肅清大學中的國恥基因，文化方能真自信，民族方能真復興_風聞

 蔡歷 甲骨蔡 2018-08-25

一

關於大學之於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的問題，我已思考了多年，其結論可能有點讓很多人不舒服。

我的判斷是，以大學為主體的學術體系，不僅是100年前中國傳統文化崩潰的直接推手，也是眼下中國傳統文化復興的最大障礙。北大、清華是中國大學的兩大領袖和中流砥柱，在100年前推動中國傳統文化崩潰上，以及眼下阻礙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上，也理所當然發揮着領袖和中流砥柱的作用。

因此，要真的實現文化自信，要真的實現民族的復興，就非要徹底檢討中國以大學為主體的學術體系不可，並在這種檢討的基礎上，非要做一個徹底的改造不可。作為中國大學之領袖的北大、清華，也是檢討中國大學時需要抓住的牛鼻子。

本來這樣刺激人的話題，我是想過一段時間再説。但最近清華校友聯名惡性驅逐胡姓教授的事件，以及高姓券商經濟學家説當年的中越戰爭是中國給美國的投名狀，讓我有點小憤怒，不吐不快，就提前説了吧。高是北大校友。

這兩次事件的實質是，在中美對抗正酣的當下，一部分清華北大的校友們，在內心深處卻走向了投降派，明目張膽和忠心耿耿地主張和維護“霸主-附庸”式的中美關係。

胡教授引起清華校友羣憤的原因是，他發了一份報告，説中國的綜合國力超過美國了。在那份在網上廣為傳播的清華校友聯名書中寫到，（胡的報告）“遠引無數外國戒心”，意思美國發動貿易戰等一些列敵對中國的行為，就是因胡教授説中國國力超過美國了。這裏轉引一句網友的評論：“胡教授説中國超過了美國，傷害了不少清華人的感情”。

高經濟學家在演講中直接將美國比喻成梁山，將中國比喻成小弟，將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中國小弟向美國樑山投靠。小弟要投靠梁山，需要先在山下殺一個人做投名狀。於是中國在改革開放前，就搞了中越戰爭，這是中國交給美國的投名狀。當時蘇聯在支持越南。

清華北大能夠“培養”出如此的校友，根源在中國大學這一教育和學術體制的固有缺陷。作為中國大學體制中的兩大領袖，中國大學體制的固有缺陷在清華北大身上更為嚴重。

什麼缺陷？國恥的缺陷！中國大學自降生以來，就攜帶着國恥基因、國恥病毒。而作為在慈禧時期孕育，並被慈禧和美國人欽點的兩所大學——北大被慈禧欽點，清華被美國人欽點，北大和清華身上的國恥基因也更為純正，國恥病毒也更具活性。清華校友驅逐説中國國力超美國的教授，北大校友稱越南自衞反擊戰是對美國的投名狀，都是國恥基因、國恥病毒發作的結果。國恥病毒的發作即為國恥病，國恥症。

由於中國大學系統是天然的國恥基因和國恥病毒攜帶着，進入這一系統的人也很容易被感染，成為一名國恥病毒攜帶者，一名潛在的國恥症病人。由於清華北大的國恥基因更純正，國恥病毒的活性更高，進入清華北大，也就意味着感染國恥病毒的幾率更大，犯國恥病的可能更高，病情更嚴重。那些要驅逐胡鞍鋼的清華校友，以及類高善文的北大校友，都是嚴重的國恥症患者。

要明白大學是怎麼回事，明白北大清華是怎麼回事，應該先明白大學的歷史，包括中國大學的歷史，以及西歐大學的歷史。查查它們的帳，揭揭它們的老底。

首先看中國大學的歷史。

中國大規模引入西方的學習制度，其實大學只能算第二次，第一次是佛教的寺廟。

第一座寺廟是洛陽白馬寺，初創於東漢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但是，與大學不同的是，中國引入寺廟，是完全主動和自願的。當時的印度並沒有侵略中國，也沒有向我們推銷佛教，是中國人自己對佛教感興趣。不僅引入了寺廟制度，而且也有很多中國人也不畏旅程的遙遠和艱難，自發地前往印度取經，很多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也是《西遊記》的歷史背景，唐僧師徒實際上是中國第一代留學生，唐僧的原型玄奘，也是中國真正的第一代“海龜”。

但是中國引入大學卻不同，不是自願的，而是被迫的，為喪權辱國、亡國滅種的形勢所迫，那時中國的國恥時代。大學正是這種歷史形勢的產物，是國恥時代的產物，這種形勢和時代使得大學自身也攜帶了國恥的基因，尤以北大清華為甚。

其實，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被迫接受西學，引入大學之前，中國已經歷經一波和平式的、自願式的學習和引入西歐的學術、技術，那是在兩三個世紀以前的明末清初。當時西歐基督教分化為兩派，天主教和新教。天主教是傳統勢力，而新教則是新興派。在咄咄逼人的新教改革的壓力下，天主教為挽回實力，成立了一個叫“耶穌會”的組織，強化信仰，並負責向西歐之外的區域傳教，包括中國。

1550年，即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耶穌會士方濟各·沙勿略抵達中國，至1723年雍正帝下詔驅逐傳教士，第一波西學東漸持續了170多年。其間一大批傳教士來華傳教和生活，在推廣基督教的同時，也把西方的技術和政治理念帶到了中國。其中最著名的有利瑪竇、湯若望等人。利瑪竇為方便傳教，深入地學習了中國文化，造詣不輸當時一流的儒家學者。而湯若望更是打入了清廷，從欽天監一路升至一品高官，甚至被稱國師。而且自湯若望以後，直到清道光年間，欽天監均由西方傳教士擔當。

儘管這些傳教士在當時在中國混的很成功，但是，就整個基督教傳教事業而言，卻是失敗的。根本原因並不在雍正的一紙禁令，那是很晚的事情了，而在基督教自身：在強大的中國文化面前，毫無競爭力，絕大多深中國人並不感冒。歷經170多年的發展，依然處於中國社會的最邊緣。

值得一提的是，對這段歷史，當下國人並不太瞭解，因此形成了清朝政府一直“閉關鎖國”的錯誤認知。殊不知，在前半段，清朝政府對西歐文化是開放的，擁抱的。長期任用遙遠的域外人在朝廷做官，甚至高官，如此做法在整個中國歷史上也屬罕見。在開放程度上，更是讓現代國家難以望其項背。試問，現代哪個國家允許外國人在自己的政府擔任高官？！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國使者馬戛爾尼來華，僅僅距離雍正驅逐傳教不過70年。乾隆拒斥英使，指其所獻物品為“奇技淫巧”，被當下認為是清朝愚昧封閉的代表事件。事實上，西歐的很多技術和物品早已傳入中國，並在宮廷中陳列，而且的確比馬戛爾尼所帶的還要好。170多年的對西歐文化的學習，也足以使得當時每個中國人對西歐文明進行判斷。不是乾隆斥責英國人錯了，而是現代的認為乾隆的斥責錯了錯了。

這段歷史也證明，在和平的環境下，以自願自主的原則，中國是不可能對西歐文化感興趣的，中國人不可能象曾經對佛教的態度對待西歐文化。中國人之所以最終接納了西學，甚至要全盤西化，並非出於自願，而是被人拿槍頂住腦袋的結果，充滿了無奈和恥辱。這就是鴉片戰爭以後的故事。

二

圓明園，中國國恥的象徵，清華和北大的校址恰恰與之毗鄰。清華在東，北大在南，近乎一牆之隔。或許，這一區位格局的出現，只是當初兩校校址選擇上的無心之舉。但是在歷史中，清華北大的產生也的確和國恥很近。北大、清華都是由國恥所孕育，身上也攜帶了國恥的基因和病毒。

要明白北大、清華身上的國恥基因，首先要明白和區分兩類國恥：主權國恥和文化國恥。人們之所以普遍忽略和無視北大、清華身上的國恥因素，而將其看成知識的殿堂，甚至神聖的知識殿堂，就在於沒有能正確區分這兩類國恥，將主權國恥看成是國恥的全部，忽略和無視了文化國恥。事實上，文化國恥是比主權國恥更深層、更嚴重的國恥。北大、清華身上的國恥正是文化國恥。

圓明園是中國主權國恥的象徵，而北大、清華的則是文化國恥的象徵。主權國恥是“硬國恥”，而文化國恥則是“軟國恥”。因此，也可以説，圓明園代表“硬國恥”，而北大、清華則代表“軟國恥”。

新中國的成立，抗美援朝，與西方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廢除，香港、澳門的收回，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這些都是雪“硬國恥”。

在雪硬國恥上，中國已經做的非常好，但在雪軟國恥上，但卻做的非常差。由於對軟國恥重視不足，甚至壓根沒有意識到其存在，我們在消除硬國恥的同時，卻在增加和擴大軟國恥。甚至也可以説，自上世紀20年代的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整體的發展路徑是以犧牲文化力量為代價，去換取主權力量的增加，以增加軟國恥為代價，去換取硬國恥的降低，去雪硬國恥。

主權是一個國家的軀體，而文化則是一個國家的精神和靈魂。當一味地強調硬國恥，而忽略軟國恥時，就會導致在雪硬國恥時，會導致軟國恥的增加，在硬國恥消除時，軟國恥依然存在，而且嚴重地存在。中國當下的現狀就是，硬國恥已經消除，但軟國恥依然嚴重地存在。更嚴重的是，相對硬國恥，國人對嚴重存在的軟國恥普遍缺乏知覺。

主權國恥就是在暴力威逼下被迫放棄主權利益，文化國恥則是在暴力威逼下被迫否定和捨棄中國的固有文化。國恥做所以為國恥，關鍵就在被迫性。東漢以來，中國也因為佛教的傳入，而出現局部地否定和捨棄中國固有文化，但是不能稱佛教的傳入中國為文化國恥，原因在於這裏邊沒有強迫。

中國是從1894年甲午戰敗之後，才正式開始否定和捨棄自己的文化的。甲午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敗的最慘的，沒有之一，正是這場戰爭徹底打掉了中國的文化自信，自此中國走上西化的不歸路，直至當下。甲午之前的洋務運動，講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李鴻章之所以被稱為賣國賊，原因之一是，中國近代史上諸多喪權辱國的條約，都是他主持簽訂的，其恥辱之最就是甲午戰敗後的馬關條約。其實馬關條約惡劣影響倒不在主權國恥上，而在文化國恥上。馬關條約不僅迫使中國放棄自己的主權，而且也迫使中國開始放棄自己的文化。

甲午戰爭之所以能夠摧毀中國的文化自信，除了戰爭本身的慘敗以外，還有另一層原因，就是甲午戰爭的敵人並非傳統的西方列強，而是最近才西化的日本。震驚當時中國的並非戰爭本身的力量，而是日本西化的力量。

甲午戰爭後，中國人開始將效仿的對象轉向日本，中國的真正西化實質上是從學習和效仿日本開始的，是日本化。也正是在甲午戰爭之後，大量的中國留學生湧向日本，也正是在這個時期，中國的留學現象才真正形成。中國的第一波留學熱的目的地不是歐美，而是日本。

據統計，從1901年起，每年到日本留學的人數以一倍或一倍以上的速度猛增。1901年為280名，1902年9月為614名，1903年11月為1242名，1904年為1557名，1905年11月猛增至8000名，全年估計為一萬二三千名人，達到高峯。據梁啓超1902年統計，自費生幾乎佔據了一半。

1907年以後，留學歐美的人數才逐漸增加。1909年清政府正式接受美國所退回的部分庚子賠款作為留美學生經費後，出現了留學美國的熱潮。但是，直至1910年，留美的學生才有500人。

而中國的大學正是在這個背景下，與留學熱同時出現的。大學和留學在中國的出現實際上屬於馬關條約效應，是文化上的馬關條約。中國開始放棄自己的文化，而全盤接受西方文化。留學和大學是吸納和接受西化思想，同時否定和捨棄中國文化的兩個手段，兩者互為表裏。前者直接去西方國家，包括西化後的日本，去學習，後者則是在中國系統性地傳播西方文化。

北洋大學堂和京師大學堂是最早的兩所大學，分別創辦於1895年和1898年，均在甲午（1894年）之後。北洋大學堂是現天津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則為現北京大學的前身。北洋大學堂為李鴻章的幕僚，也是晚清第一大買辦盛宣懷創辦。京師大學堂則是戊戌變法的產物。戊戌變法其實就是想在中國複製日本的明治維新，企圖把日本的政治和教育體系搬到中國，是一次大張旗鼓的日本化。康有為直接説：“假日本為嚮導，以日本為圖樣”。

儘管後來慈禧太后完全推翻了戊戌變法，連光緒皇帝也被監禁，但是卻獨獨保留了京師大學堂，因此北京大學也就成了那次日本化的唯一成果。

對中國文化的徹底否定，甚至進行惡毒性攻擊，並明確提出全盤西化口號，是出現在所謂的“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的開始時間應該在1916年左右，主要陣地則是北京大學。這個時間和地點和此前的日本化是高度相關的。

為什麼新文化運動開始於1916年，因為甲午之後第一波留學熱時期的那些人都在那時學成回國了。注意，第一波留學熱的目的地是日本，而新文化運動的主力干將也毫不奇怪地是主要由留日回國人員所構成。陳獨秀、魯迅、易白沙、錢玄同、吳虞都是那時的日本海龜，而另一員新文化大將胡適則是留美海龜，而資助胡適留美的正是庚子賠款。與1916年就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則早年留學日本，後來又留學德國。

因此，所謂的新文化運動不過是甲午戰爭之後，日本化運動在戊戌變法失敗後的發展和深化，新文化實質上就是日本文化。

為什麼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發生地？原因很簡單，因為這裏成為留日人員的聚集地。那麼北大又為何會成為人員的聚集地，原因又在於，北大是之前那次日本化的結果，北大身上保留了日本化基因。

如果説北京大學身上有日本化基因，那麼清華大學身上則有美國化基因。清華大學的前身為由清政府在北京設立一所留美預科學校（Training school），於1911年4月29日在清華園開學。顧名思義，留美預科學校，即為留美人員進行前期培訓。這所學校的成立和美國所退還的庚子賠款相關聯。

1900年為鎮壓反對洋人的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組團對中國發起戰爭，北京被佔領，慈禧出逃西安。在這種局面下與次年簽訂了“辛丑條約”，主持人依然是那位李鴻章。1900年為庚子年，1901年為辛丑年。辛丑條約所涉及的賠款數額為所有條約之最，就是歷史所稱的庚子賠款，叫這個名字是因為賠款將在若干年還清，庚子年是起始年。

由於數額太大，超出了當是清政府的財政承受能力，後來清政府就希望能夠減免。當和美國提到此事時，美方應允，但卻提出了一個條件，所退回的賠款用來支撐中國人到美國留學。留美預科學校正是為這些赴美的庚子賠款生做前期服務的。1909年第一批庚子賠款生成行，胡適於1910年考取了名額，是第二批。不過那時留美預科學校尚未成立，因此胡適是庚子賠款生，但不是清華校友。

當時的美國為何願意做這件事？伊利諾伊大學校長詹姆士1906年給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備忘錄可以給出説明。詹姆士提醒羅斯福：“哪一個國家能夠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哪一個國家就將因此在精神和商業兩方面收穫最大的回報。如果美國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中國的留學潮流，並使其壯大，那麼我們此時就能以最圓滿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國的發展，那就是以知識和精神支配中國領袖的方式。”

甲午戰爭之後，日本對中國留學生敞開擁抱，也是出於同樣的目的。

作為國民黨的領袖，孫中山、蔣介石和汪精衞都是曾經是留日人員，這導致國民黨有着深厚的日本情節，即便在1931甚至1937年日本大舉侵華之後，這種日本情節在蔣介石和汪精衞身上依然非常濃厚。汪精衞就不用説了，直接投靠了日本，做了漢奸。

1934年，已經侵佔東北的日本愈發彰顯其圖謀華北，甚至侵吞整個中國的野心，當此之際，蔣介石以別人的名義，發表了一篇幾乎兩萬字的長文：《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其中所流露的親日情結令人驚詫。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此文一上來就説：“首先我敢説，一般有理解的中國人，都知道日本人終究不能作我們的敵人，我們中國亦究竟須有與日本攜手之必要。”蔣介石居然一廂情願地認定，中國和日本只可能是朋友關係，而不可能是敵人關係。很類似於前一階段，曾經有人把當今的中美關係比喻成夫妻關係，甚至還要過之。

更令人震驚的是，此文還提到：“中山先生曾經説：‘如果東亞沒有日本，中國早已被人瓜分或共管了。’他又説：‘從日本動員之日起，開到中國攻擊之日為止，最多不過十天，中國假若和日本絕交，日本在十天以內，便可以亡中國。’”

這意味着孫中山也有很強烈的崇日、懼日情結。由於汪精衞後來明目張膽地投靠了日本而成為漢奸，後人會想當然地認為，汪精衞與蔣介石，尤其與孫中山之間存在明確的界線，好壞分明。實質上，在崇日、懼日上，他們並無本質區別，並無明確的界線。這很可能也歸因於三人的早年的留日經歷，孫中山當年甚至還娶了一位日本老婆。

這種早年的留日經歷，以及所形成的親日情結，導致國民黨對帝國主義一直是妥協的，軟弱的，一直不敢地處明確的反帝綱領，這可能是國民黨最終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一點在共產黨身上也表現的十分明顯，共產黨的真正締造者是毛澤東，他恰恰是沒有任何留洋經歷的，純粹的土鱉。在毛澤東之前，共產黨也的確有留洋經歷的首腦，而他們也均象孫中山、蔣介石、汪精衞一樣，有着很強的親外情結，譬如陳獨秀和王明。

陳獨秀在骨子裏崇拜日本的文化，尤其是以議會為中心的民主制度，這是後來當蔣介石對共產黨舉起屠刀時，陳獨秀右傾投降的根源所在，因為他認為國民黨代表着日本文化的方向。而留學蘇聯的王明則是純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自居，協蘇自重，在抗戰時期，居然高舉“武裝保衞蘇聯”的大旗。因此毛澤東説王明，他對別人的事關心地多，對自己的事關心的少。用現在的話説，陳獨秀和王明被當時的日本和蘇聯洗腦了。

由毛澤東所改造和締造的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在反帝國主義上，表現地如此決絕，敢於在尚一窮二白時出兵朝鮮，對抗不可一世的美國，以及對抗同樣不可一世的蘇聯，與其本人早年沒有任何留洋不無關係。假如毛澤東曾經是個象胡適一樣的庚子賠款生，或者假如也象陳獨秀、汪精衞、孫中山、蔣介石一樣曾經留學日本，很難想象他還能夠列強如此決絕。

三、大學的性質

本部分將討論大學的性質，為大學做一個定性，為下面對大學本身的優劣進行更詳細的分析，以及對大學對中國近現代史、中國文明的真正影響和意義進行更詳細的分析做準備。

當下人們普遍將大學當成絕對好的東西，是傳授知識的機構，甚至是知識的殿堂，進而興起一股大學崇拜，尤其是名牌大學的崇拜。這種崇拜體現在，已經富裕起來的中國家庭，對孩子在教育上“投資”的非理性，盲目性。

由名牌大學崇拜衍生出了教育崇拜，這種盲目的、非理性的教育崇拜在北京更嚴重，主要體現在天價學區房和培訓班上。

北京的學區房現象為全國之最，而北京東西城的學區房又為北京之最，房價被炒到令人咋舌的地步，甚至連過道也可以天價成交，擁有這些過道的產權就取得附近某小學的入學資格。天價學區房的基本邏輯在於：好的學區房對應好的小學，好的小學對應好的中學，而好的中學則意味着大概率的考上好的大學。

但是，中學也是有入學考試的，因此，好的學區房並不意味着一定能夠進入好的中學，於是這催生了培訓班需求。目前中國小學和初中都是義務教育，學雜費全免，北京也是如此。乍一看似乎小學階段應該沒有什麼花費，事實上所免除的學雜費在令人瞠目的課外培訓班費用上可以忽略不計。我的一位朋友在海淀區，他女兒在五、六年級時，一年的培訓班費用在7、8萬左右。他説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別人都報，咱不能讓自己的孩子落後，是不是。

已經有人指出目前中國教育投資上非理性，説是學歷沒有學區房值錢，有點麪粉貴過麪包的意思，這還沒算上培訓班的費用。其實教育的最大非理性倒不在經濟上，而在對大學本身的無知上，或者對教育本身的無知上。

家長們都在選好的學校，好的小學，好的中學，最終目標是好的大學。但是，問題的關鍵是什麼是好？目前所流行的好其實是牌子，名牌大學就是好，大家都認為好的就是好，北大、清華就是好，因為它們是名牌，因為大家都説好。

於是家長們都努力掙錢，不計成本地把孩子們送進別人都説好的大學，從未認真去了解過，研究過，好的大學究竟好在哪裏？真的好嗎？事實上，如果充分了解大學的歷史就會發現，大學中存在根深蒂固的缺陷，存在根深蒂固的惡，當你把孩子送進大學時，事實上就是送孩子去被這些缺陷，這些惡去污染，甚至毒害。

在本文的前兩部分所指出的大學中的國恥基因、國恥病毒，就是大學的固有缺陷，就是大學的惡。在接下來，我們將深入討論這個大學的固有缺陷，大學之惡具體是什麼，以及怎麼污染孩子們的。但首先要對大學的屬性進行界定。

中國的大學是在甲午戰爭之後才出現的，就像戰敗後，所簽訂的馬關條約一樣，中國學習日本，引入西方的大學，都是被迫的事情，人家就拿槍頂住你的腦袋。大學在中國的出現實際上是一種廣義上的馬關條約，是一種國恥。明白這個大背景，是明白大學之惡的基本前提。

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1894年的甲午戰爭，這個50多年裏，中國儘管遭遇了系列的戰爭失敗，簽訂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但是卻依然是保持了文化自信，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只願意引入西方的技藝，而拒絕輸入西方的文化。此時中國只有主權國恥，而無文化國恥。

但1894年慘敗給小日本後，中國的文化信心崩潰了，開始否定和捨棄中國固有的文化，而引入，甚至全盤引入西方文化。中國引入西方文化是通過兩個平台，或兩種途徑實現的，一個途徑是組織人員去列強國家的大學內留學，另一個途徑是將西方的大學搬到國內，設立自己的大學。

兩個途徑互為表裏，相互聯繫，也構成中國教育系統的梯度。中國的大學只是對西方大學的模仿，只是知識的二傳手，將產生字西方大學的知識搬運到中國，然後再傳授給中國的學生。因此，國內的大學整體上劣與國外的大學，沒有留學經歷的學生整體上劣於有留學經歷的。

從1894年至今的120餘年，中國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引入西方文化，和不斷地否定和捨棄自身傳統文化的過程，而實現的工具則主要是大學，以及留學。

這樣就得到了中國大學的主要性質：是中國引入西方文化的工具，也是中國否定自身文化的工具。

本部分的目的是提煉和總結中國大學的性質，為下面對其優劣進行更詳細的分析做鋪墊。

此文，大學還有一個性質，是一個職業集團、利益集團，而且帶有強烈的特權特徵，是一個企圖謀求特權的特權集團。這一特徵為歐美大學所固有，明白這一點，就需要了解歐美的大學史，明白大學在西歐得以產生的基本歷史背景。

西歐最早的大學大約12世紀在意大利出現，然後傳至法國，再至英國。中國人很難理解的是，西歐早期的大學實際是一種行會，包括教師的行會，和學生的行會，但主要是教師的行會。大學是行會不好理解，行會本身也不好理解，因為中國歷史上從無行會這種東西，也就不可能有教師的行會，從而不可能有大學。

我儘量用更小的篇幅將中世紀的產生行會的歷史背景，以及行會本身解釋清楚，這樣就能更好地理解大學的特權化的職業集團屬性，即大學的行會屬性。不過這個的確有點難，難就難在，西歐的歷史與中國決然不同，那裏有的中國沒有，中國有的那裏沒有。

需要指出的是，在以往的歷史研究中，以及對西方文字和書籍的翻譯中，對西方歷史所有，而中國歷史所無的東西，會用中文中某個似是而非的東西去代替，這樣就造成認知上的混亂。譬如用“封建”去翻譯西歐中世紀feudalism，其實“封建”為西歐歷史所無，而feudalism則為中國歷史所無。

中世紀的西歐是一個農奴制社會，廣大的土地被極少數的領主所瓜分，國王是領主中的一個，當然也是擁有土地最多的那一個。在土地上耕作的農民，被看成土地的附着物，依附於土地，也依附於領主，不僅不擁有土地，而且也沒有能力和權力去獨立自主的生產和生活，被稱作農奴。

農奴社會是一個準奴隸社會，農民們嚴重缺乏獨立性，缺乏獨立自主進行生產和生活的意識和能力，需要被一個權威所管理和指令。現在比較流行的觀點，尤其是馬克思主義觀點，認為奴隸和農奴是一個階級，是被統治階級，而奴隸主和領主，則是另一個階級，是統治階級。奴隸和農奴之所以沒有土地所有權，之所以缺乏權力和自由，是統治階級壓迫的結果。

事實並非如此，歐洲希臘羅馬時代的奴隸，中世紀的農奴，之所以缺乏獨立自主進行生產和生活的權力，以及相應地缺乏土地所有權，從根本上並非統治階級剝削壓迫的結果，而在他們自身，是他們自身缺乏獨立自己進行生產和生活的意識和能力，他們的生產和生活需要由一個權威來指導和安排。亞里士多德認為，奴隸是自然的，存在自然的奴隸，這個自然就是自願的，缺乏獨立自主意識和能力的。

理解這一點對理解整個西方世界的文明和社會至關重要。這個整個西方世界，指的是中國以西的世界，不僅包括歐美，還包括中東、印度、非洲。在古代歷史上，唯有中國的農民是獨立自主地生產和生活的，每個家庭是一個獨立的生產和生活單位。在一般情況下，土地是農民平均所有，秦漢以後，出現了土地兼併。但是，土地兼併從根本上來説並非基於特權，而是基於市場。同時，大地主和農户之間也是商業關係，而非特權關係，農户是需要付出地租的佃農。

按照現代的權力思維，以及馬克思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理論，中國古代史中的國君以及政府的高級官員，原則上既對任何生產資料都不擁有所有權，而且也沒有權力參與任何產業的經營，這就是中國歷史上非常著名的基本政治原則：“不與民爭業”，或“不與民爭利”。唯有以農民為主體的平民、人民，才是產業的合法的經營者，是產業經營的主體。政府官員的收入不能直接來自產業的經營，而只能來自税收。

這些事實説明，在中國的古代，以農民為主體的平民擁有獨立自主的意識和能力，家庭，甚至個人都是獨立自主的生產和生活主體。中國歷史上不存在一個對平民的生產和生活進行指導和干預的特權集團，產業的經營權力一直在民，並未被特權集團剝奪和破壞。更準確地説，中國壓根沒有什麼產權、經營權被破壞的概念，因此也不會出現權力的概念，不會出現什麼保護權力和恢復權力的概念。

生產主體之間進行自由地交易和協作，是經營權在民的自然現象，有史以來自由交易和自由協作就是中國社會和經濟的基本特徵。自由協作和交易的基本工具是契約，契約在中國文明伊始就已經存在了，最原始的契約形態是結繩，後來又出現了書契，《周易》和《老子》都對上古“結繩而治”的時代進行記載。“結繩而治”實際上是説，憑藉着結繩這種原始形態的契約，人們就實現經濟上的協作，讓社會出現良好的秩序。這些資料都是中國自古就是自由地協作和交易的證據。同時這也意味着中國歷史上很早就自然地出現了分工。

這些都是中國文明的唯一特性和根基所在，為其他任何文明所無。

西歐的中世紀社會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一方面，其主體是農奴社會，但是，同時又存在一個新興力量，就是商人羣體。這個商人羣體在中世紀之初就存在了，但是在開始的很長時期內，其勢力是非常小的。商人與西歐的農奴不同，具備獨立自主的生產和生活的意識，在經營和生活上都要求獨立。因此，商人羣體在當時的西歐就是置身於農奴制汪洋大海的一個異類。

在領主的地盤，獨立自主地做做任何事，經營任何生意，必須經過領主的同意，賦予給相應的權力。因為，商人要在領主的地盤經商，也必須向領主索要特權。在開始階段，單個商人的勢力是很單薄的，為增加與領主的談判和鬥爭力量，他們必須抱團，這就是所謂的“行會”。

行會是在中世紀西歐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商人的組織機構，也是商人的社區，以及生存方式，也是區別於農奴制的另外一種社會制度。那時的西歐商業的基本單位就是行會，商人必須要加入某個行會，行會是當時西歐基本的商業制度和社會制度。

西歐社會的獨立自主生產和生活的理念，正是由商人這個羣體由小到大逐漸發展起來的。但這裏不是一個階段替代另一個階段的問題，而是一個羣體和階層超越另外一個羣體和階層的問題，即商人階層的影響和勢力超越農奴階層，並把農奴階層逐漸商人化，將農奴制逐漸商業化，最終將整個西歐轉變成以商人和商業為主導的社會，替代以往的由農奴和農業主導的社會。商人和農奴是並存的，商業和農奴制也是並存的。

也可以用中國的“一國兩制”來形容西歐中世紀的社會狀態。西歐中世紀社會也是“一國兩制”的，“農奴制”和“行會制”並存。明白這一層，是正確認識西歐的中世紀以及當下社會的關鍵。中國的“一國兩制”僅僅為一種政治策略，並非整個中國社會真的是“兩制”的，從社會的角度而言，香港、澳門之於中國大陸可以忽略不計。但中世紀的西歐社會從根本上就是“兩制”的。這種社會的“兩制”屬性，在當下的歐美社會依然存在。

中世紀的西歐社會實際上包括三類羣體和階層，一個是包括國王在內的領主階層，一個是農奴階層，一個是商人階層。西歐社會的主體是由農奴和領主組成的農奴制，農奴制是涵蓋農奴和領主兩個羣體的，領主是特權階層，而農奴則是無權階層。商人羣體的行會制卻是僅僅包括商人的封閉世界，行會需要向領主索取特權，而這個權力僅僅為本行會所有，而拒絕與農奴分享，甚至也拒絕與其他行會分享。因此，行會實質上也是一個特權集團。

西歐的人權、產權思維正是在行會制中發展起來的，正確理解這段歷史，才能明白人權的真實面目所在。人權實質就是特權，是排他性的特權，只允許我有，而不允許別人有。人權的思維在社會分裂、鬥爭的特殊歷史背景下產生的，也會自動地製造社會的分裂和鬥爭。總之，權思維是西歐中世紀畸形社會中產生的畸形制度和思維。現代歐美人卻用這種畸形的制度和思維來普世，豈不荒唐和大謬。當今西方世界的分裂和混亂，以及全球秩序中的分裂和混亂的罪魁正是這種人權-特權思維。

大約12世紀左右，西歐社會出現了一個新的行業，教育培訓業，由私人以商業化的形式來傳授知識，也屬於商業的範疇。這種培訓業首先出現在意大利，因為那是意大利的商業最繁榮，經濟最發達。基於前面我們對於西歐社會的分析和説明，就可以知道，這些私人教師，要想生存，必須組建自己的行會，而私人教師行會，就是大學。

為何中國歷史上只有私塾而無大學？原因很簡答，因為在中國歷史中，中國私人教師可以獨立生存，無需和任何人聯合，無需和誰鬥爭，無需向誰索要特權。實際上，中國為何沒有產生大學的原因，與中國為何沒有產生行會，為何沒有產生農奴制，是一個問題。

至此，我對大學的第二個屬性已經的分析完畢：大學是一個特權性的職業集團、利益集團。

再次總結一下，中國大學有兩大屬性。第一大屬性，是1894年以來中國進行西化的工具，也是否定和捨棄自身傳統文化的工具；第二大屬性，是一個特權化的職業集團、利益集團。

接下來，我將基於這種定性，對中國大學優劣，以及對中國大學對於中國近代史以及中國文明的意義，展開詳細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