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史上最決絕叛徒 遭兩次槍斃未死叛變_風聞

在中國革命的風雲史上，一些混跡於革命隊伍的不堅定者，甚至是叛徒，最終被歷史無情地淘汰；而在這五光十色的叛徒行列中，某些所謂“高級叛徒”竟由此前的“革命先鋒”蜕變為反革命先鋒和“反共理論家”，成為以反共著稱的“學者”和“著作家”。

不同於顧順章、向忠發等人的猝然叛變對革命造成的直接危害，也不同於張國燾等人的返身而退、屈居為反革命特務而遺臭萬年，曾經大名鼎鼎的革命先進任卓宣（葉青）以及鄭學稼——這兩人自從脱離革命後，熱衷於從事所謂“三民主義”研究，以“學者”面目重新出現，並以所謂“三民主義理論家”載入史冊。

尤其葉青，可謂川劇“變臉”的活樣板。他早年赴法勤工儉學，與周恩來、鄧小平等一起組織和開展共產主義運動，曾任中共旅歐支部書記。而當他活着走出反革命的刑場之後，卻開始積極反共，為國民黨充當重量級打手，以至於1949年1月中共公佈的第二批戰犯名單中，他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居胡適、于斌之後，位列第57，即最後一名——筆者注）。

以往我們很少“光顧”這些人物，其實，從他們多變的人生軌跡中，可以總結、疏理出中國革命的許多經驗教訓。

刑場上的“奇遇”：兩次槍斃，“死”而復生

任卓宣（1896—1990），字啓彰，後以“葉青”的筆名著稱，四川南充人。

此人早年的經歷合乎彼時一般革命者的共同背景：家庭生活貧苦，少年在鄉間私塾讀書，後入南充縣立中學（校長張瀾）學習，畢業後在小學教書，深受梁啓超及《新青年》等影響，思想激進。1919年得張瀾推薦，離川北上，考入北京高等法文專修館，為赴法勤工儉學作準備。

1920年，在時任四川省長張瀾的資助下，任卓宣赴法，先在里昂附近一家鋼鐵廠當學徒，後在巴黎近郊一家工廠做技工。其間他目睹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現實，又接觸到大量思想學説，思想逐漸由實業（化工）救國轉到無政府主義乃至社會主義。1922年與周恩來、陳延年等發起組織“中國少年共產黨”，創辦《少年》。不久，又加入法國共產黨，同時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總支部的成員。中共旅歐總支部成立後，轉為中共黨員，併成為該支部負責人之一（一説為總書記），負責宣傳事宜，與周恩來等辦報刊（《赤光》等），寫了許多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1925年任卓宣在法國組織同胞遊行示威，聲援國內五卅運動。6月21日，他帶領百餘名華人衝擊中國駐法使館，遭到法國當局鎮壓，作為談判總代表的任卓宣及其他二十餘人被捕入獄。4個月後，任卓宣被驅逐出境，在黨組織的安排下經柏林前往蘇聯，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任卓宣自幼勤於讀書，又有留法、留蘇經歷，外語也不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他曾為巴黎公社老社員擔任翻譯），掌握理論也很快，這都為他後來成為中共重要領導人物奠定了基礎。到莫斯科不久，中共旅莫支部成立，任卓宣是三個負責人之一，也即中山大學支部的負責人。

據説由於他曾在法國擔任過中共支部負責人，有相應的工作經歷，就由他依照前例，建立了支部，可是他又效仿陳獨秀，在支部內實行家長制，支委俞秀松等皆形同虛設。1925年冬，王明等來到學校，矛盾自然升級，王明曾與任卓宣開展辯論（即“教務派”和“黨務派”之間的辯論），任卓宣不敵王明，支部被迫解散。

1926年底，任卓宣奉命返國。由於其特殊經歷，很快在黨內受到重用，先任中共廣東區委宣傳部長，繼任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委員等職，併兼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

以上是任卓宣的前半生經歷。此後種種，大不同矣，其人亦以“葉青”的面目出現於世間。在這一過程中，他的叛變過程可謂極具傳奇性。

1927年末，由於黨組織連續遭到破壞，中共湖南省委書記王一飛被捕，任卓宣被調到湖南，任省委書記兼宣傳部長，並負責領導長沙一帶的革命活動。這年冬天，任卓宣因叛徒出賣被捕，並被判處死刑。某日午後，當局槍決“共黨要犯”，有10人從獄中被提出，任卓宣為其中第7人。至刑場，10人依次排列，隨即槍聲大作，眾人陸續仆地。任卓宣呢？槍聲過後，他感到背後有一股強大的力量將他撞擊在地不能動彈，接着又是幾聲槍響掠過耳際。

倒在地上的任卓宣聽到有人説：“這個人沒有死，補他一槍。”結果槍聲響後，仍沒有擊中要害（一眼被擊穿）。此時行刑者已撤離刑場，而任卓宣已昏死過去。是夜，天降大雪，任卓宣被寒冷激醒，突然聽到有人説：“你還沒有死嗎？”任答：“沒死，請你補一槍吧。”那人又説：“我並非官家人，我是來‘剝鬼皮’（即剝死人身上衣服——筆者注）的，我可以救你，你家在哪裏呢？”任卓宣忙説：“我家在四川，在長沙還有一個表妹。”説罷，那人挽起任卓宣，急急離開刑場，就近送到一個農人家中。

此後，得到通知的表妹把受傷的任卓宣送進長沙的湘雅醫院，這所醫院是外國教會開辦的，雖然知道病人的來歷，但為了“救死扶傷”，仍盡心醫治。這就是當年國民黨“清共”在長沙留下的一個奇聞：兩次槍斃，有一個共產黨人居然還能死裏逃生。“落水”後的灰色地帶與灰色人物在醫院調養期間，正是“立三路線”大行其道的時候，任卓宣很快與黨組織取得了聯繫。他仍然在黨內負責，還相繼領導了長沙、平江、瀏陽、醴陵等地的暴動，但不久又被國民黨當局發現，再次入獄。

奇怪的是，任卓宣第二次被捕後，卻失去了先前的英勇和壯烈，這次他徹底告別了共產黨，並走到了共產黨的對立面。他對國民黨長沙法院副院長左國雍説：“我在共產黨的政治生命已經死去了！今後我要追尋我的新生。”

什麼“新生”呢？在左的介紹下，任成為駐湘的川軍第20師少校政治教官，專門為國民黨訓練反共幹部。歷史上向來有“早（晚）死一年是好（壞）人”的俏皮話——設若任卓宣此前死在刑場，則當然成就了他烈士的英名；偏偏造化弄人（當然是他自己在思想上和靈魂上發生了劇變），此後“葉青”就以叛徒二字牢牢地釘在史冊上。

（歷史上也有“晚死一年是好人”的例子，比如楊度。彼人系袁世凱稱帝時的“籌安會六君子”之一，晚年秘密加入共產黨，成為中共隱蔽戰線的一名戰士。）

192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關於黨員自首與叛變》的通告，揭露了“李滌生、任卓宣、符向一等為敵人賣黨捕同志破獲機關的偵緝工作”。

《鄭超麟回憶錄》（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一書也提及國民黨“清共”中“四川人任卓宣遇着奇異的命運”。鄭超麟説：“任卓宣也是貧苦家庭出身，他是屬於中國舊小説常寫的一種典型，朱買臣式人物：一個窮苦人家子弟，天分好，肯用功，漸漸得到巨眼者賞識，遂飛黃騰達起來，於是忘記了而且賤視了自己出身的階級。朱買臣報了怨後，結果成了一個贓官。當代的‘朱買臣’，有許多走到革命來的，他們不過視革命為飛黃騰達的捷徑。我常遇見這種人物，他們靠不住的居多。但任卓宣是個老同志，‘少年共產黨’發起人之一，繼趙世炎和周恩來做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書記，在法國為領導運動被判一年徒刑。如此努力和忠實，以致我把他看做同世炎、延年、若飛等一個典型人物。

過去黨內並非沒有叛徒，幾次大案多是內奸造成的，他們或是敵人埋伏的奸細，或是自己變節。我們都視這些內奸為‘投機分子’，本與我們屬於不同的族類。任卓宣是我認為同族類之中第一個叛黨的。我們起初都不相信湖南來的報告。

陳獨秀表示氣憤，他説：‘卓宣決不會做這種事情，不要誣衊他。’老頭子只見過卓宣一二面，他是根據過去的通信，言論，行事，視卓宣與我們這批工作者一個樣的。老頭子絕不懷疑我們之中有人能做出這種事情。不幸，湖南來的報告證明是事實了。我們對人從此多了一種認識。”

鄭超麟這段話可謂語重心長。革命隊伍中，如任卓宣這樣的人並非絕無僅有，實有總結和警示的必要。不過，此處大有玄機的，是如何“卿本佳人，奈何作賊”的？或者，當時之其人，是否有什麼不能言説的苦衷？筆者多年查詢此一關節，終於有幸在吳福輝先生《沙汀傳》一書的“辛墾書店”一節中找到了答案。

晚近中國出版史上著名的“紅色書店”之一辛墾書店，曾在上世紀30年代前後為宣傳和普及馬克思主義作出過顯著的貢獻，1927年3月由四川共產黨人楊伯愷等創辦。楊同時擔任中共文化支部書記。葉青當時也是該書店的成員之一，並被聘為總編輯，他的“學者”生涯也是從這裏開始的。《沙汀傳》在“辛墾書店”一節中記述：“青鋒（任卓宣的一個筆名，是他返回四川后使用，當時他創辦《科學思想》，繼續研究“馬克思主義”——筆者注）到上海後改名葉青，在大興坊與‘辛墾’同事會面。他倒很坦率，講述了在長沙兩次被捕的經過：第一次被捕後槍決，未擊中要害，被羣眾救出治癒；第二次被捕自首。但他怪組織上不聽他的勸告，硬要用他的住處搞通訊聯絡。然後表示，從此只埋頭譯書寫書。”

在湖南做了一段時間國民黨軍隊政治教官後，葉青回到故鄉，“自稱今後當脱離政治生活……效陶淵明之隱居，長為農夫以沒世”，果真如此，倒也不失為一條出路。可是，他真耐得住寂寞麼？不久，葉青到了成都，給自己的師長和著名民主人士張瀾（當時正在主持四川大學）做秘書（一説依靠劉湘任成都大學圖書館主任），又創辦了《科學思想》旬刊，以“不再盲目的相信主義”為名，意欲“繼續和完成‘戊戌’、‘五四’以來思想界底破壞和建設——思想革命到底”。

也就是説，他要另起爐灶了。儘管他的“馬克思主義”已經是曖昧的了，不過在當時卻可以迷惑許多人。至1930年，葉青得友人之邀，赴上海加入辛墾書店，從事編輯和著譯。《沙汀傳》中説，當時辛墾書店的幾個發起人得知即將加盟的“青鋒”（即葉青）是中共叛徒時，都表示反對，但楊伯愷卻解釋説“青鋒”來滬一事，是經中共四川省委點頭的。

這樣，辛墾書店的幾個發起人才勉強答應。“從此，葉青加入辛墾書店。他在住處整天伏案寫作，身邊帶來個南充青年周紹章，替他料理生活、抄稿。葉青無論吃肉吃菜，都要求與飯一鍋煮。對生活要求之簡，連崇拜他的周紹章都吃不消。他的迂，成為大興坊（書店所在地——筆者注）人們談笑的話柄，稱其為‘老夫子’。

葉青很快交出翻譯的普列漢諾夫《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及其他論著，他的學問是明顯高出別人一籌的。‘辛墾’沒有正式編輯，葉青來後，成了書店的總編輯。”此後，由於辛墾書店不斷出版了一批進步書籍（還發行了《二十世紀》、《研究與批判》等雜誌，均由葉青主編），在社會上也有了一些名聲。

1932年8月，正在開展“文化圍剿”的國民黨當局派遣“復興社”特務在上海大肆搜查和搗毀進步書店，壓迫出版界。“北新”和“良友”等進步書店先後蒙難，楊伯愷憂懼“辛墾”也會受到查封，便對沙汀、任白戈説，想請葉青去與周佛海拉關係，但兩人當即表示反對，此事遂罷。後來葉青還是到南京找過周佛海，彼時周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負責文化方面的事。經過周的調停，“辛墾”暫時無虞，不過書店內部卻產生了矛盾：任白戈、沙汀等決定脱離“辛墾”，而當時職任左聯黨團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的周揚也支持他們離去。楊伯愷一再挽留，最後建議他們與葉青談談。“葉青這時單獨住一棟弄堂屋子，將南充的弟弟妹妹接來幫他料理生活。他比起剛到上海時闊氣多了。到了約定的時間，任白戈未到。

葉青見了沙汀，口若懸河，大談書店前途，似乎‘北新’、‘開明’也不在眼裏。沙汀問他去南京是怎麼回事，他明明懂得問話的用意，卻狡辯道：‘那是有人介紹（給）我一位中央大學文史系的女學生。’隨即談自己如何滿意，單等對方畢業後結婚，現在雙方通信，討論治學，將來準備也出本《兩地書》，連結婚的費用也可解決……”

以上是難得的對叛變後的葉青的文字描寫，由此似乎可以得出一個粗淺的印象：葉青的叛變，尚不是徹底與無產階級革命分道揚鑣，其間還有一個灰色地帶（當時的確有許多這樣的人）。坊間傳説，1930年10月楊開慧在長沙被捕，葉青曾向何鍵獻策，稱“楊開慧如能自首，勝過千萬人自首”。於是審訊官提出楊開慧只要宣佈同毛澤東脱離關係，即可獲得自由，但隨即遭到楊的嚴詞拒絕，不久楊壯烈犧牲。其實，楊開慧被捕之時，葉青業已在上海加盟“辛墾”，埋頭譯書，他似有“不在場”的證據。

曖昧與弔詭：號稱“反共的馬克思主義者”

對於叛變後的葉青，特別是他從創辦《科學思想》到在上海從事文案時的表現，此前很長時間裏，我們的敍述中都是説他“打着‘思想革命到底’的旗號，宣傳‘託派’理論”云云。為什麼指認葉青是中國的“託派”（其同夥還有鄭學稼、張滌非、任一黎、吳曼君、張絢中等）？這要具體到當時的歷史語境以及此後“宏大敍事”中的特別表達來看。時至今日，“託派”案已重新解讀了，換言之，且勿論“託派”的是是非非，即以葉青而論，他果真是一個“託派分子”麼？

真正“託派”且以此自豪的鄭超麟並不把葉青視為自己人。葉青自己也否認是“託派”。抗戰爆發後，在武漢有幾齣關於“託派”的著名訴訟案，中共長江局的王明等指認陳獨秀等是“託派”、“漢奸”，把葉青也颳了進去，葉青還聘請律師登報予以澄清，後不了了之。

葉青是遲至1939年才由國民黨中宣部部長葉楚傖和潘公展介紹重新加入國民黨的，當然，這個國民黨與此前國共合作時的國民黨已大不一樣了。1927年國民黨“清共”後的中國思想界，葉青表現得異常活躍，在著名的哲學論戰中，就有所謂“新康德主義”的張東蓀與葉青之間關於“唯物辯證法”的論戰。不過，在左翼學者看來，兩人的實質都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由於葉青“託派”的名聲在外，辛墾書店和《二十世紀》承受不起一波接一波的壓力，葉青只好退出，另與鄭學稼等組成“真理出版社”，後又創辦了《時代思潮》雜誌。

其實，葉青之所以色彩駁雜，不外是他的“反共”與當時其他“反共”人士的著作（多系武斷和粗製濫造的宣傳品）不同，即他號稱自己是一位“反共的馬克思主義”者，又帶有一定的“學術性”（如他後來所自言，他的“反共”“是從學術上着眼”的），形式上又是所謂“不反之反”。

他號稱“中國雖不需要共產主義，但馬克思主義詔其所包涵的辯證法、唯物論、唯物史觀等，仍可單獨地成為一種學術思想，加以研究和運用”，並且動輒拾擷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話語，加以旁徵博引，不惜文章佶屈聱牙讓人看了昏昏沉沉，這在人們尚不能很好地辨別什麼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之時，特別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還沒有凸顯之時，“葉青”在中國思想界的出現帶來了一點曖昧和弔詭。

就在上世紀30年代的理論熱潮中，很多人還錯以為他就是理論界的“馬克思主義派”的代表者，這不僅因為他提出了許多貌似“學術”的問題（又有所“創新”），還因為他以其譯著數量龐大而嚇人不輕（另有《費爾巴哈論綱研究》、《論理學問題》、《為發展新哲學而戰》、《救國哲學》等大批哲學著作——編者注）。

率先攻擊“毛澤東主義”，延安掀起“批葉”高潮“反共的馬克思主義者”葉青，到抗戰時期索性成了“三民主義理論家”。

原來，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並通過了《防制異黨活動辦法》等。會後遂有“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政黨”的宣傳潮流，其中葉青的言論最為突出。他召集了一些人發起了所謂“三民主義研究及三民主義文化運動”，而當時國民黨以“三民主義”為旗號發起的“反共”高潮也是以他的理論為核心的。葉青也達到了他一生“反共”理論的巔峯時期。他明白無誤地宣佈：“我以為研究中國政治問題不能對於共產黨底主張置諸不理，反之，還非從檢討出發不可，檢討它的結果應該是批判，從而作為它底基礎的共產主義之不合於中國需要，也就十分明瞭。那末，用什麼來代替它呢？批判了人家的主義，自己必須拿出一種主義來，這就舍三民主義莫屬了。於是，我遂由批判性的研究，轉到建設性的研究來。因此，我決定研究三民主義。”

葉青的理論迅即遭到中共理論界人士的批判。毛澤東於1939年6月10日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的報告《反投降提綱》中説：“在思想鬥爭問題上，兩年來，尤其是半年來，代表國民黨寫文章的人包括託派葉青等在內，發表了許多不但反對共產主義而且也是反對真三民主義的‘紛歧錯雜的思想’……其實，他們所謂只有三民主義與國民黨為適合國情，乃是最不合適國情的假三民主義與假國民黨，而共產主義與共產黨乃是完全適合國情的。”

面對葉青等國民黨“理論人才”的污衊和進攻，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陳伯達、艾思奇、吳黎平等相繼發表文章加以反駁，形成了延安理論界對葉青等人的批判高潮。

有意思的是，也是因為葉青的一個偶然的因素，關於“毛澤東思想”這一提法似是水到渠成地提了出來。原來，1941年葉青在閲讀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等一批文章之後，在重慶出版的《抗戰與文化》雜誌撰寫讀後感，文章中率先提出了一個概念——“毛澤東主義”。當然，葉青是想説“毛澤東主義”是所謂“中國的農民主義”，即是“太平天國洪秀全的一個再版”。無疑這是他在攻擊“毛澤東主義”。

1942年2月18日，延安理論家張如心在《解放日報》發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同志的理論和策略》，駁斥葉青，但接着葉青的説法，提出“毛澤東主義”，後來又有王稼祥等修訂為“毛澤東思想”。至中共七大，劉少奇在報告中正式提出“毛澤東思想”。

1940年，葉青受國民黨江西省省長熊式輝的邀請，赴江西參與指導“三民主義文化運動”，並在國立中正大學任教和創辦“三民主義研究會”，影響達於周邊諸省，受到蔣介石的賞識。1942年，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戰時青年訓導團主任康澤分別電邀其返回陪都，加強“三民主義文化運動”。在得到蔣介石的召見和表揚之後，葉青發起成立“中國三民主義學會”。此後他又相繼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專門委員、中組部研究室主任、戰時青年訓導團研究室主任、三青團中央幹事、中央幹部學校教授、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等職。

敗退前夕，蔣介石問計於葉青

晚年的葉青著文《我為什麼反共？》，回顧了他的叛變和反共經歷：旅歐回國之後，“一面參加共產黨底工作，一面也參加國民黨底工作。後來因國民黨清黨，自然脱離了國民黨。由於共產黨實行盲動主義，盲動底結果，大批黨員被捕，甚至被殺，也自然脱離了共產黨。我也是這樣。

當時深感盲動主義之不當，它以黨員為犧牲，以羣眾為芻狗。”繼之，他説：“我反共是為了國家，為了中國。從前在法國贊成社會主義，加入共產黨，是為了參加勞動，同情工人，乃基於局部的事實。現在知識廣，經驗多，瞭解中國底歷史趨勢，亦即瞭解全部的事實，自然根據中國需要，從事反共了。”

這段説辭由所謂“德高望重”的國民黨“反共元老”、“反共專家”甚或“反共教父”的葉青説出，自是堂而皇之。而按照葉青自己的劃分，他的“反共”可以分為“哲學反共、思想反共”和“政治反共、實際反共”兩類。前者，是在哲學和思想領域通過著述來從事“反共”；後者，則是歷史和現實中的“反共”。他的得意之作是抗戰前夕針對中共要求停止內戰的口號，針鋒相對地提出所謂的“統一救國”。

他後來回憶和表功説：“大概是在二十五、六年間（即1937年前後——筆者注），共產黨推行‘人民陣線’運動，因而有‘救國會’之崛起……當時共產黨底口號是‘聯合抗日’，不好反對。

而聯合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共同抗日，顯然有利於共黨共軍，不利於國黨國軍。於是我主張發表宣言，展開‘統一救國’。這是共產黨不能反對的，但又有損於共產黨，因其要將‘邊區’軍政大權交於國民政府也。潘公展（國民黨CC系骨幹，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央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筆者注）大為贊成，在上海發起‘統一救國’十萬人簽名運動。

他辦有《文化建設》月刊，我告其主編樊仲雲，即出版一個‘統一救國’專號，以壓倒上海日漸流行的‘聯合抗日’口號。他深以為然，遂發信徵稿。”葉青這種彌合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論調迅即遭到當時左翼陣營的猛烈批駁，被指控為“托洛斯基派”、“日本警犬”、“民族敗類”等（除葉青之外，還有鄭學稼、張滌非、任一黎等）。

中共方面也直接致電蔣介石，要求追究葉青等人“破壞統一戰線”之罪，但葉青卻因“反共有功”獲得蔣介石的關注和賞識。當時蔣介石、汪精衞、陳誠等國民黨高層人物先後接見了他。葉青多年後仍有受寵若驚之感，他回憶説：“據説共產黨反對我的事引起了當時蔣委員長底注意。中國人這樣多，為什麼共產黨獨怕葉青呢？因此想看我為（是）何（如）人。”

此後葉青把自己牢牢綁在國民黨的戰車上，不遺餘力地充當反共內戰的急先鋒。他除了不斷著文為國民黨的“戡亂”獻計獻策之外，還曾發起針對政協會議的“三民主義憲法促成會”等，甚至親自組織反共示威遊行（自稱是“主戰派”）。1948年底淮海戰役之際，時任國民黨南京市黨部執行委員的葉青提議在南京舉行十萬羣眾的“反共示威大遊行”，“以支持徐州底反共將士”，又赴各地“勞軍”和發表反共演説（組織巡迴講演團），出版反共書刊（《共產黨問題》、《反共問題》、《中國目前的變化及其出路》、《為誰而戰》、《新路線》等），無奈國民黨已經分崩離析，儘管葉青“一心反共，不計其它；只知謀國，不管己事”，甚至母喪不歸，頹勢也無法挽回。

1949年，“引退”回鄉的蔣介石在奉化溪口會見了葉青，並向他問策。葉青回憶説：“我當詳陳戡亂失敗之故，以為是實行三民主義不夠、不快、發生毛病所致。總統以為然，要我寫出來。”7月，葉青受命擔任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旋即代理部長，所謂“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葉青為困獸猶鬥的國民黨拼命打氣，他奔波於西南，所謂指導宣傳業務、剖析對時局的看法等，號召開闢“第二戰場”和“經濟戰”、“思想戰”，“重振北伐精神”，組織“遠東反共國際”，等等，以鼓舞早已癟空了的舊政權的士氣。

一生概括：“名以葉青顯，文因反共多”

1950年春，葉青由海口回到台北。他是最後一批抵台的反共干將，因無顏面對“反共不利”的指責，辭去了宣傳部部長的職務，轉而任教於一所“政工幹部學校”。不過，蔣介石仍然非常器重他，授命他為“總裁辦公室”下的設計委員會委員、黨務顧問、訓練委員會委員。葉青以自己的使命是“寫作和講演”為由，未接受。

晚年的葉青苦心經營他此前在大陸創辦的一個反共書店——帕米爾書店。這家書店在台灣復業後，專事出版反共書刊（如《政治評論》半月刊）。葉青自己更是筆耕不輟，撰寫了大量的研究三民主義和反共的書籍、文章。（後來結集成的《毛澤東思想批判》一書，就是他為反共廣播而撰寫的廣播稿，此外還有《新民主主義批判》、《中國向何處去》、《共產主義批判》、《共產黨“土地改革”批判》、《階級鬥爭批判》，等等。）此外，當時大凡台灣及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反共報刊，如台北《民族報》、《中華日報？思潮》、《戰鬥週報》、馬尼拉《大中華日報？思想》等，均由其操筆主持；至於講演，葉青可謂勞碌，台北乃至環島，以及“冷戰”開始時中國周邊建立的所謂“亞洲反共聯盟”、“世界反共聯盟”等組織，皆有他的聲音。講演內容也不外是“國父遺教大綱”和所謂的“匪黨理論批判”，這些講稿又分別被列為台灣軍方各軍事學校的政治教材。

葉青認為中共內部沒有稱得上有“理論”的人，如王明（陳紹禹）只是共產國際代表米夫身後的“一個黃口小兒”；而毛澤東呢，葉青説：“自從《論新階段》出版以後，我對毛澤東的看法比較不同。他的‘馬克思主義底中國化’問題之提出，證明他懂得一些理論。那時他叫出‘學習’底口號，想‘認真學習一點東西’。兩年以後，看見他在《解放》第九十八和九十九兩期合刊上的《新民主主義論》，覺得他有相當的進步。”

於是，“我對於毛澤東，從此遂把他作共產黨理論家看待了”。葉青從來就是自居為“理論家”的，如今他把“政治家”的毛澤東也稱為“理論家”，這不是恭維，是認為自己有了真正意義上的論敵。

晚年的葉青在《我反共經驗底總結》一文中總結道：“我反共約有四十五年之久，已分成我在上海反共、在武漢反共、在重慶反共、在南京上海廣州反共、在台北反共五期……可以説，用筆墨唇舌反共，在中國究竟有幾人如此，而且又歷時四十五年未嘗停止或間斷呢？”這就是“反共理論家”葉青的自供狀了。所謂堅持反共近半個世紀，著述逾千萬字，實堪稱20世紀反共之第一人，也是中共歷史上最決絕的叛徒了。

葉青退休時，曾獲蔣介石頒發的“雲麾勳章”。1965年4月4日，時逢葉青七十大壽，台灣當局在台北“三軍軍官俱樂部”為他舉行了簽名祝壽活動，到場者三千餘人。蔣介石“欽賜”壽匾，名流顯要如張羣、何應欽、白崇禧、谷正綱、盛世才、葉公超、毛子水等親到現場為之祝壽，禮堂掛滿屏聯、書畫和詩詞。曾任國民黨湖北省主席的萬耀煌在祝壽詩中直書：“名以葉青顯，文因反共多。”可謂概括了葉青的一生。

晚年葉青的著作和傳記，大多是在他創辦和主持的帕米爾書店出版的，那些所謂“評傳”，內容也不外是頌揚其“反共鬥士”的“光榮歷史”。

葉青雖然叛變了共產黨，不過有一條他似乎還留有共產黨的痕跡，那就是終其一生，以過着“苦行僧”的生活而著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反共宣傳中。最後，前引《沙汀傳》中關於葉青欲娶“中央大學文史系的女學生”一事，也可於此曝光：葉青的妻子，即後來台北成功大學中文系主任尉素秋（前中央大學的才女之一，曾與沈祖、曾昭、徐品玉、王嘉懿、龍芷芬、胡元度等共投在吳梅、胡小石、汪旭初三位大詞人與名教授門下）。更多優質內容搜索民生文旅關注諜戰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