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毛澤東與百年中國思想淺論（二）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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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楊昌濟開始

想要把握早期的“毛澤東之思想”，不能不談楊昌濟。楊昌濟無疑是在毛澤東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對他本人的思想影響最大的人之一。楊自日、英、德修哲學倫理學歸國，任教於湖南一師，對毛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為關鍵的，一是對培養了他對哲學的熱情，二是對道德倫理精神的篤信。楊昌濟是當時的湖南少有的學貫中西的人物，不僅通舊學（以程朱為代表），而且有留學經歷（在海外近十年），對西方哲學也有見地。這樣一位人物執教一師，確實是其時學子的幸運。一九一四年，毛澤東和幾位同學曾組織一個哲學小組，還請楊擔任指導。毛澤東的哲學修養中，中國傳統哲學積澱豐厚，同時也有些西學色彩，雖然不能説完全拜楊所賜，但一師時期的這位恩師無疑是他的一座燈塔。毛澤東在接受斯諾採訪時回憶，“（楊昌濟，即楊懷中）教授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信仰，鼓勵學生立志做有益於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 1918年前後，毛澤東曾閲讀德國新康德主義者泡爾生的《倫理學原理》，此書其實是楊昌濟開設的修身課所選的教材，毛澤東在閲讀此書時做過大量的筆記，後來以《<倫理學原理>批註》為名被收入一些文獻資料中。

      楊昌濟的育人理念濫觴自王學（即心學），而王學（將陸九淵也算在內）講究“六經注我”，十分重視個體的主觀實踐，即所謂“知行合一”。心學把“致良知”作為最高原則，這種對主觀意志的高揚，感染了包括康有為、譚嗣同、毛澤東在內的很多仁人志士。至於學術觀點，楊昌濟兼收王夫之，基本繼承了王夫之對儒家的合理批判（如對程朱“存天理，滅人慾”的批評），同時又吸取了歐洲近代人本主義思潮的進步成分，這些都使得楊能夠對毛澤東起到關鍵的“啓蒙”作用。

從這個線索出發，青年毛之思想，毋寧説是從陸王、王船山、譚瀏陽到楊昌濟一脈相承的。楊昌濟曾強調鍛鍊意志的重要性：“道德教育，在於鍛鍊意志。人有強固之意志，始能實現高尚之理想。”這裏我們能夠清楚地看到“意志”和“鍛鍊”這兩個重要概念。楊昌濟“唯于堅忍二字頗為着力，常以久制勝”的思想，也被毛澤東身體力行，成為他“修身”的關鍵環節。除此之外，靜坐、不吸煙、不涉狎邪、遠足等具體的修身方式，都是楊昌濟在一師所倡導的內容。

楊昌濟這位老師帶來的“哲學”與“道德倫理”這兩個影響，我們首先具體談談哲學。毛澤東對哲學的熱情，就算是對毛澤東時代所知無多的人，也不會不熟悉。在毛的語言體系中，哲學概念（尤其是馬列主義觀點的）是基本構件之一。從個人精神生活來看，馬列理論著作、哲學著作（不限於馬列經典作家）和中國文史著作是他一生中閲讀、研究的最多的三個領域。青年毛澤東系統性的哲學學習，肇始於楊昌濟的培養。楊昌濟在課堂乃至課餘時間對毛澤東形成了言傳身教的作用，有趣的是，楊昌濟、毛澤東、蔡和森等師生組織的哲學小組，一度成為新民學會的雛形，毛澤東和蔡和森正是新民學會的主要發起人。新民學會對於初創期的中國共產黨在人員和組織上，都具有非常重大的影響，發揮了不可取代的歷史作用。

       毛澤東的學習和研究並不是學究式的，對於深究概念和文字，他興趣不大，這個時期他對哲學的思考，主要是體現在對世界和社會總規律的探索上，並且他時刻想要把理論性的文字與生活實際做緊密的聯繫。在一師時代與友人（黎錦熙）的書信中，毛澤東曾表示“要將全副功夫，都向大本大原處探討”。這裏的“大本大源”，我認為在文字上是直接受到曾國藩的啓發（《曾國藩家書》中有“我與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的文字），但涵義相比曾國藩有所擴展。毛在自己的理解中，不僅將哲學的世界觀與方法論視作“本源”（這是學科理論上的本源），幾乎一切決定事物細節的大的根本因素，都會被青年時代的毛稱為“本源”。

青年時期對哲學的喜愛至少對毛澤東的一生產生了四個方面的重大影響，一是讓他具備了接受並發展馬列哲學的個人內在素養（於知識層面）；二是讓他具備高度理性的宏觀層面的思考和思辨習慣（于思維層面），這有時不免是抽象的；三是完善了他的整個內在人格與對外話語體系的建構（于思想層面）；四是指導、幫助了他的革命、戰爭與政治實踐（於做事層面）。這四個方面失去其中任何一個，都可能使得後人所熟悉的那個“毛澤東”不成其為“毛澤東”。

“天下之心”

面對當時積貧積弱的中國，毛澤東也試圖從哲學高度的“本源”來思考問題。在1917年給友人（黎錦熙）的一封信中，他説：

“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而不徒在顯見之跡，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大源。今日變法，俱從枝節入手，如議會、憲法、總統、內閣、軍事、實業、教育，一切皆枝節也。枝節亦不可少，惟此等枝節，必有本源。”

“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範人之行，二者不潔，遍地皆污。”

這段表述對我們理解“毛澤東之思想”相當重要，它不僅説明了毛青年時期就抱有的對“天下之心”的重視，同時也令人想到《矛盾論》中的“主要矛盾”理論。這封信中毛將“天下之心”拔高到“本源”的位置，實際上也就是拔高了“天下人之心”。這一點代表着毛思想中的獨特主張。長征時期及之後毛思想中對“意志”和“革命情操”的高度重視，基本就來源於此處。M.Meisner在研究延安時期時，稱毛思想中的這種傾向為“唯意志論”，認為毛非常重視“思想建設”，並且毛篤信“正確的思想是進行有效革命活動的根本前提”。這個判斷，我認為是不錯的。毛澤東高度重視“學風和文風”，堅持做“作風”與“思想”上的工作，這是他獨特政治藝術和領導藝術的一大亮點，在今天看來仍有重大意義。

（毛澤東在延安寫作）

我們為什麼説這是毛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亮點”？因為對“思想工作”的重視，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和建設時期的一大特色，這個特色主要的就是來自於毛。首先，毛為什麼會形成這個特色？最開始，如上文所言，是學生時代對“天下之心”的重視。接着，他在實踐上獲得了進一步的認識。在新民學會時期，毛就負責學會的通訊和宣傳，後來參加國民黨二大，被委任為宣傳部部長（代理），負責日常具體事務。在此期間，他主辦了國民黨《政治週報》，經常親自發文抨擊廣東軍閥和國民黨右派的反革命宣傳。另外，他在湖南廣東一帶的農民運動講習所也辦得有聲有色。可見，他不僅青年時就有重視思想建設的習慣，而且在宣傳工作和思想工作上積攢了豐富的實際經驗。這種對人的主觀精神的重視，尤其是對“觀念”、“思想”的重視，滲透在毛式政治的方方面面，後面我們還將再次提到。把政治作為根本出發點來開展工作，是毛一直以來的堅持。早在1929年，毛澤東就表示“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並且要在井岡山“肅清單純軍事觀點”。延安時期，毛澤東在鑽研並吸收了克勞塞維茨和列寧的相關軍事理論後，更是進一步指出，“戰爭就是政治……抗日軍人中，如有輕視政治的傾向，把戰爭孤立起來，變為戰爭絕對主義者，那是錯誤的。”在毛澤東那裏，軍事（以及戰爭）是服務於政治的，是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在30年代長征結束後，當大多數人看到的是紅軍擺脱了敵人的圍追堵截，可以專心發展有生力量，毛對長征的總結則是“宣傳隊”和“播種機”；在延安時期，以《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文章為代表的一系列談話，也都是在思想陣地如火如荼地開展工作。在解放戰爭時，毛更是多次親筆在輿論陣地發起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猛烈進攻。這些細節，相信足以説明他對思想工作的高度重視。毛澤東對“正確思想”，對人的“觀念”的重視，構成了他重視主觀精神力量的第一個方面——而在其後的生涯中，毛澤東更是身體力行，與廣大仁人志士一併革新了當時“思想太舊，道德太壞”的中國。

意志力

毛澤東對“意志力”（包括勇氣、毅力、忍耐力等）的執着，就算是沒有專門研究過相關歷史和材料的普通人，也有所耳聞——求學時代每日冷水浴的故事已經家喻户曉。意志力的鍛鍊是毛青年時期“修身”的核心任務，如前文所述，楊昌濟的教育理念裏，“修身”是非常重要的一點，而曾國藩在他“修身”這項事業上的影響也不能不提。

曾國藩的成就，主要在於湘軍和洋務運動，二者都帶有很大的時代侷限性，歷來存在很多爭議。縱然有較大的歷史侷限性，但曾國藩在修身實踐上的一些成績，除了強烈的封建經濟色彩尚可指摘之外，一直為後世學習效仿，毛澤東也不例外。曾國藩在個人生活上的一些方法成為毛貫徹楊昌濟“修身”精神、打磨自己主觀力量的手段。

關於曾國藩對毛澤東的影響，國內的研究大多從湖湘文化的傳承角度來切入。晚清時期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胡林翼幾位名臣要麼是湖湘本地出身，要麼曾長期經營兩湖。當時的湖湘地理上相對江浙閩粵雖較為封閉，但思想界卻相當活躍，遠有王船山、近有黃興、譚嗣同，都是走在時代前列的一時名士，湖湘人士在近代救亡圖存的大背景下也貢獻了很多不容忽視的力量。這裏不打算專門梳理明清直到近現代的湖湘思潮這條線索，對於我們的中心問題而言，只要抓住曾國藩（也涉及胡林翼）對青年毛澤東的影響即可。眾所周知，毛澤東的字，實際上就是取自胡林翼，一開始作“學潤”（學習胡林翼之意），後來在楊昌濟建議下改為“潤之”（也作“潤芝”，與胡林翼同）。思想成熟後的毛稱曾為“地主階級最厲害的人物”，而青年時期的毛至少對曾胡二人的事功和個人修身方法都很感興趣，在後來保存下來的毛澤東《講堂錄》（求學讀書期間一系列筆記的集合）中，大量抄錄了《曾文正公集》中的內容，其中一些可能與曾國藩的原文有出入，但大意不變。這些內容的特點主要是：一，以具體的生活上的習慣和觀念為多；如“不好利、早起、好讀書、謙，此謂良習慣。”、“以久制勝。即恆，到底不懈，積善。”等等。二，主要吸取曾國藩言行中仍有進步意義的部分，對於相對封建的內容則予以摒棄。像“勸學篇”“修身篇”就抄錄了很多，而“理財篇”“治家篇”（包含了一些封建士大夫的落後思想以及封建社會的尊卑思想和保守主義）則沒有多少。毛澤東在一段時期內幾乎天天研究曾國藩，甚至在書信中寫下了“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的文字。雖然關於毛澤東青年時期是否完整研讀過《曾胡治兵語錄》這件事，還有爭議，並且他在堅定政治觀點後對曾持否定態度（30年代後的毛澤東，不可能再用“收拾洪楊”這樣的字眼描述太平天國），但曾國藩對他的直接影響至少一直持續到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是確信無疑的。

曾在做事上，最強調“勤”，這種“勤”，主要是通過“恆”的形式，這一點對毛影響尤其大。在《體育之研究》中，談及運動之要點，毛澤東也指出了堅持的重要性（寫作《體育之研究》正在毛研究曾國藩著作之後不久）：

“運動所宜注意者三，有恆一也，注全力二也，蠻拙三也。”

也就是説，堅持不懈是搞體育運動最應注重的一點。正如他所説，“一手一足之屈伸，苟以為常，亦有益焉”。這幾段文字，基本可以認為是受到了曾國藩的直接影響。

做事“有恆”最終也成為奠定他一生生活與修養基調的重要理念。在1920年（其時毛澤東已於湖南一師畢業），他就提到“現在每天讀一點英語，要是能夠有恆，總可稍有所得”，他的精神生活是“每天看一點鐘書，一點鐘報”。到了晚年，政務纏身，這種“有恆”更顯珍貴，據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毛澤東於1957年）到蘇聯參加莫斯科會議，當時住在克里姆林宮。有時早上天色未明，他就讓我同他一起學英語。在會議期間，他的英語學習沒有中斷過”。

（克里姆林宮）

如上所述，毛澤東青年時關於“有恆”的很多思考，都直接來自於他對曾國藩的研究，而毛之所以接觸曾的思想，應與楊昌濟的意見有關。曾國藩多次強調人要有恆心，做事要以堅持為原則。如“人而無恆，終身一無所成”、“學問之道無窮，而總以有恆為主”、“大小事均尚有恆”等。毛澤東在《講堂錄》中，受其啓發，便有“學問，銖積寸累而得之，苟為不蓄，則終身不得矣”、“懶惰為萬惡之淵藪”、“以久制勝，即恆之謂也”等涵義相近之語。曾對毛澤東在細節上的影響當然還有很多，如對韓愈文章的研習、《經史百家雜抄》打下的舊學功底等，他甚至在身體鍛鍊上也借鑑了曾國藩。也就是説，《體育之研究》的靈感也有一部分來源於他學曾所得。

無論是堅持冷水浴還是效法曾國藩的“恆”、“久”，都代表着毛澤東青年時期對意志力錘鍊的追求，他試圖通過身體運動、學習習慣等不同方面的具體手段促使自己具備更強韌的意志。這實際上正是毛澤東篤信主觀精神力量的一大體現。

道德人格的追求

毛澤東的“主觀力量”中最複雜的一面，應當是他年輕時開始的獨特道德觀。概括地説，包括道德的地位和道德的內在要求兩個組成要件。“道德的地位”相對簡單，我們知道楊昌濟最強調道德倫理的力量，“修身”的具體手段，目的正在於錘鍊廣義上的道德，這一點被毛澤東基本繼承，並且毛澤東用追求理想人格（“立志”）的具體方式來解讀他從楊那裏得到的道德主義。與他的這種道德人格觀一體共生的，是他“充分發達吾人身體及精神能力至於最高”的追求。一些研究者稱此為“個人精神主義”，主要是注意到了其中強調個性張揚、強調自我實現的成分：“個人有無上之價值。……故凡有壓抑個人、違背個性者，罪莫大焉。”伴隨着這種強調人的個性的觀點，在批註中他也表達了理想的平等主義思想：“吾嘗夢想人智平等，人類皆為聖人，則一切法治均可棄去。”在此應當指出一個事實：與一些人的理解不同，毛澤東的這種個人主義沒有走向利己主義者的路線上，因為毛的個人主義目的在於“自完”（實現自我），而他“內而思維，外而行事”的鵠的，正在於“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他的自我實現，要“濟人之急，成人之美”。這與他在講堂錄中討論的小我大我之辨是一致的——宇宙乃一大我，欲實現小我，必從大我入手。因此，最終“個人主義”反而是和儒家的濟世救民融合，演變成為了“利他主義”（姑且將“為人民服務”稱之為利他主義，但這是很粗暴的分類法）。

道德的內在要求，卻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話題，其複雜性主要在於毛澤東早期頭腦中各派觀點的混雜——德國的康德（泡爾生即康德主義者），法國的啓蒙思想家（如盧梭），美國的杜威，英國的達爾文、赫胥黎與羅素，中國地主士大夫階級的儒家傳統、中國下層社會的“俠義”精神……都在毛的頭腦中佔據着一定的位置。在此，我們想刪繁就簡，去粗取精，重點説明毛澤東青年時對聖賢豪傑這一理想的追求。楊昌濟曾寫道，“王船山謂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這也被毛澤東記錄了下來，成為他的理想人格。如李澤厚所言，毛的“主觀道德律充滿了傳統的強烈的英雄主義特徵”。最後我們想指出，毛澤東的動態觀和強調自我實現的個人精神主義的化合物，是他對豪傑、聖賢的無止境的追求——“吾人需以實踐至善為義務”、“及事達到，理想又高一層，故理想終不能達到，唯事能達到”。這種無限的追求理想的衝動，是毛的人格中的一大特徵，也將影響後來的新中國。他理想人格中對“聖賢”（代表儒家士大夫的理想追求）和“豪傑”（代表社會下層百姓的“義薄雲天”）的融合，是相當有趣的一個現象，後面我們還將看到這種大雅大俗之融合、“書生氣”與“土匪氣”之融合在毛的政治實踐中扮演的特殊角色。

道德至上的心理傾向，在長征時期及其後有突出的表現。長征結束後，“勇於獻身、自我批評、勤勞勇敢和大公無私等”（Meisner語）的價值觀念支配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頭腦，這一方面來自於早期革命者的理想主義情懷，也來自於長征路上他們彼此支持、不離不棄的生活印記。值得一提的是，這種“清教徒式”的道德自我要求，很早就可見於毛的思想中：“剛字，立身之本，有嗜慾者不能剛。……咬得菜根，百事可做。”這樣的道德要求基本也瀰漫於新中國前三十年的空氣之中，它與“鐵人王進喜”、“雷鋒”、“焦裕祿”等一個個鮮活而令人動容的豐碑之間是否存在思想上的浸染和遞進關係？我想是有的。

主觀精神力量：思想、意志與道德

綜合了“思想”、“意志”和“道德”的概念，正是我們常説的“主觀能動性”。無論是“正確思想”，還是“強意志力”，抑或“道德倫理要求”，都是為着人的主觀能動性而服務的。毛澤東對於主觀能動性這一概念的重視，也使得他一生保持着對認識論的極大興趣。毛澤東在他的語言體系中最頻繁使用的哲學範疇，便是認識論。“主觀能動性”何以在青年毛澤東的頭腦中取得如此高的地位，可能是個複雜的問題，我們認為，考察其在生活觀念上的來源，可能與他小時候的在家庭中的“反抗”經歷有關，毛澤東少年時期就對“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的道理深有體會；而在理念上的來源，李澤厚的結論是有道理的，即王學（指陸王心學）知行合一的核心概念本身就強調了主體實踐，“使後代許多志士仁人——從康有為、譚嗣同到青年時期的毛澤東、郭沫若，都或多或少受了感染和影響，把它作為向舊社會、舊制度、舊風氣進行抗爭、抵制的精神武器和依靠”。

我們上面已經提到，毛澤東一生對人的主觀精神境界的追求，也與他自少年時期便具備的極強烈的自尊、自愛和不斷追求自我完善的理想人格有關。毛澤東對自己的理想人格命名為“豪傑”、“聖賢”，不是偶然的。對於英雄主義式的“豪傑”（往往帶有中國古已有之的反叛衝動與任俠精神）的追求，從少年時便開始：“我熟讀經書，但我不歡喜那些東西。我所歡喜讀的是中國古時的傳奇小説……不顧教師的告戒，讀了《岳飛傳》、《水滸傳》、《反唐》、《三國》和《西遊記》等書。”

正如我們之前所總結的，“豪傑”“聖賢”代表着無止境的至善追求，在毛那裏，登頂一座山峯時，看到的是另一座更高的山峯：

“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箇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中國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國主義者討乞也能活下去，而且還將活得比帝國主義國家要好些。”

毛澤東的這種不斷追求聖賢豪傑的理想，也體現在他的個人“作風”層面，他稱之為“立奇志，交奇友，讀奇書，創奇事，做一個奇男子”，具體的自我要求包括“不為浮譽所惑”、“不與流俗相競”、“舉世非之而不加沮”等等（皆出自《講堂錄》）。這種追求有時甚至顯得標新立異，特立獨行到了自行其是的程度。比如，他從不追求科科高分，對於自己不感興趣或認為意義不大的學校課程，他就敷衍過去——“在圖畫考試時，我畫了一個橢圓形就算了事，説這是蛋。結果圖畫課得了四十分，不及格”，在畢業後他表示“我一生恨極了學校，所以我決定不再進學校”。雖然對於學校教育有一些負面印象（更不必提毛曾在1915年因學雜費上漲一事“帶頭”“鬧事”驅趕一師校長張幹），毛澤東在自我教育上卻站在那個時代的最前沿，如在1912年（時年19歲）他在考入湖南第四師範（其後不久與湖南一師合併）前，就有過一段“沉浸式”自學：

“（我）訂立了一個讀書的計劃，規定每天在湖南省立圖書館中閲書。……在這個方式下費去的半年，我以為對我是極端可寶貴的。早上圖書館一開門我就進去。在中午只花去買兩個米餅來吃的時間，這就算是我每日的午餐。”

如果我們用生活化眼光去看毛澤東的這種個人“風格”，把一師時期的他作為一個普通青年來看待，就能發現，強烈的自我意識、絕對的自信、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大無畏精神（同學稱之為“渾身是膽”）和極強的“行動力”是一以貫之的。毛在私人生活上相當簡樸低調，但在行事上相當“高調”，如同風馳電掣，衝勁十足，“沛然不可御”。

綜合上面的內容，我們可以總結出毛澤東之思想的第二個底色：對主觀精神力量的極度重視——具體包括對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強調、對人的意志力的追求、對人的“正確”思想觀念的重視，以及對人的道德精神的肯定等等。人的意志力是主觀能動性的能量源頭，而道德精神決定了主觀能動性的前進方向，正確的思想觀念則保證主觀能動性能夠肩負起“正確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責任”，從而在實踐中一步步躍上新的台階。這便是毛澤東之思想的第二個基因：對人的主觀精神力量的高揚。

這裏還需要説明的是，對主觀精神力量的重視，其實暗含兩個側面，一是對自己的主觀精神力量的重視，二是對他人的。他人的主觀精神，便是“天下之心”；而關於自我的主觀精神力量的最早的理論性思考，不晚於《講堂錄》時期：

“橫盡空虛，山河大地一無可恃，而可恃唯我。豎盡來劫，前古後今一無可據，而可據惟目前。”

這是毛改自楊昌濟一篇文章的表述，這裏已經隱約吐露出對自身主觀能動性的高度重視。正因為“山河大地一無可恃”，而“可恃唯我”，因此“我”的主觀的力量自然要積極參與客觀世界，並且，縱然“山河大地”，仍然是成事在人，流露出積極而奮勇的心態。這一點，李澤厚的相關研究，是有洞見的。他認為這體現了“貴我”和“通今”兩個要素，並且將“動力”、“貴我”、“通今”三者總結為“青年毛澤東的英雄主義浪漫主義的哲學世界觀的雛形”。

不過，這樣的分析和總結仍舊未能（或沒來得及）將毛中後期思想和脈絡與之聯繫起來，在邏輯梳理上尚有欠缺，並且沒有打通世界觀和人生觀間的溝壑。我們不妨更進一步，來看看到底什麼是“唯我”和“唯目前”？“貴我”（唯我）實質上包含着一組比較，即主體的認識和實踐力量與客體的條件約束力量之間的比較，在這組比較中充分提高主體力量的位置，無論是在理智上還是在情感上，都充分相信主體力量。而這不正是“動態視角”的必然產物嗎？世界上最明顯最重要的一組動態矛盾關係，不正是主觀（我）與客觀（非我）的矛盾嗎？在這裏，毛澤東將宇宙觀、價值觀與人生觀統一在了“動”的框架上，毛早期思想中的“動態”與“精神力量”兩個基本元素，輪廓已非常清晰。至於“通今”（惟目前），李澤厚以中國傳統的“實用理性”角度去理解，應該説是不錯的。但“惟目前”在毛青年時期之後的思想中獲得了非常豐富的內涵，這就已經不僅僅是“實用理性”所能概括的了。“惟目前”後來演變為對“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重視、對調查研究的重視等一系列毛在做具體工作時的基本方法。特別是在“古今”對比和“實際情況”與“書本理論”的對比上，毛有過大量的經驗總結和論斷，早在一師時期，毛澤東就把實地考察的調研方法奉為圭臬，認為“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則汗漫九垓，遍遊四字尚已”。而在毛澤東思想趨於成熟及之後，這種看法更顯其重要性：“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卻至今不悔……有許多人，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地發議論，提意見，這也批評，那也指責，其實這種人十個有十個要失敗。”。

應當説，重視實際情況、善於發現和研究工作的實際問題、認真對待現實挑戰、重視理論聯繫實際，這些優良傳統，是與毛青年時的“通今”觀點分不開的。延安時期所流傳的“毛澤東的實際，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論”，也側面説明毛的個人特色。説到這裏，“唯我”和“唯目前”就算是徹底搞懂了嗎？我們的答覆是，單獨來看是搞透徹了，但綜合來看仍差一步。也就是説，要把“唯我”和“唯目前”結合起來，融為一體，作為方法論。不妨回到毛最聞名的軍事方面上，由於客觀條件約束中既包括客觀中的主觀精神（比如敵軍的指揮官，他的主觀判斷對“我”是客觀的），也包括客觀中的物質條件（比如敵軍的兵力與裝備），因此“唯目前”，就是要對敵軍和敵方將領進行謹慎細緻的研究和準備，而“唯我”，就是要不畏敵人，絕對有信心取勝，並且能夠積極發揮主觀力量以取得勝利。這便是“唯我”和“唯目前”的結合，在毛思想的中期，演變為著名的“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有些人會覺得，這樣把一個人年輕時的幾句筆記和他後來的一句口號聯繫起來，會否有些不必要了呢？答案是，不僅必要，而且非常關鍵。因為毛多次談及這個在主客觀間進行平衡與斡旋（在英文中有個很貼切的動詞，即leverage）的方法，他曾用非常成熟的語言體系來闡釋這個道理：

“對敵人的力量估計過高。例如，懼怕美帝國主義……這些都是不正確的。……我們有理由輕視它們，我們有把握、有信心戰勝中國人民的一切內外敵人。但是在每一個局部上，在每一個具體鬥爭問題上（不論是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或思想的鬥爭），卻又決不可輕視敵人，相反，應當重視敵人，……當着我們正確地指出在全體上，在戰略上，應當輕視敵人的時候，卻決不可在每一個局部上，在每一個具體問題上，也輕視敵人。如果我們在全體上過高估計敵人力量……我們就要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如果我們在每一個局部上，在每一個具體問題上，不採取謹慎態度，不講究鬥爭藝術，不集中全力作戰……我們就要犯“左”傾機會主義錯誤。”

可見，毛澤東對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充分肯定，是與他對客觀實際的充分重視相結合的，這就使得他對主觀能動性的熱情沒有陷落於盲動和唯心主義的狂熱之中。調查研究的習慣，求實務實的精神，是毛澤東思想中期（尤其是井岡山、長征時期）最為人熟知的一面。有人説毛的一生是鬥爭的一生，他的哲學是鬥爭的藝術。那麼這建立在主客觀關係上的“唯我”與“唯目前”的紐帶，正是這藝術的璀璨結晶。

上面我們看到，我們雖然稱毛思想的第二個基因為“力量”，但主觀精神的“力量”在毛澤東之思想中的意義，雖然包括了“毅力”和“意志力”，但本質上遠高於今天老生常談的“培養毅力”。“主觀精神力量”這個範疇，配合“動態視角”，幾乎就成為了毛的世界觀與方法論的脊椎骨，主觀能動性、意志力、道德精神這一系列人的精神世界的產物，及其所藴含的力量，近乎定義了毛的一生。這顆偉大的心臟跳動了八十三年，對主觀能動性的高度重視是這顆心臟中最有力的一股肌肉。

同樣地，在毛的詩詞中，我們能發現很多對主觀精神力量的描繪，它的威力經常被誇張和想象手法描述得十分巨大。毛是資深的唯物主義者，自然明白主觀能動性要為客觀條件所限制，並且只能在客觀條件允許的範圍內發揮。於是，詩詞中的描繪就更多的是作者的信心、決心的象徵性體現，充滿汪洋恣肆的想象，而不是嚴肅的現實主義探討。同時，與上文所述動態的宇宙觀乃至“抵抗”的人生觀相結合，這種主觀能動性更多地表現為奮鬥乃至戰鬥的姿態。奮鬥與戰鬥的對象，不僅包括人類社會，還包括自然界，這些畫面都能給人以極強的鼓舞。“而今我謂崑崙，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這是相當瑰麗的想象，一把寶劍便可三分崑崙山。“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談笑凱歌還。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則頗有些李太白“仰天大笑出門去”的慷慨自信，“只要肯登攀”，便能做到“世上無難事”，這不正是對個體的主觀能量的極大肯定嗎？而“登攀”這個過程，正是實踐-認識-再實踐的過程，可以説，這幾句是毛《實踐論》的情感延伸。“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閒庭信步”，這是外界重壓下主體的非凡定力與廣闊胸懷。“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出自《清平樂·六盤山》，寫在1935年革命低潮期，作者仍然沒有放棄對主觀精神力量的信心（當然，這裏的“長纓”主要是説工農紅軍的軍事力量），依然蓄勢待發，準備迎接下一個歷史的高潮。“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為橋。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也是對人民羣眾的偉大主觀實踐力量的歌頌。最著名的那一句“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七律·到韶山》），可以和毛在讀紅樓夢時最喜歡的“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放在一起看，都是對主觀精神力量（這裏主要是説勇氣和犧牲的決心）的高度重視。“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和“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則是再直白不過的直抒胸臆。可見，無論是青年時期“會當水擊三千里”的自信，壯年時期“今日長纓在手”的戰意，還是老年時期“只要肯登攀”的堅定，毛的一生都是在他的這種“主觀力量哲學”上活動的。

當我們作為後來者來審視毛澤東的思想歷程，尤其是其中“主觀精神”這條線索時，我們總能看到楊昌濟所留下的光輝身影。這位恩師（同時也是岳父）將“勇於創始，忍以要終，要本於意志之力”、“人生斯世無在而不需苦戰奮鬥”的火種交到了他這位學生手中，這團熊熊燃燒的火焰，將在他離世後不久以燎原之勢，照亮九州一隅。如果説毛澤東的“頭腦”是冷靜徹底的唯物主義者，那麼他的“心”卻確實始終燃燒着老師留下的這團“觀念主義”之火。火種已經閃耀，但還需要土壤，一片壓抑了太久的廣袤土壤。

羣眾中心主義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做的報告）

毛澤東之思想的第三個基因，便是對羣眾的信仰。對“人民羣眾”的信仰在毛澤東那裏，首先是情感上的，其次才是理智上的。毛首先是在情感上依偎着“普通百姓”，其次才是在理智上看到並且堅信廣大羣眾的力量，這不僅是邏輯上的先後次序，也是時間上的先後次序。國外不少學人將毛澤東思想（尤其是政治理論方面）稱為“民粹主義”的，也是由於嗅到了這第三個基因的氣味。但他們的不足在於試圖用一個理性決策（在政治上選擇民粹主義色彩的路線）來概括毛思想中的這一方面，我們要看到的是，毛之思想早在青年時期就已經是“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的了。這種可以稱之為“普通羣眾中心主義”的想法一開始是作為純粹的情感出現在他的頭腦中，而這要遠早於他在那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發現並記錄下了廣大農民——佔當時中國人口的絕對多數——的力量。沒有人能夠否認毛對羣眾的信仰，更沒有人能夠否認這個基本事實對於當年中國革命與建設事業的巨大推動力。僅就“人民”和“羣眾”這個兩個詞彙而言，毛在自己的理論和語言體系中應用頻次之高，應用內涵之豐富，近乎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毛澤東的“普通羣眾中心主義”情感，最早似乎可以追溯到母親的影響。毛的母親文氏篤信佛教，抱有行善積德、關懷蒼生的佛家道德觀念。在埃德加·斯諾對毛的採訪中，毛提到“（母親）很憐惜窮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給那些跑來乞討的人。”，這種樸素而寶貴的對待弱勢羣體的善意，直接影響了毛的性格和世界觀，在這篇採訪中，毛進一步提到：

“（某年）發生一個大饑荒，在長沙有好多萬人沒有東西吃。……一位新巡撫來了，馬上下令捉拿為首的亂黨。其中有許多人被砍去頭顱……我覺得這些“叛徒”都是與我的家人一樣的普通良民，於是我深恨對待他們的不公平了。”

這件事的發生應不晚於毛15歲，可見“普通羣眾中心主義”首先是作為強烈的情感存在於少年時期的頭腦中，至於他政治觀點成熟後的“羣眾路線”，也可以説是這種情感的天然產物。毛澤東的“羣眾中心主義”，在他的政治理論建構與話語體系中比比皆是，但這些都是高度理性的產物，除了自己的詩詞，他很少直接在純粹情緒的層面上表達這一點。晚年時期，這種情緒的爆發更頻繁而直接一些，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白，則來自於他與賀子珍的對話，這種羣眾中心主義的情緒，同戰友的犧牲和愛人的苦痛一併讓人潸然泣下：

“我這個人平時不愛落淚，只在三種情況下流過眼淚：一是我聽不得窮苦老百姓的哭聲，看到他們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淚。二是跟過我的通訊員，我捨不得他們離開，有的通訊員犧牲了，我難過得落淚。……三是在貴州，聽説你負了傷，要不行了，我掉了淚。”

在斯諾的採訪中也記載到，“有一兩次當他講到已死的同志，或回憶到少年時代湖南由於饑荒引起的大米暴動中發生死人事件的時候，他的眼睛是潤濕的。”

作為理性思考的羣眾中心主義，也即作為嚴肅政治觀點的“羣眾史觀”及對應的政治主張，則成熟於毛一師畢業（1918年）後不久，以他在1919年於自己創辦的《湘江評論》上發表的《民眾的大聯合》為標誌。

“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説，誰説？我們不幹，誰幹？刻不容緩的民眾大聯合，我們應該積極進行！”

在《民眾的大聯合》中，毛澤東已經開始頻繁應用“階級”這個馬列主義唯物史觀的核心概念，總體卻仍不夠成熟。但僅僅過去五年，在1925年時，他的一系列政治觀點就已經成熟定型，和我們後來所熟知的差異不大了：“本人信仰共產主義，主張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唯目前內外壓迫，非一階級之力所能推翻，主張用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左翼合作的國民革命，實行中國國民黨之三民主義，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買辦地主階級……實現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左翼的聯合統治，即革命民眾的統治”。

我們照樣可以借《民眾的大聯合》品味出非常具有毛之特色的動態“辨證”觀點（簡單地説，便是在不利處見其有利，在黑暗處見其光明的“自信”）：“我敢説一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光榮燦爛的世界，就在面前！”這與他建國後對“一窮二白”的中國所發的宏願是一致的：“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在毛澤東詩詞中，有很多作品直接抒發熱忱的“羣眾中心主義”，這進一步為我們上面的結論提供了支持。“百萬工農齊踴躍”，這是革命初期的一腔熱血。“長夜難明赤縣天，百年魔怪舞翩躚。人民五億不團圓。”，這是新中國草創後的由衷感慨。“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這是人民衞生事業取得重大進展後的歡欣喜悦。“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是“功成不必在我”的高潔情操。“遍地哀鴻遍地血，無非一念救蒼生”是重慶談判後的肺腑之言。這些放一起看，要麼是表達羣眾自己的情感，要麼是表達作者對羣眾的情感（這二者當然是不可切割的），都是建立在“普通羣眾中心主義”上的藝術創作。從這個角度上説，《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大綱領，而這些詩詞創作是作者本人給出的生動樣例。

最為著名的“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其實也是作者這種情感的體現，這一點，只要聯繫作者晚年的“有多少風流人物？盜蹠莊屩流譽後，更陳王奮起揮黃鉞。”（《賀新郎·讀史》）就不難發現。與“五帝三皇”相比，盜蹠、陳勝，都是些“甕牖繩樞之子”，但正是這些“氓隸之人”而不是帝王將相，他們才是今朝真正的風流人物，更進一步説，他們才是“今朝”的創造者。能夠讀到這兩首詞的聯繫，同時考慮到兩首詞的不同年代（1930年代與1960年代），比對兩個年代中國社會的差異，我們便能夠品味出太多歷史的滄桑。

如果遮蓋掉這些詩詞作品的寫作背景，會讓人聯想到宋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的歷史責任感和“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張載）的道德觀念。如果有人想要更深一步去挖掘，甚至還能從這些作品中看到“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的影子。不過，將毛的“羣眾中心主義”單純理解為儒家士大夫的社會責任感和家國天下觀念的繼承和發揚，卻也是不合適的。最明顯的一點在乎，儒家的尊卑有序概念和一系列只適用於封建小農經濟時代的倫理道德觀，在毛的羣眾主義中蕩然無存。儒家的“士大夫”與“黔首”之間近乎不可磨滅的鴻溝，也被毛的羣眾主義粉碎掉，進入了歷史的垃圾堆。從羣眾主義的情感在青年時代的毛那裏鞏固之後，士大夫（或者進一步説，“讀書人”和知識分子）的精英主義色彩就從未進入過毛的世界中，縱然毛本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知識分子。從這個意義上，毛的羣眾主義，便更像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而非“為生民立命”。“民胞物與”，多少還預留了一些“我”和“民”之間的差異，但毛的羣眾主義則根本上將“我”和“民”作為一體性的了，二者之間只有主客之分，也就是存在認識論範疇的差異，而不存在物我之分，也就是沒有價值判斷上的差異。如果通過之前提到的毛對主觀精神的極度重視這一點來分析，毛式羣眾主義的“民”乾脆就成了“我”的一部分。這個結論多少有些大膽，但並非沒有例證。早在求學時期的，毛就記下過這樣的文字：“彼仁人者，以天下萬世為身，而以一身一家為腕。惟其愛天下萬世之誠也，是以不敢愛其身家。身家雖死，天下萬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這裏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個體的“我”只是部分性的“腕”，而“天下萬世”則是仁人當作自己的整體的“身”。同樣是在《講堂錄》中，還寫有“我之界當擴而充之，是故宇宙一大我也。”。在與友人書信中，他説“齏其躬而有益於國與羣，仁人君子所欲為也。”，這個“仁人君子”的理想人格，顯然就是那個“以天下萬世為身”的“仁人”、“豪傑”。如果不是先在情感上建立這種對貧苦百姓的深切共情，毛不可能真正嚴肅地體會到《水滸》中的“造反”精神，更不可能在事業有成時選擇落草為寇，拋下廣州的高官厚祿選擇奔波流離的生活。

總括的説，少年時期對貧弱百姓的同情和青年時期形成的“大我”觀念，使得毛一生都在詮釋自己的“羣眾中心”思想。《卜算子·詠梅》就是對毛的這種思想的最好詮釋。也正因為毛的羣眾中心主義一開始就是飽含濃郁情感的，他的這種思想多少含有一些理想主義的色彩，被一些學者批評為“烏托邦式的”（Utopian）。

在此還應當説明兩點：

一，毛的“羣眾中心主義”從感情到實踐、從淺層的理性認識到深層的理性認識，都是有一個過程的，不是一夜之間產生的完美狀態。他生動地描述過自己的轉變：

“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羣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

這個轉變，雖然是個人情感上的，但也代表着中國社會革命方向的扭轉，在中國共產黨“農村包圍城市”路線的實踐之前，中國的現代化革命實際上還處於亨廷頓筆下“城市知識分子把農民看作畜生，農民則把知識分子看作是異己”的糟糕狀態。

 二，毛具有高度理性的思考方式、極其重視實際的工作方法，但這些與這種政治認識上的情感並不矛盾。我想，這種情感其實已經滲透在新中國的設計藍圖中，正是“六億神州盡舜堯”代表的建國一代的寶貴精神，將新中國在社會意識和文明發展上相比過去的中華文明提高了一個層次。毛澤東的羣眾中心主義，無論是情感層面還是理性決策層面，實際上都賦予“羣眾”在黨、政府和國家的事業中以無與倫比的優先級，從而改造了傳統的“為天下牧”的精英主義：“只有做羣眾的學生才能做羣眾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羣眾的主人，看作高踞於“下等人”頭上的貴族，那末，不管他們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羣眾所不需要的，他們的工作是沒有前途的。”。將毛中後期的羣眾中心主義與他20歲時在《講堂錄》中記下的“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得其人，斯得天矣”（這段文本基於《尚書·泰誓》而改）對比，其在理論和實踐意義上的發展令人印象深刻。

這種思想在政治理論上的最高體現，同時也是最為大眾熟知的一面，便是“為人民服務”。需要注意的是，這種追求“仁人”境界，消弭“民”“我”差異的羣眾中心主義，也在毛的道德倫理主張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這種羣眾中心主義與道德力量之間的緊密聯繫，生動明白地體現在《為人民服務》中：

“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鬥……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紀念白求恩》中，這種羣眾中心主義幾乎就是道德力量本身，甚至超過了“能力”的重要性。注意毛澤東文中從白求恩之“精神”到“大有利於人民”的邏輯跳躍，“有益於人民”是這從延安時期逐漸定型的道德規則的最高標準（如果不是全部標準的話）：

“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脱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這種思想對於新中國的影響極其巨大。試舉一個小例子：“又紅又專”的教育和人才理念，就是將“道德”（“紅”）和“能力”（“專”）結合，並且（正如《紀念白求恩》所暗示的）特定的“道德”置於“能力”（知識、技能等）之前。這種思維影響着新中國前三十餘年的教育觀和人才觀，正如任何一種歷史存在都不可能絕對正確（“好”）或絕對錯誤（“壞”），無論我們在今天能從中發揚什麼，反思什麼，這都是一個值得思考的話題。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