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政治、政府正名（上）_風聞

一

之所以要為政治、政府正名，因為在歐美文化的影響下，政治、政府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世界，正在承受着污名，甚至正在被妖魔化。因為在歐美文明的認知中，政治無義，政府是惡，政府的權力是惡，必須象防賊一樣提防着政府。

尤其是在自由派的“經濟學家”眼中，政府與市場、經濟、企業天然為敵，勢如水火。政府不能參與經濟，不能干預市場，不能染指企業。按亞當斯密的説法：“政府只能做一個守夜人”。以經濟的名義，對政治和政府進行絕對的否定。

然而，中國是個政府對經濟參與度非常高的經濟體，在歐美人的理解中，這有違邏輯，不科學，冒天下之大不韙。這也導致此前他們對中國的未來出現兩種典型誤判：中國崩潰論與和平演變論。在他們看來，中國的經濟前景唯有兩個可能，要麼崩潰，要麼倒向歐美，採納歐美的“民主”的政治、政府模式。

而最終事實卻讓歐美大失所望，大驚失色，在中國經濟迅速實現崛起，甚至鋒芒直指美國時，在政治形態上，並無倒向歐美的跡象。總之，既沒有崩潰，也沒有被和平演變，而是保持自身模式的情況下，實現經濟的高速發展。這一事實説明，在中國，政府並非是經濟、市場、企業的敵對面，而是很好的協作者。政府的參與，不是阻礙了，而是保障和促進了經濟和市場的發展，政府控制的企業也可很高效，很有競爭力，同時又可貫徹政府的要求，保障社會的公平，貫徹社會正義。譬如在移動通訊、基建、高鐵等領域。

中國的成功讓歐美社會倍感疑惑、沮喪和恐懼，然後開始竭斯底裏地譴責和妖魔化中國，甚至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譬如，堂堂的彭博社居然相信和製造如此荒唐的謠言，説中國政府在中國所出口的每一個芯片中都寫入了控制程序，可以對使用者進行監控。堂堂美國政府居然在正式宣稱，中國經濟的成功是對美國偷竊的結果。同時，美國政府也正在嚴厲打壓包括華為在內的中國企業，原因就是，中國的企業是服從政府的，因此就是不安全的。

歐美對中國經濟和企業的妖魔化，並非是單純地針對中國，而是基於他們對政治、政府本身的病態恐懼和妖魔化。因此，要徹底消除歐美國家對中國經濟模式的病態恐懼，必須治癒歐美社會自身所患的政治、政府恐懼症，改變他們政治、政府的錯誤認知。如果，不把歐美社會的政治恐懼症治好，單純地靠溝通，中國怎麼做都將無濟於事。

也就是説，中國不能將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當成正常的溝通對象，而只能將其看成病人，政治、政府恐懼症患者。中國與他們不是正常人之間的溝通，而是醫患關係，是醫生在幫助病患治病。

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發展實際上是頂着巨大的壓力，就是來自西方的因病態恐懼而對政府所產生的妖魔化壓力。在歐美推動下，妖魔化政府（即所謂的民主政治）已經成為世界範圍內的“政治正確”。

譬如，著名的“自由派經濟學家”哈耶克有個“名著”叫《通往奴役之路》，直接説，政府對經濟的參與必將導致對人民的奴役。然而諷刺的是，現在最有奴役感倒不是中國人民，而是民主政治下的美國人民，西歐人民，正是這種強烈的被奴役感，導致歐美興起了所謂“民粹主義”，從2011年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到目前依然在持續的法國黃馬甲運動，都屬於民粹主義的運動。

中國政府的壓力不僅有直接來自歐美國家的，還有來自國內的西化派，自由派人士。其典型的代表之一就是北京大學的“經濟學家”張維迎，此人在上世紀80年代就寫過一篇文章，叫“為錢正名”。毫不奇怪的是，張維迎是採取否定甚至妖魔化政府的方式以實現“為錢正名”。他認為，為錢帶來污名的，擋住別人財路的就是政府，總之，政府就是錢的敵人。最終張維迎主張極端的、絕對的私有化，政府不能對經濟、市場多看一眼，多看一眼就是錯。

也就是説，不僅歐美人認為中國的經濟模式不合法，不守規矩，也有相當一部分中國人自身，甚至包括一部分政府官自身，也認為中國的經濟模式不合法，不守規矩。

中國需要對自身的經濟、政治模式進行合法性確認，要完成這一確認，就必須為政治、政府正名，不僅是為中國的政治、政府，而且是為全世界的政治、政府正名，當然也包括美國的。就必須從根本上否定“民主政治”，指出其政治、政府恐懼症的病態本質。指出標榜程序正義和象防賊提防政府的“民主政治”，實質是一架沒有靈魂的政治軀殼，最終只不過是被資本豪強所任意玩弄，是資本豪強實現私利、私意的工具。

事實也證明，民主政治才是真正的通往奴役之路，資本豪強對普通民眾的奴役，當下的歐美人民正在為自身所遭受的奴役而抗爭，這就是所謂的“民粹主義”，從2011年美國的佔領華爾街，到2018年的法國黃馬甲，均在此之列。為政治、政府正名，也是“民粹”的歐美民眾所急需。

二

孔子認為“正名”很重要，因為“名不正則言不順”。但是，孔子所説的“名”，並非現代漢語中名字的名，而是包含着“實”的，包含着“理”的。《老子》開篇就説：“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顯然，第一個道是道本身，第二個道是對道的表達。而第一個名則相當於第一個道，為名本身，為實，為理，第二個名則是對實對理的表達。“非常道”、“非常名”是在説對道對名的表達往往會出現偏差、失真。

因此，“正名”絕非是虛名的，名義上的，而是實質意義上的，邏輯意義上的，因此，戰國時期還有一個學派叫“名學”，很相當於現代的邏輯學。也正是由於中國文化更重視實質，而輕視技術意義上的表達，因此，“名學”很快就消失了。

孔子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與老子説的“道可道，名可名”在表述方式上是一致的，兩個同樣的字，一個為實，另一個則是對實的表達。“君君”中前一個君是名，後一個君是實，是在説，作為一個承擔君之名的人，其行為應該符合君之實。説的更通俗一點就是，君就應該象個君的樣子，臣就應該象個臣的樣子，父就應該象個父的樣子，子就應該象個子的樣子。

所謂的“君的樣子”、“臣的樣子”、“父的樣子”、“子的樣子”，其實就是君臣父子的實質、標準。因此，“正名”的實質含義就是，探求其實質，確立其標準。

總之，“正名”的實質是“正實”、“正理”、“正道”，“名不正言不順”的實質是，“名不正則實不正、理不正、道不正”。

混亂有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行為與標準的不符，另一個層面則是標準本身的混亂。顯然，後一種混亂才是真正的大混亂。“正名”所針對的，更是後者，即針對標準本身的混亂，就是要確定清晰的標準。

要判斷是否“君不君”，其前提是君的標準要明確，如果標準不明確，就無從判斷。孔子所痛心的，並非君與君標準的不符所造成的“君不君”，而是君標準本身的混亂和缺失所造成的“君不君”。也就是説，孔子關注的並非君，而是君的標準，不是世界，而是世界的標準，就是要為君立個明確的標準、“樣子”，為世界立個明確的標準、樣子，這是儒家的要義所在。

現在我們説要為“政治、政府”正名，一如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要為明確其實質、道理和標準，明確政治應該是什麼樣的，政府應該是什麼樣的，官員應該是什麼樣的。然後才能説：“政治要象個政治的樣子，政府要象個政府的樣子，官員要象個官員的樣子”。

我們認為當今世界最大的問題在政治，而政治最大的問題則在政治標準的混亂和缺失，在對政治的道理和實質認識不清。現代人都在孜孜於對政治現象、政府行為進行指責和批判，卻疏於研究政治、政府的實質、道理和標準。在實質不明、道理不清、標準混亂的情況下，去批判政治和政府，是無的放矢，只能製造新的更大的混亂。

當下世界所日益呈現的混亂無序狀態，正是對政治的實質不明、道理不清、標準混亂所造成。用孔子的話就是：“政治不政治，政府不政府。官員不官員”，通俗版是：“政治不像個政治的樣子，政府不像個政府的樣子，官員不像個官員的樣子”。一個原本是超級富豪的政治素人，通過所謂的民主選舉，居然可以搖身一變成為國家元首。一個堂堂大國的政府居然可以因為官員之間的私見爭議而隨時關門。這是什麼樣的政治，這是什麼樣的政府，這是什麼樣的官員。

那麼怎麼才能弄明白政治的實質和標準？答案是研究歷史，追根溯源。中國喜歡講“初心”，認為“初心”是最真實的。這與中國的尊古、崇古傳統是一致的。最古的，就是最初的，就是最真的、最純的。遺憾的是，自近現代以來，中國在西方的影響下，逐漸開始接受另一種相反的觀念，認為越古越落後，越今越先進。要研究政治、政府的實質，訂立政治、政府的標準，確立政治、政府的“樣子”，就是要通過歷史追溯，尋找政治的“初心”，尋找其歷史之初的最純粹、最真實的狀態。

作為一名中國人，我們是很幸運的，因為完整的政治、政府起源和演變史只有中國有，其他任何文明、任何地區都沒有，歐美國家更沒有。其他任何文明中的政治、政府史都是局部的、片段的，只有中國的是完整的。因此，對於對政治和政府進行追根溯源，尋找政治、政府的初心這件事，中國人是近水樓台先得月，甚至只有中國人有資格去做，因為這個初心就存在於，且僅僅存在於中國自己的歷史中，為其他任何文明的歷史所無。

正因為其他任何文明缺乏政治、政府的完整歷史，所以這些文明對政治、政府的理解也都是盲人摸象的，歐美文明更是如此，因為他們的歷史更短，政治和政府史更短。他們對政治、政府的理解只能用坐井觀天來形容，以自身所看到的井口，當成政治、政府之天。

然而諷刺和荒唐的是，近代以來，擁有政治、政府史之全部的中國，偏偏相信僅僅擁有極小片段史的歐美對政治、政府的理解是正確，而中國傳統對政治、政府的理解則是錯誤的。然後，紛紛跑到堪稱政治、政府荒地的歐美去取經，去留學，一如當年的唐僧。

佛教在中國的發展結局是，最終人們發現，西天的經其實都不是真經，不是諦説，真經、諦説在哪裏，在中國自身，在中國自身的歷史之中。於是，佛教衰敗，儒學復興。現代中國之於歐美文化，一如當前的中國之於印度佛教，歐美文化在中國的最終命運也會與印度佛教等同。中國政治、政府的合法性，乃至全球的政治、政府的合法性，都會立足於中國自身的歷史，立足於僅僅存在於中國歷史中的政治和政府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