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鐵軍：大疫止於村野！_風聞

温鐵軍：大疫止於村野！

文丨温鐵軍人大國發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人大國發院”（ID：RUC_NADS），原文首發於2020年6月2日，原標題為《名家講壇|温鐵軍：大疫止於村野——生態文明戰略轉型的由來》，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每當中國面臨重大危機，鄉村都是危機軟着陸的重要載體，如同這次疫情危機，只有鄉村可以最低成本實現對疫情的羣防羣控。

人大國發院國家高端智庫“名家講壇”以“大疫止於村野：生態文明戰略轉型的由來”為主題進行線上直播，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温鐵軍深入分析了當前疫情擴散之下發生的“全球化危機”的客觀規律，提出中國應對危機的政策建議。

以下為演講實錄：

今天講座的主題是“大疫止於村野——生態文明戰略轉型的由來”。

最近西方世界對中國抗疫過程有懷疑和批評，因為批評和質疑太過強烈，反而把中國真實的抗疫經驗掩蓋了。

中國為什麼能夠有效地防止疫情？在防疫戰鬥的過程中，最低成本的防疫戰場是鄉土中國。如果按户籍人口計算，我國大約有60%左右的人口是農村人口，跨省進城打工人員佔外出人口的大約60%。

也就是説，大疫期間（恰值春節），打工者回鄉居多，初算3億左右的打工者中有1.6億人是出省的，還有1.2億人留在本省；幾億人流動使鄉村變成了防疫工作的主戰場。一個現實情況是，中國農村缺醫少藥，在村醫生很少、衞生所幾乎沒有；在防疫資源聊勝於無的情況下，竟讓疫情止步於村野。

曾經有個朋友看到這個講座題目之後問我，可以説大疫起於村野嗎？我回答説應該是大疫止於村野，雖然農村抗疫能力是最弱的，但是農村發生的疫情程度卻是最輕的。

這次防止新冠肺炎疫情在城市的傳播，需要花幾千億元人民幣，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媒體、學者在總結中國抗疫經驗的時候，很少有人關注農村是如何防疫的。大家只關注農村的斷路封村、村幹們比較詼諧的政策宣講。

其實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與上次非典疫情一樣，每當中國面臨重大危機，鄉村都是危機軟着陸的重要載體，如同這次疫情危機，只有鄉村可以最低成本實現對疫情的羣防羣控。

封村斷路只不過是一個大家表面看得到的手段，真實的原因是鄉土社會到目前為止還仍然可以有自給自足的條件。疫情發生期間，我就住在一個山村。疫情開始封村的時候，城市裏似乎發生了搶購事件，大家都在擔心吃飯怎麼辦、生活必需品怎麼辦？

實際上，在村裏生活不用去搶購。糧食和蔬菜是自己種的，畜禽是自己養的，冬春季蔬菜跟不上的時候，房前的野菜屋後的竹筍都夠吃幾天的。所以，基本生活不是問題。再加上近年來中央加大三農投入基本實現了“五通”進村，有條件的市民紛紛下鄉跟農民聯合創業，越來越多的城鄉融合也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中國此次防疫成本相對比較低的內在因素。

鄉土中國的疫情發病率低、死亡率更低，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大多數打工人口有家可回、有村可回、有故鄉可回；這也就是當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美麗鄉村”，要“看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這才是大疫止於村野的基礎。雖然，這個基本經驗很少被海外政治家和媒體關注，但這是中國的最重要的防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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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文明轉型和鄉村振興戰略從這個開場白的話題引出了什麼內容？國家的生態文明轉型戰略。簡而言之，就是人與自然要共生、空間生態資源要共享，經濟和社會才能和諧發展。

鄉村振興戰略中明確提出，鄉土社會是“三生合一”，也就是説：有什麼樣的自然生態就有什麼樣依存於自然生態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這就是要通過生態化轉型達致生態文明。人們都知道城市社會“千城一面”；鄉村社會卻是“十里不同風”。可見，生態文明主要是由幾百萬個自然村組成的多樣性的在地化聚落為載體，這是包容性可持續發展的客觀基礎。

誠然，人類發展到一定階段都要調整，特別是在疫情打擊下，上天給人類社會帶來了重要的機遇——自我反思。如果不在疫情中反思發展方式，就意味着我們沒有接受教訓。今天講座是“大疫止於村野——生態文明戰略轉型的由來”，在內容上比較注重反思，疫情在不斷提醒我們是不是應該反思了，如果有錯誤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評。

其實，在疫情暴發之前已有預警。

2005年國務院發佈的《全國面源污染普查報告》已經指出，城市化、工業化需要發展產業集羣才能最大限度的節約產業成本，並將產業集羣置於最小的空間範圍之內以節約運輸成本，所以出現了產城融合的半小時或一小時經濟圈。中心城市形成的產業集羣與周邊中小城市聯動會形成城市羣、城市帶。然而，恰恰是將產業集羣壓在城市帶上導致了混合污染為主的面源污染。其與點源污染最大不同，在於面源污染並不可以用技術手段解決，只能改變生產方式。

除此之外，農業的面源污染更甚。我國農業從90年代開始大規模使用除草劑、農業機械，現在農業已經發展成為高度化學化的農業，雖然機械化程度還不是最高，但是畝均化學品的用量位於世界前列。

2005年《全國面源污染普查報告》使中央國務院在決策層次上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因此在2006年提出了“兩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經濟”概念，2007年提出生態文明戰略思想，2008年提出農業要在2020年實現轉型、成為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農業。然而，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為了應對這場全球危機，中國出台了救市政策，大規模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因此，面源污染發展成為不可逆的趨勢。

大自然對人類這種激進到不計代價，且粗放數量型的增長方式雖有一定程度的承載力，但若是簡單搬用粗放的進化論，取代可持續的包容鄉村多樣性的文化，是值得深思的，難道真有必要如此嗎？

中國在近幾十年內形成相當嚴重的資源枯竭和環境污染問題，雖然相繼提出了很多政策發展措施，如從十八大以來的2012年、2013年正式把生態文明作為發展戰略，2015年提出深化生態文明改革體系，2016、2017年探討“農業供給側改革”和鄉村振興，但卻有很少人真正把鄉村振興理解成貫徹生態文明的重要基礎性戰略，這是為什麼呢？

在鄉村社會，空間生態資源的價值量可能是數百萬億的規模，但卻很少能夠清晰計算，因為生態資源特別是空間生態資源幾乎是無價的。主要是由於它的可標性很差，不能被標準化計量。

“兩山理念”——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其實這個提法經歷了一個演變的過程。原來是“既要綠水青山又要金山銀山”，即金山銀山和綠水青山並不是同一個事物；經過不同地區、地方領導幹部的精煉後，明確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不再將其分立成兩塊，考慮到的是綠水青山本身就具有巨大資源價值化的潛在空間。

為應對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國家1998年提出了加強基礎建設投資，20多年來大致形成了一兩百萬億的基礎設施資產，並且很大部分是為農村搞基礎建設，包括“五通進村”和整治河道修理橋涵，整體投資了二十萬億甚至更高。

河道連同水資源在內很可轉為價值化資產，但由於被政府部門投資，所有權歸屬部門，與地方老百姓、農民的發展沒有直接關係。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沉沒成本，在部門那裏就表現為債務，政府消化不了，也不像西方國家開發債務產品來活化債務市場，銀行也無法跟進投入流動資金，企業也不能與社會投資相結合。於是銀行不斷增發貨幣，要麼進入股市要麼進入房市，卻難以激活大量沉沒資產用於生態化轉型和農村經濟發展。這是不可持續的發展方式。

其實，只要銀行投入的資金能夠轉化為資產，將沉沒的債務資產活化是有前景的。但麻煩的是，政府部門還沒能按照深化生態文明體系的改革要求去改善部門法制或規章，大規模的基建形成的沉沒資產，也並沒有與農村創業創新、鄉村重構新型集體經濟相結合。

於是，當上一輪西方金融危機導致國內實體經濟嚴重不景氣時，沒有來得及反思如何實現金融與生態資源價值化有機結合的戰略轉型，而是出台了工業供給側改革，針對的是現象上過剩的實體經濟，而過剩是無法在全球化危機爆發之際被任何一國單獨解決的。

當中國提出工業供給側改革要搞“三去一降”時，金融就沒有意願進入實體經濟了（因為大部分行業都不景氣），這種情況下，實體經濟在城市就出現了通貨緊縮，宏觀上也進入金融經濟下行期，金融投到實體的資金繼續下滑，城市需求上不去。於是，大量化學品催生的農業跟着出現過剩。2016年開始討論農業過剩，2017年提出農業供給側改革，但沒有意識到農業過剩是過度化學化的粗放型增長催出來的結果。

城市經濟2014年開始下行期的不景氣情況下，很多企業下鄉發展。

此前在1998年上一輪城市經濟不景氣的階段，也有很多企業下鄉，圈佔農村資源推進資本化以獲得利潤。此次城市經濟再度不景氣，企業又紛紛下鄉圈佔農村資源，試圖推進新的一輪資源資本化。此時恰值新農村建設，在大量投資注入農村，幫助實現農村“五通”，行政村級別的農村已經實現水電氣路+寬帶全面進村，基本屬於開發區的標準了。

很多地方搞產業化農業的項目，在某種程度上，是依靠銀行債務或者地方財政補貼來維持的。越來越多的老闆發現投入產出嚴重不合理，在農業上重資產建倉，可是收回成本的能力很弱。

同時，農村跟城市在市場經濟上已經接軌了，城鄉基本要素市場是統一定價的——農業勞動力的價格與在城務工的收益若是差距太大，是沒有辦法解決農業外僱勞動力投入的。若是要參照第二三產業的土地要素價格，農民只能抬高地租，20年前租一畝地要300元，現在至少要800元。

可見，推進市場化客觀上是按照城市價格對農業要素定價，地租翻了2.5倍，勞動力價格翻了3到5倍。在市場決定價格的今天，農業產業化的投資企業高投入低迴報是常見的，也因此時有聽到企業老闆跑路的情況。但是老闆跑路了，農民既拿不回地也不能掙錢，只好找地方政府，因為籤合同時是地方政府出面承諾支付地租，所以很多地方政府在替跑路的老闆向農民付地租，本來虧損財政愈發苦不堪言。

好消息是，2017年中央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因為生態文明是國家戰略調整中起着提綱挈領的關鍵作用的戰略，那就要用鄉村振興來支持生態文明戰略。唯有如此，才能改變過去20年搞農業產業化的粗放數量型增長的發展方式。2018年，中央強調農業供給側改革一定要改變粗放數量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向質量效益型轉變。在這種必須改變生產方式的要求下，農業應積極轉向綠色生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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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供給側如何改革？中央關於農業供給側改革的文件要求農業要一二三產融合。我們在生態化轉型的實踐中認識到甚至要推進六產融合。六產融合意味着農業不再是某一個產業層次中的單一經濟概念，而是要跨界、穿越，才能實現多業態的集成創新。並且，要主動把鄉村振興和六產融合做整合，把農業與金融這兩個供給側改革做整合，才能靠生態產業化和產業生態化來轉變農業生產方式，實現六產融合的立體循環的兩型經濟。

我們上面談到了大疫、生態文明轉型和鄉村振興戰略的有機結合，接下來將對鄉村振興應對危機挑戰做相關性解讀。

當前，農村有數以百萬億計的生態資源。若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提到山水田林湖草沙綜合系統開發，就得推進“生態產業化和產業生態化”，最後實現“生態資本深化”。這也是生態文明戰略轉型的經濟內涵所決定的內生邏輯。

具體怎麼做呢？

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深化農村三變改革，重構新型集體經濟。這意味着，將鄉村社會的生態資源由村集體內部化實施三變改革，即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村民變股東，先由農村集體在成員內部評議定價。也就是，可以將農村集體地域範圍內的閒置房屋、空間生態資源在本村成員內部通過資金變股金的方式完成對價，借用股票上市前的一級市場與戰略投資人談判發行價格的機制，完成村域資源價值化。

比如村集體有100萬股金作為合作社內部融通，有人想借5萬塊外出務工，可以將家中閒置房抵押，形成資金和閒置房產的對價關係。再如，有人要做生意，希望把山林抵押30萬，這就要內部評估山林及其喬灌草有多少價值？按多少抵押率給予貸款30萬？在農村內部通過資金變股金的方式，可以先形成村集體經濟組織內的內部市場，將過去農村的非標資源價值化，其與股票一級市場通過對價形成股票發行價格的道理相似。我們稱之為農村新型集體經濟內部化定價的一級市場。通過重構新興集體經濟，將大量資源型資產完成初次交易。

當然，這第一道交易發生在農村集體經濟內部的目的，是將資源型資產可標化。當農村空間生態資源轉化為集體資產後，外部投資人使用資源性資產就只有經營權和受益權。為了激活政府投入到鄉村的生產性沉沒資產，需要政府各部門把這些在村的基礎設施資產以PPP方式做股到村集體，村集體擁有使用權和收益權，而所有權仍然歸政府部門，一來可以保證集體資產不被控制人搞私有化牟利；二來，村集體在共享這部分資產的同時也需要與政府實現共治。

當然，政府投入鄉村的基礎設施資產增加了農村集體資產的總量，將曾經屬於政府部門的公共投入（上文提到的沉沒資產）被村集體再活化了，同時也把國家和村集體共同擁有的空間資源性資產活化了，這就是重構集體經濟能夠激活國家投入的沉沒資產的道理。

當農村的資源性資產達到一定規模後，就形成了農村集體經濟公司化轉型條件，曾經的村集體將變成村域資源性資產管理公司，可以憑藉其資產總量對外談判招商引資在城市一小時經濟圈的範圍內，本來就有大量農村可以轉化為以集體作為資產管理公司的六產融合經濟體。

從重構村級新型集體經濟的財產關係變革再往上就是與金融供給側改革相結合做大做強縣域經濟。需知，村級公司化可以發債。

一是對鄉鎮和縣域平台公司做外部投資。多個村級資產管理公司對鄉一級入股，可以形成鄉一級的鄉村振興服務公司。二是村一級以自有資產入股在縣級建立的平台公司，可以聯合縣級平台公司代為發行綠色債券，用縣級發行綠色債券的數額對應獲取國家增發的貨幣，這樣就把增發貨幣投入到鄉村振興的實體經濟上了。三是央行增發的貨幣就由此錨定在國家主權可控的生態化發展轉型上，人民幣就從錨定外匯儲備而受制於海外金融資本集團，轉為與國內生態資源價值化（貨幣化和資本化）結合的重歸主權貨幣的過程中了。

這也是中央應對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挑戰提出“國內循環為主體”的體現。

當生態資源不斷貨幣化，不斷增發貨幣，不斷有綠色債券與增發貨幣對接時，鄉村中的資源資產就盤活了。即使全球化崩解，那些錨定在本國主權控制下的資源價值化實現過程的金融部門也可以通過生態經濟貨幣化和生態資本深化深耕“縣域藍海”。

其一，因為村內已經形成對價關係完成初次交易了，對外也就可以做二次交易了；當投資人能夠在地方產權市場上對農村綠色資源做當期交割的資產交易，就意味着縣域二級市場形成了。

其二，由於投資人來農村進行資源性資產交易，當這些資源交易中有了對預期收益的變現需求，比如對物業資產、林業資產等未來二十年、五十年的預期收益是多少做一定折扣率的變現，那就可以開展期貨性質的交易，村域生態資源產品就變成在地方期貨市場上可以做交易的資本交易品種了。

鄉村經濟公司化改革之後，利用現代市場可以將我國過去被動納入金融資本全球化的一系列包袱甩掉。目前中央在講國內循環為主的內外兩個循環，我們應該主動將農村新型集體經濟變成一個內循環的載體，也就是在生態文明戰略的大轉型中形成的生態資源價值化開發與三變改革的深改結合，這也就是空間生態資源的價值化實現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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