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和西歐都是中國子文明，日本明治維新搞脱亞入歐太愚蠢_風聞

歷史教科書説，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都是大思想家，他們的否定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新思想”，都是來源自他們自己的思想創造。事實上，縱觀人類歷史，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個文明，只要是突然出現了顛覆性的反傳統的新思想，那麼這些所謂的新思想一定是外傳的，不能在其文明和社會內部自發產生。新文化運動也不例外。

當我們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進行謳歌時，往往忽略一個基本事實，都是留學生，而且幾乎清一色的留學日本，蔡元培、陳獨秀、魯迅、錢玄同、易白沙、吳虞等人都是，只有極個別的是留學歐美，譬如胡適是留美的。

這些被現代人尊為“民國大師”的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思想家們，其實並非思想的創造者，而是思想的搬運工。不僅是搬運工而且是二道販子，因為是從日本搬運，日本是一道販子。日本先將西方文化搬運到日本，這是明治維新主要乾的活。甲午之後，尤其是辛亥之後，中國又從日本搬運到中國。

並非日本是一道販子，就意味着日本的水平就很高，恰恰相反，非常愚蠢。日本對西方文化的學習和吸收，集中在明治維新時期，與中國的洋務運動大致同時。明治前，日本已經擁有了1000多年的中國文化的學習傳統，儒家的學習傳統，然後又在明治維新時期集中學習西方文化，這讓日本人產生一種錯覺，他們是“學貫中西”。

其實日本是個半桶水，中國文化、儒家文化的精髓他們沒有領悟到，西方文化的起源和本質他們也沒有弄懂，可以説即不懂中國，又不懂西方。所以，他們才在明治維新時期弄出了一個“脱亞入歐”。所謂的“脱亞”其實就是“脱中”、“脱儒”。

“脱亞入歐”是明治維新的基本原則，也是明治維新文化的核心特徵，就是徹底否定中國文化，徹底否定儒家，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全盤西化。因為既沒有懂中國，又沒有懂西方，所謂，日本明治時期的“思想家”們，把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看成兩個截然不同的東西，而且中國絕對落後，西方絕對先進，所以他們絕對徹底拋棄中國文化，徹底倒向西方文化。

實際上，近現代的西歐文化，與中國文化，與儒家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繫，可以説就是中國之子文化，儒家之子文化。

整體來説，西方近現代文化，包括近代哲學、啓蒙運動，直至最後科學的出現，都是受中國文化影響的結果，中國文化西傳的結果。西歐的近代哲學和科學，是西歐人將中國思想西歐化的結果，是將中國文化結合西歐實際的結果。也可以説，由於西歐固有的文化和社會侷限，西歐人無法真正領悟和接受中國文化，對之進行了修正。

作為對中國思想、中國文化的修正，近代西歐哲學和科學，尤其是科學，固然有着勝出中國的地方，但是在根本上説，偏離了中國文化之精華，遠比中國文化落後。

中國文化的軸心在“義利之辯”，有義有利，但以義為本位，義超越利，凌駕於利之上。中世紀的西歐是基督教文明，只承認虛構的上帝和上帝世界（天堂），對人和人間都是否定的。既否定人的思考認知能力，又否定利益性事物。因此，在西歐的中世紀文化中，是義利皆無，僅有一個準義的東西，就是基督教中的“義”、“真理”。

因此西歐的近現代化，其核心就是否定基督教，而開始承認人和人間，承認人的思考認知能力，以及承認人的利益。這種顛覆性變化，是受中國文化影響的結果。但是，遺憾的是，西歐人無法理解中國文化中“義利之辯”的玄妙，而只能機械地理解和接受“利”的部分，而實在無法理解和接受“義”的部分。

所謂的科學，在義利之辯的角度，不過是“利學”。放在西方的宗教化的歷史中，“科學”固然為最先進，但是，放在中國“義利之辯”的歷史中，“科學”不過是“利學”，有利而無義，儘管可以導致器物的發達和財富的增多，但究其本質，實屬蠻夷。

可以顯示中國文化精微和博大的，還有另外三個辯題：道器之辯、心物之辯、體用之辯。這三個辯題與“義利之辯”所講的是同一回事，知識側面不同。義就是心、道、體，利就是物、器、用。

中國文化有義有利，有道有器，有心有物，有體有用，但是又是以義、道、心、體為本位，重義輕利，重道輕器，重心輕物，重體輕用。

但是，現代的科學則是有利而無義，有物而無心，有器而無道，有用而無體。

日本在中國之東，西歐在中國之西，兩者都是蠻夷，又都受中國文化之影響。日本離中國近，因此直接受中國文化影響已長達千餘年，從唐朝開始，即日本大化改新時期。西歐離中國較遠，受中國的直接影響也較晚，始於明清之際。在新教的壓力下，羅馬天主教決定派耶穌會士到中國傳教，以擴大勢力範圍。這些乘商船遠道來到中國的基督教教士們，在中國傳教的事業失敗了，但無心插柳柳成蔭，他們成為直接聯繫和傳播中西方文化的橋樑，他們把當時的西歐文化搬運到中國，同時又把中國文化搬運到西歐。

當中國文化通過傳教士傳到西歐之後，引發了近代西歐哲學的出現、啓蒙運動，乃至後來科學系統成形。作為近代西歐哲學的兩大“創始人”，英國培根，法國笛卡爾，其“新思想”其實都是來自傳教士所搬運的中國文化。中國對西歐的影響在18世紀達到高潮，法國的魁奈、伏爾泰，德國的萊布尼茨和沃爾夫，都是中國文化的狂熱信徒。

魁奈依據中國經濟的實際情況，提出了“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場模型，後來亞當斯密進行了系統化，寫成了《國富論》。萊布尼茨根據邵雍的先天卦圖的64卦排序“發明”了二進制，這是後來計算機和信息技術的基石。沃爾夫則是萊布尼茨的學生和康德的師爺。康德之所以被稱為最偉大的近代哲學家，就是因為他“發明”了“道德自律”，其實不過是儒家道德的劣質翻版。

因此，近代中國、西方、日本三文明之間，存在緊密而複雜的三角關係，應從鄭和下西洋説起。

鄭和的下西洋的船隊是當時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技術最先進的，因此，其跨大洋的航行距離，也是創歷史的。

往往被人們所忽略的是，哥倫布的環球航行是在鄭和下西洋的60年之後，而且哥倫布船隊的技術和規模遠遠遜色於鄭和。這意味兩者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繫，哥倫布可以通過跨洋航行到達中國的想法，來自鄭和船隊。也就是説，真正的大航海之父不是哥倫布，而是鄭和。

有一位退休的英國海軍軍官，叫孟席斯，基於對航海圖的興趣，注意到了西歐大航海的興起與鄭和船隊的密切關係。他的出發點很簡單，在達伽馬、哥倫布等人決定跨洋航行之前，手中已經有了航海圖，那麼這些圖是誰畫的？通過考察當時的歷史，結論只可能有一個，就是鄭和船隊。基於對這個線索，孟席斯進行了詳細的歷史追溯和大膽猜想，寫了兩本書：《1421中國發現世界》、《1434：一支龐大的中國艦隊抵達意大利並點燃文藝復興之火》。

鄭和教育和啓發了哥倫布，而哥倫布則開啓了“大航海時代”，通過海路使得全球建立直接的聯繫，包括讓遙遠的亞歐大陸的東西兩端建立直接聯繫，從位於大西洋東岸西歐，可以直接坐船到達位於太平洋西岸的中國。

明清之際，西歐的基督教分裂成天主教和新教，在新教的壓力下，羅馬天主教教廷決定，派出傳教士向中國傳教，擴大勢力。於是這些傳教士，搭乘商船，沿着哥倫布、達伽馬們所開闢的新航線，從西歐來到中國，於是中國和西方文明發生了直接交流和聯繫。在中國文化的影響下，西歐開啓了近現代化的過程，最先是近代哲學，然後是啓蒙運動，接着是法國大革命，工業革命的興起，再接着是科學的最終形成，最後民主制度的成熟。 

在直接接觸中國文化之前，西歐文明也是一個混合文明：基督教因素和日耳曼遊牧因素的混合。更準確地表述，是基督教對擁有強烈遊牧野蠻習性的日耳曼人進行教化。而且，基督教和日耳曼遊牧對西歐都是外傳的，並非西歐所本有。日耳曼遊牧因素是公元4、5世紀，隨着日耳曼人入侵西羅馬帝國而傳入。基督教則出現於公元1世紀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區。

但是，基督教對西歐日耳曼遊牧的教化最終是失敗的，因為西歐不僅依靠暴力瓜分世界，並引發兩次“世界大戰”，而且還否定了基督教。

日耳曼遊牧可以不順服基督教，但是他們的文化絕無能力去否定基督教。有能力對基督教進行否定的，是17世紀開始直接傳入的中國文化因素、儒家因素。此後西歐進入所謂的近現代階段。

現在西方所流行的歷史分期方法是，將哥倫布開啓的“大航海”作為西方近現代史的開端，這是錯誤的。“大航海”只是西方進入近現代的交通條件，真正使得西方開始近現代化的，是通過新開闢的航線所傳入的中國文化。

西方有學者曾經提出一個“哥倫布大交換”的概念，指的是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後，美洲新大陸與亞歐非舊大陸之間的農產品的大交換，尤其是美洲的土豆、玉米等作物傳到舊大陸，使得食物供給的突然增加，最終導致人口的大增長，世界的面貌得以改變。

實際上，最重要的“哥倫布大交換”並非發生新舊大陸之間，也非農業性的物質交換，而是發生在亞歐大陸的東西之間，而且交換的內容是文化。即亞歐大陸最西端的西歐於最東端的中國之間直接的文化交流，可以稱之為“哥倫布文化大交換”。開啓西歐近現代化歷程的，就是這個“哥倫布文化大交換”。

因此，現代西方文明，事實是中國儒家文明、基督教文明，以及日耳曼遊牧文明相融合的產物，有基督教的因素，有中國因素，也有遊牧野蠻因素。在這個融合的過程中，西歐通過學習中國文化，有效地抑制甚至否定了基督教，但是，遺憾的是，其日耳曼遊牧野蠻因素，非但沒有被有效抑制，反而得到強化，他們利用從中國來的立足於現世經驗的新技術和新理念，發展出威力更強大的軍事武器，然後去侵略和瓜分世界。

基督教因素儘管被抑制了甚至否定了，但是，並沒有徹底消失，其最深層、最基礎的理念恰恰被科學所繼承。科學真理的假設，客觀世界、客觀規律的假設，都是繼承自基督教的真理和上帝假設。科學中重視經驗、實驗的部分則來自中國。

總之現代西方文明中包含着三重要素。中國的經驗要素、基督教的迷信要素、日耳曼遊牧的野蠻暴力要素。其中基督教的迷信要素被壓倒最低，也最隱秘，以致很多人意識不到其存在。

既然現代西方文明中包含着暴力因素和迷信因素，所以從根本上説，既是野蠻落後的，而且也是高度不穩定的，甚至極具破壞力的。兩次世界大戰就是明證，現代美國所擁有的核武器足以摧毀世界幾十次就是明證，美國內部存在嚴重的貧富分化、種族分化就是明證。

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人，沒有看清現代西方文明的起源和本質，錯誤地把其當成一個與中國文明完全不同的新東西，而且被其表面性、暫時性的物質強大所迷惑，然後決定全盤否定儒家文化，然後進行全盤西化。

日本的確學習西方學的很到位，在軍事迅速強大之後，也學的象西方一樣，開始殖民侵略，最後把目標鎖定在作為其1000多年的文化母國中國。

二戰後，作為西方世界的一員，日本也能實現快速的經濟崛起。但是，一旦其地位開始威脅美國，便遭遇美國的打壓。

但是，讓日本經濟永遠性失去優勢和動能的，並非僅僅美國一國的打壓，更主要的，是來自中國經濟的崛起。由於與美國在文化甚至軍事上緊緊綁定在一起，而與中國割裂，這是明治時期“脱亞入歐”的自然結果，日本一方面受到來自美國的打壓，另一方面又無法與中國經濟融合，自然就一蹶不振、江河日下了。

中國經濟與日本的不同，不僅僅在體量上，而是在文化內核上。中國在學習西方時，並沒有象日本一樣一邊倒，而是努力地固守着自己的本有文化，保持着文化獨立。儘管這使得中國的道路頗為艱難，但是，一旦摸準了路子，就會勢如破竹。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發生故事。

由於文化內核不同，中國的經濟模式與西方存在本質不同，當然也包括日本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在儒家，儒家文化的核心則在“義利之辯”，主張以義為本，以利為末。在這個理念之下，形成以道義、仁義為基礎的政府。政府代表道義，不僅在與經濟隔離，而且超越於經濟之上。

中國學習西方，發展經濟，依然是固守“義利之辯”理念的，儘管主張“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是，依然要服從於道義，而不允許其凌駕於道義之上，破壞道義，凌辱人民。

因此，中國經濟的崛起，與日本經濟的崛起有着本質不同，不僅僅在數量上，構成對美國的壓迫，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種截然不同的文化模式和發展方式。

也就是説，中國的崛起絕非是在現有體系下替代美國的問題，而是要徹底摧毀現有體系的問題，當然也包括摧毀美國。這是當下中美衝突的根本原因所在。

遺憾的是，因為短視和愚蠢，一心要脱亞入歐，在這一輪世界大變革中，日本只能死死抱緊美國，與之一起沉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