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歷史上唯有中國文化擁有真正的獨立性，具備獨立的“文化格”_風聞
甲骨书院-以义理逻辑看世界，公众号同名2020-06-29 17:24
一
我上個月寫過一篇文章，叫《人類所有的文字中，唯有漢字超越語言而獨立，文字和語言是兩回事》，首發發在今日頭條上，反應還不錯，目前已經有25萬的閲讀量，收到評論700多條，而且正面居多。這篇文章主要談的是漢字的獨立性問題，相對語言而獨立。就這一點上來説，漢字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中，是獨一檔地存在。現在接續這篇文章，談一下中國“文化”、“文明”的獨立性問題。象中國的文字一樣，中國的文化、文明，在人類歷史中也是唯一性地存在，唯有中國的文化、文明擁有真正的獨立性，具備獨立的“文化格”。
正是因為擁有獨立性，所以漢字可以超越語言的不同和變化，進而超越地理空間的不同和時代變遷，而普世性地永恆存在。不同地域，不同語言，甚至不同時代的人，可以共享漢字，相互溝通。
也正是因為如此，悠久和偌大的中國，從根本上來説，只有一種文化，就是中國文化。
從含義上來説，“文化”就是以“文”去化，“文明”就是因“文”而明。因此，“文”實際上就是一種教化、教育工具，去教化、教育人。所以，“文化”就是“教化”、“文教”。
注意是“文化”、“文明”，而非“字化”、“字明”。這意味着用“文”去教化的過程，遠在“字”產生之前就存在了。
在上述那篇文章中，我已經指出，“文”和“字”有聯繫，更有根本性區別。“字”是一種特殊的“文”，特殊在開始與語言相結合，開始被用來表達語言。但是，在“字”之前，“文”已經非常悠久地存在。中國文明在進入“字時代”以前，則是一個漫長的“文時代”。
在“文時代”，“文”是獨立的抽象符號系統，沒有發音，與語言完全無關。這個“文系統”，又包括兩大子系統，契約符號系統和易經八卦符號系統，其中以契約符號系統為主體。對易經的八卦符號系統，大家相對還是比較容易理解，但是對於契約符號系統就不容易理解了。
對現代人而言，符號一定是寫出來或印出來的，是二維的，契約怎麼能夠是符號呢？怎麼能夠是“文”呢？契約明明是複雜的文本嘛！現代的契約的確是複雜的文本。但是即便是現在的中國契約中，依然存在重要的契約符號，那就是印章。正規的契約一定是有印章的，而且還要蓋“騎縫章”。“騎縫章”就是一個完整的印章要蓋在兩份合同之上，騎着兩份並排放置的合同的中間的縫來蓋，一份合同保留一半，即甲方乙方各一半。
印章，尤其是騎縫章的習慣，是對“文時代”契約符號的直接繼承。文本式契約出現的基本前提是，是漢字的出現，這意味着甲骨文之前，中國絕不可能會有文本化的合同。實際上，文本化契約的出現是在漢字成熟和紙被髮明之後，這是東漢的事。想想看，在無字時代，在“文時代”，契約的形態是什麼樣的？
其實，“文時代”的契約，與現代的契約在結構上是相同的，也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相當於印章的契約符號，另一部分則是相當於文本的契約條款。但是，不同的是，在“文時代”的作為契約符號的印章不是平面的，不是印在紙上的，而是三維的，用具體的東西來充當，就是結繩和書契。
結繩是一對打結的繩子，書契是一對刻上齒文的木片，是最原始的契約形態。繩結和齒文都是指代數字的，因此，結繩和書契本身的信息記載能力非常有限，其作用更主要是充當信用符號。更詳細的契約條款則是以口耳相傳的語言的形式存在，這些語言附着在結繩和書契上，與之配套。現代契約的印章就是從結繩和書契演化而來，而文本則對應着語言性條款，只是將語言文本化了。
“符號”的“符”本來就是指三維的契約符號的，就是指結繩和書契的，尤其是書契。“信陵君竊符救趙”中的“符”，就是書契，不過是一種升級版的書契。書契的材質本來是廉價的木片或竹片。但是，在五帝、三代時期出現了一種升級版的書契，用貴重的青銅或玉石來當做書契的材質，一般用於政治和宗教祭祀上。
信陵君所竊的“虎符”，就是升級版的書契，也是契約，材質應該是青銅或玉石的，而且，其形狀也被雕刻成虎，這種形態的“符”屬於“兵符”，用於軍隊的調度。但基本原理是和昔日的結繩和書契相同，都是一式二份，兩者在形狀或圖案上是相合相同的，然後分給契約雙方所持有。在履行契約時，也對來只“符”進行比對，檢測是否相合同。
現代漢語還在用一個成語叫“若合符節”，這個“符”與“信陵君竊符救趙”的“符”是一回事，也是指類書契的契約，也是契約符號。
總之，“符號”的“符”原本並非是二維的，而且是特指契約符號的，特指契約的。“符”就是契約，就是契約符號。這裏需要破除一個錯誤觀念，認為二維的一定比三維的抽象、高級。符號的抽象性並不在符號本身，而在賦予給符號的“意”。《周易 繫辭》説：“立象以盡意”，這個“象”在狹義上是指八卦符號，在廣義上則可以指代一切符號，指代“文”。符號只是承載“意”的東西，其抽象和獨立的程度，並不在其本身，而在賦予其上的“意”。下文還要對此詳述。三維的算盤珠子和阿拉伯數字在表達數字上，其效果等同，並不能説算盤珠是三維的，就一定比阿拉伯數字落後。
關於“印”、“章”二字的字形考釋，我之前已經專門寫過文章，這裏不能太詳細展開。“章”字形含義就是指新刻寫完成的書契。“印”、“章”二字，本來就是指契約、契約符號，當然是三維的，一為結繩，一為書契。
因此，“印”本來是三維的，而非印在紙上的。“印”本來也無“印刷”之“印”的含義。但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及至東漢，隨着漢字的成熟和普及，契約的形態也由原本的結繩、書契向文本化契約轉變。在這個過程中，契約符號則由三維轉變為二維，由實物的結繩和書契，轉化為印在紙上或布帛上的印章。在這個過程中，“印”也逐漸滋生“印刷”之“印”的義項。
以上我們花了不小的篇幅去解釋“文時代”的契約符號，包括結繩符號和書契符號的契約符號，是“文系統”的主體部分。“文時代”的“文”可以約等於契約，“文時代”其實就是契約時代。同時，從“印”“卩”、“章”這三個甲骨金文字例也可以看出，甲骨文的字形來源就是直接對契約符號的繼承和借用，而非什麼象形。因此，甲骨文和漢字，從根本上來説，並非象形文字，而是“借符文字”，直接借用契約符號，或者説，是“契約文字”。當然，這不是説，甲骨文中沒有象形字，也有，但是很少，也很邊緣。
前面還是主要在討論“文”，因為，“文”不僅是“文字”的母體和基礎，也是“文化”、“文明”的核心。中國文字的獨特性、獨立性，就是因為“字”之前的“文”的獨立存在。在整個人類歷史中，唯有中國的上古時代存在着成熟而獨立的“文系統”，存在着一個漫長的“文時代”。“字”所有的文明都可以有，但“文”卻為中國文明所獨有。
從這個意義上來説，唯有中國的文字，有資格稱為“文字”，因為只有中國字是包含着“文”的，有“字”有“文”，其他任何文明的字都僅僅是字而已，都是有“字”而無“文”。
同時，也唯有中國文化、中國文明有資格稱之為“文明”、“文化”，其他任何的所謂的文明、文化都是沒有資格的，因為他們都沒有“文”。
與中國的文字一樣，正是因為獨立的“文系統”的存在，中國的“文化”、“文明”也是獨立的，也唯有中國文化、文明具備真正的獨立性，而具備獨立的“文化格”、“文明格”。
中國文化、文明的獨立性，最直觀地表現就是她的永恆性和普世性上。永恆性就體現在她是可以超越朝代和時代的，是超越生產方式、產業形態的，也是超越社會制度變遷的。因此中國文化、文明，是人類歷史中，唯一連續的文明，從遙遠的伏羲至當下，從未中斷。任由時代的變遷，任由產業形態和生產方式的發展，任由社會制度的變革，任由朝代的更迭，中國文化的內核始終堅如磐石。
中國文化、文明的普世性，就體現在她是基於“大一統”觀的、“天下”觀的。這種“大一統”和“天下”觀，與政府無關，所依據的並非政府強權。這種觀念的形成，絕非是從秦始皇統一中國起，而是遠在政府在中國出現之前，就已經形成了，在“文時代”已經形成了。
《論語》開篇説：“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句話就是對“大一統”觀，對“天下”觀的口語化的表達。“遠方”實質就是天下，“遠方”的所有的人，都是“朋”，都是可以愉快的相處。
既然是遠方而來的人，怎麼就知道一定是“朋”，而不是敵？這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要義所在，對於遠方的人，我們不知道他們是朋友還是敵人，但是我們不去預設他是敵人，而是預設他是朋友。這是實際上是“性善”的擴展。我們預設所有的人都是善的。唯有預設所有的人都是善的，都可以做朋友，才可能實現“天下”的“大一統”。因此孔子説“有朋自遠方來”，而絕不説，“有可能的朋從遠方來”，更不會説“有敵自遠方來”。事實上，在中國的歷史上，很多時候，從遠方來的的確是敵人，遠者如北方的戎狄、匈奴，近者如1840年之後的西歐列強。
但是，通過教化，敵人終究可以化為朋友，譬如當下之中國與西方之歐美。當然，這個教化過程目前依然在繼續之中。
總之，中國“大一統”觀和“天下”觀的形成遠在強權式政府出現之前就存在了，在“文時代”就存在了。為什麼這麼説，因為“朋”這個字也是個契約字，其甲骨文字形直接借用了書契符號。
“豐”字符為何用可以指代“玉”，因為玉的主要功能是作為書契的新材料，用來製造玉質書契。這種玉質書契，是在五帝時代開始興起，在三代時期，比較盛行，而且主要應用於政治和宗教領域。政府的政令頒佈系統其實就是一個玉質書契系統。這些玉質書契就叫“玉瑞”、“瑞信”、“符節”、“符信”等，主要包括玉圭、玉璋等。因此，“玉”的本質並非玉石，而是契約。“玉”的甲骨字形就抓住了這個本質，直接借用了書契符號。
注意，“文時代”的契約於現代的契約又有本質不同，現代的契約是有一個作為絕對權威的第三方的存在，即法律和政府，而法律和政府的背後，則是軍事強權。現代的契約是以暴力強權做保障的。但是，“文時代”的契約，是沒有強權性的第三方存在。當然也有第三方，就是作為“大人”的“儒”。
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經多次指出。“儒”就就是“文時代”的契約中介。但是，“儒”沒有任何強制性權力，他只是通過“評理”、“説理”，為契約雙方消除分歧、達成共識，幫助契約雙方去簽訂和執行契約。但是，契約的主體唯有契約雙方，契約的簽訂和執行，全部依賴於雙方之間的直接信任。因此，契約的核心就是“誠”、“孚”。這是《周易》非常重“孚”和《中庸》非常重“誠”的原因所在。《中庸》乾脆説：“誠者天之道”，“誠”就是道，就是“義”。
因此，“朋”的關係的核心就是“誠”，相互以誠相待。
這就是涉及到中國文化、文明的內核。我們必須在“文”的層次上，理解“文以載道”，而不能僅僅侷限於“文章”的層次上，“字”的層次上。“文以載道”觀念，是在文時代已經成熟了。“文以載道”的“文”就是“字”之前的“文”，就是“文系統”，主要就是契約。“文以載道”的原初意思可以約化成“契約載道”。
契約為什麼能夠載道？因為契約真正承載的是契約雙方的“誠意”，即真實的意願，而且是雙方達成共識的共識性的“誠意”。共識性的誠意，就是“理”、“義”，也是“道”。因此“義理”、“道義”的基礎是共識性的誠意。就是孟子所説的：“心之同然者，謂之義也，謂之理也”。
誠意是從哪裏發出的？是從人的內心，是從人心性之中。因此，中國文化的真正內核，並非“文”，並非契約，契約之文，只是表達“意”的工具，是“載道”的工具。《周易 繫辭》説：“立象以盡意”，“象”就是“文”。“象”和“文”都是“盡意”、“載道”的工具。
所以，中國文字和文化的獨立都在“文”的獨立，而“文”的獨立則在“意”獨立，在“義”、“理”的獨立，“意”、“義”、“理”又都是由心性所發出，因此，也在心性獨立。
中國文化從本質上來説，是“意獨立”的文化，也是“心性獨立”的文化。而“意”和“心性”的獨立具備絕對性，可以不依賴、依附於任何的外部條件。不依附於任何條件，並非絕對脱離外部條件。“意”和“心性”必須在具體的外部條件下才可存在。“意”和“心性”的絕對獨立性是不依附於任何特定的外部條件，可以任由條件的變化。這就是孔子所説的：“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就是一定要如何，“莫”是一定要不如何。“無適也，無莫也”，就是外在條件是無所謂的，關鍵的是“義”。即唯有“義”是獨立的，外在條件則任由其變化。
因此，中國文化的根本在內在“意”，在內在的心性。中國文化從根本上來説，是“意獨立”的文化，是“心性獨立”的文化。正是因為，中國文化的基礎是內在的“意”和“心性”，而不依附和綁定於任何的外在條件。所以，可以在空間上普世，可以在時間上永恆。一旦依附於任何的外在條件，綁定於任何的外在條件，將會失去“意”的獨立，失去心性的獨立，也會失去其普世性和永恆性。
所以，現代有些人將中國文化説成是“農耕文化”，説成是以宗法為核心的“孝文化”，説成是依賴於封建制度的“封建文化”，等等，都是錯誤的。中國文化是不依賴於任何產業形態，依賴於任何的制度形態的，同時也可以適用於任何的產業形態和制度形態。
有一位研究儒學的美籍華人教授，叫余英時，此人是錢穆的學生。錢穆算是民國後期的學者，但是後來叛逃至台灣。因為“師出名門”，加之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大學教書，因此這個余英時一度被捧為研究儒家的“權威”。實質上，余英時和他的老師錢穆，都是二、三流貨色。對中國文化貌似淵博高深，而實則淺陋無知。
為什麼要在這裏點名罵余英時，因為此人在70、80年代提出了一個關於中國文化的無知謬論，但卻流傳甚廣，貽害至深。他説，儒家思想是依附封建時代的禮法制度的，但是，辛亥革命之後，這些禮法制度崩潰了，因此，儒家思想就成為“孤魂野鬼”。
不是儒家思想成為“孤魂野鬼”，而是叛逃至台灣的錢穆，以及流落至北美的余英時自己成為“孤魂野鬼”了吧！
相反，中國之外的所有西方文明，無論出於那個歷史時期，都擁有一個共同特徵，都是依附於某種外在的條件，或者宗教信仰，或者產業形態，或者物質財富。
以多神教為核心的古兩河、古埃及文明，為何崩潰了，原因在於，他們的文化是依附於多神教體系的，甚至依附於具體化的神像和神廟。後來出現的猶太一神教和希臘哲學，都是崇拜抽象的哲學實體或抽象的神靈，都主張“去偶像化”。
崇拜抽象神和抽象真理的基督教為何會被現代文明擊敗，因為儘管是抽象的，但是基督教所崇拜的上帝依然是虛構的和外在的。基督教文化是依附於這個虛構的外在神學體系。
將基督教取而代之的現代文明會普世和永恆嗎？當然不會，因為現代文明依然是依附於外部條件的。現代文明中的“獨立”和“自由”，是依附於外在化的“權力”的獨立和自由，而“權力”的核心則是財產權。最終，“獨立”和“自由”就依附於財產、財富。
同時，“科學真理”也是現代文明的一個核心要件，其實這個“科學真理”，與基督教的附着於上帝之中神學、哲學真理並無二致，也是一種虛構。而且，“科學真理”是附着與外在的“客觀世界”。“客觀世界”與上帝一樣，也是一種虛構。
因此，所謂的“現代文明”的命運，與歷史上任何西方文明不可能兩樣，只能消失和被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