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名頂替上大學”背後的博弈_風聞
死理性派-死理性派官方账号-“死理性派”是一种信仰，致力于从荒诞中寻找理性，从虚无中看到……2020-06-28 13:23
文 | 千葉映
“替上大學”事件的悲劇意味在於，只要一個社會不允許民眾有對公共事務的知情權和質疑權，那麼不論考試紀律多麼嚴苛細密，不論自上而下的監察巡視多麼頻繁，這樣的事情依然會反覆發生。
此類事件中的被頂替者都有一個重要的特點，那就是家境貧寒，父母沒有文化知識，是絕對的弱勢羣體，出了事似乎只能選擇認命；而頂替者一方則人多勢眾且非常傲慢。有人不理解為什麼一個教師可以擁有這樣的能量，其實這不神秘。1982年的黨的十二大將幹部“知識化”、“專業化”寫進黨章，確立了新的選拔幹部標準，而在基層，教師就是一個縣裏知識水平較高的羣體，在特定的年代裏，教師是進入縣級領導幹部的主要途徑之一，在一個處處講人情關係的社會里，找到一些有權力的人並幫忙運作這件事是完全可能的。
這裏的重點是，為什麼對基層自上而下的監督是難以治本的？
首先，自上而下的監察往往是臨時和外來的，這也難免造成了它的滯後性以及由於對本地情況不熟悉所導致的不專業，且監察人員自己就身處這個巨大系統中，因而自身也可能被腐化，這在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俄國作家果戈裏的名作《欽差大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其次，弱勢民眾對於行政技術及架構、權力的運作方式這些必要的政治常識往往無知，只能籠統地將這些人，哪怕是沾親帶故甚至是詐稱有關係的人都一併稱作“官家”，缺乏分辨能力，又如何能夠洞察他們之間的矛盾並利用矛盾為自己維護權益呢？第三，自上而下的監督依然是建立在只有官方（儘管是高級別的官方）才有溯及正義源頭的能力這一大前提下，而這本身也同樣是基層官吏在弱勢民眾面前擁有威勢的心理根源，即多數遭受侵害的人之所以尚未較量就選擇忍氣吞聲，其原因首先在於他們認為如果不借助其他權力而只是單靠自己的力量，是絕無可能實現正義的。
從表面上看，自上而下的監督在中國歷史上不可謂不頻繁，歷朝歷代統治者均從軟和硬兩方面對基層進行監督，“軟”的一面體現在統治中樞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以詔令、文件的形式勸説基層管理者要“愛民”、“清廉”和“施仁政”；而“硬”的一面則體現在統治中樞從直接搞法外之法性質的運動式治理到設立迴避制、舉報制等紛繁複雜的防人之法，但它們的效果都很不佳，前者往往淪為了官方文件的走過場和民間的笑料，而後者則往往更加速了敗壞，正如黃宗羲所説的：
後世之法，藏天下於筐篋者也。利不欲其遺於下，福必欲其於上。用一人焉則疑其斂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篋之所在，吾亦鰓鰓然日惟筐篋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於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
不論統治中樞在推行自上而下的監督時其動機如何真誠，只要它將真實民權的擴張作為同樣要防範的對象，那麼這種監督充其量只能延緩而不可能根本上扭轉衰敗傾向，而弱勢民眾既缺乏相關的知識又缺乏道義上的自信，因而始終無法獲得真正獨立的權利，也無法在各階層之間形成可重複的博弈。
那麼，知識和信心從哪裏獲得？就從知情權和質疑權中獲得。在對公共事務的質疑中，人們會自發地進行討論交流，通過他人的聲音，一個人可以獲得道義上的信心，儘管他事實上可能仍然是勢單力孤，但他在心裏上卻不感到那麼恐懼和害怕了，他感到自己的行為是有普遍性的，因而是完全有可能被廣泛接受的；而對公共事務的知情，也能夠讓人們瞭解社會運行的原理，消除對權力的崇拜感、神秘感。我不否認監考技術、身份識別技術的進步能夠減少此類事件的可能，但技術最終是由人來操作執行的。沒有了上述權利觀念的普及，技術反而可能進一步擴大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這方面的例子已經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