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政治、政府正名(上)_風聞
甲骨书院-以义理逻辑看世界,公众号同名2020-06-28 05:26
一
之所以要為政治、政府正名,因為在歐美文化的影響下,政治、政府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正在承受着污名,甚至正在被妖魔化。因為在歐美文明的認知中,政治無義,政府是惡,政府的權力是惡,必須象防賊一樣提防着政府。
尤其是在自由派的“經濟學家”眼中,政府與市場、經濟、企業天然為敵,勢如水火。政府不能參與經濟,不能干預市場,不能染指企業。按亞當斯密的説法:“政府只能做一個守夜人”。以經濟的名義,對政治和政府進行絕對的否定。
然而,中國是個政府對經濟參與度非常高的經濟體,在歐美人的理解中,這有違邏輯,不科學,冒天下之大不韙。這也導致此前他們對中國的未來出現兩種典型誤判:中國崩潰論與和平演變論。在他們看來,中國的經濟前景唯有兩個可能,要麼崩潰,要麼倒向歐美,採納歐美的“民主”的政治、政府模式。
而最終事實卻讓歐美大失所望,大驚失色,在中國經濟迅速實現崛起,甚至鋒芒直指美國時,在政治形態上,並無倒向歐美的跡象。總之,既沒有崩潰,也沒有被和平演變,而是保持自身模式的情況下,實現經濟的高速發展。這一事實説明,在中國,政府並非是經濟、市場、企業的敵對面,而是很好的協作者。政府的參與,不是阻礙了,而是保障和促進了經濟和市場的發展,政府控制的企業也可很高效,很有競爭力,同時又可貫徹政府的要求,保障社會的公平,貫徹社會正義。譬如在移動通訊、基建、高鐵等領域。
中國的成功讓歐美社會倍感疑惑、沮喪和恐懼,然後開始竭斯底裏地譴責和妖魔化中國,甚至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譬如,堂堂的彭博社居然相信和製造如此荒唐的謠言,説中國政府在中國所出口的每一個芯片中都寫入了控制程序,可以對使用者進行監控。堂堂美國政府居然在正式宣稱,中國經濟的成功是對美國偷竊的結果。同時,美國政府也正在嚴厲打壓包括華為在內的中國企業,原因就是,中國的企業是服從政府的,因此就是不安全的。
歐美對中國經濟和企業的妖魔化,並非是單純地針對中國,而是基於他們對政治、政府本身的病態恐懼和妖魔化。因此,要徹底消除歐美國家對中國經濟模式的病態恐懼,必須治癒歐美社會自身所患的政治、政府恐懼症,改變他們政治、政府的錯誤認知。如果,不把歐美社會的政治恐懼症治好,單純地靠溝通,中國怎麼做都將無濟於事。
也就是説,中國不能將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當成正常的溝通對象,而只能將其看成病人,政治、政府恐懼症患者。中國與他們不是正常人之間的溝通,而是醫患關係,是醫生在幫助病患治病。
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發展實際上是頂着巨大的壓力,就是來自西方的因病態恐懼而對政府所產生的妖魔化壓力。在歐美推動下,妖魔化政府(即所謂的民主政治)已經成為世界範圍內的“政治正確”。
譬如,著名的“自由派經濟學家”哈耶克有個“名著”叫《通往奴役之路》,直接説,政府對經濟的參與必將導致對人民的奴役。然而諷刺的是,現在最有奴役感倒不是中國人民,而是民主政治下的美國人民,西歐人民,正是這種強烈的被奴役感,導致歐美興起了所謂“民粹主義”,從2011年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到目前依然在持續的法國黃馬甲運動,都屬於民粹主義的運動。
中國政府的壓力不僅有直接來自歐美國家的,還有來自國內的西化派,自由派人士。其典型的代表之一就是北京大學的“經濟學家”張維迎,此人在上世紀80年代就寫過一篇文章,叫“為錢正名”。毫不奇怪的是,張維迎是採取否定甚至妖魔化政府的方式以實現“為錢正名”。他認為,為錢帶來污名的,擋住別人財路的就是政府,總之,政府就是錢的敵人。最終張維迎主張極端的、絕對的私有化,政府不能對經濟、市場多看一眼,多看一眼就是錯。
也就是説,不僅歐美人認為中國的經濟模式不合法,不守規矩,也有相當一部分中國人自身,甚至包括一部分政府官自身,也認為中國的經濟模式不合法,不守規矩。
中國需要對自身的經濟、政治模式進行合法性確認,要完成這一確認,就必須為政治、政府正名,不僅是為中國的政治、政府,而且是為全世界的政治、政府正名,當然也包括美國的。就必須從根本上否定“民主政治”,指出其政治、政府恐懼症的病態本質。指出標榜程序正義和象防賊提防政府的“民主政治”,實質是一架沒有靈魂的政治軀殼,最終只不過是被資本豪強所任意玩弄,是資本豪強實現私利、私意的工具。
事實也證明,民主政治才是真正的通往奴役之路,資本豪強對普通民眾的奴役,當下的歐美人民正在為自身所遭受的奴役而抗爭,這就是所謂的“民粹主義”,從2011年美國的佔領華爾街,到2018年的法國黃馬甲,均在此之列。為政治、政府正名,也是“民粹”的歐美民眾所急需。
二
孔子認為“正名”很重要,因為“名不正則言不順”。但是,孔子所説的“名”,並非現代漢語中名字的名,而是包含着“實”的,包含着“理”的。《老子》開篇就説:“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顯然,第一個道是道本身,第二個道是對道的表達。而第一個名則相當於第一個道,為名本身,為實,為理,第二個名則是對實對理的表達。“非常道”、“非常名”是在説對道對名的表達往往會出現偏差、失真。
因此,“正名”絕非是虛名的,名義上的,而是實質意義上的,邏輯意義上的,因此,戰國時期還有一個學派叫“名學”,很相當於現代的邏輯學。也正是由於中國文化更重視實質,而輕視技術意義上的表達,因此,“名學”很快就消失了。
孔子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與老子説的“道可道,名可名”在表述方式上是一致的,兩個同樣的字,一個為實,另一個則是對實的表達。“君君”中前一個君是名,後一個君是實,是在説,作為一個承擔君之名的人,其行為應該符合君之實。説的更通俗一點就是,君就應該象個君的樣子,臣就應該象個臣的樣子,父就應該象個父的樣子,子就應該象個子的樣子。
所謂的“君的樣子”、“臣的樣子”、“父的樣子”、“子的樣子”,其實就是君臣父子的實質、標準。因此,“正名”的實質含義就是,探求其實質,確立其標準。
總之,“正名”的實質是“正實”、“正理”、“正道”,“名不正言不順”的實質是,“名不正則實不正、理不正、道不正”。
混亂有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行為與標準的不符,另一個層面則是標準本身的混亂。顯然,後一種混亂才是真正的大混亂。“正名”所針對的,更是後者,即針對標準本身的混亂,就是要確定清晰的標準。
要判斷是否“君不君”,其前提是君的標準要明確,如果標準不明確,就無從判斷。孔子所痛心的,並非君與君標準的不符所造成的“君不君”,而是君標準本身的混亂和缺失所造成的“君不君”。也就是説,孔子關注的並非君,而是君的標準,不是世界,而是世界的標準,就是要為君立個明確的標準、“樣子”,為世界立個明確的標準、樣子,這是儒家的要義所在。
現在我們説要為“政治、政府”正名,一如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要為明確其實質、道理和標準,明確政治應該是什麼樣的,政府應該是什麼樣的,官員應該是什麼樣的。然後才能説:“政治要象個政治的樣子,政府要象個政府的樣子,官員要象個官員的樣子”。
我們認為當今世界最大的問題在政治,而政治最大的問題則在政治標準的混亂和缺失,在對政治的道理和實質認識不清。現代人都在孜孜於對政治現象、政府行為進行指責和批判,卻疏於研究政治、政府的實質、道理和標準。在實質不明、道理不清、標準混亂的情況下,去批判政治和政府,是無的放矢,只能製造新的更大的混亂。
當下世界所日益呈現的混亂無序狀態,正是對政治的實質不明、道理不清、標準混亂所造成。用孔子的話就是:“政治不政治,政府不政府。官員不官員”,通俗版是:“政治不像個政治的樣子,政府不像個政府的樣子,官員不像個官員的樣子”。一個原本是超級富豪的政治素人,通過所謂的民主選舉,居然可以搖身一變成為國家元首。一個堂堂大國的政府居然可以因為官員之間的私見爭議而隨時關門。這是什麼樣的政治,這是什麼樣的政府,這是什麼樣的官員。
那麼怎麼才能弄明白政治的實質和標準?答案是研究歷史,追根溯源。中國喜歡講“初心”,認為“初心”是最真實的。這與中國的尊古、崇古傳統是一致的。最古的,就是最初的,就是最真的、最純的。遺憾的是,自近現代以來,中國在西方的影響下,逐漸開始接受另一種相反的觀念,認為越古越落後,越今越先進。要研究政治、政府的實質,訂立政治、政府的標準,確立政治、政府的“樣子”,就是要通過歷史追溯,尋找政治的“初心”,尋找其歷史之初的最純粹、最真實的狀態。
作為一名中國人,我們是很幸運的,因為完整的政治、政府起源和演變史只有中國有,其他任何文明、任何地區都沒有,歐美國家更沒有。其他任何文明中的政治、政府史都是局部的、片段的,只有中國的是完整的。因此,對於對政治和政府進行追根溯源,尋找政治、政府的初心這件事,中國人是近水樓台先得月,甚至只有中國人有資格去做,因為這個初心就存在於,且僅僅存在於中國自己的歷史中,為其他任何文明的歷史所無。
正因為其他任何文明缺乏政治、政府的完整歷史,所以這些文明對政治、政府的理解也都是盲人摸象的,歐美文明更是如此,因為他們的歷史更短,政治和政府史更短。他們對政治、政府的理解只能用坐井觀天來形容,以自身所看到的井口,當成政治、政府之天。
然而諷刺和荒唐的是,近代以來,擁有政治、政府史之全部的中國,偏偏相信僅僅擁有極小片段史的歐美對政治、政府的理解是正確,而中國傳統對政治、政府的理解則是錯誤的。然後,紛紛跑到堪稱政治、政府荒地的歐美去取經,去留學,一如當年的唐僧。
佛教在中國的發展結局是,最終人們發現,西天的經其實都不是真經,不是諦説,真經、諦説在哪裏,在中國自身,在中國自身的歷史之中。於是,佛教衰敗,儒學復興。現代中國之於歐美文化,一如當前的中國之於印度佛教,歐美文化在中國的最終命運也會與印度佛教等同。中國政治、政府的合法性,乃至全球的政治、政府的合法性,都會立足於中國自身的歷史,立足於僅僅存在於中國歷史中的政治和政府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