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的大國協調，有可能嗎？_風聞

當代國際體系正處於深刻的演變過程之中，在全球各地，有許多人以焦慮的目光注視着國際舞台的風雲變幻。有一個問題也成為了討論的焦點：

一種大國之間的協調體系是否可能？

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佩裏·安德森（Perry Anderson）對此有着自己的見解。在他看來，21世紀的美國已經無法通過舊有的“大國協調”機制來維護其新自由主義霸權，因為，美國恰恰是形成這一機制的最大障礙。而這些洞見，已經對一些中國的思想者產生了啓發。

佩裏·安德森  Youtube視頻截圖

下文摘自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後孫璐璐“佩裏·安德森論霸權與21世紀的國際體系”，安德森原文發表於《國外理論動態》2019年第12期，轉載自“經略網刊”公眾號（ID：jingluewangkan）。

那麼，21世紀的大國協調有可能嗎？從表面上看，這樣的期待或許不無道理，如今的世界既有各大國之間的定期會議、有聯合國以及形形色色的國際組織，在意識形態上，“人權”話語已經替代了19世紀的“文明標準”成為大國干涉他國內政的藉口。美國、歐盟、俄羅斯、印度和中國五個政治體，是最有可能組成新的“五霸共治”的人選。但五霸有可能出於何種目的進行協調呢？

安德森分析指出，目前具有全球性影響的議題有兩個，一個是團結起來抵禦經濟失調，防範金融危機；另一個是生態環境災難。這些都有可能為“大國協調”提供基礎。如果説在維也納體系中英、俄“共霸”，那麼冷戰後美國是名副其實的唯一霸主。基於所有這些條件， 新世紀的“大國協調”看起來就像是水到渠成了。

然而，安德森指出，美國卻恰恰成為實現21世紀“五霸共治”的最大障礙，原因如下：

第一，美國不能像維也納會議四強對待法國一樣寬待冷戰的失敗者俄羅斯，相反，美國夥同它的盟友不斷欺騙、羞辱和傷害俄羅斯，從而使得兩國之間的矛盾積重難返。安德森在2016年發表的這一評論在接下來的三年裏不斷獲得新的證據的支持:特朗普試圖改善與俄國的關係、從而分化中俄兩國的努力，卻遭到了美國建制派勢力發動的“通俄門”的嚇阻，目前，我們看不到美俄關係發生實質性改變的跡象。

第二，美國從未放棄過“演變”和顛覆中國政治社會體制的努力，而且中國始終非常清楚這一點，這就使得中美兩國之間的協調變得非常困難。這一點在接下來的三年之中也繼續得到新的證據的支持。在中美貿易談判中，即便特朗普首要關心的並不是中國的政治結構，美方提出的一些過分的要求仍然具有改變中國政治社會體制的潛在可能性。既然美國與中、俄兩國的協調都缺乏基礎，新世紀全球性的“大國協調”就很難成為現實。

我們可以看到，2019年6月，中俄兩國結成了“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這可以説是對美國愈演愈烈的單邊主義的一種反應。在短期之內，我們看不到建立一種全球性的“大國協調”機制的可能性。

不過，這對安德森來説並不是壞事。如果一種美國領導之下的“大國協調”機制真正成型，那也就意味着新自由主義秩序更加鞏固，更加難以撼動。[12]如果説19世紀王朝國家之間的協調壓抑了工人運動與民族獨立運動，21世紀大國協調難以形成，恰恰給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力量提供了尋求替代秩序的機會。

“經略網刊”還指出，近三年來，安德森對於“大國協調”的論述已經在國內產生了顯著影響，進一步探討該問題的包括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章永樂等人。這一論述反思了一種想當然的“從帝國到民族國家”的單線歷史敍事，揭示出19世紀西方列強的民族國家建設與殖民帝國建設是一個同步推進的過程，殖民帝國之間的協調與鬥爭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命運。

由此，它可以啓發一系列新的研究議題，比如，“大國協調”如何塑造包括八國聯軍侵華、辛亥革命在內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國近代文化—政治精英如何理解維也納體系中的“大國協調”的走向，並對其作出回應？“大國協調”的破裂為中國的自我解放提供了何種機遇和條件？而從中國的近代命運與“大國協調”之間的關係出發，又有可能為反思卡爾·施米特等歐洲中心主義色彩濃厚的理論家的國際秩序論述提供有效的切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