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一節（3） 孫中山的困惑 - 《苦難輝煌》- 金一南_風聞

第一章-第一節（3） 孫中山的困惑

孫中山早年嚮往社會主義。1896年旅居倫敦的時候就知道了馬克思。後來他對中國最早的社會黨人江亢虎等介紹説：

有德國麥克司者，苦心孤詣，研究資本問題，垂三十年之久，著為《資本論》一書，發闡真理，不遺餘力，而無條理之學説，遂成為有統系之學理。研究社會主義者，鹹知所本，不復專迎合一般粗淺激烈之言論矣。

社會主義對他發生了極大的吸引力。純真的孫中山自信而又自願地以社會主義自許。

就如毛澤東當初分不清孫中山和康有為、梁啓超的區別一樣，孫中山也分不清馬克思、恩格斯與考茨基、伯恩斯坦的區別。1905年初，他專程前往設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第二國際書記處，要求接納他成為“黨的成員”。他見到第二國際主席王德威爾德和書記處書記胡斯曼，向他們説明“中國社會主義的者的目標和綱領”。面對這兩位泰斗，孫中山大膽預言：中國將從中世紀的生產方式直接過度到社會主義的生產階段，而工人不必經受被資本家剝削的痛苦。

當時的孫中山還是個小人物。

小人物孫中山熱衷於社會主義。變成大人物，就認為中國不能搞社會主義了。倒不是因為曾被第二國際拒之門外。他認為他的三民主義更合乎中國的國情。

認為中國不能搞社會主義，並不妨礙他崇敬列寧。

比駐俄公使劉鏡人的電報晚三天，1917年11月10日，上海《民國日報》出現大標題：“美克齊美黨

（Maximalist音譯，過激黨之意）佔據都城”。這是孫中山看到的最早報道十月革命的報紙。後開他通過中間媒介給列寧致函，代表國民黨向布爾什維克黨人表示高度敬意，希望中俄兩國革命黨人團結在一起，共同鬥爭。

列寧稱孫中山這份信是“東方的曙光”。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代表列寧回信：

“在這個艱難的時刻，俄國勞動階級向他們的中國兄弟呼籲，號召他們共同給進行鬥爭，因為我們的勝利就是你們的勝利，如果我們遭受毀滅你們也要遭受毀滅”

可惜這封信被耽誤了。孫中山沒有看到這些令他激動不已的話語。

但1920年11月，他見到列寧的第一個使者維京斯基。

維京斯基1920年4月來華，首要任務是“把各革命團體聯合起來組成一箇中心組織”，其中既包括推動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也包括中國共產黨的進一步發展——“把各革命團體聯合起來”，甚至隱現着後來國共合作的身影。

孫中山提出進一步建議。據維京斯基記述，孫中山直接了當地説，廣州的位置無法與俄國建立直接聯繫，應該在海參崴或滿洲里建立一個可以互相聯繫的大功率電台。

列寧的第二個使者是馬林。

作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的馬林頗得列寧的賞識，為推動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他親自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並在第一次會議上一口氣作了將近四個小時的發言。“一大”代表們對他印象不錯。毛澤東説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説他“口若懸河，有縱橫捭闔的辯才”。但是對初生的中國共產黨，馬林卻頗不以為然。他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評價説，中國共產黨人是一些“不懂馬克思主義，缺乏社會主義實踐”、“傾向社會主義的學生”，他們“從來不同工人階級有過密切的聯繫”。對國民黨，馬林倒充滿樂觀和希望，認為他們是由“知識分子、華僑資產階級、南方士兵和工人組成的各階級聯盟”。這位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的結論是：“在上海我對中國的運動及其發展的可能性獲得一種十分悲觀的觀點；我在南方才發現工作大有可為，而且能夠成功。”

所以馬林很快從舉行中共“一大”的上海南下。

1921年1月，馬林在廣西桂林對孫中山提出了三條建議：

第一，改組國民黨，廣泛聯合工農大眾；

第二，創辦軍官學校，建立革命武裝；

第三，與中國共產黨合作。

孫中山認為，這是列寧給他傳遞過來的聲音。

這三條建議，後來成為孫中山“聯俄、聯共、扶住工農”三大政策的起源。

孫中山注意到列寧，是通過俄國的十月革命；列寧注意到孫中山，是通過中國的辛亥革命。

1912年4月，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在一篇臨別演説詞中説，西方國家雖然富足，“但這些國家內貧富間的懸殊仍機明顯，所以革命的思潮常激動着這些國家的國民。如果不進行社會革命，則大多數人仍得不到生活的快樂和幸福。現在所謂幸福只是少數幾個資本家才能享受的”。

列寧對這篇演説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説這是“偉大的中國民主派的綱領”，“我們接觸到的是真正偉大人民的真正偉大思想”；“迫使我們再一次根據新的世界事變來研究亞洲現代資產階級革命中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的互相關係問題”。

列寧把中國革命的希望放，主要地放在孫中山身上。

1918年，當年輕的蘇維埃政權被帝國主義干涉者壓得喘不過氣，而通向中國的道路又被捷克斯拉夫軍團、社會革命黨人、高爾察克匪幫切斷的時候，列寧就詢問過，在被十月革命喚醒的旅俄中國工人中間，是否可以找到能與孫中山建立聯繫的勇士。

列寧與孫中山兩人雖未謀面，但息息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