願意用其所精通的法律技能去推進正義。”

這也是為什麼律師任職時有一個宣誓程序，在誓言中，每一個律師都承諾自己忠於憲法、忠於祖國、忠於人民，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請注意，律師維護的不是當事人的“所有”權益，而是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通過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律師是在維護社會的公平和正義。

首先，律師當然可以為“壞人”提供辯護，辯護必須防止冤枉無辜，人類無法輕易區分誰有罪無罪，如果只有明顯無辜的人才能得到刑事辯護，那麼必將有大量無辜的人受冤枉。為罪行重大之人辯護，正是為了防止無辜之人枉受追究。

人類司法制度具有不完美性，即便是最好的人類道德和司法制度，也有可能誤傷無辜。所以，司法機關必須虛心接受律師的詰問質疑，否則必然導致司法擅權專斷、腐敗無能。

其次，律師必須在法律範圍內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律師與其説是在捍衞當事人的利益，不如説是在通過捍衞當事人的利益維護法律的尊嚴。律師與司法機關屬於法律職業，在普通法系中，律師甚至屬於法庭公職人員(officer of the court)。

任何一個法律人都應該清楚地意識到，辯護律師與司法機關的目標是一致的，他們都是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當每份判決都能經得起律師最苛刻的挑刺，這份判決的公正性才可能得到最大的保障。辯護不僅是為保護無辜公民，也是為確保司法的公正。但是，辯護權必須受到法律的限制，律師應當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為當事人謀取合法利益。

王振華案中律師犯的兩個“錯誤”

顯然，律師不應該違背法律規定為當事人爭取最大利益。在王振華猥褻兒童一案中，因涉及未成年人和涉及隱私，所以任何在庭外泄露案件內容，特別是被害人被傷害或被猥褻具體過程的情況，非常不妥當，明顯違背律師的職業道德規範與法律規定。

“兩高兩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於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也明確指出：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對於涉及未成年被害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未成年被告人的身份信息及可能推斷出其身份信息的資料和涉及性侵害的細節等內容，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律師及其他訴訟參與人應當予以保密。

另外，在王振華猥褻兒童一案中，以被害人的性品格證據為被告人開脱也是明顯錯誤的。據被害人律師介紹，王振華的律師認為這名女孩處女膜破裂屬於“陳舊性破裂”。他們認為女孩之前有過性行為，與王振華無關。

上述辯解非常不合適，是對被害人的二次傷害。1981年《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在辦理強姦案件中是否可以檢查處女膜問題的批覆》明確指出：“處女膜的狀況不能作為認定或否定強姦罪行的依據，檢查的結果常常是弊多利少。因此，在辦理強姦案件時，仍應按以上通知執行。”

1984年司法解釋進一步指出：“在認定是否違背婦女意志時，不能以被害婦女作風好壞來劃分。強行與作風不好的婦女發生性行為的，也應定強姦罪。”

作為知名律師，不可能不知道被害人的品格證據與性侵犯罪毫無關係，以此來為被告人脱罪是對被害人的污名化，也是對未成年人的嚴重傷害。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就告訴人們，正義不僅本身值得追究，其結果也往往合乎欲求。一種正當的技藝不僅有其獨特的追求，同時也能帶來附隨的好處。正如醫生要追求醫術高明妙手回春，而這種追求同時也能帶來良好的聲譽與可觀的收入，這沒有什麼不道德。但如果醫生只是追名逐利，為了名利可以放棄醫療職業本身的追求，那麼醫生也就不再是醫生，他放棄了醫術這種特定的技藝。

同樣，律師的辯護也是一種獨特的技藝，他應該在每個個案中追尋正義，如果律師只是為了追逐當事人的最大利益，實現名利的最大化，那麼律師的辯護也就不再是一種正當的技藝。

如果律師不再相信法律要去追求公平和正義，那麼他遲早也會對自己所從事的職業感到厭倦。耶魯大學法學院院長科羅曼（Anthony Kronman）説：法律專業的危機“本質上是道德危機。它是律師日漸懷疑職業生活能夠滿足其人生價值的結果。律師在物質上的富有掩蓋了他們心靈上的貧困，而後者正是從根本上擊垮律師職業自豪感的心靈危機”。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