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格局：民族窗口，中美支點_風聞

一、香港，中國抗戰的生命線

二、窗口，衝破封鎖的地下道

三、支點，中美角逐的新戰場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長  編輯 | Arti

本文僅為信息交流之用，不構成任何交易建議

1872年（同治十一年）五月，李鴻章在複議製造輪船未裁撤折中稱：

“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末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

1872年12月26日，清廷批准李鴻章奏摺，設立輪船招商局。這是中國第一家股份制企業。李自掏腰包拿了5萬兩銀子，以“李積善”的名義入股。

第二年的1月17日，上海洋涇浜南永安街上鑼鼓喧天，鞭炮齊鳴，輪船招商局上海總局開業。北面與之遙遙相對的正是英法租界。

上海總局成立的第二天，輪船招商局香港分局成立。這是中國第一家境外企業。

同年，招商局輪船“伊敦”號由上海首航，開闢了中國第一條近海商業航線。首航目的地便是，香港。

從此，香港，逐漸成為民族命運的窗口，以及各種勢力角逐的支點。

百年之後，中美博弈升級，脱鈎風險加劇。瑞幸造假東窗事發，美國國會通過《外國公司問責法案》，網易、京東等企業集體避險，紛紛回香港二次上市。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在紛亂時局中再次凸顯出其難以替代的特殊地位。

本文從歷史角度，透視香港在抗日戰爭、改革開放及當下三個時期，對中國內地及中華民族的歷史作用。

本文邏輯：

一、香港，中國抗戰的生命線

二、窗口，衝破封鎖的地下道

三、支點，中美角逐的新戰場

香港，中國抗戰的生命線

在1930年代之前，上海，依然是遠東的“十里洋場”。

輪船招商局坐鎮上海，與英國太古、怡和、美國旗昌三大洋行爭奪長江水系的控制權，香港及海運市場並非戰略重點。不過，1938年，招商局、上海、香港及中國的命運，都發生了改變。

這一年，日本先後集結30萬兵力強攻上海，淞滬會戰爆發，中日兩國進入絞肉機般的鏖戰狀態。此時，香港的地位，驟然提升，成為關係國家命運的戰略支點。當時，歐戰還沒有全面爆發，英國尚未對日及法西斯軸心國宣戰。因此，英殖香港，成為中國唯一可能安全的城市。

上海灘商人、文人、名流以及大量難民，紛紛湧入香港。香港，立即成為移民和流亡者的城市。

30歲的秦邦禮隨着南移人潮，悄悄來到香港，化名楊廉安，成立了一家名叫“聯和行”（Liow&Co）的公司。這就是華潤的前身。

秦邦禮是博古（秦邦憲）的胞弟，帶着一副眼鏡，操着一口吳儂軟語，儒雅斯文。早在1931年，他就拿着陳雲交給他的兩根金條，在上海、汕頭等地開辦六家“中法藥房”。以藥房為掩護，秦邦禮將重要文件、藥品、無線電器材及戰略物資，從上海、香港，走廣東汕頭、大浦、福建永定、上杭，再徒步走山路才能到中央蘇區瑞金。

抗戰爆發後，陳雲指派秦邦禮化名為楊廉安，拿着轉讓藥房的結餘資金，趕赴香港在最熱鬧的中環畢打街畢打行六樓成立了“聯和行”。

在他的家鄉話無錫方言中，“聯和”與“廉安”發音相近。在這座拱形門廊的英式騎樓裏，“聯和行”如大隱隱於市。這一次國難當頭，楊廉安身負重擔。最開始，楊廉安的主要任務是，與廖承志、潘漢年領導的八路軍香港辦事處，及宋慶齡領導的保衞中國同盟，聯手在香港和海外開展了大規模的戰略物資輸送及抗日募捐活動。

後來，八路軍香港辦事處被英港政府查封后，這一工作的重任全部落到了聯和行身上。楊廉安不辱使命，將募捐到的錢物，經秘密通道登陸廣州後，輾轉運抵武漢、重慶辦事處，再分批轉運到抗日前線，為浴血奮戰的將士輸送了大批西藥、通訊器材、棉紡鞋襪、運輸車及軍需用品。

白求恩、柯棣華、巴蘇華、米勒等幾十名醫術精良的國外醫生，也是從聯和行這個隱秘通道北上的。

香港，成為中國抗戰的一條重要生命線。

由於中國工業基礎薄弱，大量戰略物資嚴重依賴進口。日本想方設法地切斷中國的軍用物資的海外供給，在淞滬會戰前便派出精鋭武裝封鎖了中國沿海口岸。

1937年12月，中國萬里海疆除了澳門、香港及廣州灣，全部被日軍封鎖。中國與外界聯繫的通道只有三條：

一是經由新疆地區通往蘇聯的西北公路。但當時蘇聯正在籌謀西線戰事，無暇東顧。

二是法屬印度支那通道。但法屬印度支那先對中國實行武器彈藥、飛機及航空材料禁運，後因日本施壓，關閉了該通道。

剩下的唯一一條通道，那就是香港。

香港，背靠中國大陸，面朝南海，為珠江內河與南海交通的咽喉，是南中國的門户，是連接東南亞的重要據點及世界的航海要衝。

在遠東大都市、中國最大海港上海淪陷後，香港立即成為中國抗戰中最重要的戰略物資轉運通道。

1937年9月，香港進出口貨物激增，因長江口被敵人封鎖，大量原運滬貨物改道香港。這一年，經香港入口的貨物，中國內地佔到了34.2%[1]。

抗戰初期，“約75%的外援物質都是從香港經廣九鐵路運送到廣東和全國各地。[2]”廣九鐵路隸屬於西南運輸公司，是中國抗戰的運輸大動脈。該公司在香港設立分處，僅1938年2-10月，由鐵路輸入的物資就達13萬餘噸，其中軍需用品佔四分之一，其餘為五金、油類、機件等戰略物資。

香港，儼然成為中國對日經濟戰的最前沿陣地，是破解日本經濟封鎖的的關鍵支點。“香港港灣倉庫裏的軍需物資堆積如山[2]”，日本不斷就香港轉運抗戰物資一事對英國政府施壓，要求關閉香港通道。

英國方面則認為：“保持該線路（指香港通道）開放對中國人來説是生死攸關的。”美國國務院認為，中國能否堅持抗戰下去，香港作為轉運中心的作用是一個關鍵因素。

英國政府基於遠東利益考慮，堅持香港的開放地位，保持運輸通道作用。1938年10月，廣州淪陷。日本進一步施壓英國，後者迫於壓力於1939年7月宣佈禁止從香港運出軍火、卡車、石油等物質。

當時，日軍已經封鎖香港，經常轟炸珠江及深圳一帶，封鎖所有河流和鐵路，以切斷香港這條通往中國大陸的物資供應線。香港通道遭受打擊，不得不轉入地下，變成一條隱蔽而迂迴的抗戰生命線：

一部分是通過走私，將石油由帆船從香港運往惠州、淡水、大亞灣及粵戰時省會曲江，再輸送到內地，僅1941年就達到150萬加侖以上。一部分則是先用輪船從香港運到越南北部港口海防或緬甸的仰光，再通過滇越公路或滇緬公路運到中國。

“截止到1940年5月為止的10個月裏，除了通過走私將汽油和煤油運到國內外，相當數量的卡車和飛機是從香港運到海防再轉運到中國的未淪陷區，但仍有382輛卡車和60架飛機是從香港直接運送到中國的未淪陷區。[3]”

除了物資外援，金融也極為關鍵。

上海淪陷後，中國最大的金融市場淪為“孤島”。中國銀行、中國國貨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中央信託局及郵政儲金滙業局，快速在香港設立分支機構。央行在海外印製的鈔券“均以運抵香港為終點，而本行之加印簽章事務，亦由中華書局在港設廠辦理。[4]”

中央銀行在香港設立了通訊處，主要負責外匯管理、僑匯、口岸匯款、印製法幣等業務。在1941年下半年之前，內地匯往上海的款項，必須先繞道香港，由香港中行出面聯繫上海的收款人，轉由在香港的其他機構或商號，代為取款或轉匯上海。

考慮到鈔票安全及質量，國民政府委託國外公司印製，香港成為戰時四大行法幣印製的重要基地。

“囑各行在香港方面與各印製鈔公司洽印鈔券，計中央銀行向中華書局接洽訂印，中國、交通兩行向商務、大東兩家訂印，中國農民銀行向大業公司訂印。[5]”

1939年2月至1941年6月，中美簽訂了4次易貨借款，中英簽訂了2次信用借款，基本上都是通過香港輸入。中央銀行口岸匯款七八成都是購買戰時用品，借款最多之處也是香港。僅1940年達3600餘萬法幣，上海次之，為1530餘萬元[4]。

1941年抗戰形勢危急，國內物資極為匱乏，通貨膨脹高企。四大行開放滬港商業匯款，僅下半年重慶14家商業銀行，由滬港匯入6079萬餘元，其中香港為2228萬元。同期後方各地方四大行承匯港滬款項共計5297.5萬元，其中香港為3351萬餘元，超過一半[5]。

為了增加外匯收入，維持外匯穩定及提升進口能力，國民政府財政部成立貿易委員會，管理下轄富華貿易、復興商業、中國茶葉，與隸屬於實業部的中植公司，着力出口茶葉、桐油、豬鬃、生絲、羊毛、腸衣等。

此時隸屬於財政部的輪船招商局，一部分由總經理蔡增基率員撤遷至香港；另一部分則直接投入抗戰，在長江要塞沉船24艘，共34520噸位，佔招商局江海傳播總噸位的40%。

沉船抗日，山河悲壯。

中植公司以駐港機構為據點，開展桐油貿易，短短數年間，營業額達1.24億元，其中外銷佔70%，直到香港淪陷業務才被迫中止。

貿易委員會決定“將東南各省所產之茶，全部運抵香港交蘇”，駐港富華貿易公司向蘇聯輸送大量的茶葉、桐油、豬鬃，換回了重要的武器裝備和軍用物資。

中國向美方借款2500萬美元，以7萬噸桐油償還，貿易及收付款皆由復興公司香港分公司辦理。

原定5年期，復興公司三年便還清全部貸款，“博得美國朝野的同情與讚賞，樹立了我國債信，將來於對外借款上關係甚大。[6]”

另外，西南公司僅1939年從香港輸向歐洲的鎢砂、錫、鋅、純銻、生銻等礦產達12640噸，賺取不少外匯。

1939年度中國外匯結進港幣只有92.4萬餘元，到1941年11月底接近1639萬港幣，增幅之大、數額之高，遠遠超過英鎊、美元、越幣的額度[4]。

當時的香港，成為中國的金融命脈，是經濟抗戰的最前線。

日本攻佔上海後，日偽銀行在淪陷區發行了“滿洲國券”、“聯銀券”、“華興券”等紙幣，嚴重擾亂了上海外匯市場，大量法幣外逃，國民政府在1938年前後半年內就損失了1000萬英鎊，接近外匯儲備的五分之一[7]。

外匯市場損失慘重，直接威脅到公共信用，法幣快速貶值，貨幣及金融體系危在旦夕。這是一場極為艱鉅又不容有失的貨幣戰爭。這時，中英美經濟會議多次在香港舉行，三國為維持法幣而在香港成立了匯兑平準基金委員會。

1940年，德國閃襲比利時、荷蘭，歐戰擴大化，國際資金瘋狂湧入上海，來自東南亞的20億法幣外匯返回中國，成功狙擊了日偽貨幣。

這時，香港設立的匯兑平衡資金委員會趁機收復失地，中英美三方分別出資2000萬美元、5000萬美元和500萬英鎊，打擊外匯投機和黑市交易，日偽“華興銀行”倒閉，日偽貨幣瘋狂出逃。

這是一次關鍵性的勝利。“香港真正是經濟抗戰的中心。[8]”

不過，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海軍偷襲美國夏威夷海軍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幾乎在同時間，日本大舉圍攻香港，不久香港淪陷。

香港淪陷後，中國唯一個對外窗口、貿易基地及金融中心被搗毀，中國在港資產損失慘重。日本開始南北夾擊，全面封鎖中國，抗戰開始進入最為艱難時期。

山河破碎之際，香港與祖國同在，兩地人共赴國難，可歌可泣。

窗口，衝破封鎖的地下道

日本投降後，中華大地風雲再起。

聯和行再次扮演着香港貿易通道的關鍵角色。戰役打到哪裏，聯和行的物資就供給到哪裏；前線需要什麼，聯和行就供給什麼。

只是此時，聯和行有一個今日國人耳熟能詳的名字——華潤。1948年，聯和行，與一併在香港創建的“黨產”，以及廣大華行、五豐行等，共同組成“華潤公司”。“華”代表中國，“潤”取自“潤之”，藴含“中華大地，雨露滋潤”的美好寓意[9]。

這一年，遼瀋戰役打響，華潤的主要任務是打通香港與東北的貿易通道。這年秋天，華潤購買了自己的第一條輪船，命名為 “東方號”。

主持東北財政工作的陳雲與楊廉安密切配合，“東方號”以及租用的蘇聯貨輪，滿載着貨物，不斷航行在香港—大連、香港—天津之間；為前線運送軍需物資，也為後方城市運輸民用原料及商品，以支持恢復生產、平抑物價。

此時，東北局實行戰時統購統銷政策，統管進口，需要什麼由華潤從香港進口；出口則由市場決定，華潤負責將東北的大豆、皮毛等特產，經由朝鮮運往香港出口；換取的外匯再用於購買藥品、醫療器械、軍備及軍用物資。

華潤，也就成為新中國對外貿易規則的創始者。如此模式，在戰時被大規模複製，戰後成為計劃經濟的雛形。曾經有位華潤領導説過：“如果説淮海戰役的勝利是百萬支前民工用小車推出來的，那麼小車裏裝的許多軍需物資則是華潤提供的。”

1948年9月，周恩來致電錢之光（華潤首任董事長），讓他以解放區救濟總署特派員名義前往香港，會同方方、章漢夫、潘漢年、連貫、夏衍等，從事接送在港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參加籌備新政協的工作。

幾經周旋，華潤分四批將柳亞子、章伯鈞、沈鈞儒、譚平山、許廣平和兒子周海嬰等350多位著名民主人士、700多位文化名人及愛國華僑，從香港秘密運送到東北解放區。他們隨後進入北平，參加首屆政協會議[9]。

後來，朝鮮硝煙瀰漫，西方國家對中國全面經濟封鎖及禁運。中國，再次遭遇封鎖，只是對手從日本變成了西方陣營。在這個關乎國運的歷史節點上，當時的領導對香港作出了一個關鍵決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早在1949年10月14日，第4野戰軍15兵團集結在寶安縣，正等待命令向對面的香港挺進。但解放軍最終還是沒有邁過深圳河，為何留下香港這個“尾巴”，很多人表示不解。

一年之後，香港的作用，就立即凸顯出來。香港的特殊身份，可以作為中國與世界溝通的橋樑，也是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緩衝帶；在特殊時期，“尾巴”還能成為中國對外的隱秘通道。

於是，香港，再次成為突破經濟封鎖的前線窗口。

但是，當時的形勢極為嚴峻。國家領導説：“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製造。”華潤，不得不再次成為外貿領域“衝封鎖，反禁運”的先鋒。

作為內地在海外最大的現匯來源窗口，華潤不僅要在西方封鎖的夾縫中把戰略物資引進來，還要將中國內地的原料、商品賣出去，以換取更多外匯。

1951年，華潤公司成立了運輸公司興隆行，在香港組織人員，將物資運往澳門南光公司，再由南光公司轉運至珠海拱北進入內地。當時運輸的物資主要是鋼板、汽車輪胎、橡膠、盤尼西林、燒鹼、鐵皮等軍用物資，以支援朝鮮戰爭及內地經濟。

當時，華潤代理了150類、上千種出口物資，但是港澳商人、西方商人不方便直接進入內地實地考察。華潤只能將樣品擺在香港辦公室，以方便客户看貨。華潤出口部時任經理呂虞堂回憶：“我們在辦公樓裏做了七個陳列櫃，將國內七個出口總公司的展品放在這裏，買家來了先看貨、後籤合同。[9]”如此，前來看貨的商人逐漸多了起來。

受展櫃的啓發，華潤公司時任總經理張平同意出口部，在香港開闢一個展室並試辦一次大型展覽。1956年元旦，華潤舉辦的“中國出口商品展覽會”開幕，吸引了不少香港商人、市民和海外遊客。此次展覽帶來了大量訂單，甚至超出了當時國內的生產供應能力。

香港展銷會的成功，引起了外貿部的極大關注。

這年春季，時任副總理李先念批准在廣州籌辦一場規模更大的出口商品展會，華潤公司則負責邀請港澳和海外商人。同年11月10日，中國出口商品展覽會在廣州開幕。這就是廣交會的序曲。

1962年3月20日，751次快車從武漢江岸出發，行程1254公里歷時53小時，滿載着運往香港的出口商品，開進深圳。在751次快車開行100列時，在上海、鄭州加開兩列快車（753、755次）。

這“三趟快車”，開了20年，沒有間斷，成為中國在特殊年代物資進口、出口創匯的生命線。而這 “三趟快車”的終點站都是香港，都是華潤五豐行。

華潤的進出口貿易額，從1950年的5000萬美元一路激增至1978年的30.5億美元，在我國對外貿易總額中一度佔30%的份額。當時主要進口國內緊缺的五金、機械儀器、化工等工業製成品、半成品及原料；出口礦產、食品、雜品、絲綢、茶葉、糧油、畜產、土特產等農產品。

陳雲評價：“華潤就是第二外貿部。”

香港，成為當時中國對外貿易、資金往來、信息互通、技術引進的關鍵窗口。中蘇關係惡化後，香港幾乎成了中國與世界保持聯繫的唯一通道。其實，幸好有香港，這把“漏勺”在西方經濟封鎖的鐵幕底下挖開了一個漏洞，為中國照進了一米陽光，幫助了這個新成立不久的國家。

香港，它的特殊身份及地位，每次中國最艱難時候，都為我們這個民族留下一個關鍵“出口”。

當年，滿清天朝將香港割讓給英國。半個多世紀後，興中會、光復會、華興會、同盟會躍躍欲試，他們多以香港為據點，或革命資金多來自香港這一隱秘的通道。

滿清天朝最終掉入火坑，我們這個民族得以浴火重生，這與香港的力量是分不開的。抗戰時期，大量的物資、資金，源源不斷地從香港進入內地。香港再一次挽救民族於危難。

當時香港的各界工會、青年團、婦女會、學生賑濟會、同鄉會、華商會紛紛成立，以金錢或物質支援抗戰。各種捐款、獻金、義賣、義演、募捐物質、購買救國公債，轟轟烈烈，羣情激昂，令人動容。

1937-1940年，港澳同胞對廣州等地支援抗戰的匯款分別達到，3.8億元、5.1億元、10.2億元。1941年，香港華商總會募得債款1000萬元。70多名中環及深水的小販合力舉行義賣，眾多小販及商人也紛紛加入，結果一個月內便籌得款項超過一百萬港元。

在西方經濟封鎖中，香港，依然發揮着其獨特而關鍵的作用。

1978年，國門打開，西方世界無比好奇、望而卻步，為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帶來第一投資的的，還是香港。

支點，中美角逐的新戰場

1978年12月26日，一位名叫袁庚的“香港公司領導”，乘坐交通艇“海燕八號”，從香港中環碼頭出發，短短45分鐘就抵達蛇口碼頭，踏上了這塊農田遍佈的土地。

不久之後，這個地方建起了中國第一個工業區——蛇口工業區。

承擔建設蛇口工業區的公司，正是天字一號招商局，這家書寫中國百年商業跌宕史的傳奇公司。然而，這也是一家命運多舛的公司。1949年，招商局在時代變局中一分為三，留在上海的被接管並改造，去台灣的日後銷聲匿跡，在香港的被成功策反，保留了招商局之血脈。

當時，華潤公司派員進入香港的招商局、中國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均成功策反起義。招商局“海遼”輪從香港赴汕頭應差途中，船長方枕流宣告起義。香港招商局13艘貨輪、兩家航空公司數十架飛機變成內地資產。

不過，在經濟封鎖年代，招商局處境極為艱難。

招商局的元老之一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開創性地寫道：“欲攘外，亟須自強；欲自強，必先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速立憲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欲自強”的招商局不再秉承創始人李鴻章“師夷長技”遺志，而是學習鄭觀應的“敢為天下先”。106歲的招商局再一次率先聞到了時代的腳步聲，成為改革開放的先鋒。

袁庚，正是招商局二十九代掌門人、時任常務副董事長，他把握住了時代的脈搏。袁庚是深圳客家人，出身在寶安大鵬區王母圩村中和裏，早年參軍，後參加過解放駐珠江三角洲戰役。1949年，已經是炮兵團長的他率部解放了深圳。

袁庚任職招商局時，公司正處於蟄伏期，但他卻大膽地向中央提出，建設蛇口工業開放區的構想。當時，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未召開，深圳特區還要一年之後才成立。

1979年1月31日上午10點，袁庚趕到中南海，拿出所有帶上的地圖，請中央領導批示工業開放區用地。時任副總理李先念準備將整整36平方公里的南頭半島都劃給他。袁庚嚇了一跳，立馬説：“我怎麼敢要這麼多。”袁庚做了一件讓他終身後悔的事，他只要了2.14平方公里。

李先念又拿起紅鉛筆在地圖上畫了一圈，笑着對袁庚説：“那就給你這個半島吧。”這個半島就是後來的蛇口工業區。

“蛇口”是一個珠江匯海口延伸出來的半島，與香港元朗僅一彎之隔。在特殊的年代，不少人為偷渡香港而葬身海灣。但蛇口工業區破土動工的那一天開始，這一悲劇也就成為了歷史。在這個僅僅2.14平方公里的半島上，袁庚做得第一項大工程便是移山填海興建碼頭。

一年後，一個600米泊位、可停靠5000噸以下貨輪的蛇口碼頭建成，工業區與香港通航，打開對外開放的第一道閘門，從此貨船商客穿行航道。袁庚在工業區管委會的門口豎立一塊招牌，上面寫着召喚時代的十二個大字：“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當時中央對改革試驗田的態度是，不納入中央計劃、不撥款，通過鬆綁政策支持。中央給予袁庚的“鬆綁政策”是擁有自主審批500萬美元以下的工業項目和允許對外資銀行舉債。

袁庚沒有像當年唐廷樞公開募股的方式解決資金問題，而是回到香港，向港商和銀行借來15億元資金，這筆錢用來平整土地和建設工業區基礎設施。

這15億港資，打開了中國的大門。

改革開放，特區成立，蛇口破土，華潤等香港中資公司紛紛回內地搞建設，榮毅仁成立的香港中信等“窗口公司”成為中國招商引資的橋樑，大量港資進入內地興建工廠，中國大地再次被香港點燃。

1978年9月，東莞虎門太平手袋廠拿到工商批文號“粵字001號”。這家工廠是中國“三來一補”企業的開山鼻祖。

這家工廠的老闆是香港商人張子彌。

當時，瀕臨破產的張子彌，帶着幾個手袋和一些碎片，乘車穿越連綿的綠色原野，來到虎門。他的香港信孚手袋廠與太平服裝廠達成了合作協議：張子彌提供原材料和設備，東莞方面出廠房、人力，賺取加工費，每個月加工費的20%償還給張做設備款。

虎門太平手袋廠的投產，拉開了香港生產線北遷、港資投資內地的帷幕。從此，粵港共同打造珠三角製造業基地，東莞日漸成為了世界製造業的中心。

多數來大陸投資的港商都是解放之前或者後期，逃荒或偷渡進入香港的“移民”。他們成為了大陸第一批投資客，他們中包括霍英東、李嘉誠、李兆基等鉅商。

1980年伊始，香港商人霍英東向廣東省政府提出興建一家五星級賓館的設想。幾乎同一時期（1980年1月1日），一位叫劉天就的香港商人與政府簽訂了深圳第一個土地租賃協議。

他計劃在這塊地上建一棟房子，並取了一個完全沒有革命色彩的名字“東湖麗苑”，不久他拿着房子的設計圖紙到香港，僅僅三天就將“紙上”的108套房子銷售一空。

香港的資金、香港的經驗、香港的土地拍賣制度，頂着“出賣領土主權”的帽子出發，中國房地產40年一路走來，與香港的差距越來越小。三年之後，霍英東旗下的維昌公司投資興建的白天鵝酒店，赫然矗立在風光旖旎、曾作為英法租界的廣州沙面島上。

港資在中國內地的成功，才逐漸吸引了90年代的美資、日資、台資、韓資大舉進入。

香港，作為自由港，之於中國是那樣的獨特。

1986年4月23日，WTO關貿總協定確認香港作為一個單獨的關税地區。所謂單獨關税區，就是指非主權國家仍可以決定自己的關税水平。目前在WTO中存在四個單獨關税區，即歐洲聯盟、中國香港、中國澳門和中國台北。

中國香港的關税幾乎為零，是世界自由港，也是中國出口的貿易支點。

作為單獨關税區，香港在國際自由貿易市場中，享受更多的配額及優惠税率。很多大陸的產品，先進入香港，更換上香港“馬甲”，然後再從香港自由港出口到全球各國。如此，一定程度上可以繞過西方國家對中國的進出口限制。

尤其是發生貿易摩擦時，香港的“漏勺”功能無比重要。目前，中國內地對外最大貿易地區，排名第一的是美國，總比佔19%；第二便是香港，中國內地對香港貿易總比佔14%。

這是什麼水平呢？對日、對韓、對德三國貿易總和才勉強達到對特別行政區香港的貿易。2018年中國內地有價值331億美元的通訊設備，258億美元的集成電路設備，167億美元的計算機設備出口到香港[10]。

香港，如今已是全球重要的貿易、航運及金融中心。如今，香港，已經成為內地企業融資最重要的海外渠道。在港交所中，內地的上市公司數量佔比為60%左右，總市值佔比為70%左右，成交額佔比更達80%左右。

2018年，港交所新上市公司218家，融資規模達2880億港元，其中包括來自內地的小米、中梁、海底撈、美團、映客、中國鐵塔等。

中美博弈之特殊時期，網易、京東紛紛回香港二次上市。香港，再次成為中國企業國際融資的重要基地，其地位難以撼動。

1997年至今，中國內地企業在香港集資規模超過六萬億。

香港，這顆璀璨的東方明珠。它是特殊的，只有以歷史視角、世界格局、香港情懷，才能真正感知其滄桑與芳華。

參考文獻：

[1]一九三七年香港對外貿易概況，中行月刊第16卷第3期，1938年3月；

[2]香港作戰，日防衞廳防衞研究所作戰史室，中華書局；

[3] China,Britain and HongKong,1895-1945，陳劉潔；

[4]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五輯第二編財政經濟，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鳳凰出版社；

[5]四聯總處史料下冊，重慶檔案館，中國檔案出版社；

[6]財政部三十年度重要工作之檢討與今後之改進辦法，孔祥熙，財政評論，1942；

[7]抗戰通脹簡史 |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法幣十萬難，清和，智本社；

[8]香港·海南島之建設，秀島達雄，東京：松山房，1942年版；

[9]紅色華潤，吳學先，中華書局；

[10]中美貿易戰中的“香港支點”，白格爾，量子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