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改變這些年輕人的命運了嗎？_風聞

作者：黃燈（中山大學文學博士）

062111班

四任班長

2006年6月16日，在原來經濟貿易系文秘教研室的基礎上，學校決定成立財經傳媒系。我當初之所以進入廣東F學院，也是因為學校要申報新的專業——漢語言文學。作為第一個中文博士，通過人事處的招聘信息得知，我實際上是以申報新的專業“急需人才”的名義而入職的。

從大一到大四，班上一共選舉產生了四任班長。讓我驚訝的是，儘管人數不到三成，但選出來的班長竟然都是男生。

曾剛是第一任班長，畢業以後就進入了一家銀行；王國偉是第二任班長，在銀行工作一年後，考上了公務員，現在四會監獄辦公室當文員；吳志勇是第三任班長，沒有考研、考公務員，也沒有進入銀行，輾轉了很多單位，現和哥哥在天河區開了一家飲食店；石磊是最後一任班長，畢業以後，在廣州居留多年，在諸多單位輾轉後，最後決定考公務員，現在梅州國税局上班。回過頭看，四位班長畢業以後的選擇和現在的處境，實際上代表了十年前二本院校大學畢業生所面臨的機遇和可能。

曾剛的特點是適應社會的能力強，很早認同社會的一些現實規則，在校讀書期間，就和老師的關係極為親密。從個人素養看，儘管筆頭能力比不上隨後的兩任班長王國偉、吳志勇，但他口頭表達能力強，也願意和人交往，懂得怎樣和別人處理關係。畢業以後，他選擇了一家銀行，很快就進入了較好的工作狀態，也很快成家立業，在廣州買房立足。他屬於最能適應現實的年輕羣體，往往也能最快、最直接地獲得較多的發展資源和現實利益。

和曾剛比起來，石磊的成長路徑頗為不同。石磊在大四那年選為班長，也是062111班最後一任班長。他出生於潮州市，是家裏的獨生子，父親經營一家攝影店，母親為家庭主婦。石磊家屬於廣東常見的城市出生、自主經營的市民家庭。因為從小衣食無憂，他一直懵懵懂懂，直到大四那年才意識到要畢業了，需要找一份工作。而班上大部分同學在大一、大二就給自己做了可靠的職業規劃。因為事前沒有太多的準備，而他學業上的唯一優勢又是英語，大學畢業後，他錯過了含金量頗高的秋招和春招，最後進入了廣州遍佈街頭的各類培訓機構。

“四年之內換了六家單位，大一點的機構，諸如新東方又進不去。”離開學生宿舍後，他一直住在龍洞的迎福公寓，在學校附近逗留了一千多天，並且依舊履行着一個班長的職責。幾年來，班上來來往往到廣州的同學，都以他租住的房子為據點。

畢業後折騰的四年，在石磊看來，是他人生的低谷期。2014年，他突然意識到，若再這樣下去，他的人生看不到任何確定的希望。廣州待不下，家鄉潮州那個古老卻沉悶的城市，除非學經濟或管理專業還有點就業機會，別的專業，幾乎沒有太多發展空間。擺在面前的選擇逐漸明朗：只有一條路，回家考公務員。他非常認真地備考，僅僅複習了一個月，幸運地考到了梅州國税局。

毫無疑問，這是他人生的一個轉折點，儘管一次過關純屬偶然，但這次偶然卻給他的人生帶來了確定。他很快結婚，父母一輩子打點攝影店，最大的意義就是在兒子成家時，心安理得地拿出所有積蓄，給兒子的新房當首付。結婚不久，他很快就有了孩子，儘管他將每月的日子描述為“信用卡先還兩三千，然後支付寶、螞蟻花唄再還兩三千，房子供兩三千”，但以前的迷惑煙消雲散，不明朗的前途突然清晰。因為有英語特長，日子安定後，他念在職研究生的計劃，已經成了小家庭的共識，並被提上日程。

大學畢業時，他並不喜歡體制。他曾經為了迎合父親的心願，回到家鄉參加公務員的裸考，但他故意不做任何準備，隨隨便便地應付，不過是以一種明朗的結果，給自己一個留在廣州的理由。而廣州四年的輾轉，僅僅一個二本院校的文憑，並沒給他掙得一席之地。獨生子女揹負的傳統責任，讓他意識到確定的人生軌跡對父母的重要意義。説到底，還是回家考公務員，讓他並不堅挺的大學文憑獲得了飽滿的汁液，成為支撐他此後人生的堅實依靠。

作為第三任班長，吳志勇的人生選擇和石磊有幾年完全重合，他們甚至在畢業後，共同居住在迎福公寓多年。志勇性格沉靜，但不屬於那種本分的人，在校唸書期間，有一段時間不願意上課，曾是輔導員頭疼的角色。因為同學信任，被選為班長後，他立即毫無怨言地承擔起了班上的事務。

畢業後，他和很多同學不同，沒有選擇進入銀行，而是堅持進了一家社工機構，在NGO組織中任職，儘管收入極低，還是堅持了三年多。考慮到他家庭的經濟狀況和他這個年齡所面臨的實際壓力，2010年左右，通過朋友的介紹，我竭力推薦他進入珠三角一個經濟發展不錯城市的公安局。他聽從建議，辭掉了社工機構的工作，但沒想到僅僅在公安局待了不到十天，就斷然辭職，還是回到了社工機構，並堅持了很長時間。

細數他畢業以後的職業，做過網店，在網上賣過時裝，後來還曾加入一個美容機構，專做文繡行業的培訓師。他的朋友圈會有一些與自己職業相關的內容，但憑對他的瞭解，我知道，很多場合他不會喜歡。在最近的一次電話聊天中，我得知他已放棄了文繡項目。他和我談起文繡行業時説：“都是套路，都是包裝。成本只要二三十元的項目，可以包裝為成千上萬，甚至上百萬的項目。美容搭配玄學，諸如文眉，一定要和人的運勢聯繫，這樣，上鈎的人就會很多。”

畢業多年，他性格中的敏感、自尊還是如此顯眼，沒有被生活打磨得哪怕圓滑一點點。但生活還得繼續，尤其在結婚生子以後，看得見的壓力和開支，已成為他每天睜開眼就能感受到的現實。經過八九年的摸爬滾打，他深切體會到人必須首先活着、必須為生存打拼的殘酷律令。想起在社工機構的多年生活，他不後悔，卻覺得遙遠而不真實。

因為畢業的時間過於久遠，對志勇而言，像石磊一樣回到家鄉，通過公務員考試進入體制尋找穩定，已變得不太可能。骨子裏，他也不喜歡這種生活，哪怕處於現實的一地雞毛中，這種僵化的穩定，依然激不起他內心半點渴望。為了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和在外打工多年的哥哥，合夥開了一家飲食店。飲食店的工作極為繁忙，利潤也不豐厚，處在“不請人忙不過來，請人就沒有任何利潤”的境地。很多時候，他必須親自上陣，和大街小巷隨處可見的快遞小哥一樣，為完成網絡和電話訂單，將外賣送到一個和他境況可能差不多的人手中。

志勇出生在粵西北的一個普通山村，家境不太好，畢業八年後，“上有老下有小”的具體擔子，終於沉沉地壓在了一個男人的肩頭。孩子已經兩歲九個月，父母年齡已大，一家人的生活，就靠共同守着的這家店。

電話中，他和我説的一句話讓人印象深刻：“生活已被控制，生活已被金錢控制。”他和石磊的不同在於，他知道自己不喜歡什麼，便不會去嘗試那些東西，貧瘠山村給予他的倔強，讓他在進入喧囂的城市後，依然在個體的人格中保留了一份堅守。他始終難以對生活做出真正的妥協，而這種不妥協的結局，落實到個體的生存上，便是看得見的漂泊和彌散到下一代身上的與他人確定的差距。

比較而言，王國偉的經歷和成長，代表了典型的農家子弟的成長路徑。

他性格靦腆，不愛多言，黝黑的臉龐，看起來非常樸實。剛進校的時候，他和其他農村來的孩子一樣，不是特別擅長和老師打交道，也不懂得去刻意經營人際關係。2006年10月18日，我在學校值班，在和學生聊天的過程中，意外得知國偉曾寫過幾十萬字的武俠小説，這讓我頗為驚訝。軍訓過後，他們的學習逐漸步入正軌，在隨後的新生作文訓練中，我發現他的武俠小説創作，已經有了較高的起點。

後來才得知，因為痴迷寫小説，他第一次高考失敗，復讀一年後，才考上廣東F學院。他曾提到自己的寫作動機：“在讀過了金庸所有作品後，隨着年紀慢慢增長，所讀的小説越來越多，其情節越來越不能滿足我的慾望，於是，便萌生了自己創作的想法。”

儘管我不會評價武俠小説，但從他的文筆中，可以感知到良好的文字根基。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個真正被興趣吸引的人，是一個有目標和夢想的人，這在我教過的幾千名學生中，鳳毛麟角，難以尋覓。

王國偉出生在廣東四會一個叫鄧村的地方。那裏環境優美，“青山若黛、綠水如碧”。祖輩以種田為生，到爺爺那一代，開始做一些小買賣，此後父親一直延續爺爺的路子。父親高中畢業，除了種田，在孩子還未出生時，曾經向信用社貸款，經營起一家土製的磚瓦廠，但沒過幾年，因經營不善，磚瓦廠倒閉。此後，他重拾鄧村的古老手藝，經營了一家古法造紙的小作坊。在國偉的講述裏，父親和一般的農民不一樣，他不安分，動手能力極強，也願意嘗試各種營生，除了種田和造紙外，還會養殖、電工、泥瓦、針織……其中的收益，都用來供他和妹妹讀書。

1995年，為了孩子的前途，父親斥資在四會市區購買了一套九十平方米的房子，這成為國偉求學過程中的重要轉折點。儘管在鄉村唸書的時候，他有更快樂的童年，放學回家可以幹農活、玩耍，到了晚上才花一個小時左右去複習功課，根本感受不到學習的壓力。而進入市區後，他猛然感到學習壓力倍增，不但作業多了很多，同學之間的競爭壓力也加劇。

突然的變化，讓他無所適從，更何況還要忍受和父母的分離，他曾經哭着求父親讓他重回鄉下唸書，但理智的父親，一眼就看到了城市和鄉村教育資源的差距。父母堅守鄉下的作坊和田地，為了兩個孩子的教育費用起早摸黑，將兄妹倆交給奶奶在城裏照顧，這種選擇，恰恰和內地外出打工農民的選擇相反。國偉始終記得，讓孩子走出窮鄉僻壤，是小學尚未畢業的母親一生最大的心願。

因為國偉的寫作熱情和天賦，這麼多年來，他是我唯一期盼能夠繼續深造念研究生的學生，我知道他一旦走向社會，必然會被現實和工作絆住。有意思的是，他到大學後，相比高中寫作的狂熱，彷彿多了一份冷靜。國偉性格中的務實，在大學的平凡日常中顯露無遺。目睹了父母在生活中的掙扎，他清晰地知道自己大學畢業以後的首要任務，不是堅持武俠夢，而是解決生存。

“夢想，每個人都應該擁有，但不是每個人都能實現。我在大學期間，就知道自己不能把夢想照進現實，至少短期內不可以。我很清楚地認識到，大學畢業後，我的首要任務是要解決我和家人的生活問題。”

他很順利地找到了一份銀行的工作，為了攬儲，為了順利度過12月31號“銀行從業者的解難日”，他不得不過上陪酒應酬的生活。他不愛應酬，但必須應酬，到了年底，為了完成任務，“天天喝，天天醉，睡醒第二天再喝”。銀行的工作僅僅堅持了一年，儘管收入不錯，畢業第二年，他毅然參加了全省公務員考試，成為四會監獄的一名獄警。他的務實，幫助他再一次成功實現了轉型，之所以報考這個單位，主要是因為它招錄人數比較多，容易考。儘管因為環境的變化，這份工作比之銀行風險要大，但他身心卻獲得了更多自由。“在這裏，我不用為了取悦別人而把自己打扮成另一個人，至少不用去應酬。更重要的是，這裏的工資更穩定些，並且能夠給我更多的時間去思考我的未來該向哪個方向前進。”

和石磊一樣，他一旦進入體制，工作穩定下來後，很快就結婚生子，並立即在四會買房買車。他高中時代的狂熱夢想是武俠小説，併為此練就了良好的文筆，但他大學並沒有沿着高中的夢想前進，而是通過大學的橋樑，獲得了進入體制的起點和機會。對一個農家孩子而言，進入體制獲得穩定工作，比之虛無縹緲的作家夢，顯然更能讓父母儘早挺直被生活壓彎多年的腰。

儘管國偉認為，“夢想離我漸漸遠去，生活如同一個複雜的課題，要我們用一輩子去研究”，但在讀書改變命運的故事中，王國偉是不動聲色的一個，也是最為真實的一員。

四任班長，從出身而言，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沒有一個家境特別優越，也沒有一個孩子在大學畢業後，得到過家庭的庇護和資源。對曾剛、石磊和王國偉而言，他們之所以能在社會立足，並順利過上讓父輩放心、安心的穩定生活，要麼是早早認清了現實的規則，順着社會去經營生活，要麼是經過現實的碰壁後，終於認清進入體制的優勢，選擇畢業後回爐考公務員。

唯獨志勇，客觀而言，從各方面的綜合條件講，四任班長中，他算得上佼佼者，但他畢業以後的九年經歷卻證明，現實留給他這樣一個普通的農村年輕人堅守夢想的空間，是狹窄而擁擠的。他內心不願屈從一條常見的個人成功路徑，但現實中，他還是不得不聽從父輩的召喚，結婚生子，選擇一種最為常規的活法。但這條常規的通道，在他放棄“考公”、考研之後，志勇猛然發現，他並沒有太多的選擇。

夾縫中的光芒

在大眾化教育時代，文憑貶值的呼聲越來越高，“讀書改變命運”也日漸被人懷疑，但我的直覺是，儘管跨越了二十四年的光景，062111班學生的命運，和我1995年大學畢業的班級——岳陽大學九二中文二班同學的整體命運，並沒有太大的差異。我以前總認為，隨着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大學的擴招，年輕人的機會越來越少，但進入具體的分析和審視可以發現，至少對於畢業於2010年的062111班，這一結論並不成立。

我之所以拿我大學畢業的班級和062111班相比，是基於以下幾點：從大學層次看，兩所大學都屬於二本（兩所學校都經歷了校名更替的過程，岳陽大學現改名為湖南理工學院，廣東F學院的前身是中國人民銀行所屬的地方院校）。從專業看，都是最為常見的漢語言文學專業。從招生特點看，兩所大學都隸屬當地教育主管部門，所招學生幾乎都來自本地區。從招生難度看，我的學生2006年考入廣東F學院的難度係數，和我1992年考入岳陽大學的難度係數大致相當。兩所普普通通的學校，接納的都是當地一些普普通通的孩子。

但兩者也有不同之處，從地域分佈而言，我所畢業的學校地處湖南嶽陽，是一箇中等發達省份的內陸城市，班上的同學全部來自岳陽地區。而我學生的學校地處廣州，佔有沿海發達地區一線城市的區位優勢，班上的學生，全部來自經濟較為發達的廣東省。從學歷層次而言，我所念的岳陽大學，當時還是專科層次，直到1998年左右，才和別的學校合併，升為本科院校。而我的學生進入廣東F學院時，學校早在2005年就已升為本科層次，他們的學制是完整的四年全日制本科。剔除生源的相似狀況，由此恰好可以窺視學歷的含金量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畢業二十四年後，我的大學同學都在幹什麼呢？以2005年畢業十週年聚會上來的三十六人為例，其中在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就職的有二十九人，佔到八成，在國有企業的有六人，在外資企業的有一人。整體而言，對於七成來自農村的大學同學而言，通過高考，確實改變了一個羣體的命運。

有意思的是，除了四位同學在工作中發生變故，存在二次就業，八成的同學一直在同一單位或同一系統工作。這種狀況，充分顯示了高校在市場化以前的就業特點：在國家包分配的前提下，個人和國家及單位的粘連非常緊密。儘管人才流動性相對較弱，但人才的穩定性極強，個體對單位的情感認同深厚，對單位的忠誠度非常高。

從同學的生存狀態看，他們通過高等教育獲得幹部身份後，在單位早已成為骨幹，有不少同學甚至已是單位的主要領導，個人的經濟狀況、社會地位，在當地都屬於上等水平，生活穩定、安逸。從就業地點看，班上的同學除了一名在北京定居、兩名在廣東定居外，其他同學都在湖南落户，在當地就業的比例超過九成，充分顯示了地方院校就業分佈的特點。

1995年到2010年，中間橫亙了十五年時空，我第一次當班主任的062111班面臨畢業。2018年7月，在學生畢業八年後，我統計了一下，班上五十二名同學，全部在廣東就業，其中居住在廣州的有十七名，居住在深圳的有四名，分佈在珠三角一帶的還有八名。其餘的則大多回了生源地，遍佈廣東各個地區，其中潮汕地區四名、湛江三名、肇慶兩名。有意思的是，五十二名學生在畢業時沒有一人選擇考研，八年過去，除了石磊在讀在職研究生，依然沒有一名去考全脱產的研究生。由此可以推斷，他們整體對自己的就業狀況較為滿意，並不需要通過文憑的提升去改變生存狀況。

如果説，岳陽大學九二中文二班的同學，得益於時代所提供的機遇，在文憑並未貶值、高校依然堅守精英教育的時代，哪怕出身鄉村，也能通過高考得以改變命運，過上了衣食無憂的生活。以此為對照，我發現062111班的學生，儘管面臨教育大眾化的整體背景，但因為他們地處廣東，整體上，通過高考依然獲得了在社會立足的根基。如果將前者的整體狀況，形容為幸運的70後一代，那麼，作為80後的後者，同樣享受到了時代夾縫中的光芒。

從062111班學生的家庭背景分析，他們的出生和成長，既帶有國家近幾十年來轉型期的特點，也帶有廣東的地區特點。概而言之，來自廣州、深圳等大城市的不多，僅有六人，剩下的都來自非珠三角地區諸如韶關、化州、新興、連州、肇慶、雷州、河源、陽江、四會、興寧等地。

不少孩子，在廣東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切身感受到了鄉村城鎮化過程帶來的衝擊。他們一方面享受到了城鎮化帶來的好處、便利，諸如更好的教育資源，以及因為交通便利所致的流動可能，但另一方面，他們也不得不承受由此帶來的代價，諸如日漸加大的教育投入、因為外出打工和親人之間的分離、社會貧富差距給他們帶來的內心衝擊。

鍾夢蘭出生於廣東省吳川市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兄弟姐妹五人，這種多子女的狀況，在廣東的鄉村極為常見。父親高中文化程度，從事建築行業，母親是全職家庭主婦，負責照看一家老小的日常起居，家裏的主要經濟來源是父親。

儘管家庭開支極大，養育五個孩子的成本不低，但得益於中國高速的城市化進程，父親所在的建築行業，獲得了最為充分的發展，他一個人的收入，足夠維持一個大家庭的開支。夢蘭回憶，儘管出生在農村，但父母並沒有讓孩子們在貧窮中長大，家裏的經濟條件，在當地屬於中等偏上水平。

夢蘭的小學階段，在村裏度過。小學畢業後，她以全校第一的成績，考到了鎮上的中學。母親為了照顧孩子們的學業，租房住在鎮上，陪伴夢蘭度過了六年的中學時光。在母親陪讀的過程中，父親決定拿出多年的積蓄，在市裏購地建房，並在夢蘭高二那年，將此變為現實。一年後，夢蘭考上大學，他們全家也徹底告別鄉村，開始了在小城市的生活。

夢蘭一家的經歷，對觀照純粹的農村家庭如何邁進城市化的門檻，具有極為典型的樣板意義。十幾年前，對經濟條件尚可的農村家庭而言，堅定地走向城市，是他們常見的共同選擇。中國鄉村城鎮化的進程，更多的時候，不是在刻意為之的行政意志下生硬地完成，而是滲透進千家萬户的細部，伴隨家庭的需求和孩子們成長的路徑，不知不覺中自動完成。

從前面國偉的敍述可知，他們一家的生存轉折，同樣得益於父親及時、主動地融入了城市化進程。國偉不止一次提到，他人生最重要的轉折，來自父親1995年在四會市買房的決策，這和夢蘭一家的狀況如出一轍。

潘海燕的情況與王國偉、鍾夢蘭不同，代表了農村家庭在城鎮化轉型期的另一種遭遇。海燕剛進初中時，父母為了增加收入，決定遠走他鄉，外出打工。母親去了佛山，在一家茶餐廳當服務員，父親則去廣州開車。他們一家的狀況，代表了普通農民家庭一種更為普遍的選擇：為了增加收入，進城打工。這種選擇的結果，除了增加家庭收入，伴隨而來的現狀不是夫妻分居，就是孩子成為留守兒童。海燕記得上初一時，不論是接到媽媽的第一封信，還是接到媽媽的第一個電話，都因為思念父母而泣不成聲。

但她對此沒有任何抱怨，依舊理解父母的選擇，“對於媽媽外出打工，我當時也沒太多想法，因為很多家庭都是這樣的，就知道媽媽要外出掙錢交學費。”進入大學後，她發自內心地感激父母的選擇，“他們這種希望教育能改變生活、命運的想法，給我們打開了前進的道路之門，並讓我擁有感知外面更美好世界的機會。”

父母務工的收入，保證了三姊妹的教育費用。她沒有延續母親的命運，也沒有重蹈村裏貧困家庭長女的遭遇。海燕知道，如果父母不外出掙錢，和村裏別的女孩一樣照顧弟弟妹妹，而後早早輟學、嫁人生子，將是她最可能的輪迴。海燕的成長，將在後面有更多的敍述。

顯然，在夢蘭、國偉和海燕成長的過程中，中國加速的城市化進程，同樣作用到了他們身上。三個家庭的起點相似，儘管在不同節點的選擇，對孩子們此後的命運和人生產生了不同的影響，但不能否認，正是父母主動融入轟轟烈烈的城市化進程，他們才得以擁有機會，獲得教育資源，並邁進大學的校門。

對夢蘭和國偉而言，父母在城裏購房的舉動，不但為他們此後在城裏立足打下了較好的經濟基礎，更讓他們避開了鄉村教育發展的短板，及時轉到城市，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對海燕而言，儘管和父母的分離給她帶來了情感困惑，但父母外出打工的選擇，則保障了她的教育費用，為她通過高考走出鄉村、順利進入金融行業提供了可能。

我留意到，和我大學時候就讀的九二中文二班比較起來，062111班不少學生家庭，都曾開過工廠或小作坊，這一點，和內地的鄉村家庭構成了很大差別。這種狀況，顯然得益於廣東更為發達的經濟條件和更為成熟的市場意識。除了前面提到的王國偉家曾開過古法造紙廠，來自潮汕地區的學生，家裏開辦工廠的情況則更為普遍。

在潮汕，各個不同的鄉鎮，都有不同的經營特色，諸如楓溪鎮，算得上潮州工藝瓷的發源地，古巷鎮則主要經營廚衞潔具，彩塘鎮經營不鏽鋼，庵埠鎮則經營食品、果脯和肉脯加工。

與此相對應的是，和我大學時代的同學更熱衷於進機關、事業及國有企業等穩定的單位不同，062111班的學生，則並無如此強烈的願望。他們中間有不少人，大學畢業後根本不找工作，而是直接回家和父母或者家族親人一起打理和經營自家的作坊、工廠。女孩子嫁人後，有些也會直接進入丈夫家的廠子，幫助一起打點。

陳倩是一個樣貌秀氣的女孩，説話快言快語。她出生於潮州古巷鎮，有兩個姐姐、一個弟弟。爸爸一直在楓溪做工藝瓷，家裏也開了一家陶瓷廠。大學畢業那年，爸爸因為年事已高，將家裏的工廠出租給了別人，自己則待在家裏畫畫，同時指導弟弟作畫。陳倩畢業後，和班上很多同學一樣，最開始在珠三角一帶活動。她曾在佛山工作過一年，因為找不到歸屬感，最後回了潮州。

陳倩曾經嘗試在潮州找一份工作，對中文專業的她而言，找一份普通的文員工作並不難，但文員的工資極低，2011年時，月薪只有兩千左右。擺在她面前的現實是，潮州工廠遍地，但大的公司極少，稍微好一點的公司，諸如創佳電視，如果要進去，必須通過關係才能達成。她的人脈，沒有辦法幫助她找到滿意的工作。

和同樣出生於古巷鎮的丈夫結識後，她決定此後不再外出，安心在潮州定居。丈夫沒有念大學，但勤奮好學，極為聰敏。丈夫家和自己家一樣，經營了一家陶瓷廠。1997年，公公婆婆看準了即將到來的市場，辭掉了國有企業的正式工作，開辦了這家廠子，火爆的行情一直延續到2008年之前。在丈夫的講述中，訂單根本接不過來。陳倩結婚後，徹底放棄了外面的工作機會，她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和工作經驗，成為丈夫家族企業的一員。

很快，她便成了全面工作的參與者和管理者，從設計、跟單一直到與客户的聯繫、貨款的跟蹤、產品的維護，每一個環節，她都瞭然於胸。和十幾年前的市場比較起來，陳倩明顯感到，近幾年，工廠受匯率、環保、人工成本各方面的影響非常明顯。更大的挑戰在於，對於產品，消費者個性化要求越來越高，工廠無法做到像以前那樣批量生產。這些新的變化，毫無疑問，已成為這家經營了二十多年的家族企業的現實難題。

陳倩大學畢業後的選擇，對潮汕甚至廣東的學生而言，極為常見。家裏有廠子的，父輩經營得好，子女會接過來，完成學業後，成為繼任者；家裏沒有工廠的，相比進一家固定單位，他們更傾向從事商業活動。汕頭出生的大順，就曾經和我談起他爸爸的態度：“寧願開廠，也不願給別人打工。”國偉也曾和我聊過，父親在四會買房以後，母親曾勸他放棄紙廠的生意，到市區謀一份工作，但父親的看法是：“打工沒有自由，還不如自己做個小老闆。”對於內地出生的我而言，這種職業觀念的差異，讓我頗為驚訝。

幾種去向

從職業分佈和畢業去向看，相比我大學班級就職黨政機關、事業單位佔絕對優勢的狀況，062111班的職業分佈則要豐富得多。更重要的是，他們的職業流動也頻繁得多。

從前面的敍述可知，我的大學同學，畢業後待在同一單位或同一系統的人數，佔到了八成，而062111班，根據我到目前瞭解的情況，除了劉素婷一直待在初次就業的温泉公司，再也沒有一人守着大學畢業後簽約的第一份工作。王國偉在考入四會監獄當文員前，曾在銀行工作，像他這種僅僅折騰了兩次工作的學生都不多。黃施敏畢業後去了英德聯社，又去了省行，最後考進了廣東農信粵北審計中心，到目前為止，換了三次工作。

石磊在進入梅州國税局以前，曾創下四年換六次工作的紀錄。吳志勇幹過的工作門類更多，從賣衣服的網店到社工機構，從公安局到文繡培訓師，再到目前和哥哥開辦的飲食店，在他所從事的職業門類中，壓根就沒有穩定一説。從畢業八年的統計情況看，062111班學生的畢業去向大致有如下幾種：

傳統的公務員和事業單位。黃春燕畢業後，考進了潮州市廣播電視台，成了潮州電視台知名的節目主持人，是班上耀眼的明星，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學生。張健父母是機關公務員，他聽從父母建議，很早就下決心“考公”，大學畢業後，順利考進博羅縣機關，現在下面一家鎮政府工作。因為是獨生子，他一直和父母同住，工作落實後，很快結婚生子，現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

更多的學生，像王國偉和石磊一樣，經過不同工作的嘗試後，最後還是決定回到“考公”的路上，並獲得了成功，馬麗穎就是如此。班上共有十二人做出如此選擇。

麗穎出生於廣州市從化區，來自一個普通的警察家庭，有一個弟弟。父親1966年出生，大專學歷，在公安系統工作了將近三十年，幹過交警、刑警、治安警察，是一個性格沉默，喜怒不形於色的男人。母親比父親大一歲，在很長一段時間之內，為了照顧孩子，她當起了家庭主婦，每天除了買菜，幾乎不出門，對着四堵牆，猶如井底之蛙。

直到2003年麗穎初中畢業，母親突然意識到，“不工作就沒有發言權，不工作就無法獨立”，於是拜託熟人，在公安局找了一份後勤服務的工作。麗穎高中時候，曾寫過一篇作文《三十歲的我》，她夢想的生活是：“三十歲的我，微胖，育有自己的乖女兒，同時繼續在職場打滾，生活雖然平淡，然而卻無比幸福。”可以説，除了生育的孩子是男孩，她現在的生活，幾乎完全實現了高中時代的願望。她是我所知的第一個明確表達實現了夢想的學生。

因為家庭環境的影響，麗穎性格極為獨立，所有的事情，從高考的志願、專業的選擇到人生規劃，都自己做主。獨立帶來的副產品，是孤獨感的滋生。有一段時間，她幾乎掉進了抑鬱的陰霾中，直到遇見現在當醫生的丈夫，才結束了整個青春期遊離、困惑的情感狀態。她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經過層層選拔後，進入某地方電視台當一名播音主持，主持的方向包括新聞時政、熱點問題、家庭教育、兒童節目等。這一份工作貌似光鮮，但在市場化運營過程中，為了減少成本，對剛畢業的年輕人而言，單位不承諾給予編制，只是勞務派遣形式。

儘管乾的活兒並不比正式編制的職工少半點，但麗穎能明顯感到，領導並不尊重她們。加上地方小媒體行政化管理手段與市場實際需求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在一次忍無可忍的衝突後，她毅然辭去了電台的工作，參加了廣州某區規劃局的招聘，並順利通過“考公”，來到了新單位。

來到新單位後，她最大的困擾是工作中的喝酒應酬，而最大的改變，則是從純粹的行政人員變成了懂規劃的半個技術人員。回首自己歷經媒體到機關的職業生涯，在見識了媒體的混亂和行政部門的官僚作風后，她感嘆説：“作為專門被坑的80後，如何混戰在這個複雜的社會，如何通過我們這一代人去改變大環境，我覺得還沒能給出一個答案，我希望能在彷徨與摸爬滾打中找到答案。”麗穎的經歷，在班上的女生中頗有代表性。很多女生，諸如黃施敏、陳燕騰、蔡慧嫺、鄭友鑫，無不是畢業經過折騰後，通過“考公”得以進入機關、事業單位。儘管工作中也有新的挑戰，但相比此前的動盪，“考公”的嘗試，還是讓她們獲得了一份安穩的生活。

常見的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從整體而言，這是廣東F學院學生就業的主要渠道。從歷史沿革來説，廣東F學院的前身是廣東銀行學校，隸屬中國人民銀行，在沒有劃歸省管之前，是一家金融特色非常明顯的院校。

2000年劃歸地方管理後，先後經歷了廣東金融高等專科學校和廣東F學院兩個階段，據説珠三角一帶的銀行，百分之六十的行長都出身於此，這為畢業生大量進入金融系統就業，提供了校友優勢。儘管中文專業屬於這所財經為主的學校之內的“非主流”，地位相對邊緣，但得益於金融行業提供的就業慣性，062111班的學生，還是有不少進入了金融、保險機構。班長曾剛一直堅持在這一領域，王國偉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銀行，喜歡舞蹈的梁景軍，最終回到了家鄉遂溪，就職當地農信社，過上了一份安穩的生活。

前面提到的潘海燕，顯然也受益於學校這一大的就業環境。海燕1986年出生於廣東省連州市大路邊鎮黃太村，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祖祖輩輩都是農民。爸爸唸到了初一，媽媽因為外婆去世早，考上了高中，但不得不輟學回家，幫外公一起養家餬口。父母結婚後，爸爸買了一輛拖拉機，外出連州市區運輸建築材料掙錢養家；媽媽留在家，和爺爺一起下地務農，主要種植水果、莊稼；奶奶則待在家裏做飯，負責照看孫子孫女。在海燕看來，他們家的生活依循的路徑，正是村裏絕大部分家庭的生活模式。

隨着孩子們的長大，家裏負擔陡然增重，三個孩子讀書的學費、伙食費，爺爺奶奶的生活費、醫藥費，大大小小，都落在了父母身上。光靠待在家裏討生活，已無法滿足基本開支，父母經過慎重思考，決定外出。到海燕上初中時，媽媽跟隨一個遠房親戚到佛山打工，在一個叫週記的茶餐廳當服務員，爸爸隨後也轉移了陣地，決定去廣州開車。海燕則被寄養在姑姑家，沒有念寄宿。姑姑待她極好，她感覺自己上了初中父母才外出，已不能算作留守兒童，但弟弟、妹妹年齡尚小，父母一離開，就直接淪為不折不扣的留守兒童，並對他們此後的性格養成有直接的影響。

父親到廣州開車後，月收入比之以前有了一點增長，一般能拿到三五千元。但因為主要從事運貨，根據行業規矩，往往要先墊付貨款，一旦有什麼閃失，就面臨追討貨款的風險。媽媽的收入較為穩定，每月工資有兩千五百元，另外還會有些補貼。為了省錢，她在佛山和自己的弟弟、弟媳合租了一間老舊的大房子，每晚在餐廳洗漱完畢後，只是回來睡睡覺。算起來，媽媽的開銷，已壓縮到最低限度，除了每月一百元的房租，她將各種花費控制在五百元以內，剩下的錢，和爸爸的收入一起，供一家人的開支。

海燕上大學後，媽媽從佛山來到廣州，在廣州找了一家茶餐廳，一家人得以團聚。每到週末，對海燕而言，最開心的事情是從廣州東北角的龍洞坐地鐵，穿越半個廣州，從天河經越秀直達荔灣，來到父母的出租房，幫着煮中午飯給爸爸吃，幫忙洗洗衣服。大學時光，對別的孩子而言，意味着愛情、玩耍和交際，對海燕而言，則是“一個農村孩子，開闊眼界、補缺父母陪伴的改變期”。比起外面的燈紅酒綠，她更願意待在有父母笑聲、討論聲的出租屋裏，並通過自己的勞動，幫父母減輕一些生活負擔。

海燕的工作充滿了戲劇性。畢業時，她參加了清遠農信社的公開應聘，但第一輪就落選。她隨後通過了廣州移動蘿崗分公司的招聘筆試、面試，成為營業廳營銷代表實習生，並以勞務派遣的形式，成了公司的一員。“勞務派遣”是當下大學生就業的一種重要形式，也算得上高等教育市場化在就業層面的直接體現。雖然這種形式彈性大，有時有較高的業績，但晉升的平台並不明朗。更重要的是，海燕發現，在移動公司，除了完成工作任務，“學會應酬、説漂亮話，學會左右逢源、處事圓滑”的職場潛規則，同樣非常重要。這對從鄉村走出來的孩子而言，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在蘿崗移動公司實習四十五天後，她接到了失而復得的清遠農信社的電話，心情激動而複雜，曾經縹緲的期待，竟然神奇而真實地降臨，她的身份立馬獲得了根本的改變，從一名勞務派遣的漂泊女孩，變成了一名金融系統的正式員工。經過幾年的歷練，她已成為清遠農商銀行銀盞支行的運營主管，她的工作不需要太多的額外應酬，而家庭給予她的樸實、勤奮、吃苦耐勞等品行，對她目前的崗位尤為重要。儘管銀行業的發展，已讓她意識到了金融行業的挑戰和危機，但這份工作，不但讓她迅速穩定下來，獲得了個體的快速成長，也讓她順利地成家立業，過上了衣食無憂的生活。

海燕對自己的現狀極為滿意，她認為自己出生在“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農村家庭”，“父母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也無權無勢”，但通過讀大學，趕上較好的就業形勢，徹底改變了自己的命運，破除了落後山區長女輟學早嫁的宿命。不可否認，正是金融行業近二十年的超級火爆，給無數海燕一樣的農村大學生提供了可觀的收入和穩定的生活。對廣東F學院更多的學生而言，這份沒有多少詩情畫意的職業，在經濟上行階段，確實給個體提供了最為可靠的支撐，幫助他們得以在城市立足。

國營、民營及各類私營企業。相比內地的大學生，廣東地區豐富的企業資源，為他們提供了就業的重要渠道，也改變了他們的就業觀念。朱柱球大學畢業後，和石磊一樣，一直沒有找到特別滿意的工作。2011年夏天，我記得他和吳志勇到過我家，和我聊起了大學畢業一年後的境況，還順便拜託我幫他留意工作機會。我認識的人少，終究沒能幫上他。經過幾年折騰，他最後回到家鄉一家中海油所屬的燃氣公司，負責給企業安裝管道，幹起了和中文專業沒有太多關係的業務，日子總算穩定下來。事實上，和柱球一樣，在企業就職，也成為班上學生的重要去向，劉素婷就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一位。

素婷出生在廣東西北懷集縣的一個工人家庭，大學期間最大的遺憾是未能參加畢業合影。畢業後，她進入一家温泉公司，因為遇上了好的領導和工作氛圍，“沒有經歷職場上的鈎心鬥角，更不需要擔心同事間的爾虞我詐”，她一直沒有想過跳槽。顯然，她對這份工作非常滿意，感覺收穫了很多快樂和成長。她記得自己最先應聘的崗位是文案策劃，後來則更多傾向於項目管理。由於她所在的公司，在温泉行業算得上佼佼者，很多後起的温泉企業，一般都會找他們諮詢。

素婷在工作中獲得了不少外出見識的機會，也學會了和各類人物打交道。她深諳服務行業的精髓，懂得站在他人的角度考慮問題，知道與人打交道講究的是一種巧勁：“有時哪怕掌握了再多的理，也應該給別人留個面子，因為這個世界上，只要對方不想被説服，你永遠都説服不了他。人家根本不是覺得你的理不對，而是反感你這種咄咄逼人的方式。”“成熟的處事方式是，在表達自己的同時，亦要照顧對方的感受。如何在別人不難堪的情況下交往，在説理的同時也不會讓對方不痛快，是一門高深的技術，也是一門藝術。”

素婷的温婉、厚道，還有善解人意的性格，讓她在單位獲得了實在的歸屬感。在跳槽極為普遍的地區和行業，她並不覺得跳槽是提升個人身價的最好方式。她疼惜父母，深知在小城鎮生活了半輩子的父母，生怕給子女添麻煩，總也不肯閒下來。素婷的最大心願，是“努力賺錢，趁父母健康，帶他們出去見識一下，吃各種好吃的東西”。

她還沒有結婚，不想過早步入婚姻生活。她也沒有買房，覺得精神上的追求，比擁有一套讓自己變成房奴的房子更重要。她有空會去旅遊、學古箏、學韓語、練習毛筆字。

她內心有着成熟職業女性對自己的認知：“年齡困不住一個女人，如果一個女人將自己定位為一個獨立個體，一個有能力、有勇氣、有資本的人，就不會懼怕衰老。作為女人，應該告訴自己，無論到哪個年齡段，你最好的年齡，就是你現在的年齡。”“歲月對女人來説，從來都不是敵人。我們最大的敵人，是以男人的眼光來要求自己，是將自己的夢想構建在男人身上，是穿着最時尚的衣服，卻有着最傳統的內心。”“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活成自己喜歡的樣子，到死都能優雅，我認為這些是作為一個女人的最大追求。真正能掌握自己的喜好，有能力去負擔自己的興趣，便會成為最好的自己。”

素婷的淡定，顯然和她在温泉公司舒心、安定的工作氛圍有着密切的關聯。她是一個野心不大、安安分分的姑娘，她的成長和工作經歷，代表了班上很大一部分女孩的選擇和生活。

自己創業。在2010年左右，儘管做出這種選擇的人不多，但卻成為班上就業的最大特色。我在前面曾提到，對062111班的同學而言，和我大學畢業的時代相比，一個很明顯的變化是職業的流動極為頻繁。70後一代對穩定職業的追求，是長在骨子裏的東西，而80後一代，對職業的穩定早已沒有太多的執念，開放的就業環境，更多的職業嘗試，不過是為他們下一個選擇奠定根底，甚至成為跳槽的資本和前提。在這種頻繁的職業流動中，一些人會選擇更為穩定的工作，重新考公務員或事業單位，進入體制，而另一些人，則會越來越遠離體制，最後自己創業，張梅怡就是其中的代表。

梅怡1987年出生於廣州，有一個比她小六歲的弟弟。父親生於1959年，高中畢業，母親生於1962年，初中畢業，父母都是個體户。對於父母的收入，她並不清楚，弟弟目前報讀成人大專，在廣汽本田任職，月收入有七千多。畢業以後，她換了很多工作，掰手指頭一算，至少有六份，最長的兩年，最短的三個月。2010年的畢業季，儘管有很多銀行、證券公司來招聘，但她沒有去參加一次面試，而是選擇了自己感興趣的互聯網行業，做起了和中文專業對口的網絡編輯。實習的公司算得上互聯網巨頭，實習期滿原本有機會留下轉正，因為不喜歡公司明爭暗鬥的氛圍，她以公司離家太遠為由，選擇了離開。

離職後，她斷斷續續找了幾份文案工作，寫過各種廣告軟文、偽原創、產品書，最後進了一家行業類的B2B互聯網公司。公司不大，老闆是佛教徒，同事關係融洽，她應聘的職位是高級編輯，儘管工資不高，但很快獲得了各類鍛鍊機會。比如剛一入公司，便接受了就“歐盟反傾銷首次獲勝”案件電話採訪中國行業協會會長的挑戰，並因出色的表現，獲得了公司對她的認可。這份工作持續了兩年，在熟悉了各類工作流程，掌握了網站的內容、線下刊物的編輯事宜後，她毅然辭職，自己創業。對她而言，創業以前的所有歷練，都是為了獨當一面單幹。

第一次創業儘管熱血澎湃，但異常艱辛。“別人説每天叫醒你的不是鬧鐘而是夢想，對於我，每天叫醒我的只有堅強。辦公環境很差，在城中村租了一個三十多平方米的辦公室，月租兩千元，七個人辦公，其中有三個是兼職，三十八度的天氣我們是沒有空調的，電腦都是自己帶的手提。

為了離公司近，我在附近租了一個單間，房租六百元，算上水電費每個月八百元不到。因為當時是草根創業，為了降低個人的日常開銷，拿着兩千元一個月的工資，算上水電費、吃喝，每個月基本沒有剩餘。”公司堅持了兩年，團隊從最初的七人變成了四人，為了不給團隊成員造成壓力，在虧空了所有積蓄後，她決定解散第一次創業的公司。

第二次，梅怡選擇和一個英國留學念碩士的閨蜜合作。閨蜜看好留學項目，但她對公司運作缺乏瞭解，梅怡則對公司的運作有一定經驗，對留學項目一竅不通，兩個人剛好互補。梅怡吸取上次創業的教訓，對項目的風險、未來的收益進行了評估，“能否戳到目標客户的痛點”成為她們推進創業的核心動力。恰逢國內教育需求的快速釋放，公司進展還算順利。

“截至目前，雖然不算發展迅猛，但基本上能有穩定的收入，目前合夥人在英國駐點，尋求更多合作項目，我在國內負責網站運營、推廣和客服諮詢，偶爾兼職美工設計。我們目前並不需要養着一羣員工，所以成本不是很高，公司網站這個月準備上線，上線之後我們計劃尋求國外的風投。”

在梅怡的就業觀中，她從來沒有動過固守一份穩定工作的心思。張揚個性、實現自己的夢想，是她敢於自主創業的心理動因。毫無疑問，她的選擇和父母的精神鼓勵分不開，和她在大城市出生、長大積累的見識分不開，更和她較好的家庭經濟條件分不開。她不像國偉，大學畢業後，“首要任務是要解決我和家人的生活問題”，也不像志勇，總在夢想和職業的糾纏中，橫亙了一個需要他支撐的貧寒家庭。

……

黃燈，湖南汨羅人。中山大學文學博士。著有《大地上的親人》等。曾獲琦君散文獎、三毛散文獎、華語青年作家獎等。《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一文曾引發全國性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