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優先，還是生命優先？_風聞

鄧鵬

2020年即將過半，對於世界而言，已註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劃時代的一年。有多少驚心動魄的事件，先後浮現在人們的面前，令人歎為觀止；多少熱血沸騰的場景，停留在人們記憶的近處，遲遲不能消散。這一年裏的諸多熱點事件，可大致歸納為兩大線索，一是冠狀病毒的大流行，其影響是全球性的，幾乎遍及地球上的每一個角落，即便按保守的統計全球感染者近千萬，病亡者近五十萬人。二是被壓迫人民與種族的大抗爭，這場抗爭始於2019年，先後波及數十個國家或地區，同樣具有世界性的影響，並在今年5、6月間在美國達到一個新的頂點。兩條線索，兩種發展，幾個月裏彼此交融，互相激盪，極大地衝擊着人類的思想狀況與現實行為。在中國的武漢、意大利的米蘭、美國的明尼阿波尼斯與西雅圖，事實上在許許多多的國家和城市，人們提出疑問，並開始思索。自由優先，還是生命優先?在諸多的問題當中，這一問題尤其引人矚目。

一、 問題之提出

       自由優先，還是生命優先?這個問題的提出令人震驚，因為，對於很多人來説，它的答案是不言而喻，早已解決的。問題的再次提出本身就意味着問題，觀念世界出了問題，現實世界也出了問題。在觀念上，這是一次大幅的倒退，向傳統思想的快速回歸。作為基礎的生命，很久以來處於不證自明地位，自由、平等與正義才是辯論中的主角，如今竟然堂而皇之的登上理論殿堂。現代政治哲學似乎頃刻間顛覆了。在現實中，起碼對於安逸已久的發達經濟體而言，出現了二戰以來規模最大的危機，難以置信的危機遍於政治、經濟和社會各個領域，乃至人的生命是否得到保障也成為疑問。中等收入和最為貧窮的國家，面對着沉重的災難，反倒顯得相對輕鬆，也許它們的歷史一直就是在災難中摸爬滾打，不敏於新的疼痛，也找不到新的出路。

二、 各方的回應

       中國的武漢，是新冠病毒最早爆發的城市之一，病毒感染了數以萬計的人口，並直接導致近五千人的死亡。中國是擁有近十四億人的人口大國，也是GDP規模排名世界第二的經濟大國。病毒的傳播前景及其可怕，因為它最終可能影響數億人的健康和數千萬人的生命。對病毒的防控同樣成本驚人，因為它意味着對個人自由的嚴格限制和經濟循環的大面積中斷。然而，中國在兩者之間毫無保留的選擇了生命優先，並在關鍵的時刻以舉國一致之力力挽狂瀾，從根本上抑制了病毒的傳播。

中國的選擇固有其理論和歷史的基礎，某種意義上，1949年的中共革命，就是為得不到生存保證的人民謀求生存權的革命。大躍進的挫折再一次強化了這一意識，毛澤東形容讓每一個人吃飽飯是最重要的事情。數十年來，這個國家的人權觀念也是將生存權，首先是人的生命權與健康權放在第一位。這個國家的人民同樣珍視自由的價值，特別是以言論自由與行動自由為代表的個人自由，四十年來經濟自由也有很大的進展。而某些社會精英在追逐發家致富方面又近乎是無底線的。然而，這種珍視，這種無底線，在觀念上還是在實踐中最終都沒有妨礙國家在關鍵時刻的選擇與回應。值得注意的是，在健康觀念與之接近的韓國、日本等國，政治與價值觀念與之接近的越南、古巴等國，很大程度上都能夠豁免於今年的世界範圍內的大流行與大抗爭，不得不説確有其內在的邏輯里路。

美歐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則是另外一幅景象。歐美承平日久，自二戰以來未見大規模的本土暴力死亡事件，致人大量死亡的饑饉和疫病似乎消失得更早。活着的人們重未有過生命遭受大範圍侵犯的記憶，甚至連必要的擔憂和警惕也稀薄得幾乎感受不到。二戰後歐洲發展起來的社會福利與現代經濟結合，打造了所謂既追求經濟效率也追求分配正義的基礎體系。美英則在1980年代掀起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巨浪，給予資本在金融與全球領域更多的自由，爭取更多的利潤與創新，代價卻是不平等的擴大與社會保障的侵蝕。

在西方主流理論界，也充斥着樂觀、自信的反應，對極權主義批判與反思的作品在連篇累牘的出版，所針對的對象卻是在西方的外部、歷史的過去。當1989年柏林牆倒塌，冷戰結束後，歷史已經終結的論調也一度粉墨登場。在西方文明內部，特別是在美國政治哲學領域，自由優先，權利優先，似乎已是“合乎理性”的各種哲學派別宗教派別的重疊共識。右翼自由主義者提倡自由優先，他們的自由主要是個人的自由，免於強制的自由，在這裏財產權利與自由獲得了基本自由權的地位，甚至成為自由權的基石與核心。其代表人物有哈耶克、洛齊克等。左翼自由主義同樣提倡自由優先、權利優先，但他們更側重於個人自由與政治自由的概念，對自由闡釋有着更為複雜的結構。例如，羅爾斯在《正義論》中主張的兩個正義原則，一是平等自由原則，二是機會平等原則與差異原則，利用一種詞典式的優先排序，將平等自由置於相對優先的地位，在自由的內部，又將個人自由（言論、信仰、良心諸自由）置於相對於政治自由（選舉與多數裁決）的優先地位。當哲學家們在為自由、權利、民主、平等等諸概念在價值上的排序爭論不休的時候，人的生存與生存權卻沒有安置在任何主要的理論體系中。的確，羅爾斯談到了不可危及與損害他人的生命，但只是單列在公民必須遵守的自然義務論裏。在數百頁的著作中，他也沒有舉上哪怕一個假設生存權與自由權可能出現衝突時的例子。作為人的存在自身、人的生存權似乎不成其為問題，在西方主流政治哲學中消亡了。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2020年的大流行與大抗爭，看上去象是一次“百年一遇”的災難，一場歷史性的倒退。我們也才能理解，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面對突如其來的危機，無論在物質還是精神層面，都沒有做好準備，以至於自由還是生命優先，成為了問題本身。

三、 為生存和自由而鬥爭，以美國為例。

         沿着時間線，來到2020年的6月底，人們驚訝的發現，在新冠病毒大流行與以“黑人生命重要”（Black Lives Matter）為主要訴求的大抗爭中，美國當之無愧的成為了雙重的震中。

        根據實時數據，截止6月26日，美國累計確診255萬例，累計死亡12.8萬例。這一死亡數字不僅超過了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陣亡之和，也已超過了一戰美國人的死亡總數。美國在應對冠狀病毒的挑戰嚴重缺乏準備，與其超級大國，擁有世界最強勁的經濟與軍事力量的形象毫不匹配。該國沒有吸取2003年Sars疫情的教訓，早已中斷了對同類冠狀病毒的研究與疫苗的研製。16年特朗普上台後，再次大幅削減疾控中心（CDC）的經費。今年2至3月，也是疫情傳播的早期階段，擁有最好疾控醫生與大型藥業的美國，竟然無法在短期內開發與應用病毒檢測試劑，在病毒的傳播與防治的競賽上，放任前者遠遠的跑在前面。經過兩個多月的城市封鎖與隔離，前期疫情同樣嚴重的歐洲已有明顯的緩和，而美國的日感染人數卻再次接近4萬人的歷史峯值。特朗普的共和黨，以私人企業的保護者自居，在防控疫情與維護企業上搖擺不定，在生命與自由，實質是生命與經濟上選擇了後者，造成了極其慘重的生命損失。該國疾控中心專家直言“病毒已使整個國家屈服。”

當大流行病毒全力打擊美國的時候，似乎自上而下的社會變革已不太可能。特朗普加劇了這一局面，在最嚴重的經濟衰退期間，向億萬富翁們轉移上萬億美元的財富，卻對人民的生命損失不負責任。在這種背景下，上億的美國人民，連同世界各地的人們一道，孤立無援地思考着生命的價值和可能的死亡。從根本上講，傲慢的權力對普通人的生活是充滿敵意和破壞性的，這一點從未象今天這樣明確過。當5月25日黑人喬治·弗洛伊德被警察跪殺在明尼阿波利斯街頭，起義與叛亂由當地迅速蔓延至全美的上百個城市，波及數百萬的民眾，大抗爭掀起新的高潮，並以不亞於新冠病毒的流行速度在國際上傳播開去。九十一歲的美國思想家喬姆斯基經歷過很多政治事件，包括1968年的大規模騷亂，但都不及這一次具有的規模與力量，運動是歷史未有的，也是大有希望的。

大抗爭的直接訴求，是反對警察暴力，爭取種族正義，削減乃至撤消過多的警務支出，為包括黑人在內的所有美國人贏得生命安全。喬治·弗洛伊德是導火索，是一長串犧牲者的代表。美國不平等的社會結構之上，聳立着一個龐大的暴力機器，對內的警務系統與國際的軍事系統。系統有法律上特殊的豁免權，近年來，每年死於警察執法與拘留期間的美國人約有1000人，當事警察被法庭起訴的比例卻不到百分之一。這不僅違反羅爾斯的平等自由原則，更是危及美國人的生存權。監獄的規模增長得很快，美國在囚犯人人數近三百萬，是1970年的十二倍。每萬人的在囚比例高居世界第二，看似犯罪的天堂。西雅圖國會山自治區的一項訴求是對全部有色人種的重型犯進行重審，提示美國司法審判可能的不公正。或許有人沒有意識到，“黑人生命重要”命名的運動，恰恰就是美國人民對生命重要，還是自由重要（或經濟重要）的一個有力回應。

眾所周知，美國存在着嚴重的種族不正義問題，在經濟上，黑人家庭和白人家庭之間的貧富差距仍然很大，2016年黑人家庭財富中位數為13,024美元，僅為白人家庭中位數的十一分之一。2017年，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僅為白人家庭收入的59%，而失業率基本保持在白人的兩倍以上。如今，非洲裔美國人正過度地死於新冠病毒。他們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數佔全部死亡人數的22.4%，儘管其人口僅佔總人口的12.5%。原因多方面的，其一是，黑人不成比例地承受嚴重的心腦血管等慢性疾病、也缺乏健康保險和住房不足，其二是黑人工人更有可能比白人工人在“前線”工作，在公共交通、家庭保健、零售和服務等方面工作，而這些地方保持社會距離幾乎是不可能的。雖然黑人工人佔勞動力的11.9%，但他們佔所有一線工人的17%。其三，經濟的停頓加劇了黑人的困境。華盛頓郵報最近的調查發現，超過五分之一的黑人家庭現在報告説，他們經常或者有時沒有足夠的食物--是白人家庭的三倍多。經濟上的不平等在病毒大流行的危機時期增加了他們的脆弱性，而病毒測試與醫療救治上的種族不平等，進一步加劇死亡率。在黑人社區，這種恐怖的流行病被稱為“黑死病”。黑人著名活動人士安吉拉·戴維斯評論道：“我不知道如果不是因為可怕的新冠肺炎大流行，它（抗爭）是否會像現在一樣展開，這給了我們集體見證國家暴力最殘酷例子之一的機會。”

回顧1968年，美國在外部陷入了越戰的泥潭，傷亡人數與日俱增，看不到短期結束的可能。在國內，大學生民主運動與黑人民權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馬丁.路德.金的遇刺與黑豹黨慘遭的鎮壓讓黑人走向激烈的城市暴動。可見，公民生存權的基礎受到侵蝕，是社會由64年民權法案通過前後的非暴力反抗向暴力反抗的轉化的主要原因。今天，美國陷入了空前的公共衞生危機，新冠病毒每天在殺死上千的美國人，也同樣看不到危機短期結束的可能。這是我們思考依賴的背景。疫病的來源在某種程度上屬於自然災害，但防控上的無所作為徹底暴露了由政府到制度的腐敗與無能。而內部，系統性種族與階級歧視導致“私刑”的泛濫。人們不禁要問，這麼一個全球私人資本的積累中心，一個無法保證公民生命安全的國家，一個將自由實質是 “經濟自由”或“利潤自由”置於弱勢羣體生存之上的制度，是否已到衰朽腐爛的晚期階段，社會的出路又究竟何在？大流行與大抗爭仍在進行，也許要等到一切塵埃落定以後，我們才可以看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