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當代中國的無產者？_風聞

為什麼現在身份標籤滿天飛？為什麼維護高考的公平是中國社會重中之重？為什麼農村的“合村並居”會引起這麼大的社會影響？甚至，為什麼會有“35歲現象”？為什麼我們的輿論宣傳戰鬥力如此低下？未來的社會可能是什麼樣子？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這一切得從梳理建國以來的關於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和發展歷史説起。先説兩個重要結論，一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度決定分配製度，毫無疑問，誰所有誰分配；二是財產不是資產，可以用於擴大再生產的財產才能成為資產，否則就是生活資料，而資產則完全是生產資料。

圖 1 我國社會結構的演變與階層分化、城鄉二元結構及高考在我國社會階層流動中的中心地位

我國在1956年左右完成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之後，實行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基本上消滅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具體方法是，城市人口進入全民所有制企業或者體制內單位如政府、醫院和各級學校等，以及與之匹配的“接班”制等；農村人口則全部進入村集體，然後所有生產資料包括土地實行集體所有制，吃“大鍋飯”。與此同時，配合户籍制度和國家對各種產品價格和生產的完全管制的計劃經濟使之得到了有效的實施。

在完成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後，本質上，除極少數人民民主專政對象外，幾乎所有人都既不佔有生產資料，同時又都佔有生產資料。於是，這種薛定諤狀態下的中國，消滅了階級。這實際上同時也意味着，你不能脱離其中任何一種所有制所依附的組織，不管是全民所有制企業、體制內事業單位還是農村的村集體，否則，你就成為了真正的無產者。

因為誰也沒有見過社會主義社會，更沒有在生產力極不發達的情況下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這種徹底的“公有制”大概是根據當時對社會主義的理解給出的“社會主義”方案吧。但是，**這種解決方案，隱含了一個重要假設或前提條件，即，公有制生產資料的代為管理者，即，黨和政府以及各種企業的各級管理人員，是全心全意為其所有者“人民”服務的。**那麼，他們會不會逐漸滋生出脱離人民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或者他們中的一部分會否形成一個新的利益共同體？甚至這些人會不會和極少數資產者合流，形成新的剝削階級？這不僅是我們擔心的問題，也是所有無產階級革命家們所始終擔心的。

雖然1957年春毛澤東就提出必須正確區分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而到了1958年，毛澤東又進一步提出要把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技術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上來。但他始終擔心資產階級右派奪取國內各界的領導權。周總理也在1963年專文論述了《反對官僚主義》。從1958年底的“廬山會議”甚至到後來的“文化大革命”，我認為初衷都是真誠的為了反“右派”，防止資產階級奪權。但是，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左傾”錯誤，偏離了初衷。這可能是跟對社會矛盾的認識和定性有關。畢竟，當時剛剛進行完社會主義改造，資產階級還遠沒有發展起來。而且退一步説，即便徹底消滅了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就能過的好嗎？沒有發達的生產力，社會主義就一定實現不了，發展生產力才是關鍵。所以鄧小平説，發展才是硬道理。但是，對資產階級復辟的擔心一直存在。後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寫進了《黨章》和《憲法》。對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更是一直警鐘長鳴。先不説這些。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升學進入大中專院校等，鮮有渠道能溝通這種城鄉二元結構。**在户籍制度的配合下，當時絕大多數農民被人為限制在了農村，而城市人口則由“接班”制度安排下一代。國家為了在複雜嚴峻的國際形勢下站穩腳跟必須快速實現工業化，所以被迫採取農村反哺城市的政策，各種產品價格被國家統一指定。本來我們認為消滅了階級，自然就應該沒有了剝削。**但在城鄉二元結構下，這導致城市實際上是在系統性的剝削農村。**同時，由於城市的生產力也不發達，創造新增就業的能力也十分有限，多數情況下也只能“接班”。而且，這種城鄉二元結構的割裂，我相信也絕不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的國家領導人的初衷，但在沒有更好的辦法之前，國家也只能號召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一方面讓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瞭解我國的現實情況，另一方面也間接的促成了一個脆弱的平衡態。

這種城鄉二元且“徹底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在生產力不發達的情況下，更加不能很好的調動人們的積極性，產生了各種各樣的問題，造成了我們今天難以想象的“短缺經濟”，購買物品光有錢不行，還得有各種“票”才有資格買。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共產黨人從實際出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開始改革。我們知道，**高考是聯繫城鄉二元結構的關鍵環節。**所以，改革實際上從1977年恢復高考就開始了。值得注意的是，從恢復高考到1999年，大部分時間大中專畢業生是國家“包分配”的，畢業之後就以“幹部”身份進入到城市的各種體制內單位。幹部身份是與工人、農民並列的中國社會三大身份之一，當時的大學生被稱為“天之驕子”。也因此，一旦高考的公平不能保證，影響了社會正常的上升渠道，就會出大亂子。因此，這一陣子的山東考生被冒名頂替的案件，必須引起高度重視。**當然，積極的看，由於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和信息社會的快速成型，與新冠疫情一樣，這也是我們構建“透明社會”的一個重要的機會。**先不説這個。

1978年正式開始改革開放，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城市允許多種所有制形式並存。農村雖然解決了吃飯問題，但“三農”問題至今依然很嚴重。畢竟，農業的勞動生產率與工業相比有着巨大的差距。城市雖然生產資料公有制始終佔有主體地位，但私有制的迅速發展極大的提高了社會勞動生產率。先不管私有制的具體形式，但至少包括外企、民企（私企）、個體户等。這種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通過社會化大生產極大的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自身也在迅速發展壯大，同時通過各種形式也促進了國有企業的發展。整個國民經濟面貌煥然一新，我國綜合國力、生產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均得到顯著提升。在此過程中，一部分人通過自己的勞動積累、國家和社會的信貸支持等合法的途徑或其他各種非法的手段獲得了第一桶金，即，佔有了生產資料，從而成為了事實上的資產者。然後，又通過代際傳承，成了“二代”資產者。

**值得注意的是，農民工收入雖微薄，嚴格來説，卻不是無產者，至少目前看來，農民工不是徹底的無產者。**因為在農村，他還屬於村集體，還有集體資產——土地，雖然土地是名義上的集體所有，但農村集體土地家庭長期承包的政策實質上保證了農民工一定程度上擁有了土地這個最重要的生產資料，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按勞分配。可以説，之所以很大程度上國內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勞資矛盾原來並不是很突出，尤其是在以勞動密集型企業所主導的發展階段，就是因為有很大一部分風險是由佔有一定生產資料的農民工承擔，而農民工並不是徹底的無產者，所以承擔風險能力較徹底的無產者要強很多。**也就是説，到目前為止，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和家庭承包製為資本主義私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所帶來的各種經濟矛盾提供了巨大的緩衝地帶。**所以，國家對農村的土地方面的政策一直非常謹慎，負責任的學者往往也很謹慎。這也是為何農村的“合村並居”如此受到社會關注的關鍵原因。當然，如何盤活農村的資產，讓農民走向富裕始終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大問題。

那麼，現階段我國的無產者在哪裏？前面説過，溝通城鄉二元結構下的兩種公有制體制的渠道主要是高考，那麼大中專畢業生“不包分配”改革之後，高考本身就開始大量產生無產者。實際上，當前我國的無產者主要就是由“不包分配”以後畢業的大中專畢業生構成的。

這些畢業生們，若是來自農村的，入學的時候變成了城市户口，失去了集體所有制下長期承包給家庭的土地，畢業的時候國家也不包分配，從而成為了“自由勞動力”，即便能夠找到自己滿意的工作，除非是體制內工作，不佔有任何生產資料，自然就是徹底的無產者；若是來自城市，沒有了“接班”制之後，大多數本身就自然成為了徹底的無產者。當然，現在隨着城市化和現代化，部分來自城市的畢業生，可能成為某種“二代”，但也只是一小部分，同樣除了體制內工作，另外一大部分畢業生，仍然不佔有生產資料，屬於是徹底的無產者。私有企業內不佔有股份的工人是當然的無產者，包括各種高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等，只要不佔有生產資料，就都是無產者。現在出現所謂的“35歲現象”，本質上就是因為這部分人就是無產者，是失去了公有制體制保護的無產者。當然，高技術人員相對來説就業還算穩定。所以，現在考公務員成為熱點，大家熱衷於進入體制內。而沒有考上大學的農村學子們，多數成為了新的農民工。而沒有考上大學的城市學子們，除了某些“二代”們，大部分不能站在父輩肩膀上的都直接成了徹底的無產者。

實事求是的説，改革開放的進程符合社會發展規律，保證了中國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基本適應。至少在目前的私有化程度下，多種所有制並存有效的提高了社會生產效率，調動了各種生產要素的積極性。但是，過度的私有化，則必然導致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的爆發。尤其是，隨着我國產業升級，農民工的作用在逐漸減弱之後，城鄉二元結構能夠提供的緩衝越來越弱，將來知識密集型私營企業中的勞資矛盾畢竟激烈爆發。如何在效率與公平之間取得平衡，是個嚴峻的問題。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大部分無產者是能夠在網上發聲的，因為他們絕大多數有着相對較高的受教育水平的，網上發聲的大部分人也應該是無產者。**雖然大多數無產者都是直接或間接的從農村中分化出來的，**但是，**這些無產者，**由於長期受到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忽悠，又不注意學習馬克思主義，**甚至都沒有搞清一個基本概念，什麼叫資產，**認為自己有點兒錢，不但沒有意識到自己是無產者，反而以資產者自居，替資產者説話。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輿論宣傳戰鬥力這麼低下！**李克強總理前一陣子説我國還有6億人的月收入不過1000塊錢，甚至引起能夠發聲的很多人的不理解、不認可。可見，我們的社會割裂有多嚴重。很多在網上發聲的人甚至都不知道我們的社會財產分佈已呈現出一種非常可怕的結構，不要説橄欖形，連錐形都不是了。我國的收入分佈看起來就像是一根吸管插在大地上，大地上絕大多數人收入極低，而吸管的極少數人則收入極高。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不強調“階級”的目的是，希望與資產階級形成統一戰線以快速發展我們相對較低水平的生產力。但也要注意，不強調不是不存在。無產階級不強調，不意味着資產階級，尤其是大資產階級不警惕。就算是他們不警惕，誰都會不自覺的為自己的利益説話。而在當前的信息快速流通的環境下，他們掌握了大量媒體，影響力很大，在蓬勃向上、快速發展、機會很多的當下中國，很容易成功的忽悠人。實際上，資產階級相當警惕無產階級的聯合。

這從我國這幾年各種標籤的興起可見端倪。譬如中華田園女權的興起。中國的男女平權，可以説是世界上做的做好的。畢竟，歐美的女人嫁人之後尚要冠夫姓的，比如希拉里∙克林頓，哪有什麼女權可言！譬如各種LGBTQIA+，國外已經成為政治正確，國內雖暫時還不成氣候，但也開始浮出水面。又譬如新冠疫情下的“武漢人”、“北京人”、“留學生”等等。我們要打擊的是不服從抗疫管理的人，與身份無關！

我想再次重申，不斷給人貼標籤，大搞身份政治是大資產階級用以瓦解無產階級聯盟、解構民族國家、製造人民內部矛盾的惡毒工具之一。現在西方社會不斷強化的種族主義矛盾，比如從美國開始旋即席捲歐洲的BLM運動，就是身份政治的一種表象。中國人民要擦亮眼睛，清醒的認識到身份政治的惡毒之處，讓身份政治遠離中國社會。

如果非要使用身份政治的標籤，我希望我們中國社會能夠堅定的從馬克思主義出發，使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個標籤！而且一定要清楚，所謂資產階級指的是佔有生產資料的階級，指的是不需要付出勞動就能擁有睡後收入（剩餘價值）的階級！目的是不斷提醒中國的資產階級，尤其是大資產階級，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是先富必須帶動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私有制）和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固有矛盾帶來的必然結果。中國共產黨一直強調，牢記使命，不忘初心！但一段時間以來，**在馬克思主義教育中，有意無意的去無產階級世界觀，或者叫去意識形態化，導致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戰鬥力急劇下降，已是不爭的事實。**削弱了無產階級世界觀，導致我們在輿論戰線上非但不能趁此次疫情，依託我們取得的偉大成績乘勝追擊自由資本主義，反而處處陷於被動。因為無產階級沒能聯合起來，對付我們共同的敵人，反而開始陷入各種身份標籤的內鬥中。

如今，受過高等教育的廣大無產者經過私有制的毒打，已經又重新拿起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武器，開始懷念毛主席！然而，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還是要在探索和實踐中前進，但建設“透明社會”為我們提供了有益的思考方向。

我相信，社會主義在中國必將成為顯學！我堅信，將來之環球必將是赤旗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