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出現是從“文”到“字”的漸變，甲骨文證據_風聞
甲骨书院-以义理逻辑看世界，公众号同名2020-06-29 09:47
現代人會想當然地認為“文”、“字”同義，“文”也是“字”，“文字”是個重疊詞，就是“字”。實際上歷史地看，“文”和“字”是兩個東西，兩回事。
概而言之，“字”是有聲之“文”，而在“字”之前，“文”早已存在，但卻是無聲之文。“字”是在“文”的基礎上發展而出，“孳乳”而出，無聲之文，和聲相結合，就產生了字。
“字”的本義與“文字”無關，而是和婚育生子有關。其字形為，上“宀”，下“子”， “宀”代表房子、家，“子”為孩子。字形含義為在家中生養孩子，與“文字”之“字”沒有直接關係。用“字”來指代“文字”之“字”的唯一原因是，強調“文字”之“字”是被生養的孩子。“字”是被誰生養的，誰是“字”之母。答案是“文”，是“文”“孳乳”了字，“文”乃“字”之母，“字”乃“文”之“子”。
這意味着漢字的出現並非一個從無到有的突然過程，而只是從“文”到“字”的孕育和演變。甲骨文只是“字”的初始形態和起點，並非是“文”的。在甲骨文之前，中國早已存在成熟的“文”系統，而且這個“文”系統又有兩個子系統：易經八卦符號系統，和契約符號系，但主體是契約符號系統。
所謂的契約符號系統，就是結繩符號系統和書契符號系統。結繩和書契是漢字開始普及應用之前，契約的兩種形態，也是契約的最原始形態。漢字開始普及應有後，契約的形態開始文本化，結繩和書契被文本化的契約所替代，開始迅速邊緣化，甚至消失。結繩消失了，書契則被邊緣化。這個過程發生在戰國時期。期間，書契也被進行了文本化改造，即在書契上寫字，記錄更多的信息。當紙被髮明以後，文本化契約開始成為佔據絕對主流。
甲骨文是在以契約符號為主體的“文”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契約符號是甲骨文的字形結構的基本來源。即甲骨文的構形基礎是對契約符號的借用，包括結繩符號和書契符號，而非是對具體事物的直接象形。因此，從根本上來説，甲骨文是“契約文字”，而非“象形文字”。也可以這麼説，甲骨文是是繼承的，而非白手起家的，是二手的，而非原創的。
關於“文”與“字”的區別，以及由“文”到“字”的演變，許慎在《説文解字序》中進行了記錄：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官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這段話是對漢字起源史的系統梳理，也是最早的，非常重要。許慎明確地將漢字與易經八卦、結繩和書契聯繫起源，認為這三者都是漢字的前身，這無疑是正確的。
但是，許慎沒有能夠正確指出八卦、結繩、書契的屬性，及其與漢字的區別，即未能區分“文”和“字”，從而也沒有弄明白“文”和“字”的演變過程。在對八卦到漢字的演變過程的具體描寫上，基本是臆斷。他直接將“書契”等同於字，同時又錯誤地將漢字的產生説成是“象形”。
但是，許慎卻清晰地記錄了“文”和“字”的母子關係：“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許慎將“書寫”的源頭追溯到“書契”是正確的，將“書契”説成是“文”也是正確的。同時，許慎把“書契”之“文”看成是“字”的基礎，並進一步指出，“字”是由加上“聲”而孕育的，也是正確的。許慎唯一的錯誤是，混淆“書契”和“字”，混淆“文”和“字”卻是錯誤的。許慎實際上把“書契”、“文”看成是一種基礎字。
其實“書契”是契約、契約符號，是“文”而非“字”。同時書契的出現時間也遠早於黃帝時代，目前考古發現的最早的契齒文來自半坡遺址，可以上溯到7500多年前，比黃帝時代要早3000年左右。
許慎尤其提到“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這個“形”其實就是“文”， “形聲相益”就是“文聲相益”，因為他前面説了，“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也就是説，許慎基本正確地記錄了漢字的起源過程：文和聲的結合。
“聲”就是語言，與“聲”相結合，就是與語言相結合，並用來表達語言。而“字”之前的“文”則是完全則是無聲的，沒有發音，完全與語言無關的獨立的符號系統。
這就涉及到漢字與其他任何文字的不同之處，包括所謂的古兩河文字和古埃及文字。中國在漢字出現之前，就存在一個歷史悠久的獨立的“文系統”，漢字正是由“文”所孕育，因而具備了強烈的“文”的特徵。因而中國的字被稱為“文字”。而中國之外，其他任何文明、任何地區，在字出現之前，都不存在獨立的文系統，他們都是有“字”而無“文”，他們的“字”是沒有資格稱為“文字”的。
“字”僅僅是語言的符號化，語言的工具，完全依附於語言，而“文字”的字形中則具備獨立的意義，“文字”具備相對的獨立性，並不是單純的語言的符號化，語言的工具，並不屈從於語言。
再次強調一遍，只有漢字有“文”有“字”，有資格稱為“文字”，其他任何的字，都沒有資格稱為“文字”，而因為他們的文化和歷史中都是沒有“文”的，僅僅出現了“字”，這些“字”中也是沒有“文”的特徵。
同時，“文”與“聲”、語言的結合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非一蹴而就。在這個過程中，“文”與語言結合的緊密程度、文與語言的同步性在漸次加深。根據與語言的同步性程度，漢字的發展可以區分為三大階段：甲骨金文階段、文言文階段、白話文階段。
甲骨金文階段即商朝甲骨文和西周金文階段。這個時期，漢字還處於初始階段，與語言的結合程度還非常低，與語言的同步性還非常差，對語言的表達能力還非常低。對甲骨文金文來説，“文”的特徵大於“字”的特徵，是“文”而非“字”。同時，這個時候，漢字並沒有在日常生活使用，而僅僅用於祭祀，甲骨文材料和金文材料實質上都是祭品，是獻給神的，給神看的，而非是給人看的。因此可讀性非常差，所謂的佶屈聱牙。
在日常生活中，此時還是相當於沒有文字，結繩和書契依然流行，是契約的兩種形態。社會的秩序也主要靠契約來維持，而非政府。其實，政府本身也是高度契約化的，其政令系統就是一個改造的書契系統。
值得指出的是，在《五經》中，《尚書》、《易經》、《春秋》經文的文風與甲骨文金文高度一致，可以認為這些經文的成書是在西周時期。《春秋》經的成文在春秋時期，但是其格式顯然在西周成熟。
“文言文”的出現是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期，尤其是在戰國時期。顧名思義，“文言文”就是“文與言”結合的文，或者用“文”來表達語言的“文”。“文言文”的出現事實上是整個社會“禮崩樂壞”在文字上的表現，也是一個漢字的重大變革、革命，是文字領域裏的“禮崩樂壞”。
“文言文”是出現是漢字的一場革命，其實，到了“文言文”階段，漢字才是真正的“字”，“字”的特徵才大於“文”的特徵。對甲骨文金文而言，則是“文”的特徵大於“字”的特徵。因為，只有到了“文言文”階段，漢字與語言的結合才足夠緊密，才能夠被用來表達語言。即便如此，文言文還是與語言保持着距離，並不完全同步。因此，文言文還保持着相當程度的“文”的特徵。直至2000多年後的另一場文字革命，漢字才徹底語言化，徹底淪為“字”，“文”的特徵徹底消失。就是新文化運動時期的白話文運動。漢字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白話文階段。
由於只有中國在字之前存在獨立而成熟的“文系統”，也只有在中國，字的出現是一個“文”與語言（聲）逐漸結合的漸變過程，其他任何文明和地區由於沒有獨立的文系統，字的出現就是一個直接表達語言（聲）的過程，就不存在“文”語言的逐漸結合的過程。
甲骨文金文以及文言文，都是漢字發展過程中因“文”“聲”結合的不同，而呈現出的階段和形態。在這個兩個漢字的形態和階段中，漢字都具備“文”的特徵，從而與語言並不同步。對漢字之外的其他任何字而言，都不存在這樣的形態，他們只有一種形態，就是白話文。
現代的歐美人搗鼓出來的所謂的文字學，想當然地把文字看成語言的符號化，看成語言的工具，把這一點當成一個文字學的基本前提，基本假設。這對漢字之外的字是成立的，但是對漢字卻不成立。
對於漢字而言，字是“文”與語言相結合後的產物，即許慎所説的：“形（文）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由文）孳乳而浸多也”。這一過程，恰恰被兩個甲骨文字形記錄下來，就是“尹”和“史”。
而甲骨文“史”與“尹”有兩點不同。一是，在“史”中，“筆”高舉在上的；二是，“史”中的筆上多了一個“口”。
在甲骨字形中，手，尤其雙手高舉的動作是代表敬神，對神的崇敬。譬如甲骨文“典”的字形為雙手舉着“冊”。“冊”就是“甲骨冊”，即穿成串的甲骨片。“典”就是將“冊”作為祭品獻給神的祭祀儀式、場景。
“史”將筆高舉在上，就是在表明，“史”所書寫、刻寫的內容是用於敬神的。實際上，“史”用筆所刻寫的正是甲骨文，而甲骨的用途就是穿成串成為“冊”，而用於祭祀。
“史”中筆上的“口”，指的是語言，意思是説，“史”所刻寫的是與語言相結合的“字”。“尹”中筆是在手的下邊的，沒有高舉的動作，而且筆上也沒有“口”，這意味着“尹”刻寫的內容不是敬神的，同時，所刻寫的內容也與語言無關，是一種“字”之前的“文”。
具體來説，“尹”正是在書契中作為契約中保的“大人”，他們不僅負責“評理”，已達成共識，而且幫助契約雙方刻寫書契。因此，“尹”中的筆實際是刻寫書契的刻刀，所刻寫的是代表數字的契齒文。而契齒文是“文”而非“字”，完全與語言無關，沒有發音。
“筆”、“書寫”都是起源於書契，“尹”正是最早持筆書寫的人。不過“尹”的書寫方式是刻、刺，而書寫的內容則是契齒文。
從“尹”到“史”的變化正是從“文”到“字”的演變，“史”也是書寫者，書寫方式也是刻、刺，但是書寫的內容卻已經是與語言（口）結合的字了。“史”是中國歷史上首批書漢字書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