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紹雷: 若真要“放棄幻想準備戰鬥”, 中國最現實的選擇是什麼? | 文化縱橫_風聞

CSSCI核心期刊**《文化縱橫》跨年新刊上市**

✪ 馮紹雷

華東師範大學國際關係與地區發展研究院

《文化縱橫》微信：whzh_21bcr

**【導讀】**2020年已過去一半，疫情以及疫情所引發的全球危機卻仍在持續。馮紹雷教授圍繞“疫情危機與世界秩序重構”這一重大問題，重新梳理人類近代以來歷次大危機與國際秩序的複雜關係，分析了後疫情時代全球秩序的可能走向。他將國際危機區分為戰爭與革命、經濟危機、大災變三種類型，歷數了從歐洲三十年戰爭開始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的一系列歷史性事件，認為世界秩序的歷次更替，幾乎都由全局危機所致，抑或由大大小小的局部危機所發。

在此基礎上，他提出：冷戰以後，全球模式越來越趨向高度不確定的“半秩序”狀態，一方面，國際多元化、新威斯特伐利亞模式的國內化、國際戰略互動的區域化同時出現；另一方面，西方從登峯造極開始走向衰落，多年來支撐西方發展的關鍵因素出現自我瓦解的徵兆，而新興國家在“第二次崛起”中逐漸集結，與西方的衰落互成犄角，出現了多重網絡交疊、動態變化的**“極化力量結構”**。

他指出，當這種“半秩序”遭遇空前的全球疫情，勢必會進一步加劇不同文明、國家與意識形態的競爭，而那種認為以美為首的西方願意向作為競爭者的新興國家讓渡主導權的想法，只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但在放棄幻想、迎接挑戰的同時，還是有必要盡一切可能維持現有的多極化格局：“共處”而不是“互掐”，“纏鬥”而不是“決鬥”，“互鑑”而不是“獨尊”，可能還是比較接近現實的選擇。

本文原發表於《文化縱橫》2020年6月刊，原標題為“疫情危機與世界秩序重構”，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疫情危機與世界秩序重構

關於世界秩序問題的討論，之所以在今天成為熱點，與本文題目的兩個方面有着密切聯繫。其一，與危機現象有關：歷史上歷次世界秩序的根本性更替，大都是由於全局性的危機所造成，或者是由大大小小的局部危機所引發，最終成為全局性的秩序更替。其二，與世界秩序本身的狀態有關：如果世界秩序本身處於制度形成後的上升時期或穩固時期，那麼危機局勢再兇險，也無法撼動整個世界秩序；如果因為秩序設計理念的偏頗，或者力量格局在政治經濟不平衡規律的作用之下迅速變化，世界秩序本身已經進入了風雨飄搖的狀態，那麼將會出現多重領域的危機併發，進而導致世界秩序的變更。2020年的國際社會所面臨的正是這樣一種局面。

本文試就三個方面展開討論：

第一，危機如何與世界秩序相關聯？換言之，扼要討論各種類型的危機如何作用於世界秩序的更替。

第二，當今國際秩序有什麼特點？冷戰後的世界秩序處於何種基本狀態之下？

第三，在2020年面臨多重危機挑戰之下，既有的世界秩序究竟何去何從?

▍國際危機如何與世界秩序相關聯？

國際危機有不同的類型，其中有幾種危機與世界秩序問題有着直接的或比較直接的關聯。本文主要討論的危機，一般指影響全局、延續相當時間、大規模的危機，而不是局部的、小規模的、短暫的危機。

（一）第一類危機：戰爭與革命

大規模戰爭是與世界秩序關係最為密切的危機，而戰爭又經常與革命互相聯繫，深刻影響着世界。近代國際體系建立以來，每一次新的世界秩序的出現，大都是通過戰爭與革命來實現的。

1. 三十年戰爭與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確立

1648年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是近代民族國家體系的一個重要開端，是世界秩序構建歷史上的一件大事。這個體系建立的背景，是延綿不斷的“三十年戰爭”所引發的歐洲全面危機狀態。1648年體系確立之後，第一，歐洲事務不再由教廷號令天下，“民族國家至上”原則主導了國際事務，國家內部事務不受外來干預；第二，主權原則意味着歐洲各國各自的歷史文化傳統和政治經濟多樣性，得到了某種程度的確認。

猶如基辛格所言：首先，“這一體系妙就妙在它的各項規定不是實質性的，而是程序性的。這也是這一體系得以在世界範圍內廣為流傳的原因。一國若是能夠接受這些最基本的規定，即可被接納為國際社會成員，繼續保持自己的文化、政治、宗教及國內政策，並得到國際體系保護，不受外來干涉”。也正因此，與帝國或教廷理論上只承認一個完全合法的權力中心的情況不一樣，“威斯特伐利亞”概念則把多樣性當作起點，把各國視為客觀存在的現實，以此吸引了情況各異的國家，共同探索秩序。到20世紀中葉，這一國際體系已涵蓋地球各大洲，至今仍是國際秩序的骨架”。

2. 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戰爭後的維也納體系

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後，拿破崙一方面以稱帝制憲這種特別的方式保障革命成果，另一方面通過歐洲戰爭推廣革命。在當時的歐洲，英國、俄國、普魯士、奧匈帝國等君主制國家，不甘於歐洲既定秩序被推翻，聯合起來打敗了拿破崙。歐洲各國經過1814年的談判，建立起維也納體系。這一體系的核心構架在於：英、俄、普、奧組成的“四國同盟”，共同維護歐洲的領土秩序不容變更；抵制對各國國內體制的威脅；吸收戰敗國法國在內的大國［“Great Power”（大國）一詞即當時的產物］通過多邊會議協商處理國際事務；有節制地處理戰後事宜；歐洲不能有任何一國變得過於強大，成為各大國處理外交事務的基本訴求。

在這樣的安排之下，1814年之後歐洲維持了“百年和平”。儘管是否真正百年和平，因在這一期間還是發生了一些重要的戰爭而有所爭議。但是，和平總體上長時間地在歐洲得以維持，這是歷史事實。非常值得後人探討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維也納體系能夠維持那麼長時間的歐洲和平？**作為“均勢戰略”專家的基辛格回答道：“一種國際秩序的生命力體現在它在合法性和權力之間建立的平衡，以及分別給予兩者的重視程度。無論合法性還是權力都不是為了阻止變革，兩者結合是為了確保以演變的方式，而不是通過各方赤裸裸的意志較量實現變革。”而筆者則以為，維也納體系建立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民族主義三種基本思潮之間的內在制約與平衡，恐怕是更為深層的原因。

3. “二戰”後的雅爾塔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所建立的雅爾塔體系，糾正了“一戰”之後凡爾賽體系缺乏對戰敗國的有效制約、無力應對國際危機的缺點，維持了迄今為止尚能運行的國際體系的基本構架。該體系的核心在於：第一，美、英、中、法、蘇五大國組成安理會；第二，以安理會為核心組成聯合國，並以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一系列機制，加以保障。這一體系雖以大國主導，但也有一國一票的聯合國大會機制予以呼應。雖然雅爾塔體系並沒有避免歷時半個世紀之久的冷戰，但由戰爭直接推動所建立的雅爾塔體系，迄今還維持着“二戰”以來的總體和平。

（二）第二類危機：國際經濟危機

與全面戰爭帶來的重鑄世界秩序有所不同，全局性的國際經濟-金融危機對於世界秩序變更的影響，更多的是通過對於國際性經濟-金融體制的重構來實現的。

1. 1929年大蕭條：英美換位與希特勒崛起

經過了20世紀20年代的繁榮發展，1929~1933年初，美國經濟出現了全面衰退，GDP下降30%，十多萬家公司破產，1500萬工人失業。20年代美國經濟的狂熱發展曾嚴重影響歐洲；一旦美國經濟崩潰，大量資金迴流，歐洲經濟會雪上加霜。1931年，英國被迫放棄金本位，英鎊霸主地位不得不讓位於美元。霍布斯鮑姆認為，大蕭條帶來的是世界的一分為三：對大蕭條具有免疫力的蘇聯模式站住腳跟；強調政府幹預的凱恩斯主義式的改良資本主義模式開始風行；與此同時法西斯主義的崛起，直接為走向“二戰”做了鋪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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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97~1998年亞洲-俄羅斯金融危機：全球範式轉型的前奏

冷戰結束後，美國主導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一方面依然對各國宏觀經濟治理，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轉型國家的經濟發展而言，發揮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強行推動各國開放國內金融市場，使得亞洲國家在受到國際遊資嚴重衝擊的情況下，又推行嚴苛的緊縮政策，最終導致東亞國家和俄羅斯經濟受到沉重打擊。在當時亞洲各國雪崩式降低匯率以自保的大背景下，唯有中國堅持匯率政策不變，維持了亞洲經濟的穩定；同時力挺中國香港地區頂住國際遊資的打擊，獲得了國際讚許與信任。這次危機直接導致中俄兩國自此不同程度地告別“華盛頓共識”，新世紀後逐步走向強調自主發展與改革的模式。

3.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從G7到G20的國際治理體制轉型

2007年夏季，美國次貸危機爆發，過度投資次貸金融衍生品的公司和機構紛紛倒閉，在全球範圍引發嚴重的信貸緊縮。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和美林公司被收購，標誌着金融危機全面爆發。隨着虛擬經濟的災難向實體經濟擴散，世界各國經濟增速放緩，失業率激增，許多國家出現嚴重的經濟衰退。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出現了一個關鍵性的變化：奧巴馬總統、薩科奇總統與胡錦濤總書記等經過電話磋商，決定在原來的G7之外，建立G20這一包括主要新興國家在內的新的國際協調機制。這是新世紀以來世界秩序變遷，特別是國際經濟治理領域的關鍵舉措。

（三）第三類危機：國際大災變

歷史地看，國際規模的大災變同樣是直接或間接地引發世界秩序發生變化的重要動因之一。雖然，災變往往與其他社會危機交互，共同作用於秩序變化，但這一“無形之敵”的作用力之兇險難測、突如其來，往往產生料想不及的嚴重後果。

1. 14世紀的歐洲黑死病與歐洲大轉型

1347~1353年，從意大利西西里島暴發，此後波及整個西歐的黑死病大疫，使得西歐將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喪生。此後瘟疫在西歐各地又多次暴發，甚至傳到了北歐與俄羅斯。黑死病期間，中世紀以來一直受到迫害的猶太人，成為被各種謠言和誹謗攻擊的對象，受到驅逐與迫害。同時，這場災難衝擊了歐洲的農業，激發了紡織業、畜牧業等產業的發展，改變了城市面貌，刺激了當時的漢薩同盟的對外貿易。直到14世紀末，走出黑死病災難的西歐，很快進入一個快速發展時期，文藝復興也逐漸進入高潮。

2. 1918年大流感與戰後秩序安排

流行病學研究證明，1918年大流感發源於美國堪薩斯州哈斯科縣，但因為在戰爭期間，各國嚴格保密，只有作為中立國的西班牙當時公佈了流感的消息，此後，這一病毒便被習慣地稱為“西班牙病毒”。在這場災難中，大約有5000萬人喪生。

嚴肅的歷史記載表明，美國總統威爾遜前往參加巴黎和會期間，已經得了嚴重的流感，體温達到39.4攝氏度，與各國元首談判的時候已經神志不清。本來威爾遜堅決不同意法國總統克列孟梭提出的主意，也即法國要求德國賠款並承擔發起戰爭的全部責任。“但出乎意料地，在沒有事先通知其他美國人或進行商榷的情況下，威爾遜突然放棄了他之前恪守的原則。……（其中包括）薩爾地區煤炭資源豐富的礦區開採權歸法國所有，……德國在普法戰爭後強佔的阿爾薩斯和洛林地省從德國版圖中移還法國。西普魯士和波茲南則分給了波蘭——‘波蘭走廊’就此產生，將德國一分為二。”威爾遜也對意大利的大多數要求做出讓步，並且同意日本獲得德國在中國的特權。有人曾經還懷疑，威爾遜總統當時已經中風。但是，威爾遜本人最信任的助手格雷森則認為流感是威爾遜最後崩潰的原因。

國際規模的巨大災變，往往和其他社會變化一起直接或間接地推動着世界秩序的變化。但是巨大災變所帶來的危害，如大規模人員傷亡以及對整個社會突如其來的顛覆性破壞，經常會大大超過人為災害所造成的傷害。

危機現象如何作用於世界秩序的變化是一個非常宏大的話題，上述例子顯然只是冰山一角、滄海一粟。在本文以上所列舉幾個方面之外，其他諸如1968年學生運動、世界各國的抗議運動乃至“9·11”這樣極端恐怖主義形式的各種反體制力量也會引發世界秩序的震動。本文僅僅是提出危機現象與世界秩序變化之間存在着事實與邏輯的關聯性，但遠未深入發掘每一次重大危機與世界秩序變更之間的多方面、多領域的複雜關係。比如，地區的、局部性質的危機如何作用於世界秩序的最終變化，這些次一級的危機與全局性危機有何聯繫，這些都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但是，歷經這些危機，人類文明也積累了一項寶貴財富：面臨危機，能夠在歷次世界秩序形成過程中以理性中立的程序性安排，來取代劍拔弩張的不同的宗教、意識形態、文明乃至種族之間的觀念與利益的尖鋭衝突；能夠以互相尊重、容忍、諒解、行為適度和從長計議的態度來處理大國間的抗衡。

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是，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確立以來，每一次世界秩序的變更，幾乎都導致了多元、多樣、多極力量的共同參與甚至共同主導下的世界秩序：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意味着歐洲內部的多元化的初現；1814年維也納體系意味着跨歐亞大陸的、以帝國為承載的各大文明之間的共處；1945年雅爾塔體系則是包含着美、英、法、中、蘇的更加包容廣泛的遍及東西方各大文明體系在內的多元化共存；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世界經濟治理系統中則出現了從G7向G20的變化，儘管這遠未結束冷戰後美國稱霸的格局，但同樣彰顯了世界秩序正向多元、多極方向行進的強勁勢頭。

 ▍冷戰後世界秩序的基本特點

與戰爭和革命帶來的世界秩序變更有一個關鍵性不同，1989~1991年蘇聯解體和冷戰終結後的世界秩序變化，是在相對和平的條件下進行的。戰爭條件下，猶如斯大林所説，坦克開到哪裏，就可以在哪裏建立起自己的制度。但和平時代就不一樣，雖然力量格局實際上也在變化，但基本上只能通過溝通、談判、妥協、競爭、合作、結盟等非暴力方式（當然也包括使用恐怖襲擊、街頭革命、混合戰爭、網絡攻擊等非常規方式），來影響秩序變化進程。

所以，從形態上看，處於過渡時期的世界秩序，一方面既存的體制機制還在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原有體制機制又出現了大量的轉型、變更甚至空白和灰色地帶——這就是“半秩序”狀態。具體説來，冷戰後國際社會的“半秩序”狀態至少有以下三個特徵。

（一）全球秩序範式的總體轉型

所謂全球範式的總體轉型，至少包含三個要素：國際治理方式的延續與變更；主要國家的國內治理體制的保持和改革；與之相應的各國的或者多國協同的戰略、策略應對。冷戰終結以後，就全球範式轉型的基本取向而言，大體上正在從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國際範式，走向高度不確定性的狀態。具體而言，主要呈現出以下三個發展趨勢——

其一，國際多元化格局的出現。冷戰勝利的紅利使得美國獨霸世界的意圖曾經在20世紀90年代初凸顯。但是，在世紀之交，國際格局的天平轉向了多極、多樣、多元化的發展，國際治理結構從G7轉向G20是其顯著的標誌。

其二，新威斯特伐利亞模式的國內結構正在形成。作為國際政治基本單位的國家，從冷戰剛剛結束之時普遍模仿歐美民族國家建構方式，逐漸轉向確立各自的自主性、尋求符合各國自身特點的治理模式。

其三，國際的戰略互動由全球走向區域。藉助全球化之勢，美國全球戰略在20世紀90年代一度高歌猛進。但在世紀之交，以伊拉克戰爭為標誌，美國逐漸與其他大國的戰略目標出現疏離和爭議；歐盟從一體化走向貨幣聯盟；東亞合作躍躍欲試；以中俄合作為基礎的上海合作組織宣告成立。地區事務重要性逐漸上升，地區合作模式紛紛湧現，但同時也進入了地區衝突的高發期。在國際與區域秩序的過渡期，儘管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戰爭，但仍有部分人希望通過大大小小的衝突與地區戰爭，實現自己的利益和圖謀，如科索沃戰爭、格魯吉亞衝突、烏克蘭危機、敍利亞戰爭以及連續不斷的“顏色革命”。

總之，從“華盛頓共識”向新興國家自主治理模式的內部轉向，東西方外交戰略互動從合作主導向競爭與合作兼有的外部轉向，世界秩序逐漸出現了類似於從G7到G20的組織形態變化，三者共同構成了一個範式性的整體變化過程。

（二）世界秩序轉型期的力量結構特徵

冷戰終結以來的國際力量對比與組合，顯示出若干新的特點。

首先，西方從登峯造極開始走向衰落，是這一階段的最關鍵因素和最主要特徵。歷史上，也曾經有過湯因比、斯賓格勒等人提出“西方的衰落”。但是，20世紀的西方不僅沒有衰落，還經歷了“二戰”後尤其是冷戰終結後的非凡輝煌。但是，這一次談論西方衰落的背景不一樣。因為冷戰終結不光是蘇聯的解體，同時也意味着美國霸權正在走向終結。冷戰是一種始終以外部對手的存在才能得以自保的意識形態鬥爭，冷戰終結對美國的挑戰雖隱含不露，卻又非常實在而深刻。

同時，一個日益明顯的大趨勢是，多少年來一直支撐西方發展的關鍵因素，出現了自我瓦解的徵兆：作為西方民主制度核心的選舉，選出的卻是自挖牆腳的一批民粹人物；作為西方民主制度基礎的兩黨體制，只是工業革命時期的歷史產物，進入信息時代後自然會趨於解體；言論自由曾經是西方的驕傲，今天的西方媒體卻出現了大量虛假新聞，甚至受到了執政者的推波助瀾；西方體制的開放性在歐盟一體化進程中曾引以為豪，但僅僅是難民問題，就直接引發了歐盟基本體制的動搖，最終導致英國脱歐。無論是馬克龍2019年8月27 日在法國外交使節會議上的講話，還是2020年2月慕尼黑峯會的年度報告提出的“西方的缺失”，都是“西方的衰落”這一命題的證明。

其次，新興力量 “第二次崛起”中的集結，乃是當今國際力量結構的關鍵性特徵，與西方的衰落態勢互成犄角。之所以説新興國家的崛起乃是“第二次崛起”，是因為幾乎所有金磚國家和G20新興國家在歷史上都曾是雄踞一方的強者。而新世紀以來的新興國家重新聚合，不光在經濟上以超越全球GDP總量一半的強勁勢頭推進，而且表現出深厚廣泛的長期發展潛能，並呈現出頗有章法的一步步推進的組織化狀態。以中俄聚合的路徑為例，不光有着建設性雙邊戰略伙伴-上合組織-金磚-G20的成長路徑，而且這一進程也伴隨着世紀之交以來一系列嚴重危機推動下的觀念趨近。實事求是地説，歷次危機都極大地推動了中俄的接近。

再次，多重網絡與鏈接制約之下的動態性極化力量結構，乃是當今西方衰落與新興國家成長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結構性特徵。過渡時期的國際權力結構既不是90年代初“新羅馬帝國”的同心圓；也不是冷戰時期的兩極對抗。在科技、經濟和觀念形態迅速更新的背景下，新的結構特徵正在出現：

（1）豐富複雜的各種網絡與鏈接使原有的極化結構受到制約：冷戰結束近三十年來，世界越來越變成了一個網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美之間超過5000億美元、歐美之間超過6000億歐元、中歐之間超過6000億美元的規模巨大的貿易往來，儘管在疫情之後會發生重大變化，但這是不可能被極端勢力的歇斯底里所能全面阻止的。

（2）這樣一個網絡是通過各種鏈接貫穿而成的，其中有產業鏈、價值鏈、信息鏈以及知識與思想領域的鏈接。例如“一帶一路”構想，並非是傳統的排他式的區域構建，而是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產業互補共建的方式，打破原有國際結構中各極之間相互阻隔的態勢。

（3）世紀之交以來，這一結構中多種形式的三邊關係呈現出活躍態勢，如全局層面上的中美俄、中美歐、中俄歐、中美日等三邊組合；區域層面上中日韓、中俄中亞、中美東盟、中印俄等三邊組合，它們之間互相競爭、互相制約博弈，形成千變萬化的均衡狀態；但是，又很容易尋租，打破原來的均衡。比如，中國與歐洲國家關於5G的合作意向，受到了美國極大干擾；但英國等國家經過激烈爭論，還是決定在非核心領域與中國合作，這就是新形勢下的中美歐三邊關係。

又比如“一帶一路”構想為中國、俄羅斯與歐盟之間發展關係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遇，歐、俄也都有強烈的合作意願。但俄方已經推出“歐亞經濟聯盟”，“一帶一路”如何與之“對接”；中歐合作雖然有很好的基礎，但是2019年歐盟委員會正式文件把中國視為“體制競爭者”—這意味着三方之間還有很多問題與困難，需要探索和合力推進。

（三）世界秩序轉型中的思想理論爭議

在冷戰後世界秩序轉型的過程中，曾經出現過一系列具有全局性影響的理論問題的爭論：東歐劇變與蘇聯解體後出現的“歷史的終結”；塞繆爾·亨廷頓提出的“文明的衝突”；20世紀90年代晚期出現的“華盛頓共識”和“全球化”問題爭議；圍繞前社會主義國家轉型問題出現的“民主與威權主義爭議”；世紀之交出現的“民主和平論”；伊拉克戰爭前後出現的“新帝國”以及“新保守主義”的辯論；以及近年來關於“民粹主義”問題的爭議等。

總體來看，這些爭議不僅具有廣泛的國際政治理論學術內容，而且還直接或間接地與國家意識形態相關聯，也與全球範式轉型中的三個層次的問題（即前文所述的國內治理模式、對外戰略、世界秩序取向）都密切相關。進一步言之，這些理論爭議往往反映出更深層次的政治哲學問題。

首先，當代世界事務中的普遍性與多樣性的相互關係的問題。法國著名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曾經表示，他一輩子都在研究先進性（普遍性）與多樣性何者更為重要的問題，仍不得其解。因此，他主張，在這一問題還沒得到根本解決之前，唯有通過兩者的對話，才能夠使兩者和諧共處。就當今國際事務而言，恐怕唯有對話—只有對話才是作為人類屬性的最根本的體現—才是排解危機的僅有通途。

其次，當代世界進程中的時間序列問題。究竟是以歐洲為中心的時間序列，還是以當地時間序列來認知世界事務的問題，與當今國際危機、衝突現象密切相關。歐盟政治家認為，當今國際事務已經進入了“後現代”，因此可以超越國家主權，實現歐洲政治經濟的一體化。但是俄羅斯的政治家認為，俄羅斯尚處於現代階段，維護民族國家的主權統一和國家建構，仍然是俄羅斯更為迫切的任務。兩種不同的有關時間序列的認知，為地區衝突埋下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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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地緣政治與意識形態的相互關係問題。這兩者究竟是可以互相割裂，還是密切交織，是這一秩序轉換時期的重要爭議。近年來參與瓦爾代論壇的過程中，筆者曾不止一次聽普京總統談到：原本以為放棄了原有的意識形態模式，俄羅斯就能夠與西方和諧共處；但事實證明，即使俄羅斯放棄了原有的意識形態，還是會照樣受到西方的地緣政治的無情打壓。看來，借意識形態之名，行地緣政治之實，圖謀一己私利，仍是轉型期國際政治難以避免的現實。

無論意識形態與地緣政治利益是否被人為地互相混淆，無論是關於時間序列是否還存在着的不同認知，也無論關於普遍性與多樣性之間究竟是何者重要，所有這些尚未被徹底搞清的政治哲學命題，都被作為美歐國際戰略的工具，突出地體現在兩個命題的討論之中—“民主與專制”命題與“民主和平理論”。小布什時期特別是其第二任總統時期，美國將兩種理論結合起來提出“自由議程”，以此作為思想綱領於21世紀之初在歐亞國家地區推行“北約東擴”和“顏·色·革·命”。

後冷戰時期國際政治領域的思想理論爭論，與上述力量格局的結構特徵互相耦合。這表明西方不僅在物質性形態層面開始衰落，而且思想理論領域的傳統優勢也趨於動搖。與此同時，危機衝擊下的思想理論創新，正在一步一步地為新秩序的到來勾畫藍圖。

 ▍疫情下的秩序延續與重構

根據法國年鑑學派的理論觀點，在長、中、短時段作用下，世界秩序的變化與延續將會共存。據此，筆者認為新冠疫情對國際秩序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對既有發展趨勢的推波助瀾，至多隻會部分地改變世界。

從長時段的觀點來看，地理與文明形態的影響，將是世界秩序中既成因素得以延續的重要前提。首先，存在數千年的文明多樣化趨勢將長期存在，一場疫情不可能徹底改變千年文明對於當今世界的影響。只要存在不同文明，只要存在古今、東西之爭，“文明衝突”的辯論就不會停止，這是疫情所改變不了的。再者，疫情也無法使地緣政治消失，地緣政治結構將持久地影響國際合作與競爭。大陸地緣政治的空間連續性與海洋地緣政治的空間阻隔性，幾乎將永遠存在。一定會有人利用不同的文明、國家與意識形態間的競爭態勢，借疫病之機興風作浪。

從中時段看，以不同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國家制度，以及已經延續了幾十年的這一波全球化進程，也許可以視為是與當今世界秩序變更直接關聯的兩大要素。不同的意識形態和制度之間既競爭又合作，勢必將會是比較長期的態勢，其最基本的理由是力量對比尚未出現根本性的改變。而就全球化而言，疫情之後，其形式和內容會改變，但全球化本身難以被阻止，而是將會尋求更符合當代需求、更有質量層次、更符合人類需求的新型的全球化路徑。有學者提出了當前危機屬於“全球化危機”的觀點，對於未來可能從全球轉向地區的發展軌跡提出了有益的警示。但從世紀之交以來的較長時段看，從全球化向地區的不同方式的轉移早已開始。適度把握全球化與地區化兩者之間的均衡與聯繫，會是一個新的值得關注的問題。

從短時段看：

首先，人類正面臨着最大的共同挑戰。無論種族、文明、觀念、制度、國家規模如何，各國都經受着疫情的重大沖擊，都面臨着極其艱難的學習和認識過程。共克時艱，並非只是一句口號。從1918年初暴發大流感的經驗來看，疫情一波又一波發展，一直延續到1920年。今後這一到兩年將是人類的共擔風險時期。

其次，災情之下，經濟的衰退必將對國際關係帶來極大影響；而更為直接的影響，很可能是大國的政治進程，特別是美國11月總統大選和俄羅斯很可能在今年通過全民公決確定的2024年政治進程。尤其對美國而言，雖然出現了號稱兩黨一致的對華立場，但大選投票之前的慘烈黨爭仍不可避免，由此會更加嚴重影響國際秩序的穩定。

這樣情勢之下，國際社會和各國面臨着幾種選擇：

（1）回到2009年約翰·伊肯貝瑞式的“自由國際秩序”，即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願意向作為競爭者的新興國家讓渡主導權，這幾乎已經完全不可能。

（2）回到兩極對抗的冷戰狀態，抑或“新冷戰”。至少美國方面決意“甩鍋”的目的，就在於進一步與中國脱鈎，加速形成與中國的緊張對抗局面。

（3）更為糟糕的局面，乃是大國間的高度對抗勢必可能進一步引發各個力量中心之間的一片混戰，整個國際社會進入無政府狀態。

（4）在放棄任何幻想、準備迎接艱難挑戰的同時，盡一切可能，維持尚存合作空間之下的多極化發展態勢。“共處”而不是“互掐”，“纏鬥”而不是“決鬥”，“互鑑”而不是“獨尊”，看來還是比較接近現實的選擇。

—2020年6月新刊目錄—

▍特稿

01.戰國與希臘：中西方文明根性之比較                    

潘　嶽

▍封面選題：病毒的全球時刻

02.全球化為什麼不可逆——探索新冠病毒危機後的世界

朱雲漢

03.疫情加速第四波全球化

張藴嶺

04.疫情危機與世界秩序重構 

馮紹雷

05.全球化迭代演進：走向多樣化世界

王湘穗

06.病毒時刻：無處倖免和苦難之問

趙汀陽

▍專題：擺脱貧困

07.脱貧攻堅：後革命時代的另類革命實踐 

李小云、楊程雪

08.精準扶貧如何改變鄉村治理結構

王曉毅

09.中國減貧：從地方性實踐到全球性意義

徐　進、李琳一

▍中國發展模式再討論

10.競合模式：高鐵技術創新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馬　瑩、甄志宏

▍歷史觀

11.革命者人格與勝利的哲學——紀念列寧誕辰150週年   

汪 暉

本文原發表於《文化縱橫》2020年6月刊，原標題為《疫情危機與世界秩序重構2020》，現標題為編者所擬。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並註明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