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牧歌》四組“三角戀”中的四個女人和七個男人（二）_風聞

拙上文中妄言，《大牧歌》中有“七個男人”，但細細品味起來，七個男人：林凡清、 齊懷正（齊營長）、鄭君、李國祥（團長）、巴圖爾、劉文利、楊北斗，也只有前四位可稱得上“人物”；後三個：偵察英雄巴圖爾着墨偏少、形象不夠豐滿，劉文利時代的小丑、反面角色，楊北斗異想天開、又有些猥瑣的陝北憨漢，配角而已，似無太多的文學價值。

與女人們比較起來，竊以為，林凡清、 齊懷正（齊營長）、鄭君、李國祥（團長）的命運更多舛，也更煎熬；可謂是“三個半愛情悲劇（人物）”。

林凡清：一個事業有成、卻分身無術的“悲喜劇”：兩個“愛人”愛情“二選一”的遺憾

平心而論，他有自己矢志獻身的（畜）牧羊事業、又被兩個女人所鍾愛，林凡清的一生“事業”和“愛情”雙豐收，他本來應該是最幸福的一位；可是，他無法同時擁抱兩個女人的愛情，只能做“二選一”的抉擇。

孟子《魚我所欲也》：“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只是，兩位“愛人”各有“長短”、難分“伯仲”，天大的難題橫亙在他的面前，林凡清該如何取捨、抉擇？

這種抉擇必定很痛苦、很撕心裂肺，“舍”誰“取（娶）”誰，都難以割捨：

許靜芝，知識女性、理想主義者，為了至高無上的愛情，她可以拋棄十里洋場的東方大都市生活而不顧，千里追尋來到舉目無親的茫茫草原；她脈脈含情、又經久熾熱，脾性和舉手投足的習慣或默契等等，情感的共情共鳴、生活的和諧共振會更多更好。

邵紅柳，恩師的遺孤、畜牧希望種羣的守護者，她的愛情，彪悍、濃烈、直白、火辣，就如同她時常握在手裏的馬鞭一樣；沒錯，相比較起來，她沒有多少文化，也不懂得多少含蓄；但她愛情的熱度絲毫不比許靜芝低，同時她既往多難又簡單的生活經歷和人生閲歷，又使得她的心靈很單純、很純潔，眼裏容不得沙子，心理上的修養不夠，易碎、易折；如果被“捨棄”，對初戀她的傷害將是致命的——其後，她為了“謝恩”、為了彌補內心的愧歉，“殉情”而亡的自斨悲劇，便充分體現了她內心裏更多地繼承了西域“愛憎分明”“有恩必報”的質樸少數民族精神特質。

我們也許不得不承認，林凡清最終選擇了邵紅柳，在當今現代文明社會“一夫一妻”的婚姻道德和法律要求下，是一種無奈的“最佳”選擇：

①在二人“愛情”閾值相當下，選擇邵紅柳還投射着林凡清對恩師的“信義”；

②邵紅柳是優質種羊羣以及相關技術的唯一合法繼承人，與她成為夫妻，林凡清才能“名正言順”地賡續邵教授未竟的事業，如此，才符合科學倫理和現代文明道德；

③是在被許母百般阻擾，一封封情書石沉大海、音訊皆無，失戀絕望、自以為與許靜芝的情緣已絕之後，林凡清才開始的與邵紅柳的戀情——它是真摯、純潔和質樸；如果之後隨着再次喜涕重逢，便棄邵而與許靜芝再續良緣，那他林凡清便只是個把邵紅柳的純真愛情作為臨時填補內心空白、玩弄感情、始亂終棄的騙子和卑鄙小人。

所以説，在這場“愛情‘二選一’”的抉擇中，林凡清選擇更單純、更樸實潑辣的草原姑娘邵紅柳不僅更符合人性人道的原則，也真實再現了當時獻身祖國戍邊墾荒兵團官兵和知識青年的時代風貌。

在那個“以苦為樂”“視享樂為恥辱”的火紅年代裏，善良又有理想的年輕畜牧專家林凡清捨棄小資情調、卿卿我我“同質性”的許靜芝，而選擇渾身散發着自然原始的野性、率真而好不矯作草原“混血”邵紅柳，也更加契合他內心深處“自我革命”“獻身祖國”、向以戰鬥英雄齊懷正為代表的兵團官兵看齊，完成徹底無產階級化的精神追求。

毋庸諱言，1950~1970年代，生活在其間30年的新中國頭三代青年的婚姻觀和家庭觀和其後的是完全迥異的；他們揹負的家庭和社會責任更多更重，為了“又紅又專”的精神自覺和“無產階級”或曰“勞動人民”的思想追求，他們的婚姻擇偶沒有太多的“自我”；或者説他們為了人性的完美、為了感恩或者報答，他們會最終捨棄或曰犧牲“自我”的好惡而遵從普世的社會標準。

與林凡清撕裂痛苦的“愛情‘二選一’”的抉擇極為相似，文化大革命晚期流傳於神州大地的著名手抄本小説《第二次握手》也敍述了相同的“一男二女”的愛情悲喜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