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立棟：《貞元六年造窟功德記》與唐西州寧戎窟寺_風聞

內容摘要：本文以吐魯番博物館藏《貞元六年造窟功德記》為中心，首先重新擬定碑名、錄文並分別不同時期的題刻次第；其次，結合碑記與現存石窟寺遺址情況，探討高昌地面佛寺與石窟寺在功能層面的關聯。最後，將柏孜克里克前回鶻時代的洞窟遺蹟與相關碑記、文書提供的窟院線索整合分析，嘗試探討唐西州時期寧戎窟寺的寺院營造與佈局情況。

《貞元六年造窟功德記》於1989年維修加固柏孜克里克石窟時發現，現藏於吐魯番博物館。原碑上半部和左、右兩側已殘毀，碑體裂為6塊。殘碑寬90、高64、厚25cm。碑面題銘有漢文、粟特文、突厥文，至少五次陰刻（圖1）。此碑發現後，柳洪亮曾簡要介紹殘碑情況，擬定碑名，並發表漢文題刻錄文；陳國燦、榮新江等先生在論及唐西州寧戎窟寺、引用碑文時也曾擬定碑名。關於唐西州時期寧戎窟寺的營建情況，賈應逸、柳洪亮、王玉冬等在研究柏孜克里克石窟遺址整體分期時，都曾有所涉及。但限於材料，對此問題學人皆未進行專題討論。該碑關涉唐西州時期寧戎窟寺的營造與佈局、石窟寺與地面佛寺的關係等諸多關鍵問題，但錄文訛誤較多。故筆者重新校定碑文，將碑文所記與遺址現存洞窟結合分析，對相關問題進行初步討論。

一 碑名、錄文與題刻次第

1．碑記題名

此碑原題名殘毀，碑名內容與字數皆不可知，柳洪亮、榮新江、陳國燦分別擬名為《唐西州造寺功德碑》、《麴氏修功德記》和《西州寧戎窟寺創營窟堂施功德記碑》。根據殘存碑文，碑記主體內容為貞元六年（790）六月寧戎窟寺舉行齋會、創營窟龕精舍、彩畫尊像及創造什物諸事，主旨在於記述龕窟營造與所施功德。功德主尚難知曉，故筆者依碑文意旨，暫擬碑名為《貞元六年造窟功德記》。

2．碑記錄文

根據碑記題刻內容、空間佈局與字體差異，可知現存碑面題銘並非一次刻寫，而是先後經歷了至少五次題刻。下文對不同時期的題刻以不同字體標識於相應位置。其中，第一、二次所刻漢文碑文直接關涉石窟寺院的營造與施入功德，其餘題刻皆為後期所刻。為便於行文，現只對第一、二次漢文碑記逐行編號，其餘題刻皆不編號。

3．題刻次第

如前所述，此碑先後經歷了至少五次題刻。第一次為漢文貞元六年造窟功德記；第二次為貞元六年以後唐西州時期補刻的僧寶藏施功德記；其餘至少三次題刻皆為後期零散刻劃的漢文、粟特文、突厥文題記，下文依次詳述。

初刻為“時貞元敦牂歲，律中林鐘之月”（貞元六年六月）所鐫的第1至第22行原初碑記，其內容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第1至第3行，包括碑記撰寫者與寧戎窟寺的重要地位；第二部分為第4至第10行，簡要追述貞元四年，西州本地出身的某位高僧行跡及其在寧戎窟寺開窟諸事；第三部分為第11至第22行，是碑文主體所在，記述貞元六年六月，“賢道人上座命令齎主”設齋會、石窟寺創營窟龕精舍、彩畫尊像、創造什物及宴坐主談論佛法的事蹟。

第二次題刻為貞元六年以後唐西州時期補刻的僧寶藏施功德記，為碑文第23至第28行。該題銘利用原碑碑記之後的剩餘碑面空間刻寫，與原初碑記之間有意空出一行，字體小於原碑刻字，各行文字佈局緊湊，每行字數與原碑刻文不同，顯系二次刻寫。題刻內容稱僧寶藏於州城施、買常田，“於州城妙德寺造僧院壹所，並建立法華道場”，此處所言“州城”，當指唐西州州治高昌城；所言“妙德寺”，為唐西州時期，尤其是貞元年間高昌城中重要的佛寺。貞元八年（792），西州曾短暫陷於吐蕃之手，其後恢復西州統治，並於貞元十九年（803）最終被漠北迴鶻汗國控制。故而第二次題刻的時間應在貞元六年六月以後至貞元十九年之間。

其餘題刻至少三次刻劃，分別為碑文第1、2行之間與第22、23行之間的漢文題刻；第1行下部與第22、23行之間的突厥文題刻；第17至第19行之間的粟特文題刻。其中，兩處漢文題刻、兩處突厥文題刻是否同時刻寫，尚難確定。這幾處漢文、突厥文和粟特文題刻的先後次第亦難確定。

二 石窟寺與“結夏”“設齋”

碑記總述寧戎窟寺的重要地位時，即言“高餞碩德，每結夏於此”；貞元六年六月，又記“今朝夕夏滿，賢道人上座命令賫主□七月設齋”。“結夏”是佛教用語，且僧人結夏結束恰好是七月，這可能就是此次齋會舉辦的直接原因。此時前後，寧戎窟寺只有“僧七人常居於此”，平時常住僧眾很少，但此窟寺卻是西州高僧大德每歲結夏的重要固定地點，成為城內佛寺僧人夏居的臨時性住所。吐峪溝東區僧坊窟第42窟主室右壁前起第一小室右壁繪有正在修不淨觀的禪觀僧，其下為一行硃筆題記“開覺寺僧智空”。同樣題材的禪觀僧也殘存於第42窟其餘禪室中。開覺寺為唐西州高昌城內的佛寺，其名數見於吐魯番出土文書，因此，上述吐峪溝禪觀僧圖像或可理解為高昌城內佛寺僧人在石窟寺中結夏修禪場景的寫真。同樣類型的僧坊窟多見於唐西州時期北部赤石山（即火焰山）河谷中的多座石窟寺院，如丁谷寺（即吐峪溝石窟寺）、寧戎寺（即柏孜克里克石窟寺）、西谷寺（即雅爾湖石窟寺）及勝金口石窟，這些洞窟可能同樣被平日居住於城內佛寺的僧人用來定期夏坐和禪修。另外，《西州圖經》稱西州有“山窟二院”，即丁谷寺與寧戎窟寺，兩座寺院皆“久着名額”，是西州境內官方承認並頒賜名額的官寺，並將其歸入山寺序列。除山寺外，作為州城的高昌城及其他縣城中曾營建大量地面佛教寺院，山寺窟院與城中寺院存在深刻的內在功能關聯。高昌地區的僧團組織或與石窟寺院、城中寺院的分配、使用聯繫網絡具有對應關係。

如前所引，貞元六年前後，寧戎窟寺常住僧只七人，但石窟寺院於高僧夏坐之際會舉行盛大的齋會法事活動，此時窟院中聚集大量僧徒、宴坐主與其他世俗信眾，成為一處重要的集會場所。貞元四年，西州某高僧“轉誦之次，時聞異香。土（？）人彌增啓請”；貞元六年六月，夏坐將滿之際，“賢道人上座命令賫主□七月設齋，又於南菓園中，僧人□□人身例□□□飀□閒，非人間之有也”、“置（？）百僧，金繩界中，玉饌餘於香積”，“□欽承誘進，負荷無任，陳□□須彌徽音也”，高僧大德設齋説法，僧徒人數眾多且供給月例，法會場面盛大，親赴齋會的宴坐主包括“坤之儀範”的女性施主楊氏，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朱公判，開悟上坐，來自長安或洛陽的□興寺肜（？）法師，戒律師及末吏亦參與其中。

三 唐西州寧戎窟寺的營造工程

柏孜克里克石窟始建於麴氏高昌國時期，唐西州寧戎窟寺繼續利用前期石窟寺院，並陸續進行了大規模的營建工程，至回鶻信奉摩尼教時期，部分佛教洞窟又被改造為摩尼教洞窟。其後，西州回鶻改奉佛教時期，又重新營建和改造了許多前期洞窟。因此，柏孜克里克石窟現存洞窟可分為麴氏高昌國、唐西州、摩尼教寺院和西州回鶻四個時期。西州回鶻時期洞窟內因殘存大量回鶻文原始題記、回鶻供養人像、特徵突出的回鶻風造像、大量使用土坯營建洞窟及券頂、穹窿頂轉角處建築技法而易於辨識。摩尼教洞窟也因窟內壁面繪寫有特徵鮮明的摩尼教壁畫、摩尼文題記而被不斷辨識出來。現在根據壁畫題材、造像樣式可以確定為唐西州時期洞窟的只有第69窟，麴氏高昌國時期的只有第18窟。

通過實地考古調查，可以看到在現今大批迴鶻時期洞窟之後尚殘存大量前回鶻時代的早期洞窟，具體情況羅列如下。

第17、22、23、25窟回鶻期洞窟之後殘存早期洞窟後半段，開鑿于山體中，前半部已全部崩塌，斷裂線極不規整，至回鶻時代，則以土坯封堵早期洞窟後半段，並在原窟前以土坯重新壘砌新窟。

第1、2窟為龜茲僧房窟的形制，由甬道、小室和主室組成，早於回鶻時代。

第4窟為未完工的佛殿窟，壁面殘存“西州行官趙懷光至此寺禮拜”的刻劃題記，表明其年代下限為唐西州時期。

第8、10窟與吐峪溝麴氏高昌國時期的僧房窟、僧坊窟形制相同，屬於前回鶻時代的僧房窟。

第9、45窟為塔廟窟，中心塔柱和甬道在回鶻時代被大規模改建。

第18窟原整體于山體中開鑿，之後洞窟前半部崩塌，只殘存主室和中心塔柱後半部，主室左、右甬道及中心塔柱前部山體裂隙遺蹟明顯，尚存左、右甬道後半部及後甬道早期壁畫。回鶻時代則以土坯接續壘砌早期崩塌洞窟的左、右甬道和中心塔柱前部，並繪製壁畫。

第27窟早期為僧房窟，鑿于山體中，規模較大；其後回鶻時代於洞窟正壁及左、右壁後部題寫摩尼文題記，改造為摩尼教洞窟；最後以土坯包砌洞窟壁面和窟頂，改造為西州回鶻的佛殿窟。

第38窟早期為僧房窟，鑿于山體中；至回鶻時期，鑿去原窟正壁，沿兩側窟壁、窟頂向山體內推進開鑿，極大地拓展原窟進深，壁面繪製摩尼教壁畫，書寫粟特文摩尼教題記；最後，在西州回鶻時期，於摩尼教洞窟前部壘砌土坯牆，並以土坯包砌洞窟各壁及窟頂，又將其改造為西州回鶻的佛殿窟。

第47、48窟原來分別為同一座龜茲式僧房窟的甬道和主室。西州回鶻時期擴鑿原窟甬道部分，以土坯封堵甬道後半部和門道，將原僧房窟甬道改建為佛殿窟。並在第48窟前壁中部新開一門道，以土坯在原覆鬥頂下重砌券頂，將原僧房窟主室改建為佛殿窟。

第49窟早期亦為龜茲式僧房窟，由甬道、主室組成。西州回鶻時期以土坯封堵原窟甬道，並於原主室前壁中部新開門道，以土坯在原覆鬥頂下重砌券頂，改建為西州回鶻時代的佛殿窟。

上述遺蹟現象表明，柏孜克里克石窟寺院現在第17窟至第27窟之間的中部崖面曾發生過大面積崩塌，致使許多前回鶻時代的洞窟嚴重損毀。西州回鶻時期，一方面重修改建這批前部崩塌的早期洞窟，另一方面則將早期大量僧房窟封堵、改建為佛殿窟。現以洞窟編號後加［1］的方式表示早期洞窟，未被改建的早期洞窟使用原編號。這批洞窟自北向南依次為第1＋2、3、4、6、7、8、9［1］、10［1］、17［1］、18［1］、69［1］、22［1］、23［1］、25［1］、71、26［1］、27［1］、28［1］、34［1］、35［1］、36［1］、37［1］、38［1］、39［1］、41［1］、42［1］、45［1］、47［1］、48［1］、49［1］、51［1］窟（圖2）。為從這批前回鶻時代的洞窟中區分出唐西州時期營建開鑿的洞窟，有必要從洞窟類型、組合關係和留存的少量題記着手，討論這批早期洞窟的營造時代。

1．唐西州時期營建的洞窟

回鶻期之前的洞窟數量較多，類型複雜，部分洞窟組合特徵明顯，呈現出同期高昌石窟共有的主流特徵，少量洞窟中發現具有年代意義的遊人題記。考慮到這些遺址特點，下文首先對洞窟羣進行類型劃分，再通過洞窟組合使不同種類的洞窟發生共時性聯繫，然後對洞窟組合中的部分洞窟和未納入組合的少量洞窟進行年代研究，最終區分出唐西州時期所建洞窟。

（1）洞窟類型：回鶻期之前的洞窟類型有塔廟窟、佛殿窟、僧房窟、禪窟、儲藏窟。其中，塔廟窟形制相近，佛殿窟和僧房窟洞窟類型較為複雜，禪窟、儲藏窟形制單一。

①塔廟窟：洞窟主室平面呈縱長方形，中心塔柱呈方形，正面設壇，其餘三面不開龕，甬道高大，基本與窟頂平齊，縱券頂，有第9［1］、18［1］、45［1］窟。

②佛殿窟：根據洞窟形制的不同，分為兩型。

A型：平面呈縱長方形、中心設置低矮方壇，平頂，有第4窟。

B型：平面呈縱長方形、縱券頂。有第69［1］窟。

③僧房窟：根據洞窟形制的不同，分為三型。

A型：龜茲式僧房窟，由甬道、（小室）、主室組成，有第1＋2、47［1］＋48［1］、49［1］窟。

B型：由前、後室組成，平面皆呈縱長方形，縱券頂，中部隔牆上方開設明窗，下方為門道，有第8窟。

C型：平面呈縱長方形，縱券頂，有第3、6、17［1］、22［1］、23［1］、25［1］、71、27［1］、28［1］、34［1］、35［1］、36［1］、37［1］、38［1］、39［1］、41［1］、42［1］、51［1］窟。

④禪窟：由主室、正壁及左、右壁禪室組成，主室與各禪室平面皆呈縱長方形，縱券頂，有第10［1］窟。另外，第26［1］窟規模較大，鑿出縱長方形主室，正壁及右壁中部鑿出小室，或是與第10［1］窟形制相同、未完工的禪窟。

⑤儲藏窟：洞窟規模較小，平面不甚規整，縱券頂，地坪鑿出儲物坑，壁面鑿出小龕，有第1、7窟。

（2）洞窟組合：根據現存遺蹟可以辨識出三處。

A組合：佛殿窟第4窟、僧房窟第1+2、3、6窟、儲藏窟第7窟。第3、4兩座洞窟位置毗鄰，共用一段斬山崖面和前室，崖面及前室兩側斬切邊界明顯。僧房窟第1+2、6窟、儲藏窟第7窟處於上述兩窟兩側。

B組合：塔廟窟第9窟、僧房窟第8窟、禪窟第10窟。三座洞窟位置毗鄰，功能相互聯屬，是高昌石窟的典型組合形式。

C組合：塔廟窟第45［1］、僧房窟47［1］＋48［1］、49［1］窟。塔廟窟和兩座僧房窟位置毗鄰，功能相互聯屬，屬於同一洞窟組合。

（2）洞窟年代：結合上文洞窟類型和組合的研究，以及洞窟組合和少數單體洞窟的時代，可以系統地探討柏孜克里克回鶻期之前洞窟的年代。

①洞窟組合年代

A組合：第4窟左壁後方草拌泥壁面上刻劃“西州行官趙懷光至此寺禮拜”的遊人題記，表明此組洞窟營建年代下限為唐西州時期，即不晚於803年。

B組合：第8窟形制與吐峪溝西區中部高台窟院第20窟等僧房窟完全相同，時代為麴氏高昌國時期；第9［1］窟與吐峪溝東區北部第38窟相似，皆開鑿於5世紀末至7世紀前期；第10［1］窟與吐峪溝東區北部第42、46窟及西區南部第1窟、北部第22窟僧坊窟形制相同，時代為6世紀至7世紀前期［7-9］。因此，B組合開鑿年代當為麴氏高昌國時期。

C組合：第45［1］窟形制與B組合塔廟窟第9［1］窟相同，第47［1］＋48［1］、49［1］窟屬於龜茲式僧房窟，故C組合時代亦當為麴氏高昌國時期。

②單體洞窟年代

對於部分洞窟組合關係不明顯的洞窟，可就其中留存的壁畫和題記進行營建年代的推測。

塔廟窟第18［1］窟，後甬道頂部平棋鬥四藻井紋樣與吐峪溝東區北部第36［1］窟相似，壁面禪定千佛的題材佈局及樣式均與吐峪溝西區南部第2窟相同。吐峪溝第20［1］窟、第2窟皆開鑿於5世紀末至7世紀前半葉，因此，第18［1］窟也當營建於此時。

佛殿窟第69［1］窟，左、右側壁繪製附帶漢文墨書題記的千佛，造像樣式與敦煌唐代千佛相同，應該為唐西州時期的洞窟。

佛殿窟第28［1］窟，正壁中部新發現三行漢文墨書題記，其中有“都水監”官職。都水監始設於隋文帝仁壽元年（601），唐代沿革，故此窟年代下限當為803年以前的唐西州時期。

僧房窟第38［1］、27［1］、35［1］窟皆曾被改造為摩尼教洞窟。因此，這批洞窟或當開鑿於803年信奉摩尼教的回鶻人控制高昌地區之前，亦即唐西州之前。

綜上所述，可以將前回鶻時代的洞窟歸屬於麴氏高昌國、唐西州、麴氏高昌國或唐西州三個羣組（表1）。

由表1可知，營建於唐西州時期的洞窟有佛殿窟第69［1］窟，可能開鑿於唐西州時期的洞窟有佛殿窟第4窟和僧房窟第1＋2、3、6、17［1］、22［1］、23［1］、25［1］、71、27［1］、28［1］、34［1］、35［1］、36［1］、37［1］、38［1］、39［1］、41［1］、42［1］、51［1］窟，禪窟第26［1］窟，儲藏窟第7窟。

2．碑記與唐西州寧戎窟院

將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貞元六年造窟功德記》、《楊公重修寺院碑》、敦煌文書P.2009《西州圖經》與上述前回鶻期時代的洞窟遺蹟結合分析，可以看出唐西州時期寧戎窟寺窟龕營造情況和石窟寺院的大致佈局。

（1）窟院連通建築。《貞元六年造窟功德記》載貞元四年前後，寺院“□□□石梯臨山，何辝踐苔斜、履滑扉右山楹，欄楯縱而復橫”，表明此石窟寺曾依山開鑿石梯踏道，用以從崖下登臨洞窟羣。窟羣前沿窟前平台或廊道原曾安設縱橫分佈的欄楯，不同類型的洞窟藉此公共平台或廊道相互連通。現唐代石梯踏道已不可見，但在崖下東側與南側崖面轉角處殘存三段不同時期的踏道遺蹟，皆以土坯壘砌，連通崖下地面寺院與崖上洞窟羣，其做法可與唐西州時期臨山石梯相彷彿。

（2）窟前木構建築。《西州圖經》載石窟“峭三成，臨危而結極；曾（層）蠻（巒）四絕，架回而開軒。既庇之以崇巖，亦偎之以清瀨”，表明石窟前倚臨山體曾修築高大顯眼的窟前建築，作為洞窟的前室。唐代窟前建築早已湮滅，但現存第9窟、第16與17窟組合、第18與18A、19窟組合，第31與33窟組合，第35、36、37、38窟組合，其前皆有寬敞高大的前室，室內發現許多安設木柱、樑架的槽孔遺蹟，窟前曾出土斗拱、梁椽等木質建築構件，表明回鶻時期許多洞窟或洞窟組合前都有高大的窟前木構建築，可以作為唐西州時期洞窟建築形制的參考。

（3）龕窟堂殿。據《貞元六年造窟功德記》，唐西州寧戎窟寺第一次開窟活動為貞元四年，西州某高僧“開一窟，以為法華精舍”。從碑文來看，此西州高僧似乎事蹟炳然，奉持釋典，是貞元時期頗具影響的一位僧人，他新開鑿的法華精舍也應頗具規模。現在柏孜克里克可以確定的唐西州時期新鑿且已完工的禮拜性洞窟為第69［1］窟。該窟位於寧戎窟寺中部崖面，處於石窟寺院中的顯赫位置，規模宏大，寬3.4、高4、殘深4.2m。現存左、右側壁繪成排千佛，窟頂中央繪纏枝花卉紋，與兩壁相接處繪捲雲紋、花卉紋，壁畫精美細緻，該窟有可能是貞元四年西州高僧所造的法華精舍。

貞元六年六月，寧戎窟寺進行了兩項大型法事活動：一是規模極大、規格頗高的齋會，由賢道人上座安排主持，宴坐主包括“坤之儀範”的女性施主楊氏、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朱公判、開悟上坐和來自都城長安或洛陽的□興寺肜（？）法師、戒律師及鼓舌而談的末吏。又於七月設齋，僧人可能由官家發給月例。二是營造洞窟、妝鑾尊像。主要工程是“鑿懸崖，創營龕窟。持蓮華，復立精舍”、“禪堂增損”、“諸窟堂殿，彩畫尊像”。除去前文所論第69［1］窟，有可能開鑿於唐西州時期的洞窟還包括佛殿窟第4窟，僧房窟第1＋2、3、6、17［1］、22［1］、23［1］、25［1］、71、27［1］、28［1］、34［1］、35［1］、36［1］、37［1］、38［1］、39［1］、41［1］、42［1］、51［1］窟，禪窟第26［1］窟，儲藏窟第7窟。第4窟平面呈方形，平頂，地坪中央有方形矮壇，壁面塗抹一層草拌泥，未發現壁畫。高昌及龜茲地區同類洞窟一般為平面方形、穹窿頂、中心設壇的形制，因知第4窟為一座未完工的佛殿窟。第26［1］窟規模較大，鑿出縱長方形主室，正壁及右壁中部各鑿出小室，壁面無塗層，原計劃可能開鑿與麴氏高昌國時期第10［1］窟形制相同的僧坊窟，但未完工。

結合貞元六年六月的時間節點和當時的歷史情境，便可看出此次齋會、施造功德活動的重要意義。自貞元五年冬開始，吐蕃大規模進軍唐西域。至貞元六年四月左右，吐蕃聯合三姓葛邏祿、白服突厥等攻陷北庭，伊西庭節度使楊襲古奔據西州。是年秋，楊襲古與回鶻大相頡於迦斯謀復北庭，又為吐蕃所敗，回鶻大相誆殺襲古。貞元八年，西州陷落。因此，貞元六年六月舉行的法事活動處北庭淪陷之後、西州危急存亡之時，可能是官方舉辦的，意在祈求神佛禳災除噩、護佑國土的大型齋會。創營龕窟、彩畫尊像等活動是配合齋會所做的功德。佛殿窟第4窟和規模宏大的僧坊窟第26［1］窟皆未完工，第4窟兩側又同時開鑿數座僧房窟，第4窟以南崖面上另殘存一個未完工的大龕，這些或許正是此次創營開鑿的龕窟、精舍、禪堂遺蹟，洞窟營建開工不足三四個月，楊襲古被殺。貞元八年，西州陷落，吐蕃將西州官吏及一批高僧大德遷往河西，工程被迫停止。

（4）崖下地面建築。敦煌文書P.2009《西州圖經》記寧戎窟寺“峭三成”，可以理解為整個寺院佈局分為山體頂部佛塔羣、中層洞窟羣和崖下地面建築羣三部分。據《楊公重修寺院碑》，楊襲古重修寧戎窟寺時，於窟前崖下“栽葡萄”、造“廳肆所”、“廊”、“冬廚壹所”，這些地面建築羣是日常生活起居所需，與崖上用以禮懺供養的龕窟堂殿明顯不同，表現出石窟寺院功能區分化的特點。從德國探險隊所攝照片上可以看到，在正對第16、17、18窟崖下、正對第49、50、51窟崖下原各有一處地面寺院，後來在崖下區也發掘清理出一批建築遺址。這些地面建築雖然未必建於唐西州時期，但可以此比對唐代寧戎窟寺的寺院格局。

四 結語

本文以吐魯番博物館藏《貞元六年造窟功德記》為中心，重擬碑名，重錄並校定碑文，認為現存碑文至少分為五次題刻。其中，第一次為貞元六年（790）六月所刻原初造窟功德記；第二次為803年之前唐西州時期補刻的僧寶藏施入功德記；其餘至少三次題刻分別為漢文、突厥文和粟特文題刻，年代不詳。結合碑銘，可以看出唐西州時期作為山寺的寧戎窟寺是高昌州城佛寺高僧大德結夏和舉行大型齋會的重要地點。吐峪溝等其他石窟寺中相關類型洞窟可能也具備同樣功能。柏孜克里克石窟是古代高昌地區重要的大型石窟寺，回鶻時期摩尼教寺院和王家供養大寺的地位已為學界所熟知，但對於前回鶻時代尤其是唐西州時期該石窟寺院的情狀所論較少。《貞元六年造窟功德記》中所言貞元四年，西州某高僧所開法華精舍可能與第69［1］窟有關；貞元六年六月，“鑿懸崖，創營龕窟。持蓮華，復立精舍”、“禪堂增損”等營造工程可能與第1＋2、3、4、6、7、26［1］窟有關。

附記：碑記錄文經復旦大學歷史系仇鹿鳴先生、復旦大學中文系夏婧先生反覆核校，在此謹表衷心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