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何才配有姓名？_風聞

安東的一天從中午開始。他是一名編劇，30歲，宅在燕郊靠近潮白河的一間出租屋裏，目標是5年內擁有一部有名氣的劇本作品。“女兒”木蘭是一隻才7個月的漸層貓，性格鬧騰，喜歡在爸爸斷網工作的時候大搖大擺走過來踩鍵盤、擋顯示器，直到安東把她抱到懷裏，順順毛，木蘭才會安分。

安東需要這位貓主子，“有個活物在身邊，感覺會好很多。”

今年是安東北漂的第7年，做了4年互聯網運營，3年底層編劇，在北京搬過3次家——從亮馬橋到馬泉營，再到隸屬河北的燕郊地區，租房離城中心越來越遠。而燕郊的一間大房只要1400元，有廚房有衞生間，這種價位，在北京城內買不到一個上下鋪牀位。

選擇這個便宜房存在通勤問題，每週3次進城開會，路上來回得花4個小時，以至於疫情之後，他反倒如魚得水，和木蘭相依為命，宅得徹底。

安東渴望在一部高質量作品的編劇欄上看到自己的名字，哪怕只是參與，“一個小編劇只要參與過《大明王朝1566》這種製作，出去找工作，所有人就會另眼看待。”

2016年10月成為新手編劇後，安東的生活基本圍着工作轉，生活節奏全亂，睡醒就碼稿，累了就睡覺，一日兩餐只需要填飽肚子，為了趕項目，一度在辦公室住了3個多月，“差點抑鬱。”

儘管這3年多時間，安東待過的編劇工作室來頭都不小。上一家編劇工作室有某香港大導演做合夥人，創始人老杜做了十幾年編劇，資源豐富，哪怕在影視寒冬，項目依舊扎堆。

去年年底應聘進業內一家頗有知名度的編劇工作室——近兩年佳作不斷，豆瓣平均分都在6分以上，合作的明星包括楊洋、陳偉霆、李現。

然而在老杜那兒，安東參與的好幾部劇本都是不入流的網劇，要麼質量差，要麼遲遲無法上映，名字署上也是丟人。

如今這家新工作室，強手如林，他從入職開始，就負責給一個逐夢演藝圈的劇本做掃尾工作，因為進入項目時間比較晚，更沒底氣要求添一個署名。

安東入行是誤打誤撞。

他之前一直在互聯網行業，在一家中型公司當網絡運營，工作被數據、獲客量、獲客成本、運營渠道等等填滿，心裏卻覺得空落落的，沒有半點成就感。

2016年年中，因為闌尾炎發作，他回湖北老家做手術，休養一個月時間。看着家鄉的青山綠水，他每天反問自己：4年時間究竟做了什麼？“做一份不喜歡的工作，每天通勤要坐2個多小時地鐵，簡直要瘋。”

他決定辭職。

就業的十字路口，安東把一個個選擇項列在紙上，第一個是編劇，其餘都是互聯網崗位——產品經理、數據分析等。

安東知道編劇不好乾，他沒接受過劇本訓練，衝動來自於大學期間看到劉恆的劇本《菊豆》、《秋菊打官司》，對編劇產生強烈好感，“編劇是一個很牛逼的存在。”

“只想試一試”。抱着這個念頭，安東在招聘軟件上找到老杜工作室，投簡歷、筆試、面試。至今回想起來都覺得離譜，“我從來沒看過劇本，筆試寫得劇本格式都不對，工作室也要我。”

面試當天，安東敲定入職，“幾乎毫不猶豫。”他想的是留下來看看情況，看自己適不適合編劇行業。絲毫沒顧及老杜在待遇上的苛刻：每月補助1800元，不籤勞動合同，沒有五險一金，“能堅持下去就做。”

安東自信能很快上手，以前做運營時可以，當編劇應該也一樣。

工作室的學習方法是跟項目。老杜不是編劇科班出身，十幾年踏在國產影視劇狂飆突進階段，一身本領純靠劇組練出來，沒有科班理論，方法就是把徒弟們扔進劇組實戰。

入職剛幾天，安東就被老杜外派去劇組改劇本。劇組導演是老杜工作室的合夥人。安東覺得，機會來了。

在橫店一干就是4個月，劇組超負荷運轉，安東生活作息全亂。白天跟着拍攝節奏走，凌晨2、3點等導演下戲，回賓館一起修改劇本，動輒捱罵。被導演提點後，安東得徹夜改劇本。“剛入行什麼都不懂，趕鴨子上架，很痛苦。”

不光導演脾氣大，統籌、燈光、道具經常熬大夜，身體狀態差，脾氣也是一點就着。

拍攝現場階級分明。網劇男主時刻前簇後擁，替身演員打完動作戲後，走路一瘸一拐，周圍連個扶一把的人都沒有。劇組供應的椅子也是主演專座，工作人員可以坐在道具箱，羣演只配蹲地上。“那會兒冬天很冷，羣演都坐在室外。”

劇拍出來後評分特別低，但安東覺得四個月時間不算白費，“算開了竅。”

在橫店期間，工作室6個編劇集體辭職，安東回來後被動成為老杜的左右手。所有家當搬到公司附近的燕郊大廠回族自治縣——北京不少影視工作者的大本營，房租只要幾百塊。吃的是政府支持的食堂，生活全圍着工作轉。

工作室的新人來了一茬又一茬，只有安東適應老杜的做事風格。每次劇本討論會，都是老杜提創意、出點子，其他人充當執行人，不需要提任何意見，“在他腦子短路的時候給點思路就好。”

但要執行下來，拼的是強體力。安東每天固定要寫幾千字培養手感，需要熬夜趕項目，經常寫到腦子恍惚，“當時做夢都夢見馬上要交稿”；被查出脊椎側彎，又騰不出時間鍛鍊，再加上北京氣候乾燥，經常會噴鼻血。

跟組的時候更難受。如果説在工作室寫稿是創作，在劇組就是補鍋。場景、台詞、演員，誰都可以給編劇提意見，最後劇本改得面目全非。

編劇都不願意跟劇組。一去劇組至少3個月，能住上快捷酒店還好，碰到摳門的草台班子劇組，需要好幾個人擠在一個房間，每天吃得盒飯都特別差。劇組的事兒還多，會出現資方塞角色，服化道、劇本走關係，導演沒權利決定男女主，拍攝畫面只要能看就行。

碰上這種劇組，安東只能認栽。即便是師傅老杜，在資方面前也是畢恭畢敬，所有意見照單全收。哪怕修改意見和劇情無關，只是給演員檔期讓道，按要求刪戲、加戲、改人設，或者配合植入廣告等。

這3年來，安東能觸到的編劇任務只有低成本網劇。儘管老杜經常在他面前打包票：寫出好劇本，就可以上央視六套。

但3年過去，安東參與了N部編劇項目，始終碰不到央六的門檻。

他曾看到過希望。2018年6月，工作室接到了一個據説可以上院線的電影項目。老杜安排安東和一名女同事去廣州跟組3個月。到了之後才發現，原劇本不能用，需要邊拍一邊寫，每天忙得找不到北。

誰知到劇本結束階段，導演想要潛規則女同事被打，項目隨之告吹。

安東只能暗怪自己倒黴，碰不上大劇組，只能每次被草台班子折騰，“越是大導演越是愛惜羽毛，副導演聊戲都會開門。”

他最後也發現，師傅老杜在圈裏打拼十幾年，署名作品屈指可數，豆瓣評分一片灰。安東想在老杜這兒拿一個能立身的編劇署名，希望渺茫。

“不念師徒情的人，跟畜生有什麼兩樣。”這是老杜的口頭禪。

老杜信奉傳統師徒制，安東工作3年，一直沒簽勞動合同。直到在老杜工作室待到第3年，才在同事的爭取下籤了一份項目協議，瞭解酬勞分配的細節：8萬一集的戲，分到編劇手裏，一集不超過1萬。

在此之前，安東的收入除了每月1800元，偶爾會拿到一點劇本收入，由老杜裁定，偶爾1萬，偶爾3萬，平時還要倒貼車費，或者給老杜買煙。

到2019年8月，安東意識到不對勁，“快30歲了，還需要向家裏人給錢生活。”

安東沒有什麼物質慾望。日常除了吃喝買衣服，愛好為0。期間甚至用光了前4年互聯網工作攢下的幾萬積蓄。 

“我起碼自己需要衣食無憂。”思考了2個月，安東決定離職，跟老杜坦白：沒法呆了。

老杜沒有挽留，這麼多年工作室新人來來去去，他從不留人。他的驕傲在於，總有人會因為編劇夢，來給他鞍前馬後，唯一的要求是：能學到東西。“入這行的人都渴望成功。你不做，有的是人做。”

安東一直感謝老杜帶他入了行，但客觀評價這位師傅，他説：老杜沒有能力，教徒弟的方法落伍。“老杜工作室是非常傳統的學徒制。類似德雲社郭德綱帶學徒，但老杜沒有郭德綱的能力。”

也是在老杜這兒，安東有了原始野心。

在此之前，安東説自己是個隨波逐流的人，沒有夢想，更沒什麼見識。

他出生於湖北荊州農村，父母沒有文化，靠小本生意養大安東兩兄弟，唯一的要求是要他好好讀書，小時候的很多願望被學習抹殺，沒有興趣愛好，努力考上一本院校，到大學選志願的時候一頭懵。

最終選擇了漢語言專業，是因為小時候愛看書，小學能通讀《水滸傳》、《三國演義》，初三看懂了《基督山伯爵》。

等到大學畢業後去廣州當出版編輯，很快意識到自己不喜歡。隨後一路北上找工作，“發現自己原來的世界那麼小”，直到在北京落腳，依然迷茫。

因為沒有職業規劃，安東被培訓班的宣傳砸暈了頭，借了近2萬網貸學習程序員基礎知識，“想進互聯網行業，賺多點錢。”結果程序員沒當上，陰差陽錯當上了互聯網運營。 

直到4年後，對運營工作產生厭惡，在人生十字路口，又誤打誤撞當上了編劇。

這一次，安東失去了選擇權。

2019年下半年，父母拿出10萬積蓄，催促安東趕緊買房定居，“隨便哪兒都行。”他告知父母真相：之前有積蓄，但現在沒了。

偶爾他還會擔心，自己再在編劇行業幹下去，會吃不上飯。

面對直面派採訪時，安東罵自己離開互聯網行業來當編劇是年少無知，偏離軌道。“如果當初繼續做互聯網，每個月至少1萬多收入。進了編劇行業就是1800元。”

但他很快認清現實：想回也回不去。“互聯網行業更新得太快。跟不上了！”

他只能繼續在編劇這條路上走下去。

到了30歲的年紀，安東不敢再渾渾噩噩下去，他急需要一個署名作品。“編劇靠名氣吃飯，只要有一部作品立身，路會好走得多。”

去年年底，安東應聘進一家更優秀的編劇工作室，不僅收入高了，薪資翻倍到8K，還可以接觸精品電視劇劇本創作，離夢想更進一步。

師傅的標準自然也高了。老杜要求聽話，新主編則要求創意，每次劇本討論會都是一場頭腦風暴，要想主題想情節，不管説得多離譜，都要暢所欲言。

這是安東第二次感到痛苦。“第一次是剛入行那會兒，什麼都不懂，都是對自己無能的憤怒。”

第一次劇本討論會，安東的臉紅了半場。新工作室做的是精品電視劇，要求高，節奏慢，週期長，每一個細節都要磨合，IP的主題方向篩選都需要長時間討論，跟老杜那兒的工作模式完全不一樣。“和同事差距太大，我就是做網劇的水平。”

入職不久，主編讓安東負責給一個逐夢演藝圈的劇本掃尾，參與時間晚，自然沒有署名權。“署名權看參與程度，超過30%就可以爭取。”

因為劇本要求高，這半年來，安東每天除了和同事、主編溝通，大部分時間撲在工作上。下午1點左右斷網，享受精力高度集中的寫作狀態。偶爾會持續到凌晨4、5點，長期伏案寫作催化出過勞肥，安東172釐米的身高，體重140多斤，體脂明顯偏高。

儘管幾次聽説有青年編劇熬夜猝死的消息，他也沒有任何補救的措施，“預感自己遲早會猝死在工作上。”他唯一的保障手段是給自己買了一份意外險和重疾險，求個安心。

但這樣高強度工作下來，他的進度條依舊緩慢。

“有點吃力”，安東説。他需要從頭學起。在此之前，他看的片大多是文藝片，喜歡的導演是黑澤明、庫布里克，和這家工作室的風格——商業電視劇方向格格不入。

他要瘋狂補充韓劇。“之前積累特別少。一場戲要達到某個場景，什麼情形下該吻，別人是信手拈來，我要一點點研究，跟經典劇取經。”

看的劇多了，安東對國產爛劇都有了同理心。“看的時候覺得很爛，寫的時候又覺得情節設置很牛逼。如果讓我寫，我還真不定能寫出來。”

但在追夢路上，他的焦慮感如影隨形。“編劇行業的淘汰率很高，很多人耗不起等不起，會主動放棄。”安東見過很多中年編劇，與時代脱節，拿不到電視劇機會，網劇沒人找，爛片的盤子都接不到。安東唯恐自己會變成這樣的人，“很難想象到時候該怎麼辦？”

而如果不被社會淘汰，安東需要加倍使勁，“35歲左右要有一部有名氣的電視劇，類似《歡樂頌》、《陸貞傳奇》這樣的量級。”

他也想聽父母的話，儘快買房安家。但編劇的工作限制他，不能離開北京。“家裏什麼都好，但編劇工作只能在北京這個環境裏面發展。燕郊的房子又買不起。”

如今，他現在的心態也變了。偶像不再是劉恆，而是想成為於正這樣的編劇明星。

“如果於正的人生沒有抄襲這一環，非常符合底層編劇往上走的路。從編劇做到製片人，他有話語權，懂得重視劇本，從《延禧攻略》到《鬢邊》，口碑都挺好。”

安東想成為“於正”。

他説：“爬到越高的地位，遇到的人就是好人。”

【直面派】原文 -- 講述值得講述的真實故事，直面生活、命運和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