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冒名頂替”的中國教育, 正造出一個“新底層” | 文化縱橫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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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易寒 |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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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這些年來，中國教育公平問題屢屢成為輿論焦點。近日，某明星偽造高考應屆生身份事件的惡劣影響還未散去，農家女被頂替上大學事件又激起義憤，而這並非孤例，其所在的省內已查出2002-2009年就讀的242名冒名頂替者。教育原本在中國社會中扮演促進社會流動的角色，是普通人改變命運的重要途徑。然而身份造假、冒名頂替事件頻出，意味着教育過程中的一些關鍵環節被既得利益階層把控、操縱，事實上阻礙了低社會階層的優秀分子實現階層上升。熊易寒先生指出，當前中國教育的現實是：“既不優秀，也不夠公平。中國的階級結構越來越固化，教育越來越無助於人們的社會流動。”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新底層”已經出現：這既包括以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羣體為，即“蟻族”，也包括新生代農民工及在城市中長大的農民工子女，兩大羣體的規模日益擴大，前者實為擴招與精英再生產的犧牲品，而後者同樣難從當前教育體制中獲益，二者最終都殊途同歸地導向階級再生產而非社會流動。他認為，必須儘快恢復教育促進社會流動的功能，一方面要提防變味的素質教育，另一方面要優化教育體系、杜絕盲目擴張，着重解決教育資源配置不公平、教育領域權資壟斷和利益交換等問題，使教育的外圍環境儘可能公平，至少要為每一個人改變命運保留可能性。

本文原發表於《文化縱橫》，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中國教育中的階級再生產

▍中國當前的教育現實

如果説錢學森之問——“為什麼中國的教育培養不出大師？”——道出了當代中國教育的硬傷，那麼，從“讀書改變命運”到“求學負債累累”這樣一個轉變，則凸顯了中國教育的隱憂。

當前的中國教育處在一個極其尷尬的地位：

在培養高端人才方面，它尚未取得與崛起中的大國相稱的成就，盛產“名人”，卻未曾培養出大師，特別是前輩大師紛紛故去，讓世人不禁產生“九斤老太”式的喟嘆；

另一方面，中國教育對於促進社會流動也越來越無能為力，對貧困地區和貧困家庭的孩子而言，他們比前輩更難以通過知識來改變命運，甚至因為求學而使家庭陷入債務危機，自己在大學畢業後卻因為就業難，非但不能鯉魚躍龍門，反而加入了高學歷、低收入聚居者的行列，成為所謂的“蟻族”。

衡量一個國家的教育水平和教育體制，不僅要看它培養了多少拔尖的人才，還要看它是否有助於社會的平等和正義。

須知，教育不僅是傳播知識的過程，也是促進社會流動的一種重要機制——讓出身底層的孩子，可以通過讀書改變命運，從而保證社會肌體的活力。如果教育的選拔機制違背公平、正義的原則，那勢必會對社會結構和政治穩定產生重大影響。

因此，我們可以説，教育的質量體現為兩個維度：一是教育的高度，它集中體現為優秀人才的數量和質量；二是教育的廣度，它集中表現為教育系統對不同階層的吸納。前者代表的是“優”，後者代表的是“公”。

當前中國教育的現實是，既不夠優秀，也不夠公平。中國的階級結構越來越固化，教育越來越無助於人們的社會流動。

▍如何保障教育公平、促進社會流動？

這一現象不能不促使我們反思中國的教育體制，**是什麼因素導致我們的社會流動管道阻塞？**我們應當如何從制度層面來保障教育公平，促進社會流動？

平心而論，國家已經意識到並試圖改變教育不公的現狀，譬如，要求“切實縮小校際差距，着力解決擇校問題”，“實行縣（區）域內教師和校長交流制度”，“加快縮小城鄉差距和區域差距”。然而，在筆者看來，以“擇校”和“師資交流”作為改革的突破口，未免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嫌。我們需要有更加開闊的視野，從一些關鍵性的社會機制和制度安排入手。

首先，需要協調素質教育與教育公平的關係。素質教育相對於應試教育的優越性是毋庸諱言的，但是素質教育也會對教育公平帶來一定的衝擊。因為現代的素質教育越來越傾向於“全方位”和“立體式”，除了學校教育，父母、家庭教師、專業培訓機構也參與其中，孩童之間的學業競爭也更加提前，以至於出現了“幼兒園大戰”，這就意味着教育投資的時間加長、投入加大，而下崗工人、農民、農民工等相對貧困的家庭顯然無力負擔如此昂貴的教育成本。如果説應試教育側重考察的是“知識”和“智力”，那麼，素質教育更多地考察“見識”和“修養”。而見識、修養、氣質、談吐是與家庭背景高度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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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對全國37所不同層次高校的調查顯示，城鄉之間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整體差距為5.8倍，在全國重點院校中則達到8.8倍，即便在地方高校中也有3.4倍。麥可思(MyCOS)發佈的《2009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也發現：就讀211院校與非211本科、高職高職專的比例，專業人員的子女是1.5:1.13:1，管理階層家庭的子女是1.67:1.33:1，農民和農民工的子女是0.82:0.92:1，農民和民工的子女就讀高職高專比例明顯高於其就讀於211院校的比例。並且，無論是在哪一類高校，農民與農民工子女的高考錄取分是最高的，農民與民工子女還不能在分數上與社會其他階層公平競爭，加上農民與農民工子女的基礎教育條件差，錄取的偏高分數和質量低的基礎教育可能造成了農民與農民工子女在享有高等教育質量上的弱勢地位。

這些數據正好驗證了筆者基於觀察所形成的“感性認識”：名牌大學的農村生源越來越少，大城市和中上階層的孩子越來越多；在筆者的家鄉（中部地區某縣），當地學生考上大學的比例越來越高，但考上名牌大學的比例則相對下降；過去尖子生以寒門學子居多，而現在更多地來自中產之家甚至權貴之家。更糟糕的是，我們所謂的素質教育其實是“半吊子”的素質教育。孩子在家長的安排下，學鋼琴、學圍棋、學奧數、學芭蕾，不是出於個人的興趣和稟賦，而是為了在入學的競爭中獲得加分和優先考慮。它“費錢”的一面，使得窮人的孩子和農村的學生被排斥在外；它“功利”的一面，使得參與其中的孩子並沒有真正享受到學習的樂趣。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素質教育”在人才培養上同樣乏善可陳。

但是，這絕不意味着放棄素質教育，迴歸應試教育。而是説，我們在推行素質教育的時候，一方面要避免“半吊子”的假素質教育，防止素質教育被應試教育的考試機器“俘獲”；另一方面，我們要通過一些舉措來避免階層之間、地區之間受教育機會差距的擴大，譬如加大對貧困學生的資助，合理分配地區間的高考錄取名額。

此外，還必須看到：保障教育公平絕不是教育部門一家的事情。譬如，就業公平與教育公平密不可分，就業市場中的不平等主要與行業壟斷、裙帶關係、利益交換等現象聯繫在一起，而這些壟斷行為和不規範行為必須通過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共同努力來加以整治。

其次，需要處理好教育資源配置中的公平問題。關於教育資源在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之間、重點學校與普通學校之間的分配問題，學界和公共輿論已有很多的討論，教育行政部門也開始重視和着手解決這些問題。

我這裏再補充一點：公立大學特別是重點大學是否應該辦獨立學院？當前我國許多公辦大學都設有獨立學院。個人認為：獨立學院這種辦學形式弊大於利。一方面，獨立學院不利於民辦院校的發展，會擠佔民辦教育原本就比較狹小的辦學空間，使其在生源競爭上更加弱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獨立學院相對高昂的學費會導致成績之外的“二次選擇”，即往往是那些家境良好的學生才會選擇就讀，而貧困家庭的子女即便被錄取，也可能被迫放棄。據筆者瞭解，某重點高校獨立學院的學生就業形勢竟大大好於該校的“一本”學生，其中的奧秘不言而喻。獨立學院這種辦學形式使得家境優越、成績較差的學生可以享受優質的教育資源，並獲得文憑社會的敲門磚，從而合法地繼承父輩的社會地位。

同樣的道理，大學擴招表面上是一項普惠政策，但實際上更有利於中上層階級。在過去，由於大學錄取率低，相當一部分精英的子女無法接受高等教育，難以直接繼承父輩的地位，往往被安排到相對普通的崗位；而現在，鮮有精英子弟沒有大學文憑，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通過考試或競聘方式進入好單位和重要崗位。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以農村生源為主體的“蟻族”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教育體系與“新底層”的形成

在當前中國，一個“新底層”正在形成之中，其主體包括兩個部分：

一是所謂“蟻族”——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羣體。他們年齡集中在22~29歲，接受過高等教育，大多來自外地農村（佔54.7%）和小城鎮（佔20.7%），月均收入1956元，遠遠低於同期北京市城鎮職工平均工資（3726元）！不僅如此，他們的工作崗位也相對不穩定，不少人沒有協定勞動就業協議，沒有三金，經濟上缺乏安全感。他們與傳統的底層相比，社會經濟地位相似，但擁有較高的學歷，職業期待和自我預期較高，屬於“高素質底層”。

另一個組成部分則是“新生代農民工”（80後、90後農民工）和農民工子女（出生或成長在城市的農民工子女，筆者稱之為“城市化的孩子”）。有關調查顯示：與父輩相比，他們的主體意識和權利觀念更加強烈，注重精神需求，在意工作環境，更加渴望融入城市，對於知識、技能、自我實現及人際交往更加渴求。這就使得以廉價勞動力為核心競爭力的經濟增長模式難以為繼，“民工荒”勢在必然；也使得“經濟上吸納，政治上排斥”的半城市化道路和城市管理模式逐漸失去合法性，“公民權”呼之欲出。

在這樣一個“新底層”的形成過程中，教育體系至少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如前所述，“蟻族”實際上是擴招與精英再生產的犧牲品；而農民工子女同樣難以從當前的教育體制中獲益，筆者的一項研究發現：就讀於公辦學校的農民工子女，其成長的過程存在顯著的“天花板效應”，一方面認同主流價值觀，渴望向上流動，另一方面則制度性地自我放棄；而農民工子弟學校則盛行“反學校文化”，通過否定學校的價值系統、蔑視校方和教師的權威而獲得獨立與自尊，同時心甘情願地提前進入次級勞動力市場，加速了階級再生產的進程。兩類機制雖有差異，卻殊途同歸地導向階級再生產而非社會流動。

不過，我們也必須承認：自有階級和國家以來，階級再生產就是客觀存在的現象。階級再生產和社會流動都是相對的概念，共存於幾乎所有的人類社會，區別僅在於二者的比重。我們甚至不能簡單地説社會流動是“好”的，階級再生產是“壞”的；毋寧説，階級再生產代表了穩定的一面，社會流動代表了活力的一面，二者的適度平衡才能保證社會的健康運行。

在這方面，從美國的經驗看，美國並不像“美國夢”所描繪的那樣充滿流動性，但美國有一套精緻的教育分流機制將階級再生產“合理化”：雖然精英子弟更容易進入名牌大學，工人階級子弟更多地進入社區大學和職業學校；但是，技術藍領的收入往往高於普通白領，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階級再生產的補償。從這個意義上講，在我國大力發展與市場接軌的職業教育和技工教育，讓底層青年用技術來“武裝”自己，而不是赤手空拳地進入人力資源市場，或許是一個可以帶來帕累託改進的辦法——既可以改善底層的生存境遇，又順應了“中國製造”的技術升級需求。

需要指出的是，當前我國的職業教育仍然沿襲了計劃經濟時代的辦學模式，師資、技術和專業設置難以適應市場需求，導致職業教育對企業和學生都缺乏吸引力，不少學校經營慘淡。技工教育的發展則受到體制和觀念的雙重束縛，一方面，由於不屬於學歷教育，缺乏社會認可度，各級政府也不甚重視；另一方面，技工教育歸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管理，不能在全國招生，也無法進入教育部的招生平台。邊緣化的尷尬處境使得技工教育成了一個魚龍混雜的江湖，管理混亂，惡性競爭，實習設備和教學方法落後。在這種形勢下，鼓勵行業龍頭企業進軍職業教育和技工教育市場，堅持以市場為導向辦學的同時，加大公共財政對職業技術教育的扶持，或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技工短缺”與“就業難”的結構性矛盾。

當前中國的階級再生產實際上是很多因素共同促成的，教育只是其中的一個關鍵環節。我們不能過多地去責備教育部門，但我們必須正視教育公平這樣一個致命的問題。中國教育，患不優，更患不公！客觀上，階層之間的教育差距或許是不可避免的，但這種機會不平等應當有一條底線：不應當讓底層失去夢想，每一個人都應該擁有改變命運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國家的體制不是在加劇而是在儘量縮小這種差距。如何使中國教育更多地促進社會流動，這是一個關乎中國未來發展的重大政治課題。

—2020年6月新刊目錄—

▍特稿

01.戰國與希臘：中西方文明根性之比較                    

潘　嶽

▍封面選題：病毒的全球時刻

02.全球化為什麼不可逆——探索新冠病毒危機後的世界

朱雲漢

03.疫情加速第四波全球化

張藴嶺

04.疫情危機與世界秩序重構 

馮紹雷

05.全球化迭代演進：走向多樣化世界

王湘穗

06.病毒時刻：無處倖免和苦難之問

趙汀陽

▍專題：擺脱貧困

07.脱貧攻堅：後革命時代的另類革命實踐 

李小云、楊程雪

08.精準扶貧如何改變鄉村治理結構

王曉毅

09.中國減貧：從地方性實踐到全球性意義

徐　進、李琳一

▍中國發展模式再討論

10.競合模式：高鐵技術創新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馬　瑩、甄志宏

▍歷史觀

11.革命者人格與勝利的哲學——紀念列寧誕辰150週年   

汪 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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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發表於《文化縱橫》2010年8月刊，原標題為《中國教育中的階級再生產》。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並註明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