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奶奶走了，我們應該記得她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中國歷史研究院”

作者：于山

綜合整理自：新華社許雄《申紀蘭：“勿忘人民、勿忘勞動” 》，中國新聞網李新鎖《全國人大代表申紀蘭逝世：一生守望農村》，人民網楊俊峯《人民代表申紀蘭》，山西日報劉重陽、李家鳴《申紀蘭：初心，一生銘記》，環球時報科斯塔《看了這些，你還會黑申紀蘭這位老人麼？》等。

圖片來自網絡。

今天消息傳來，有一位老奶奶走了，她叫申紀蘭，享年91歲。

 

這位奶奶即使在生命的最後階段還在説：“我是農民代表，每天生活在農村，知道農民想啥盼啥。我們共產黨人就是要和人民想在一起，幹在一起。脱貧致富奔小康，我們有信心有決心。”

胸前掛滿的徽章是她一生的榮耀，也見證了共和國的成長。這位奶奶為何能榮譽等身，故事還要從很多年前説起。

推動“男女同工同酬”寫進憲法，

從根本上改寫千年來婦女地位低下面貌

她1929年出生于山西省平順縣山南底村，17歲嫁到了同縣的西溝村，如果不是新中國帶來開天闢地的變化，她的一生也許會和舊社會的其他婦女一樣，“打倒的婆姨揉倒的面”“再好的閨女鍋台上轉” “女人不是人，母豬不敬神”。

1949年10月1日，一個渾厚的聲音在北京天安門宣告一個嶄新國家的誕生，這個古老的民族一雪近代以來的恥辱，從此重新屹立世界東方，“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素來重視婦女解放運動的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後百廢待興狀況下頒佈的第一部法律，就是1950年5月1日開始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

在國家政策號召下，1950年，申紀蘭聯絡了十多個要好的姐妹加入互助組，後來，她又與著名勞模李順達攜手創辦了聞名全國的“西溝金星農林牧生產合作社”，並被大夥推選為副社長。

圖為1953年2月，山西省平順縣西溝村李順達農林畜牧生產合作社副社長、模範軍屬申紀蘭在長治專署首屆優撫模範代表會議上作報告。來源：新華社

申紀蘭曾經回憶道：“為什麼選我當副社長呢？我那時候22歲，還年輕哩。我沒裹過腳，下地勞動不惜力。”

申紀蘭（右一）

但在她心裏，有一個坎始終過不去。按照當時社裏的規定，男人下田一天記10分工，婦女下田一天只記5分工，這“老五分”的規定，嚴重挫傷了婦女們的積極性。姐妹們説，這還不如在家納鞋底兒。

申紀蘭説：“那個時候，我們婦女和男人一起參加勞動，但是男人勞動一天記十工分，婦女只記五工分，還記到丈夫名下，導致婦女們參加勞動不積極……我説你不能這麼看待問題，不公平，我也是個人你也是個人，為什麼婦女就掙不上工分，我急得慌。”

申紀蘭（左一）

為了讓婦女得到真正的解放，申紀蘭走家串户，向婦女宣傳“勞動才能獲得解放”的道理，同時努力做男社員的思想工作，積極爭取男女同工同酬。

村裏本來是男女共同協作勞動的。經申紀蘭申請，社裏專門給女社員劃出一塊地，和男社員進行勞動競賽。男社員認為穩操勝券，該休息就休息；被髮動起來的婦女為了爭取自己的權益，始終在田間爭分奪秒。最後，女社員贏得了競賽。這場勞動競賽在西溝村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許多男社員都開始支持男女同工同酬。

到1952年，西溝村已經實現了“男女幹一樣的活，應記一樣的工分”。

申紀蘭（右一）

1953年，《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勞動就是解放，鬥爭才有地位》的文章，講述了申紀蘭在平順縣西溝村推動男女同工同酬的故事。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25歲的申紀蘭和1200多名代表一起，舉手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她清楚地記得這部憲法第九十六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由她提出的“男女同工同酬”倡議被寫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

1954年9月，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申紀蘭代表在報到。新華社 資料圖

今天“男女同工同酬”已成為我們的共識，但幾十年前也許申紀蘭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這一行為將徹底改寫幾千年來中國婦女地位低下的面貌，甚至在世界婦女解放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中國封建王朝幾千年來，社會的主要生產資料集中於男性，禮教思想的約束也使得婦女難以廣泛參與社會生產勞動，婦女生活自由幾乎喪失殆盡，家庭和社會的地位也在不斷降低。

在西方這種情況同樣嚴重，“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西方中世紀教會甚至認定婦女是“罪惡之源和男性之附庸”，是骯髒和不潔的象徵。從1480年到1780年這三百年裏，掀起過一場審判“女巫”運動，大肆殘害婦女。

回顧古今中外婦女地位變遷，歷史在不斷告訴我們，婦女地位高低取決於她們同生產資料的關係和其參與生產勞動的程度，而“男女同工同酬”則是從根本上改變了婦女地位低下的局面。

僅憑推動“男女同工同酬”寫進新中國憲法這一點，申紀蘭就足以名垂青史。

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66年不忘初心

推動“男女同工同酬”寫進新中國憲法，很多人眼裏申紀蘭只是個歷史潮頭“英雄式”的人物。但她的一生，遠沒有那麼簡單。她來自人民，代表人民，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66年不忘初心，她生動詮釋了“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我是個農民，沒水平，但我對黨和國家有感情。羣眾選你當代表，能辦到的事就千方百計辦，辦不到的事也要盡力而為。”

1954年當選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一次從家鄉山西省平順縣西溝村去北京開人代會，從平順縣出來，7個小時才能到長治，鄉里給她找了頭毛驢，但是大山裏坡太陡，石頭山上的小路，讓第一次出遠門的她嚇得不敢騎。先去長治，再從長治倒“班車”去太谷，再從太谷坐火車到太原，輾轉到北京，已是4天以後。

從1954年當選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至今，在66年的代表生涯中，申紀蘭提出的建議和議案涵蓋“三農”、教育、交通、水利建設等各領域，始終守望農村。

申紀蘭曾説：“人民代表就要代表人民説話，人民代表就要給人民辦事”。

對於她一生守望的西溝村，申紀蘭説：“不是西溝離不開我，是我離不開西溝”，“我宣過誓要跟西溝人一起建設好西溝，這是一個共產黨人應該負的責任。我只能做到這一點，其他我做的還很不夠”。

**據不完全統計，從第八屆全國人大到現在，申紀蘭的提案和建議總共有400多件，僅她個人的提案和建議就有80多件。**貧困地區修路和吃水問題是她一直關注的兩個問題。

此外，諸如保護婦女兒童、保護未成年人、荒山治理、貧困地區工資問題、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等，都是申紀蘭的關注範圍。

 

2016年3月10日晚，北京，全國人大代表申紀蘭在山西代表團駐地翻看資料

她説：“我是農民代表，我要為農民代言，我要了解他們的要求願望，反映他們的困難和心聲。”

不戀權財不謀私利，共產黨人本色

1953年年初，她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她樸實的精神底色上更添了共產黨人的崇高追求。**

1973年，申紀蘭被任命為山西省婦聯主任。毫無思想準備的她，總覺得這不合適，不願去。她説：“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又沒有機關工作的經驗，讓自己當省婦聯主任不如讓別人當更合適。”她如實地向組織上反映了自己的想法，但最後還是服從組織決定。她上任後卻不要級別，不要工資，不轉户口，不要專車，還在西溝村參加勞動……不久，在她的再三要求下，最終還是辭去了這個正廳級職務。

 1981年9月，申紀蘭參加西溝村植樹造林活動。

1983年，申紀蘭又回到西溝，從此再未離開。1983年，組織上把申紀蘭列入長治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候選人，她還是一再申明自己不合適，説：“我識字不多，當好代表就行了。”最後她當選了。市裏要給她轉户口、定級別、配專車，她又全部推辭了。她説：“我的户口在西溝，級別在農村，能走能動，要那些用處不大。”

1986年9月與縣供銷社聯合辦起一座罐頭廠，投產後的第一個月就生產紅果、梨罐頭5萬多瓶。這是申紀蘭（左）和工人一起檢查罐頭質量。

申紀蘭外出聯繫業務，坐的是公共汽車，住的是價格低的旅館，吃的是最便宜的飯菜。**為了給村裏出差辦事，她每年的車費、住宿費也要花上不少錢，但她從未在村裏報銷過一次車票，領過一次出差補助，反而把國家每月發給她的生活補貼也“賠”進去了不少。**有人説，你這是辦公事，該報銷就報了吧。她執意不肯。

兒子張江平曾埋怨母親為什麼不利用手中的權力幫他轉户口。原來，張江平是農業户口，當兵復員後不能安置工作。可申紀蘭並沒有以權謀私，而是明確地告訴他：“工作要從基層幹起，不能去幫什麼”。

她曾長期住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農業學大寨”時建起的排房裏。有好多次，村委會也覺得她住的房子太落後了，與她商量多次想重新建一處，但都被申紀蘭藉故推託了。就是家裏的擺設也沒有一件現代化的新式傢俱和高檔電器：正牆根是一張舊桌子，一箇舊式小櫃子，一張老式木牀佔了半個屋子，牀上鋪的牀單方方正正補了好幾塊補丁。

2001年6月，申紀蘭榮獲保護母親河獎，獎金2萬元，她回來後，正趕上村裏打井缺少資金，就把2萬元捐出來打了井。2001年7月1日，申紀蘭被中組部表彰為全國優秀共產黨員，申紀蘭把中組部獎給她的5000元現金，又一分不少地交給了集體。2009年，申紀蘭當選全國道德模範，中宣部給她的5萬元困難補助，也捐給了村裏……

2006年4月24日，山西省長治市，申紀蘭扛着鋤頭。

她的事蹟也由此廣為傳頌。但她説：“功勞不是我的，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我們什麼都幹不成！”

飽受謠言詆譭，真相卻令人心酸

對黨的無限忠誠，對人民的無私奉獻，也讓她飽受謠言攻擊。

2012年兩會上，一則標題為《申紀蘭：我們是民主選舉我不跟選民交流》的新聞在網上流傳開來。

但人們關心的似乎並不是新聞內容，而是這個極具誤導性的標題，並因此得出結論：她並不是一個負責的人大代表，因為她甚至不跟選民交流。

可事實是這樣嗎？

回看當年的稿件和視頻，當時記者問：“選舉的時候跟選民有交流嗎？”申紀蘭的原話是：“沒有。我們這是靠民主選舉的，你交流就不合適，不選你，你就不要去‘各’(麻煩)人。”

很顯然，她誤解了記者的問題，認為記者所説的“交流”是指“拉票”甚至“賄選”。

有人曾造謠説，她的家人都是“官二代”。可媒體經過調查發現，申紀蘭的三個兒女，大女兒張李珍在邯鄲一家軍醫院擔任主任醫師；兒子張江平任長治市糧食局黨委書記，曾任《長治日報》紀檢組長；小女兒張江娥，則只是長治市市政工程處的普通職員。

有人造謠説他有鉅額家族資產。在1983年卸任省婦聯主任後，申紀蘭曾“下海”創業。如今這段經歷，是一些人造謠她的主要素材來源。可申紀蘭在自傳《忠誠》中説，她下海後，曾有公司來聘她，一個月要給她發幾萬工資，目的是想讓她利用自己在政府中的人脈，幫忙拉項目，打通關節，但她全都拒絕了。

**實際上，下海後的30多年裏，申紀蘭沒從村辦企業中拿一分錢，反而將個人的商業財富，無償地讓渡給村委會，讓渡給村民們。**擔任過紀蘭飲料廠廠長的王根考説，“雖然申紀蘭是董事長，而且產品打着申紀蘭的商標，但是她既無股份，也不從公司領工資……”

西溝村辦企業——紀蘭飲料公司

前些年網絡輿論鬥爭局勢複雜嚴峻的時候，不僅歷史虛無主義沉渣泛起，而且一些攻擊黨和政府的言論似乎成為政治正確，愛國的言行和英雄偶像卻成為嘲諷謾罵的目標。

申紀蘭不會上網，也沒有電腦，獲取信息主要是看電視和報紙，但她也或多或少聽説了網絡的形勢。2012年兩會上，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她説：“我有個想法，網也應該有人管，不是誰想弄就能弄。咱要按照原則去弄，不要好的弄成壞的了，想説什麼就説什麼，咱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

2012年3月14日，北京，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閉幕，申紀蘭走出人民大會堂。

她，當時一位80多歲的老人，對於網絡管理的這番表述也許並不足夠準確，也落入了又一個有意構陷的議題陷阱。在網絡輿論逐漸清朗的今天，我想我們應該給她這段話一個公正的評價。

今天，這位奶奶走了，我們應該記得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