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歐美文明對政治、政府充滿恐懼和不敬_風聞

一

歐美文明，尤其是美國文明，最大的特徵之一是：政治恐懼、政府恐懼。也可以説，歐美文明是一種病態的，畸形的文明，因為它患上了政府恐懼症、政治恐懼症。他們理所當然地、堅定地認定，政府生來就是邪惡的，生來就是一個殘暴的怪獸，專門與人民為敵，剝削和壓榨人民。

意大利的馬基雅維利（1469 -1527）和英國的霍布斯（1588-1679），都是現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宗師性人物，馬基雅維利乾脆被稱為“政治學之父”，霍布斯則是政府理論的奠基者。但是，這兩位究竟是什麼貨色呢？馬基雅維利在其“名著”《君主論》中告誡國君們，政治、政府只是達到自己私利、私意的工具，其中沒有任何的道義和原則，政治家應該操縱和玩弄政治和政府，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霍布斯的“名著”《利維坦》的書名，就是比喻政府的——怪獸。在霍布斯看來，政府就是有超越任何個人的基於暴力的專制權力和能力，對所有人進行專制和威懾，讓他們去服從。如果沒有政府怪獸的存在，由於人性本惡，只知為私利而爭奪，整個社會陷入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

馬基雅維利和霍布斯，實際上都是滯後版和劣質版的韓非子，所謂的西歐現代政治學，也是一種變異版的法家。説滯後，因為馬、霍二人比韓非子晚了1700多年；説劣質化，因為法家也是講“道”的，只是它的“道”，是法家化、功利化、庸俗化的，所以，司馬遷説法家“本於黃老”。更準確地説，法家以黃老之名，以道之名，行反黃老、反倒之實。但無論如何法家還是講“道”的，而馬基雅維利和霍布斯之流，則明目張膽地拋棄任何原則和道義，只講私利，只講基於暴力的強制、專制。又比韓非子下作、陰險、無恥了好幾個檔次。

總之，在不講道義、仁義上，在相信人性本惡，並且以人性本惡以基本的政治假設上，馬、霍與韓非子是一致的，現代歐美政治與中國歷史上的法家是一致的，只是馬、霍比韓非子更惡劣。

但是，法家的產生在中國的整體歷史中是很晚的事情，比政治形態的成熟晚的多，而比政治理念的形成晚的更多。中國的政治形態在堯舜時代達到成熟，政府的正式出現也是在這個時期。因此，《尚書》的開篇是《堯典》，從堯開始寫起。後來的儒家乾脆將中國的基本政治理念和原則稱之為“堯舜之道”。中國政治理念的成熟則遠在政府的出現之前，遠在堯舜之前，早中國文明的出現伊始就有了，在遙遠的伏羲時代。

因此，在春秋禮崩樂壞時期突然出現的法家文化，是反中國傳統的，是個異端。強秦因法家而興，也因法家而亡，可謂成也法家，敗也法家。秦國之所以可以因法家而興，因為它本身地處中國西部邊陲，蠻夷屬性很強，與法家想合。

春秋戰國時期是“禮崩樂壞”時期，禮崩樂壞就是“禮樂”崩壞，“禮樂”則是三代時期的制度形態和社會形態，甚至三代之前的三皇五帝時期。因此，禮崩樂壞的實質就是三代社會和制度形態的大崩潰，也是中國歷史的一次空前大中斷，大斷裂。

儒家就是在中國製度、社會、文化出現大崩潰的時候，努力去拯救、繼承和固守的學派，他們整理和詮釋三代時期所遺留的歷史資料，並以此為教材，開班授徒。這些教材就是《五經》，就是三代史料。因此，儒家是堅決反對法家的。同時，儒家與所謂諸子百家的的其他各家的根本不同在於，唯有儒家是當時中國傳統文化的堅守者，其他任何各家都或多或少、這樣那樣地反傳統的。

秦始皇的統一中國，不僅沒有結束這次大崩潰，而且將其推向高潮，使得儒家與法家的衝突達到頂峯，秦始皇甚至搞了焚書坑儒，希望通過毀滅史書，以及消滅傳承史書的人，來毀滅中國固有文化，毀滅人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記憶。

真正解釋禮崩樂壞大崩潰的，是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次事件是實質是，接續在春秋時期開始中斷的歷史，復興中國固有文化。於是中國形成了第二個穩定的社會和政治範式。

儒家文化，作為中國文明固有之文化，以仁義和心性為本，其他任何文化都是沒有意識到獨立的仁義和心性的存在，都是反仁義、反心性的。

二

我們此前已經指出，中國的政治總體有兩種形態：無政府形態和有政府形態。“五帝”之前的“三皇”時代就是漫長的無政府政治階段，也是《周易》和老莊提出和嚮往的“結繩而治”、“書契而治”。結繩怎麼可以治理社會，因為結繩是契約，最原始形態的契約，“結繩而治”就是“契約而治”。“三皇”的無政府時代，實際就是一個契約時代，無政府政治就是契約政治。在三皇時代，作為社會治理工具的，僅有契約，而無政府。

契約雙方在契約的簽訂和執行過程中，往往會出現分歧，甚至糾紛，就需要一箇中間人、中介來“評理”，以消除分歧，達成共識。同時這個契約中介還會幫助契約雙方指定契約，包括為結繩打結，為書契刻畫契齒文。結繩為一對繩子，書契為一對木片，為契約雙方所持有。

結繩時代的契約中介所提供的主要服務是“評理”，但是並不憑藉任何的強制，而只是依靠自己的道理、義理水平和道德威望。同時，契約中介只是準職業，而非是正式的職業，因為他們的服務是義務的，免費的。

對結繩時代，由於那時尚無漢字，直接的文獻記載非常寥寥，但是，卻在甲骨文的字形結構，以及造字原理中得以保留。甲骨文的重要價值並不在由甲骨文所組成的甲骨文文獻材料，而在甲骨文字形本身。在甲骨文字形中保留了結繩時代的重要歷史信息和思想理念。遺憾的是，這一點卻尚不為學界所知。

根據對甲骨文字形的分析，傳統文獻，以及考古證據，關於結繩時代惡契約中介，可以得到如下信息。契約中介有很多稱呼，包括“大人”、“尹”、“君”、“卿”等，但是，最重要的一個稱呼是“儒”。其實“儒”的甲骨文字形為“大”加“水”字結構，“大”是大人，“水”的意思並非指物理的水，而是指象水一樣遵循。“儒”的意思就是被契約雙方所遵循的大人。在甲骨文中“需”、“儒”同字，“需”即是對大人的需要，對契約中介的需要，對評理服務的需要。

“尹”的甲骨字形為手握筆，但是這個筆不是寫字的筆，而是刻寫書契契齒文的刻刀。這個字形是在刻畫契約中介的重要工作之一，刻寫書契，並用這個動作去指代契約中介。“君”為“尹”加“口”，“口”指代大人的語言。其實尹、君同義，只是“君”的字形更強調了大人的語言，大人的評理。“卿”的甲骨字形為一對結繩之間加一個“簋”。“簋”為盛放祭品的容器，是人神之間的中介，這裏指代結繩的中介。因此，卿的整個字形含義就是結繩中介。

值得注意的是，“大人”、“君”、“尹”、“卿”這些原本指代契約中介的尊稱，後來也被同時用於對包括天子、國君在內的官員的尊稱。這一現象説明一個重要的事實，在政府起源時期，政府中的官員實際上都是從契約中介演化而來。這就是涉及到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變革和轉型，從無政府政治到有政府政治的轉型，這也是政府的起源過程。這個過程不是別的，就是原本處於準職業狀態的契約中介的職業化，他麼組成了一個職業集團，就是政府。

在契約時代，契約中介實際上通過幫助契約秩序的維護，而承擔着社會治理的職能，他們是結繩時代、契約時代，也是無政府政治時代的政治家。但是，這時的政治家是半職業化的，因為他們是義務地在做。中國的基本政治理念和原則也正是在契約時代，在契約中介這個羣體中所自發形成，即在“儒”、“大人”、“尹”、“君”、“卿”這個羣體中自發形成，並被秉持和傳承。

因此，政府在中國歷史上的出現，並非一個從無到有的突然過程，而只是一個從契約中介到政府官員的形式的轉變。政府所秉持的基本政治理念和原則，直接來自此前的契約時代，與此前作為契約中介所秉持的為同一個。

政府的出現實際上也是一個漫長過程，整個“五帝”時代都是政府的孕育時期，直至堯舜時期才最終成型、成熟。“五帝”時期對於於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持續時間大約500年。

三代時期，儘管中國進入了政府社會，但是，在社會治理中，在政治中，實際上處於一種複合狀態，契約與政府並存，而且以契約為主，政府為輔。因此，三代實際上依然處於契約時代，只是，此時已經不純粹了。實際上，三代時期的政府也是充分契約化的，譬如其政令系統就是一個改裝的書契系統：玉瑞系統。玉瑞實質上就是玉質書契，而傳統的書契的材質則是廉價的木頭或竹子。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二次大變革時期。在突然出現的，有外傳因素的法家文化的衝擊下，中國出現了“禮崩樂壞”。“禮樂”的實質是契約秩序，“禮崩樂壞”的實質就是契約秩序的崩潰，被取而代之是政府主導的秩序。秦始皇統一中國，標誌着這一轉型的完成。

從此之後，中國的社會秩序由原來的以契約為主導，轉型為以政府為主導。政府也由原本的契約式政府，轉型為權勢型政府。專制開始成為政府發揮職能的重要支撐，又是甚至是主要支撐。同時政府本身也有原本的契約式的鬆散政府，轉化為層級式的集權政府。

憑藉對法家文化的更適應，處於西部邊陲的秦國得以迅速強大，最終吞併了東方六國，統一了中國。從此中國就被置身於一個單一的層級集權政府的統治之下。而高度法家化的秦國則將政府的專制發揮到極致。

但是，驚人的一幕出現了。當秦國僅僅將法家統治僅僅在秦國之內推行時，結果是秦國的迅速強大，強大到不可一世，將其他所有國家都消滅掉。但是，當秦國統一中國後，企圖將法家統治在全國推行時，便遭遇到基層人民的激烈反對。僅僅維持了14年便崩潰了。

繼而起的，是楚、漢政權，這兩者走向反法家的另一個極端。項羽的楚政權直接採用了三代時期的分封制，但是，在中國已經法家化的局面下，這種分封與三代的分封貌合神離。項羽分封天下的結果是，重新制造諸侯混戰的戰國時代。幸運的是，作為新戰國時代的兩霸，項羽和劉邦，他們之間的戰爭並未持續幾年，以項羽烏江自刎而告終。

劉邦及西漢的早年，更為信奉主張無為而治的黃老道家。劉邦攻入咸陽的重要舉措是“約法三章”：“ 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劉邦的法律和要求就這短短的十個字，其餘的一概不管，秦國原先的繁瑣法律一概廢除，放任老百姓自行解決，自行處理。

西漢初年的自由放任的“黃老”式管理，在製造了繁榮的“文景之治”的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負面結果，即被稱為“七國之亂”的諸侯國的叛亂。

到了漢武帝時期，建立合理的政治形態便成首要問題。通過採納董仲舒的建議，漢武帝將這一問題成功解決。那就是“擺出百家，獨尊儒術”，讓儒家的主張成為政治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則。

學術上的儒家出現的很晚，是“禮崩樂壞”的產物，孔子是其創始人。但是，作為契約中介的儒本身，卻在中國歷史中一直存在。儒家的學術意義上的儒，和契約時代作為契約中介的儒，是同一個儒。契約時代的儒，作為契約中介，是社會治亂功能的主要承擔者，是實踐的儒，為政治實踐者。

“禮崩樂壞”讓契約時代崩潰，政治開始被政府壟斷，契約也不再具備政治職能。契約時代的崩潰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契約不再具備政治職能，契約政治消失，作為契約中介的儒，也再能夠直接參與政治實踐。第二層，政府的性質發生改變，由契約式政府，轉變為層級式的集權政府。這導致官員的性質也發生相應的變化，契約式政府中的官員更接近於作為節約中介的“儒”，而層級式集權政府中的官員則遠離儒，而是服從上級命令的官員，層級的頂端是皇帝。

這意味着，“禮崩樂壞”在讓契約秩序的社會形態崩潰的同時，也讓實踐意義上的“儒”消失了。孔子所創立的學術意義上的“儒家”，其實質是，在契約時代消失的情況下，在實踐意義上的“儒”消失的情況下，通過學術的方式，學習、讀書的方式，把儒的精神和靈魂保留和傳承下來。學術“儒”也是精神“儒”。

也就是説，孔子所創立的學術儒家，並非是儒的開始，而只是儒存在方式的轉變，只是儒的形態的轉變，由實踐儒，轉變為學術儒、精神儒。實踐儒，就是契約時代的契約中介，在中國文明伊始就存在了。

因此，儒家是中國傳統精神的繼承者。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開始出現一種膚淺的新觀點，説儒家只是諸子百家的一家，可以去壓低儒家在中國歷史中的地位。他們並不知道，學術意義上的儒家脱胎於契約時代的實踐儒。而實踐儒則是契約時代社會的中堅。從根本上來説，中國文明就是“大人”文明，儒文明。儒家並非什麼百家的一家，而是中國文明的靈魂和精神的繼承者。

董仲舒和漢武帝搞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質上是對歷史的迴歸。儘管無法再恢復契約時代了，無法再恢復作為契約中介的實踐儒了，但是，可以把實踐儒的基本精神注入到政府主導的政治體系中，注入到社會之中。讓中國在精神上實現對儒的迴歸。

從春秋開始的“禮崩樂壞”的混亂期，實際上到漢武帝時期才真正結束。當通過學術儒家而實現在精神上對儒的迴歸後，中國自“三代”後，才進入了一個歷史新常態。這一新常態持續了2000多年，直至辛亥革命才被終結。這一歷史新常態的核心特徵是“儒體法用”，以儒家的精神為體，以法家的政府形態為用。

董仲舒、漢武帝所開創的“儒體法用”，其實質是對法家專制的否定，將法家的地位由“體”降至“用”，將“儒”由邊緣拉回至“體”。戰國和秦朝，是以法為體的，儒家被視為迂腐，而處於邊緣地位。同時在此後的2000多年裏，這種“儒體法用”的狀態，這種對法家的否定，並非靜態的，而是動態的。這種動態就表現在會被反覆提起的“義利之辯”、“王霸之辯”、“禮樂刑政”之辯等辯題上。這些辯題可以歸之為“儒法之爭”。

以社會形態的變化，整個中國歷史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兩個常態期，兩個中間期。第一常態期就是從文明伊始至春秋，是契約時代，也是“儒時代”、“大人時代”。此時的儒是實踐儒；然後就是第一中間期，包括“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以及秦和漢武帝之前的漢；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標誌着第一中間期的終結，中國從此進入第二常態期，即儒體法用時代。此時的儒已經變成學術儒，變成儒家。此時的中國社會外形上已經不再是契約的，而是法家政府的，但是精神卻依然是儒的。因此兩個歷史常態都是儒的，只是在第一歷史常態中，形神都是儒，經過第一個中間期的法家衝擊的第二歷史常態，則是神是儒，而形不是儒，是法。1840年遭遇英國侵略之後，尤其是1895甲午海戰年以後，中國開始進入第二中間期，直至今天。

三

前面我們簡要地回顧了一下中國的政治形態演變史，以及儒的存在形態的演變史。“儒”就是“大人”。最初的儒，就是契約（結繩、書契）時代的契約中介，是中國最原始的政治家。中國政治的基本理念、原則，就是在契約時代，在作為契約中介的儒中間所形成。經春秋戰國的禮崩樂壞，契約時代被終結，政治的形態由契約型政治轉向政府型政治，儒也由契約中介的實踐儒，演化為學術儒、精神儒。經過董仲舒、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儒家所繼承的秉持的儒的精神，注入到中國的政體之中，作為政治的基本理念和原則，形成“儒體法用”政治新形態。

中國的政治從根本上來説，就是“大人政治”、“儒政”。“大人政治”、“儒政”對中國而言，不是一個理論問題、邏輯問題，而是一個歷史問題，是一個歷史事實。當然，“大人政治”、“儒政”的具體形態，又是隨歷史變化而變化的。

同時，在起源和演變的意義上，對於政治、政府而言，中國是其原生地，政治和政府的基本理念和原則首先出現在中國，並逐漸朝其他地區和文明傳播。因為，只有在中國存在完整的政治和政府的起源和演變歷史，其他任何文明和地區都不存在完整的政府和政治的起源和演變史。古兩河古埃及都沒有，西歐文明更沒有。

其中最重要的是，唯有中國存在獨立的無政府政治形態，即契約政治。相應地，也唯有中國存在最原始的政治家，即在契約時代，作為契約中介的儒。也唯有中國存在政治形態由無政府形態向政府形態的演化歷史。

這暗示，中國傳統的政治理念和原則，在全球文明中具備基石地位，代表着政治和政府的“標準”。

正是因為中國的政治是“大人政治”、“儒政”，因此，中國對政治、政府、儒、官員保持着根深蒂固的信任和尊重。現代有一種很流行的誤解是，認為中國文化是官本位文化，崇拜官員、官位。事實上，對官員、官位的崇拜，根源於對儒和大人的崇拜，應為官員正是由作為契約中介的儒、大人演變而來。

西歐作為一個文明後進者，他們的有限的歷史中，並不存在“大人政治”、“儒政”，也不存在可以稱之為“大人”的人。現代歐美人對政治、政府的認知和印象，更多來自所謂的“中世紀”。再遠一點，就是羅馬時代。古羅馬的政治，尤其是中世紀的政治，都是“小人政治”，甚至“惡人政治”。他們都是以“惡人”、“小人”的心態去看待世界，政治、政府只是國君和高官們實現私利的工具，整個國家不過是包括國王在內的私人財產。甚至連人民都是少數的私有或準私有財產，即奴隸和農奴。

因此，馬克思將政治定義為“階級政治”或“階級鬥爭”，統治和被統治階級的鬥爭。政府則是統治階級統治被統治階級的工具。馬克思本人也沒有超越“小人”的視野。

也就是説，歷史地看，西歐的政治、政府、政治家的確是惡的，至少惡的因素、惡的屬性佔比很大。既然政治、政府、政客是惡的，那麼就理所當然地對其進行限制。這是現代歐美社會政治領域的首要目標，這就是“憲政”，“將權力關進籠子”。

這就是現代歐美文明對政治、政府充滿恐懼和不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