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僑民從美國迴流，倔強要找回身份認同與民族自尊，美國大兵也來了_風聞

鄰國越南，只有9500萬左右的人口，不過旅居海外僑民有450萬之眾，僅僅生活在美國的越南人，就有200萬左右。越南政府既希望海外龐大的越僑能帶回資金和技能歸來“報效祖國”，又要提防他們依然停留在對已成歷史的“南越”國家之效忠。上世紀70年代後，越南難民“船民”海外求生的悲慘故事，震驚世界；但隨着越南加入世貿，在中美衝突大背景下承接溢出效應，越南僑民“逆向移民”，從備受“種族歧視”折磨的美國回到越南，尋找民族自尊和身份認同。

美國與越南的苦澀戰爭記憶仍在，老一輩的越僑繼續緬懷冷戰時期的恐懼與對抗思維，但年輕一代的越僑，迅速擁抱“自由與富強的祖國建設”；經歷越南戰場殺戮的美國老兵，有人積極抱着“和解”與救贖的心態籌集資金援助越南籌建大學，有人退休返回越南娶妻過上傭人侍候的好日子。

經歷過多次戰火的年輕越南，也許某天會重新正視越僑“偷渡”孤海求生的勇氣，以倔強刻畫民族自尊。（新知與常識）

拒絕改名，只為保留與母國的“心靈紐帶”

名字是強大的。更名換姓可能影響一個人，即便順其自然，都不是一件小事。去年3月，小説家阮清越（Viet Thanh Nguyen）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關於自己名字的專欄文章。在童年時隨家人逃離越南，他的父母把他們兄妹的名字改成了約瑟夫和琳達（Joseph & Linda,），但是他拒絕了，因為他認為這會切斷與越南的“心靈紐帶”。

“憑直覺，我覺得改名是一種背叛。”阮清越寫道: “不僅背叛了我的父母… … 背叛了自己的越南人身份… … 最終，背叛了我。” 幾個月前我和阮清越談過，我問他是否想過回到越南。他説他已經成年了，但他懷疑自己是否還會回越南居住。“我無法想象自己能逃過政治迫害，而在越南成為一名作家。” 他説: “在我的書在越南正式出版之前，我是不會回去的。”

阮清越的小説已經被翻譯成中文

但是，有許多越南裔美國人選擇回到越南生活，大一部分是戰爭結束後離開的難民，或者是戰爭後逃難的船民，甚至有些是在美國出生的。來自美國的逆向移民並不是越南人所獨有的。但是，在特朗普一再拿移民做大選話題的特殊時刻，觀察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所有的“愛國者”和偏執者，包括特朗普總統在內，都可能無所忌憚地質疑移民的“美國性” 。

如果真有移民大熔爐的話，那麼美國現在已經沒有大熔爐了; 沒有一套行為、價值觀、品味和經歷一致地定義其公民，無論是天生的還是後天培養的。要成為美國人，如今的移民不必改變他們的名字，或者把“自由不是免費”的保險槓宣傳貼紙貼在他們的汽車上，或者適應麥當勞等美式快餐口味。即使成為“我們中的一員”的成本已經下降，一些移民現在似乎也不願意真正融合，成為真正的美國人。

告別“流亡者”歷史，越南僑民們都要回家

1945年9月，胡志明在河內的巴亭廣場發表演講，宣告了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成立。胡志明發表演講時引用了美國獨立宣言的話，希望得到美國的支持，但他沒有得到美國的支持。隨之而來的是各種戰爭，還有內戰、游擊戰、代理人戰爭、佔領戰爭和對華戰爭。有再教育，大規模逃亡，集體化，集體化的失敗，改革開放，轉向市場機制，以及釋放重商主義爆發的能量。在這過程中，執政黨越共緊緊抓住權力不放，國有企業倒閉，腐敗猖獗，越南從一貧如洗狀況，一躍成為全球的“中產階級”典範。

隨着時間的推移，“海外越南人”陸續地返回越南。據估計，目前有450萬越南裔人生活在國外。這不僅僅是美國戰爭的副產品。在這個國家的現代歷史上，越南人出國的人數相當可觀。即便越南鬧革命之前，胡志明就曾在巴黎生活過。在冷戰後期，越南是蘇聯的一個衞星國，許多越南人作為合同勞工到蘇聯集團國家學習和工作。其他人去了柬埔寨，許多人在殖民統治期間被法國遷移到那裏，還有一些人是在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時抵達的。在老撾和泰國的部分地區，越僑（Viet Kieu）社區仍然存在。

有超過兩百萬的越南僑民生活在美國，1975年戰後初期，越南政府和越南僑民互不信任，敵視對方。返回越南是不可行的。至少在越南政府看來，在1975年前後大規模偷渡逃離越南是非法的，認為這些逃難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難民越僑”是祖國和民族的背叛者，是海外反政府力量的重要組成。返回越南，有可能受到騷擾或懲罰。對許多越僑來説，即使在他們回國安全性變得明朗之後，心理顧慮依然存在。

最終，越南政府意識到，要向僑民提供權利，利用好他們的財富和技能。

最重要節點發生在2004年，當時越南中央政治局發佈了第36號決議，承認越南僑民作為大越南國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雖然同時還指出，一些越南人仍然“違背國家的共同利益，企圖毀滅國家”。）

越南僑民，有關簽證、居留權、護照、房地產購買、其他投資、甚至越僑購買旅遊景點門票價格的規定都在穩步放寬。不過，越南政府沒有可靠的統計體系，可以追蹤有多少僑民永久或半永久地返回越南。越南仍然存在嚴重的極端不平等現象，政府權力不透明、僵化和無能，腐敗和壓迫就是附生品。還有其他更加微妙的障礙需要回歸，比如戰爭期間和多年分離期間遭受的心理創傷，遠遠未能癒合。

與白人移民相比，越南僑民更難建立身份認同

不過，旅居美國的越南僑民，確實回去了。他們顛覆了從貧窮國家向富裕國家移民的傳統路徑。他們改寫了我祖父輩那一代人的美國夢。對於越南人來説，他們所謂的拉動因素是強大的和情感上根深蒂固的。

“所有的越南人最終都會回來的，” 皮特··富蘭克林（Peter Cuong Franklin） 告訴我。他坐在一把高高的酒吧椅，呆在胡志明市的餐廳二樓的陽台上。“祖國媽媽一直在召喚。”

富蘭克林是所謂的1.5代越南僑民之一，他們在戰爭結束前後出生在越南，但在嬰兒或幼兒時期就離開了。他們通常説一口簡單但流利的越南語，但無法讀或寫。第一代越南人出生在越南，成年後移居美國，第二代越南人在美國出生和長大。

富蘭克林的逃難日開始於1975年4月，戰爭結束前幾天，就像許多越南移民故事一樣。他當時12歲，和他的弟弟一起從大叻南下，前往西貢。他們在胡志明（西貢）新山一空軍基地有一個親戚，他們到達當晚，那裏就遭到了北越火箭的轟炸。他們設法登上了航空母艦，最後到達了關島。一個月後，一位美國海軍牧師收養了他們，並把他們帶到了他駐紮的芝加哥。富蘭克林把他的母親留在了大叻，二十年沒有再見到她。

富蘭克林在美國的第一年是在海軍基地度過的。“我上過七所不同的高中。我學會了適應。”。“我比美國人更瞭解美國。”

他的養父最終離開了軍隊，全家定居在康涅狄格州西部。富蘭克林畢業於一所純男生的耶穌會預科學校，進入耶魯大學，然後進入摩根士丹利的投資銀行業務。直到1993年，他的美國養父去世，他對自己身份和歸屬的認識開始發生變化。

“我與美國斷絕了聯繫，”他説。“對我來説，這是精神上的自由。他是我與美國的聯繫紐帶。”

“許多越南裔美國人在身份認同問題上苦苦掙扎。我不是那種人，”他説。“旅居國外的關鍵之一，是你什麼時候離開。那時我十二歲。那些在二十、三十歲的時候離開的人，他們的精神狀態糟透了。這影響了他們的記憶，以及他們與越南人的聯繫。我的想法很美國化。我就是這麼樂觀。你可以從我處理問題的方式中看出來。”

確實，對於那些在1975年前後逃離越南的難民來説，他們心裏寄託的是另一面“南越”國旗，那是一面三條紅色條紋的黃色旗幟ーー雖然南越作為這個國家早就不存在了。在美國華盛頓州是大約7萬越南裔居民的家園。在2015年，西雅圖市議會對一項提案進行了投票，該提案將承認南越國旗是生活在該地區的越南裔美國人的象徵。

在越南長大後來到美國上大學的年輕越南學生Phuong，同樣不理解關於越南“國旗”的爭論。

“我認為，我從小學到的歷史是，我們贏得了戰爭，我們成功地收復了我們的國家，統一了南北，這是一件好事。”她困惑地説: “我從來沒有意識到越南裔美國人有這種失落感。”

在故土與新大陸兩者之間，可能最掙扎的是如何找到自己。這也是為什麼前幾代美國人如此完全地投身於傳統美國文化的原因之一。對於一個移民來説，這是一條直白而可靠的道路。這條道路現在更難走了。與白人移民相比，越南裔美國人不能很容易地穿上美國中產階級文化的華服，並希望人們能認同他們。他們很難表現得更像美國人。當中既有壓力，也有選擇。

富蘭克林抽着煙，戲劇性地加了一句: “我知道我是誰。”

迴流移民往往帶有矛盾心理

關於從美國逆向移民的説法常常充滿矛盾心理。把美國這個所謂的移民國家拋在身後，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在越南，政府對越僑的態度是矛盾的，一方面需要僑民的資金和專業知識，但另一方面，並不真正信任這些迴流的僑民，也無法真正控制他們。越南人害怕政府，卻從其貪婪和無能中獲利。從未離開過越南的越南人，能夠接受越僑加入他們的大家庭，與此同時，他們也覺得越僑的態度傲慢，行為不像越南人。越僑嘲笑其他越南人太落後，但如果被當作外人對待，越僑們就會生氣。

我遇到了一個臨牀心理學家，他在1998年回到了越南。他告訴我，“生活和心理完全融入越南人” ，“家安在這裏” ，但他也提到了前來接受治療的越僑，是心理學上的“藍精靈”。你不可能用一句免簽證計劃，和一些改善家庭關係的空話，就能治療他們的心理創傷。

越南迴歸者曾經在越南社會擁有較高的地位，無論他們的海外經歷、外國護照、教育經歷、語言技能或是銀行賬户，都曾經被視為金字招牌。但是普通越南人現在也可以全球旅行; 他們會説英語，能上哈佛; 他們比以前有更多的錢。去年，研究公司 Wealth-X 預測，在新增“高淨值”人羣方面，越南是全球增長第四快的國家。“高淨值”指的是資產在100萬美元至3000萬美元之間的人羣。越南日益增長的財富改變了越僑對越南的看法。2015年發表在《旅居》雜誌的一篇文章指出，許多越僑人覺得他們的身份不再是高高在上，沒有特殊待遇。

當我和 Tra Tran 交談時，他直到最近還在為國際招聘公司 Robert Walters 經營着回家越南項目。Tran 告訴我，該公司“對所有越南裔候選人開放” ，但實際上並不包括第一代僑民。“第一代越南人也來問詢，但沒有合適工作機會，”陳説。第一代僑民的語言技能通常較差，他們比年輕人更難適應，很少客户願意招聘。”

不被認可，當然令人很難接受。作為美國人，越南歸僑所學到的教訓也不容易，特別是如果他們回來時沒有找到突然的成功。社會學家 Mytoan Nguyen-Akbar 在她2016年的研究《出國尋找美國夢？》，評論説：“那些在越南感到失敗的人… … 會有雙重失敗感: 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越南，都沒有成功。”

“僅僅因為你是越南人，並不意味着你會自動融入這裏，”富蘭克林説。“這是自我的轉變。年長的越僑歸來，他不一定能很好地適應。年輕人可以適應，但他們不瞭解自己是越南人。”

他認為自己是一個避開了這些陷阱的人。2001年，他從美國來到香港工作，並喜歡上這份工作。

“人們看起來像我。我們個子一樣，”他説。有一次，他給了一個去越南旅行的朋友一百美元去找他的母親。這位朋友幫他找到了仍然在大叻的母親。富蘭克林回來越南，重建母子關係。2009年，他決定在曼谷的藍帶餐廳(Le Cordon Bleu)學習專業烹飪，後來又在香港、芝加哥和河內的餐廳工作。他在2017年開設了阿南西貢餐廳。

這家餐廳很成功，富蘭克林覺得在回到越南之前，他已經面對了自己的身份問題。然而，他卻喜歡在西式的酒吧裏，像個兄弟會成員一樣玩桌上足球。夜深了，他又重複了我以前聽他説過的話，用一種奇怪的堅韌不拔的口吻強調着。

“我知道我在哪裏出生，”他説。“我知道我將在哪裏死去。我知道開頭和結尾。它給了我靈活性。”

黎越富在加州伯克利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時，“對人性失去了信心” ，他説，我猜他指的是美國。那是在2012年，他已經在這個國家生活了七年。兩個黑人青年在加州奧克蘭的公共汽車上襲擊了他，他説，並試圖搶走他的筆記本電腦，裏面有他論文的草稿。“我把發生的事告訴了我的朋友，”富告訴我。“他們説，‘黑人孩子會這麼做。”’

僑民對於美國種族主義的批判

我和那些回到越南的人什麼都聊，但我真正好奇的是，他們如何看待美國，是否認為美國令他們失望了。除了 Phu，他們似乎都默認或明確地拒絕了這個想法。我努力去理解他們的理由。身為學術中人，富對他在美國的不幸遭遇有明顯的種族主義反應，但許多越南人自己也受到種族主義和仇外心理的創傷。他們抱怨在美國的生活。無論成為美國人對新移民來説意味着什麼，無論它能給他們帶來什麼，都是不夠的。

富帶我參觀了越南富布賴特大學，他是那裏的一名教授。作為美越兩國政府推動下創設的越南第一個非營利永久性大學，富布賴特大學試圖模仿那些美國頂級文科院校。與許多軍事和經濟舉措相比，富布賴特大學在越南人民眼中是美越和解的一個強有力的隱喻。富布賴特校區佔據了一個辦公園區的一座低矮建築的兩層樓，這個辦公園區位於郊區，從最近的稻田和紅樹林綠化帶切割而來。

這所大學就像是一箇中型城市的社區學院，缺乏區域規劃條例，或者像是一個軟件創業公司在底特律等鐵鏽地帶的總部。教室裏擠滿了在熒光燈下眯着眼睛的年輕男女，普通的辦公室，一個灰白相間的中央小隔間，還有幾套筆記本電腦桌子和加厚的椅子。

富布賴特大學成立於2016年，是越南第一所獨立的非營利性大學。它的美國血統和政治背景，確保在一個對私立教育有着強烈需求的國家取得成功。胡志明市充斥着私立大學、國際中小學、備考中心和語言中心，還有諮詢公司和“教育代理人”(以及私募股權基金) ，留學市場正處於蓬勃發展。

然而，越南的發展並非沒有摩擦。前內布拉斯加州州長、參議員 波比·克里，一個越戰老兵，利用他與參議院民主黨領導層的關係，為籌建大學籌集了2000萬美元，順理成章也成為富布賴特董事會的第一任主席。他和約翰 · 克里以及參加過越戰的約翰 · 麥凱恩一樣，都是重建美國與越南關係的早期倡導者。但是由一個越戰經歷的老兵當一所未來“名校”的領頭人，在越南成了備受爭議的選擇; 他參與了1969年在湄公河三角洲對越共的突襲，那次突襲殺死了至少二十名婦女、兒童和老年男子。他的任命在越南媒體和社交媒體上掀起了一波批評浪潮。據美國《政客》(Politico)報道，克里受到了越南輿論的猛烈抨擊，稱他是“殘忍殺害婦女和兒童的兇手” ，“對上一代人犯下了可怕、邪惡的大屠殺”。他最初拒絕了辭職的要求，但在2017年初悄然放棄了任職。

前參議員 Bob Kerrey (左二)和時任國務卿克里會見越南胡志明市黨委書記，慶祝富布賴特大學獲批辦學

富布賴特正在郊外另一個區域建造一個更大的校園，還是選在辦公園區。第一階段的建設預計將在2022年結束。

富是一個精幹的男人，臉上掛着嚴肅的微笑，我們談話的時候，他手裏握着一張紙巾。他在美國的日子並不好過，回到越南後，他對美國的政治和文化充滿了怨恨。他把美國的許多社會問題都歸咎於奧巴馬，質疑他如何按照種族劃分國家。

“我是奧巴馬的種族政策的受害者，”他説。

由於受到歧視，富感到他在美國時候與白人隔絕，憎恨黑人，因為他覺得自己是受害者。(公共汽車事件是他第二次被黑人襲擊。) 他對舊金山灣區的越南僑民也沒有親近感。“那些都是越南船民的後代，”他説，“他們對越南人有不公平的感覺。他們認為我們是共產主義者，害他們吃了苦頭。他們是那麼的自大，行為是怪異。越南僑民整合很難，”他説。“也許我應該住在科羅拉多州。”

特朗普的影響不僅限於外國留學生

越南是少數幾個傾向於對唐納德 · 特朗普持積極看法的國家之一。特朗普2017年對越南的國事訪問，以及2019年在河內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的峯會，被廣泛視為尊重越南的跡象，儘管他退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時引起了不滿，但他對中國進行貿易戰的強硬態度，抵消了越南人的敵意。

越南家庭每年花費超過30億美元把他們的孩子送到國外接受教育，其中大部分最終都進入了美國的教育機構。根據國際教育研究所最新的《門户開放》(Open Doors)報告，美國留學的2.4萬名越南學生估計為美國經濟貢獻了9.9億美元，作為六大留學生羣體，僅次於加拿大人。一個越南家庭甚至捲入了去年的大學入學醜聞。《紐約郵報》報道稱，一位來自越南的“虎媽”向一家名為“常春藤教練”的招生公司支付了150萬美元，幫助女兒進入一所美國名牌大學。

在特朗普擔任總統期間，美國的越南留學生人數繼續增長，十多年來一直如此。但對特朗普時代的種族主義和仇外心理的擔憂可能會促使學生重新考慮他們的計劃。“留學加拿大的越南學生人數，首次接近留美美國的一半。”越南一家教育諮詢公司的聯合創始人馬克 · 阿什維爾(Mark Ashwill)在《大學世界新聞》 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有沒有可能在他們的頭腦中，用質量、寬容、開放和安全來補充或取代‘冷漠’和‘乏味’ ”？

特朗普的影響不僅限於外國留學生。比爾·道（ Bill Dao） 是越南人，住在西雅圖，為越南企業集團 Becamex IDC 工作，一家亞洲最大的工業園區開發商。道是我在越南的時候認識的一個好朋友。當我遇見他時，他在加拿大領事館工作，用的名字是董（Tung）。“叫我比爾，”去年四月我們通電話時，他説。“新國家，新名字。”

比爾·道在美國組織貿易會議，以促進對越南出口製造業的投資。“自從特朗普當選以來，政府和商務部ーー他們對我持懷疑態度，”他説。“人們不再像以前那樣看待外國人。他們認為我在試圖把就業機會帶出美國，但我説，‘不，我在為美國創造就業機會’ ，這只是為了東盟市場。自從特朗普接手後，我的工作就更加艱難了。”

我還與哈奇進行了交談，她是一名越南裔美國移民律師，在聖地亞哥和胡志明市工作。哈克六歲時隨家人乘船逃離越南，現在她幫助越南人申請美國簽證。她的專長是 EB-5簽證，這是為願意向美國企業投入大筆資金的富有投資者準備的。這樣的投資移民通常會獲得綠卡。特朗普上台後，情況就困難多了。”

2017年，特朗普威脅要驅逐大約8000名越南移民，其中大多數人在美國都有刑事犯罪記錄。此舉將違反越南與越南在2008年簽署的一項雙邊協議，該協議規定，不得將1995年之前——即重建外交關係之前——抵達越南的移民驅逐出境。特朗普的行動似乎更多是出於他普遍的仇外心理，而不是對越南裔美國人的任何厭惡，儘管越南裔美國人可能非常討厭特朗普。Aapi Data 的一項選舉後調查顯示，在2016年的大選中，只有17% 的越南裔美國選民認為自己是民主黨人，但61% 的選民支持希拉里 · 克林頓(Hillary Clinton)。越南政府拒絕官方對2008年協議做出任何改變，而特朗普迄今只驅逐了少數1995年以前的移民。這一爭端仍然是兩國政府之間緊張關係的根源。

戰後美軍運輸越南“孤兒”行動

儘管有這些變化，美國似乎仍然保持着對移民強大的情感吸引力。道擁有加拿大公民身份，但他最近在美國獲得了綠卡，他計劃在那裏開始新的生活。他不會回到越南。“我在這裏感覺不那麼墮落了，”他説。“我有了更多的自由。”

哈奇告訴我，即使在特朗普執政期間，她也看到了簽證需求的增長。“我的客户，即使是富人和百萬富翁，他們也想去美國，”她説。“我問他們: ‘你們這麼有錢，為什麼要去? ’ 這是為了他們的孩子，為了自由和選擇，”她説。“這是因為夢想。”

對於富來説，他似乎對回家沒有什麼遺憾。在富布賴特校區外的咖啡館裏，他告訴我: “我過去認為越南政府只是一個專制的國家。當然，黨的最高層仍然很糟糕。但越南不像中國那樣大的貧富差距，城市與農村之間衝突較小。”

富驕傲地談到第一批學員，他正在管理整個大學。“年輕人的進取程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説。“我希望更早就知道這一點。這樣我肯定早點回家的。”

戰爭是很久以前的事了。1975年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香港、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難民營地早已空無一人。西貢（胡志明市）重新“越南化” ，重新城市化，很久以前就變成了胡志明市。經濟改革計劃引導越南走向市場經濟，在胡志明市和河內都有路易威登專賣店，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兩國關係正常化，獲得最惠國待遇，世界貿易組織早已加入。歷屆美國總統，克林頓和小布什雖然當年逃過越戰兵役，終究還是訪問過越南; 奧巴馬也來了。特朗普，雖然時不時給越南挑刺，已經來過兩次。

​新時代越南擁抱的“美國夢”

對美式成功，或美國夢的強烈渴望改變了越南自身的性格。赤貧的境況，以致“偷渡”在80年代的越南已經成為家喻户曉的動詞，他們奔向東南亞，更輾轉到歐美國家。越僑現在生活在國外-成為一個強大的象徵，他們的財富和影響力，也在80年代和90年代為越南人找到未來的潛力。

海外匯款在越南經濟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多年來，在美國的越南家庭——其中許多是窮人——通過非正式的渠道和網絡“寄錢回家” ，或者在他們自己帶錢回家。這些資金幫助越南度過了戰後最艱難的幾年貧困，確保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匯款不僅僅是慈善事業或家庭關係。它們是海外聯繫的標誌，表明旅居海外者和老家之間的紐帶依然牢固。

人類學教授伊萬 · 斯莫爾(Ivan Small)在《想象的貨幣: 越南的資金渠道和流動性追逐》一書中，研究了匯款的趨勢。他的研究表明，當僑民第一次到越南旅行，看到生活條件有所改善，定期匯款通常就會停止。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8年越南的匯入為160億美元，接近其國內生產總值的7% ，在全球匯款收入排名前十。但是這些錢被用在了不同的用途上。根據 VnExpress International 的數據，2016年，71% 的海外匯款用於建立或擴大業務，而胡志明市收入最多，為44億美元，但只有6% 用於“為家人或朋友提供資金支持” ，文章指出，“這曾經是匯款的主要目的。” 因此，這些債券一直存在，但它們現在更少用於支持，因為它們含有愛和依賴的內涵，而更多用於投資，這是關於重疊的自身利益。

一些越南僑民發現，雖然很多人努力實現了“中產階級美國夢”，在郊區的生活，小企業主，他們的孩子上了名牌大學，當然這對每個人來説都不容易。而與此同時，家族中一些留在越南的人，最終比那些移居美國的人更加富有。

隨着對政治改革、透明度和多元化的要求不斷上升，中產階級的數量不斷增加，在越南，政治壁壘也在逐漸消失。因此，散居國外的越僑們，返回祖國是一把雙刃劍: 許多人帶回了金融投資和高新技術。然而，隨着越南出現了這麼多越僑的聲音，社會輿論也日趨複雜，外部世界的知識和思潮，也逐漸滲透到當地的文化和社會。

越南街頭的宣傳張貼畫

越南僑民不再流亡，正發現自己已經上了越南走向騰飛的軌道上。在美國加州橙縣最大發行量的越南報《阮越報》，撰稿人蘭 · 阮(Lan Nguyen)指出，“雖然年輕一代的越南裔美國人和老一輩人一樣，普遍關心越南的人權、民主和自由，但他們對於回到越南投身此類活動興趣不大。”在作者看來，語言障礙和缺乏在集權社會生活經驗是擴大不同年齡代溝的因素。“越南裔美國青年… … 經常感到失望，因為他們盡一切努力幫助越南，卻遭到了年長者的批評。很多上一輩，仍然延續了冷戰時期的代表南越統治的“”傳統與自由旗幟”，因此老年人對年輕人組織赴越南的慈善活動感到震驚。”

據《洛杉磯時報》報道，還有不少曾經參加過越南戰爭的美國老兵。現在選擇了越南安度晚年退休生活。原因可能很多，但細究起來並不奇怪。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越南及其東南亞鄰國的經濟快速增長，醫療條件等基礎設施改善，以及越南在面臨中國這樣的強大矛盾，對於美國在越南戰爭的歷史清算，逐漸淡化了，反而更緊密捆綁在美國的勢力圈裏。

在越南享受退休生活的老兵羅克霍爾德坦誠，他在越南能住大房子裏，2000美元每個月生活費，能獲得包括廚師和清潔工的服務。鄰居們都很友好: 大多數越南人都是在1975年戰爭結束後出生的。“越南人對我非常好，尤其是和我從戰爭中回來美國的經歷相比”，羅克霍爾德説，他很少遇到怨恨，即使當他談到他作為一名退伍美國軍人，曾在越南戰場服役經歷時也是如此。

知名律師弗雷德裏克• r •伯克(Frederick r. Burke)點評説， “這些美國老兵想回來，想要和解，”他説。“他們通常娶了一個越南女人，他們的社會保障和退伍軍人福利，確保他們在越南，可以比在洛杉磯要過得好多了。”

當然，年輕人佔多數的越南，不總是永遠光鮮與宏大的敍述。去年10月，發生在英國貨櫃車的39越南偷渡者慘死故事，震驚全球。人們依稀從中看到當年越僑“船民”逃難的影子。也許與美國僑民逆向迴流的趨勢並不違和。

不管什麼時候，越南人骨子裏的那股倔強，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看起來，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阻擋。

艾森/新知與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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