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無處不在：新自由主義時代調節僱傭關係的國家角色_風聞

　　**編者按：**本期向大家推薦Chris Howell即將發佈在ILR Review 上的Rethinking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Employment Relations for a Neoliberal Era一文。與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圖景不同，本文主張，僱傭關係領域的自由化必須依靠更為積極的國家角色才能得以實現。國家角色隨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而轉變。不同於福特主義時代的國家角色，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國家進一步實現了中心化，其角色包括造市、取代集體調節的個體僱傭關係、國家主導的社會契約，以及重新劃定工作與非工作的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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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30年來，各國都普遍經歷了國家主導的僱傭關係重建計劃，且均以僱傭關係自由化為導向。本文想要回答的宏大問題是，如何解釋國家在調節僱傭關係，及相關政治經濟領域中的角色。為何各國的國家角色存在趨同性，但過程方式卻各不相同？作者從資本主義增長本身的意義變遷進一步將國家角色理論化。資本主義增長的不穩定和再生產的不確定使得監管成為必然，其中就包括僱傭關係的調節機制。伴隨資本主義增長體制的變遷，國家調節方式也隨之改變。下文僅簡要介紹福特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時期，國家在僱傭關係領域的不同角色。

　　福特主義、國家和僱傭關係

　　福特主義通常指大蕭條末至1970年代末這段時期的增長。它作為一種增長模式的理想類型，是指通過連接大規模生產與大規模消費、抑制資本競爭，並確立了一套保護國民經濟的監管制度，從而解決資本主義經濟面臨的需求問題。依靠大量工薪階層穩定的工資增長、鼓勵強大的有組織的勞工運動實現集體自律，以及充分就業與強大工會造成的通脹危險，構成了福特主義的三大特點。

　　相應的，國家也扮演了三種不同角色，分別是：（1）在勞工組織強大的地方，國家可能會放棄對僱傭關係的直接監管；（2）在勞工組織較弱的地方，國家通過基本工資、擴展機制、支持行業談判起到相當於福特主義的作用；（3）利用法團主義形式限制通脹，國家作為政治協商的助產士，用政治交換鼓勵階級妥協，從而延續福特主義的增長模式。對集體主義僱傭關係體系的根本支持連結了這三類角色，並反過來促進了增長。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時期，國家在僱傭關係領域的行動主要是對福特主義增長模式積累需求的回應，合法性和穩定都是次要的。

　　新自由主義、國家和僱傭關係

　　與福特主義不同，後福特主義增長模式並不依賴生產率與工資增長相掛鈎的集體規制制度。僱傭關係制度對新的增長模式來説處於邊緣地位，國家在其中的角色也不再直接有助於積累，而是以合法性和穩定為主。作者通過實證資料，描述了新自由主義時期調節階級關係的四類國家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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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市

　　造市是國家最重要的一個角色。新自由主義時代要求更大力度的國家干預以完成勞動力的再商品化，並對抗再商品化的阻力。它不僅要求廢除舊有的監管機制，還要建立能夠適應新興增長模式的新的監管機制。國家獨特的制度重建能力包括：

　　面對罷工等問題時，擁有巨大的強制力；

　　能夠進行規制試點，將其制度化，並推廣至整個經濟體；

　　允許不受法律限制的例外存在，即使立法或合同有限制，但國家允許產業行動者繞開它們，在不挑戰正式制度的同時打開自由化的口子；

　　在解決僱主與工會集體行動問題中的重要作用；

　　重新構建集體利益合法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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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工會的規制

　　國家調節僱傭關係的第二個重要角色，是為工人提供適當的保護和補償，但仍然允許勞動力市場的自由化。干預主義國家通常採取保護性的角色，但是僅關注工作中最低限度的權利或社會保護，而非振興集體規制，或用國家權力刺激需求。

　　中左翼政府試圖同時兼顧工人的靈活性與最低安全保障。由於工作中個體權利話語的普及，取代了集體權利以及偏好工會成員和集體談判的公共政策，協調機制孱弱的政府衍生出一項共同戰略。它通常涉及三個要素：首先，由國家機構強制實行的最低限度的個人就業權，被概念化為產業安全網；其次，以合夥制和一元論的名義，鼓勵公司層面的僱員發聲機制；第三，幾乎不支持集體組織和集體行動，保留對罷工的嚴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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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自由主義協調

　　國家的第三個角色，是利用新的社會契約促進經濟緊縮，並使勞動力市場和僱傭關係自由化。這裏的角色一部分是合法性，以贏得階級行動者的同意和參與，另一部分是對抗根深蒂固的勞工力量。與法團主義時期的協調不同，這些新形式的社會契約旨在增強自由化，而國家目的只是作為手段。

　　1980年代、90年代，以及2000年代初期，社會契約的目標在於爭取全國工會的支持，以改革高昂的社會福利、消除僵化的工資談判，並放鬆對勞動力市場的管制。契約的具體條款因各國自由化的障礙而異。事實證明，當分散的工會力量成為障礙時，社會契約能夠有效推動自由化，因它利用上層契約克服了來自下層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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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級規訓與嵌入的市場理性

　　國家的第四個角色，是嵌入並適應市場行為，規訓並消除其它行為。這關乎管理新自由主義增長模式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概念影響，有點像另類的政府行為。它涉及新自由主義的規範化階段，而非早期階段。

　　適應市場行為的國家行動，體現在對一種人力資源管理政策的支持；這種人力資源管理政策旨在讓工人與公司的聯繫得更緊密、讓工人的物質利益與公司的成功、更普遍的市場聯繫得更緊密。這從本質上講是一種一元主義的政策。與此同時，還要求國家重新規訓勞動力市場，使個體在資本面前更加脆弱，更加沒有能力挑戰資本。

　　綜上，福特主義時期的國家能夠進行集體規制、實現替代性功能，或管理宏觀經濟效應；然而，新自由主義時期的國家角色涉及抵制因靈活性和全球化而起的勞工抗爭、市場秩序的制度化、用最低限度的市場干預為工人提供有限保護，確保合法性和同意。

　　結論

　　文章不僅描繪出新自由主義時期國家干預僱傭關係的一套系統模式，而且試圖基於實證資料檢驗國家何以成為調節階級關係不可或缺的角色，從而回應資本主義增長與國家調節關係的古老問題。國家在僱傭關係領域中的角色可能恰恰反映了主要增長模式的特徵和動態，並會隨着增長模式的轉變而變化。新自由主義時代，國家的干預主義增強，並以新的方式進行干預，從而消除僱傭關係和勞動力市場自由化的障礙。在自由化的制度重建過程中，國家扮演着重要且必要的角色。新自由主義框架有助於理解國家的行動模式，它不僅強調了新的增長模式下的積累意涵，而且有契合市場社會、重塑制度、規範和理性的建構主義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