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於藍：她永遠活在觀眾的心裏，也活在孩子們心裏_風聞

來源：澎湃新聞

她是《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新中國“二十二大電影明星”、兒童電影製片廠首任廠長，也是中國電影事業家、演員田方的妻子，第五代導演田壯壯的母親……

6月27日21:07，著名表演藝術家於藍去世，享年99歲。

於藍 圖片來自長影集團微博

據北京日報客户端報道，田壯壯導演在朋友圈寫道：“媽媽走了，現在你的感官不再起作用，你的心獨立，赤裸，清明且處於當下，你以前從未經歷過，現在經歷的一切，這即是佛。”

他還表示：“感謝所有關心媽媽的人，我想獨自安靜幾天。”

田壯壯導演悼念母親於藍

紮根生活 塑造不朽銀幕經典

於藍，原名於佩文，1921年6月3日出生於遼寧省鞍山市岫巖滿族自治縣。她從年輕時就是一名“戰士”。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於藍一家逃難到關內，幾經輾轉勉強立足於北平。她被送進一所貴族學校，但只待了二十幾天就離開了。“每天我都悄悄用棉被堵上窗子，聽中央政府的廣播，可是總聽到國軍英勇抗戰、全面撤退的消息”。而當時住在新街口的於藍，經常見到日本的裝甲車在城裏橫行無忌，“感覺車輪就像碾過自己的胸口一樣”。晚年，於藍接受採訪，談及自己的青春期：“那時唯一的願望就是參加抗日。”

年輕時的於藍。

1938年，於藍從好友處得知抗日游擊隊的消息，便離家出走去尋找隊伍，沒想到，剛出城門就被日本鬼子逮住了，送到了憲兵隊，後家中上下打點營救才得以脱身。但不久於藍又再次離家出走前往抗日根據地。在決定去延安之前，於藍同窗好友的母親把她的原名“於佩文”改為“於藍”，喻意為“青出於藍”。

1939年，她在抗日軍政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她的入黨時間，和江姐江竹筠同一年。

“江姐”這個人物形象，在一代中國人心目中，幾乎就等同於於藍的那張臉。事實上，也是於藍第一個發現了這一題材，並牽頭把它搬上了銀幕。1961年，於藍生病住院，她在病牀上看到了小説《紅巖》的連載，她被裏面的人物形象深深打動。而電影的片名《烈火中永生》也是於藍想到的，靈感來自葉挺詩歌《囚歌》中的一句詩：“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這個片名最後由周恩來總理拍板決定，郭沫若題字。

《烈火中永生》海報

和江姐同樣有過家庭貧困的經歷，也有過被捕並與敵人周旋的經歷，於藍説，在看到《紅巖》後備受觸動，她想把她們共同的經歷告訴觀眾。

“我們都是同一時期參加抗日戰爭。她是地下黨，我在根據地。我有多好的條件，我們有自己的八路軍保衞着我們，他們是在敵人的白色恐怖下工作，所以他們比我們更艱鉅。我想我的人生道路跟江姐的人生道路是一致的。”

為了演好江姐，在開拍前的兩三年當中，於藍多次去北戴河、重慶、成都、貴州進行調查，採訪了《紅巖》的作者和江姐生前的戰友，留下了30多萬字的筆記。

如今，許多人回想起江姐，印象深刻的總是她繡紅旗和平靜赴死的樣子。於藍準確的演繹，為人物賦予了不同於臉譜化英雄人物的生動靈魂。晚年回憶起自己創作這一角色的心得時，於藍表示，“我就因為她這樣面不改色、心不跳，我就是為她這種忘我的、全心全意為理想獻身的崇高氣節所震撼，所以願意扮演這個角色。他們的行為，他們的為人，整個展現給人民羣眾，讓人民羣眾記住他們，永遠記住，這是我們民族真正的精英，我們民族的先驅，民族的英雄，人民都知道。”

《烈火中永生》劇照

儘管塑造了幾代人心中不朽的經典形象，於藍對江姐這個角色也有念念不忘的遺憾——在演江姐得知丈夫犧牲的那場戲時，她本應該痛哭出來，但是由於當時一些“左”的思潮，“説不能帶着眼淚去革命”，於藍沒能把江姐温情的一面展現給觀眾。那場戲演完之後，於藍腦子裏一直在總結，她入戲很深，總想着江姐剛剛失去丈夫，面對如同母親一樣的雙槍老太婆，“眼淚一定是憋不住的，哭出來會更真實一些。”而這個遺憾，在她往後餘生接受各種採訪的時候都常有提及。

於藍對自己演戲的要求總是很高，藝術上也精益求精。1961年，於藍憑藉劇情電影《革命家庭》獲得第2屆莫斯科國際電影節最佳女演員獎。在片中，於藍成功塑造了由普通家庭婦女成長為堅定革命者的女主人公周蓮。連周總理都讚揚了於藍在《革命家庭》裏的表演，説“於藍演了一個好媽媽”。

但於藍卻還認為這部電影的表演不夠成功，片中需要從16歲少女演起一直到成為老太太，由於當時受到化妝技術的限制，要化成老太太非常難。這也成了於藍的一大遺憾，“往臉上貼了好多的紙，那些紙又跟動作不協調，所以我認為老太太那一段並不是很成功。”

除了江姐、周蓮，於藍的經典角色，還包括在《翠崗紅旗》中的紅軍家屬向五兒、《龍鬚溝》中的程娘子、《林家鋪子》中的張寡婦等，她總是深入到人民羣眾中，從最真實的生活細節中捕撈塑造人物的根基和靈感。於藍曾説，自己很感激在體驗生活的過程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民羣眾，“他們是我的好友，也是我的老師，給了我創造的依據和創造的活力。”於藍總結自己的表演藝術，“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紮根人民、紮根生活。”

《林家鋪子》劇照

但於藍作為演員的藝術生命並不長，“文革”開始後不久，於藍和丈夫田方一起被打倒，作為北影廠重點“黑幫”，多次遭到批鬥；隨後，他們被下放到北京郊區大興縣天堂河的北影廠“五七幹校”參加勞動。正是在這段坎坷之中，正當盛年的於藍，失去了繼續從事心愛的表演工作的機會。在一次勞動中，於藍從屋頂摔下，摔破了臉部，雖然經過縫合外表看不出傷痕，但是傷口內部感染，使她的面部神經受損，失去了一個演員應有的控制表情的條件。1974年，當她在電影《偵察兵》的特寫鏡頭上看到自己不自覺抽搐的右臉時，她知道自己不得不告別心愛的舞台。那一年，她的愛人田方逝世，不久，她又查出乳腺癌晚期，打擊接連而來，但於藍和她扮演過的女戰士一樣，沒有被擊垮。

花甲之年 為新中國兒童電影重新啓程

無法繼續做演員的於藍，此後依然為中國電影忙碌一生。

改革開放後，中央工作會議號召全黨全社會都要關心青少年的成長。已經60歲的於藍受命組建兒童電影製片廠併成為首任廠長。於藍那時身患乳腺癌，剛做完手術不久，身體還在慢慢恢復，接到委任卻毅然領命，投入到緊張繁忙的工作當中。她回憶起當年的情景：“我還記得得知這個消息是在六一前夕，剛好是我過60歲生日的時候。按照現在的規定，60歲應該退休了，但黨和人民需要我去哪裏，我就去哪裏，沒有半點猶豫。”

白手起家，談何容易。兒影廠成立之初條件非常艱苦。起初兒影的廠房，只能設在北影廠傳達室邊一排楊樹後面，臨時建造的一排極其簡陋的平房裏，一些拍攝設備和辦公用具都是於藍向廠家打欠條賒賬借來的。為了招兵買馬，解決拍片的經費不足和器材短缺，於藍四處奔走，一刻也不停歇。

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右手無名指比別的指頭短一截，就是那時的一次事故造成的——當時冬天沒有暖氣，門是用幾根彈簧繃住的。一次於藍開門時，手指不慎被截斷，其實當時的醫療條件可以通過住院後做多次手術接上。但於藍想到剛建廠，“那麼多事等着我做，哪有時間啊！我想反正我又不彈鋼琴，手指頭不要了，縫上傷口就回來工作了。”

拍兒童片不賺錢，各大電影製片廠也少有這樣的創作。躊躇滿志的電影人們，也少有把創作熱情和精力投在兒童片事業上的。後來的兒影廠長宋崇説，當時電影界開玩笑管兒影叫“兒子輩的”。除了缺資金設備，兒影也缺人才。於藍就不拘一格用人才，同意美工拍片。據於藍回憶，很快，尹力就提出要拍《好爸爸壞爸爸》，馮小寧提出《病毒金牌星期天》的題材。“我這個人有這麼點好處，發現有才能的人，就給他們發揮的機會，看看他們的才能怎麼樣。”

於藍任廠長期間，共拍攝了19部彩色故事片，同時，兒童片這個片種在上世紀80年代，也成了中國電影重要的組成類型，《四個小夥伴》獲1982年第12屆吉福尼國際青少年電影節最佳榮譽獎、共和國總統銀質獎章；《應聲阿哥》獲文化部1982年優秀影片獎兒童故事片獎；《少年彭德懷》獲1986年第6屆“金雞獎”最佳兒童片獎；1985年，中國兒童少年電影協會成立，創立兒童電影“童牛獎”，次年增設小評委獎……

但於藍不滿足。她曾苦惱，“越到六一，越感到痛苦。”1985年，全國拍攝故事片86部，其中，兒童片才3部，於藍認為這一數字遠遠不能滿足當時全國三億兒童的精神需求。1986年，於藍卸任廠長轉而擔任藝術顧問，之後致力於推進兒童電影進校園。她説：“藝術品要為孩子服務，是要影響他們一生的，所以要努力拍好，而且要把好的影片送到學校讓孩子們看到。”

於藍接手兒影廠工作後，自知年歲已高，幾年裏也不斷在物色更年輕又懂孩子的電影人，來接班兒童電影的事業。《霹靂貝貝》的導演宋崇，就是於藍從上海“請”到北京的。宋崇早些年拍攝兒童電影《閃光的綵球》，於藍在孩子們中做“民意調查”，發現孩子們很喜歡這部電影，便主動來到上海找張瑞芳、秦怡等“老姐們兒”瞭解情況。宋崇自己也是看着於藍電影長大的，對她從《翠崗紅旗》到《烈火中永生》的銀幕形象都印象深刻，“她是我們的教材啊，我也沒想到後來有一天會和她共事。”宋崇1986年到北京報到的時候，兒影廠已經過了“最苦的時候”，開始有了自己的地，蓋起自己的廠房，但宋崇也記得兒影廠的人説，於藍前些年建廠真是“跑斷腿，磨破嘴”。

宋崇記得，於藍作為藝委會主任，依然是每天都到廠裏上班，後來兒影廠又換了幾屆班子，於藍都堅持去廠裏。不管具體的行政事務，但看劇本、看樣片提意見，都是她掛心的工作。“每個項目她都親身參與，組織生產創作，廠裏的大小方針政策一起討論，還有那會兒我們要把兒童片送到老少邊窮，她也都很積極地跑。”宋崇回憶。一直到後來中影合併，兒影廠不再有自己單獨的廠址，於藍才不再去。在宋崇的印象裏，合併前已經退休的於藍，還在為這個電影廠奔走，希望能夠把整個廠保留下來。“可以説從兒影廠的成立，到發展到衰落，她都是一路親歷的。”

直到近年，於藍出現在公眾視線和媒體採訪中，也從來不忘繼續為兒童電影發聲。晚年的於藍，總是在惦記着，能讓孩子們看到更多他們想看的好電影。面對兒童電影這些年越發的邊緣化，真正為孩子拍的電影越來越少，於藍也曾多次發聲呼籲，“希望國家的相關部門，認認真真地、有實效地去解決與推動兒童電影的發展。”

宋崇的夫人在北影廠長大，從小和“於藍阿姨”的關係更親一些。在她的印象裏，於藍是非常仗義的人，“沒什麼架子，也沒有官腔，對身邊的人非常好。”她記得，於藍對孩子一直是特別喜歡的，演江姐的時候對“小蘿蔔頭”就特別好，對身邊的晚輩也非常照顧。

宋崇退休後回到上海教書，有一年夫妻兩人回北京探望親朋，在小月河邊偶遇了被阿姨用輪椅推着外出散步的於藍。於藍還囑咐宋崇，“你還要多為孩子們拍電影。”

“從建立兒影，到退下來以顧問身份繼續參與兒影的大小事，到擔任兒童電影學會主席、國際兒童電影節和童牛獎的負責人，於藍始終沒有離開過中國的兒童電影事業。她永遠活在觀眾的心裏，也活在孩子們心裏。”宋崇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