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朝鮮人看中國:穿大明服、行科舉方顯有文化_風聞
德不孤-新闻搬运工2020-06-30 23:03
來源:文匯報 2020-6-30
【導讀】自古以來,朝鮮與中國交流密切,有着很深的文化交融,因此也決定了中朝兩國的特殊關係。雖然朝鮮在明清時期都是宗藩附屬國,但對待兩朝的態度天差地別?原因之一是清朝用武力的方式征服朝鮮,而明朝是以和平、平等的方式歡迎各國主動與明朝建立宗藩關係。從歷史中可見,當代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必須堅持各國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鑑超越文明衝突。
18世紀的朝鮮人,他們腦海中的“世界”是什麼樣子?又是如何認識和定義自己與世界的關係?《從漢城到燕京》是一本罕見的以朝鮮“他者”視角書寫而成的大眾歷史讀物,通過25幅珍貴插圖和朝鮮使者的日記,講訴時代衝擊下的東亞故事。現經授權,摘編分享導言及部分章節,看朝鮮燕行使如何閲讀中國?

《從漢城到燕京》,吳政緯著,責編李頔,世紀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定價49元
【導言摘編】
朝鮮所繪天下圖為何是一張“圓形地圖”?
試着端詳兩張由朝鮮人繪製的地圖(圖1、圖2),我們可能較熟悉圖1。乍看之下,朝鮮人筆下的中國,大體符合實情,不論是沿岸的輪廓,或是重要河川如黃河、長江的相對位置。當然,我們能輕而易舉地指出失真的部分:河川與陸地的比例失衡,中國大陸東部與西部的比例尺不一致。

圖 1 朝鮮所繪中國地圖,現藏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出版社供)
然而,“真實”與否不是衡量該圖的唯一標準,其中巧妙處甚多,值得一一申述。首先,朝鮮半島的大小顯然與現實不符,放大不少。其次,此圖應作於清代,從圖右下側有“台灣府”,右上有“寧古塔”“瀋陽”即可知之。其三,畫者知道中國之外另有天地,左上角列有“荷蘭國”“大西洋”“小西洋”,左下角註明“暹羅國”“占城”,透露來自域外的消息。不過繪者顯然是以中國為中心,於是勉強將中國之外的地理知識,緊縮一隅,聊備一格。在我眼中,它所呈現的是層累疊加的中國歷史,而且明顯是以朝鮮為中心出發的世界觀。
目光移至圖2“天下總(揔)圖”,此類型的圖又被稱為“天下圖”,在17、18 世紀的朝鮮極其流行。目前學界對此圖所知不多,各有詮釋。天下圖吸引眾多研究者注意,起因於它的不可解,這張圖充斥太多未解之謎。天下圖為什麼是一張“圓形地圖”,大陸與海洋為何是圓形的?中間的中國尚且容易理解,然而“三首國”“流鬼國”“大人國”,這些夾帶着詭譎氣氛與想象真實的名詞,卻滿布紙上,引人遐想。

圖 2 朝鮮所繪“天下總(揔)圖”,現藏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出版社供)
如果請一位18 世紀的朝鮮人描繪世界的模樣,上述兩張圖是最常見的答案,這都是“真實”,絕非虛構。探究朝鮮人的世界觀令人着迷,圖上未知的國度曾讓人信以為真:中國居於天下之中,世界圍繞着中國旋轉。中國曾經主宰東亞區域的知識,朝鮮上下莫不服膺。我總覺得,想讀懂這兩幅圖,首先要了解中國,才能進而掌握朝鮮的位置。
明清時代的中國曾有一套與周邊國家互動的遊戲規則,學術式的稱呼是“朝貢冊封體系”,也就是經由中國承認周邊國家的政治主權,周邊國家名義上向中國效忠,相互允諾所形成的國際政治關係。緣此制度,朝鮮必須履行外交義務,逐年向中國派遣使節團。朝鮮素稱禮儀之邦,自號“小中華”,也就是最像中華的外邦。為了凸顯自身的文化高雅,朝鮮官方揀選頗具威望的高官,以及擅長漢文詩賦的文臣,擔任使節團的要職。他們穿着明朝樣式的服裝,走在前往中國的道路上,處處彰顯漢學素養,體現東國有人的尊嚴。朝鮮自1392 年開國後,仿效明朝制度,科舉同樣使用儒學經典,是一個處處復刻明朝的國度。理解這一層,才能想見朝鮮使臣履及中國土地的喜悦與振奮:這不僅是政治上的宗主國,更是文化母國,前往中國的使行不唯是政治任務,更像是朝聖問道的實踐。
這種情況在清代突遭鉅變,清朝代替明朝興起是對朝鮮最嚴重的打擊,他們一方面咀嚼明朝滅亡的悲傷,另一方面思索何去何從。對於這些身着“大明衣冠”的朝鮮人而言,“清國是胡虜夷狄”的觀念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他們認為中華文化已亡,指責清代的漢人不思念明朝。於是朝鮮使者在中國的旅程,像是尋訪明朝的過往,他們憑弔逝去的文化母國,即使政治上服膺大清,內心卻未曾退讓一步。
【正文摘編】
朝鮮與大明相處的真實心態:又敬又防,又愛又怕
萬曆二年的使行是趙憲(朝鮮官員,1544-1592)的初體驗,也是最後一次。不同於其他使臣,趙憲肩負着一個特殊的任務,他的職稱是質正官,舊稱“朝天官”,目的是向大明學習知識,準確無誤地理解後,帶回朝鮮。
明朝在遼東一帶的防禦措施其來有自,堪稱國防上不可或缺的環節。有明一代,著名的外患不外乎“北虜南倭”。“倭”指的是日本,侵擾明朝東南沿海省份,後來進一步征伐朝鮮,引發萬曆年間的朝鮮之役。“虜”則是蒙古,肇因於元朝廷北遁後,勢力北退而不散,長期籠罩明朝北邊的國防線上。趙憲等人稱譽備至的軍事堡壘,銘刻着大明和蒙古激烈戰鬥的印記。值得一提的是,若干年後女真取代蒙古,成為大明的主要敵人,此時朝鮮使者的腳下之地將是大明和後金首次交鋒之所。
歷史的後見之明告訴我們,大明國最終敗北,努爾哈赤率領着八旗鐵騎在薩爾滸擊敗明軍,遼東都司全部失守。然而,有那麼一個耳熟能詳的地方,在明朝滅亡之後,仍舊屹立不搖。趙憲認為此處“軍用物資,質量精良,數量充足”,這裏就是以山海關為中心發展出的防線。山海關素有“天下第一關”的美譽,因為地勢險要,又距北京不遠,乃拱衞京畿的軍事重鎮。

山海關素有“天下第一關”的美譽
今人或許很難由萬曆年間的中國直接聯想到“軍事強國”一詞。透過趙憲的眼睛,大明對國防的重視與規劃值得注意。他寓居北京時期,夜半時分仍舊聽到軍隊操練的聲音,一問之下才知道,原來即使是夜晚,守城部隊亦輪番訓練,並順便巡視,以防盜賊。每天早晨則固定聽到炮擊聲,系明軍日日於射擊場演練火器。趙憲表示:“軍隊每日照常操練,沒有一天懈怠,這都是為了維持士氣,熟習戰技。”固然巡守京師一帶的軍隊,必是萬中選一的精鋭,非駐防地方的部隊能比,然而這仍舊有助於理解,大明不惜巨資於國防最前線的實況,爾後在朝鮮與日軍一較高下的軍事主力,即是遼東軍隊。
分析朝鮮使者對大明軍事的觀察,我們不應忘記一點,儘管朝鮮與大明維持穩定的邦交,這卻不代表朝鮮不提防或警戒大明的一舉一動。事實上,朝鮮使者鉅細靡遺地探聽軍事情資,如守兵人數、將領官階,乃至防守的陣勢、軍資的多寡,顯示出朝天之旅的目的除了學習知識,也包括國情觀察。這才是與大國相處的真實心態,又敬又防,又愛又怕。
那麼朝鮮人眼中的大明學術風向,又是如何?明朝初年沿襲元朝的制度,科舉考試允許朝鮮派人蔘加,洪武四年(1371)就曾有朝鮮人高中金榜。此制度後來因國際政治的問題而取消,兩國在科舉的形式、場次和科目上雖有不同,但研讀的經典卻是相同的。值得注意的是,朝鮮與明朝共同分享學術經典的這個現象,在明朝晚期逐漸受到挑戰。
宣泄憤恨與哀愁:朝鮮讀書人因明朝滅亡而放棄科舉當官
朝鮮讀書人對大明懷抱期待,“願見中華”之心促使他們參與前往北京的使行團。他們認為前往大明是朝見天朝,相形之下,清代朝鮮人不再使用朝天一詞,即使偶一為之,意義也全然不同。簡而言之,“燕行”取代“朝天”,燕是北京的古稱,前往北京,“燕行”的意涵與“朝天”可謂天壤之別。

十八世紀描繪朝鮮出使北京旅程的《燕行圖》
1637年,朝鮮臣服大清,與大明斷交,此後按例向大清朝廷派遣使節團。儘管制度延續,朝鮮滿足了清朝的要求,然而在政治制度的表象下,清朝無法控制朝鮮讀書人的內心世界。我們應該注意朝鮮配合清朝的一面,也要思考他們拒絕妥協的一面,兩者相互矛盾,卻相生共存。
自1644年明朝滅亡後,朝鮮讀書人有的放棄科舉當官,自閉於家門;有的逃入深山,自絕於塵世,悼念此劇變。今人可能難以理解這些舉動的意義及影響,試想一位準備國家考試十數年乃至數十年的讀書人,因為“外國”的政治變動放棄一切,並願意以這樣的“姿態”度過餘生,這是多麼深刻的生命抉擇。當代少有人以自己的人生為代價,做出如此張力十足的“表態”。曾經有過這麼一個時代,朝鮮讀書人通過今日難以理解的舉止,宣泄他們的憤恨與哀愁。
朝鮮讀書人為“明”守節、自棄終身的故事,聽來或許令人詫異。鄭栻(1683—1746)出生時,距明朝滅亡已有四十年,但他厭恨清朝,墓碑上只願刻“大明處士鄭公之墓”,即使他去世時距明亡已一百零二年。我總覺得,明朝滅亡後,才真正在朝鮮存在。不論願意與否,擔任使者是政治任命,是外交禮儀,是務必恪守遵行的任務。在這些使節心目中,一切已然不同,明明路是同一條,心理狀態卻已迥然有別。這就是從朝天到燕行,朝鮮使者去的是北京,不再是天朝。
文化上效仿中華:朝鮮官服為大明衣冠,象徵更高階的文明
朝鮮在制度上學習大明,文化上仿效中華,仔細端詳他們的穿着便一目瞭然。朝鮮官服的衣制一如明制,可以説是標準的“大明衣冠”。朝鮮讀書人對此的自豪溢於言表,衣着打扮不僅是物質性的存在,同時也承載了一套文化。按大明的禮儀應對進退,同時搭配這身衣裳,才得以匹配“小中華”的稱譽。因此,清代《燕行錄》頻繁地記錄各色人物的穿着,仔細到幾近煩瑣的程度,這必須考慮到朝鮮人藉此凸顯自身“有文化”的心態。
明朝滅亡之後,朝鮮使者身上的大明衣冠,像是中國一道少有的風景,別具意義。清人入主中原後,改正朔,易服色,中國人的穿着、髮式不再沿用明朝制度。仰慕明朝、敵視清朝的朝鮮人,身穿大明衣冠,履及遼東的貢道,步入北京的宮闕,不啻歷史安排的巨大諷刺。在中國的土地上,思念明朝的人來自朝鮮,他們是最能表彰中華的外邦人。

朝鮮畫家韓廷來所畫任邁(1711-1779)肖像,其頭上的“幅巾”“網巾”,這種穿戴方式源自明朝
1645年,清人入關的第二年,朝鮮派出使節團前往北京,正使是朝鮮仁祖的兒子李㴭(1622—1658),書狀官是成以性(1599—1664)。這時統領大陸南方的大明勢力仍存,鼎革尚未結束,南北對抗仍持續不斷。大清朝廷於1644年頒行剃髮令,並申斥務必穿着本朝衣冠,後因阻力過大而收回成命。這種情況很快改變,清廷為貫徹剃髮令,不顧百姓起義抗爭,全力鎮壓,不再復見堅持穿着舊衣冠的人。順治十三年(1656),李㴭再次出使中國,某次剛離開紫禁城,使節因為參與朝參,必須穿着正式的朝服,同樣是大明衣冠。李㴭注意到,市街上的平民百姓看到朝鮮人經過,發現他們穿的居然是明朝衣冠,有的人甚至落淚。根據李㴭的經驗,“華人見東方衣冠,無不含淚,其情甚戚,相對慘憐”。在李㴭的時代,中國百姓每見朝鮮貢使的服飾,無不動容落淚。
朝鮮士人自然是鄙夷清朝官服的,朝鮮正祖(1752—1800)曾明白表示:“夷狄亂夏,四海腥羶,中土衣冠之倫,盡入於禽獸之域。”意思是:女真人禍亂中國,導致中國大陸由文明轉為野蠻,中華服飾的制度全都消失,國人成為野蠻人的樣子。朝鮮正祖的話聽來大義凜然,痛斥中原陸沉,這是朝鮮士人的共識,明代服飾象徵更高階的文明,然而意在言外的是,這已成為朝鮮獨有的文化特權。
在姜浩溥(朝鮮讀書人,1690-1778)眼中,剃髮“胡服”就是野蠻人,同時也是不思念明朝的人,因此不願深交。不僅如此,初入境大清時,姜浩薄甚至不願意看上女真人一眼,並拒絕食用源自大清的食物。朝鮮使節團時常在沿路搭起火架,就地取材,做成簡易的餐點。姜浩薄自稱,在看過女真人的容貌之後,一股噁心想吐的感覺盤旋心頭。傍晚用餐時,他發現烹飪使用的豬肉雖然是隨行的朝鮮人調理,但來源是當地買來的,是“胡人之物”,於是嫌其污穢而不願意食用。

朝鮮的官服一律遵照明朝的舊制,圖為1883年朝鮮派往美國的招聘使合影
對清朝從鄙視到直視:只要利於百姓,都將盡力模仿吸收
朝鮮使者基於“清朝滅亡的隱喻”,以及思念明朝的種種情緒,對清代中國的觀察大多較為負面,這是理解赴京使行的重要面向,卻不是燕行的全部。相形之下,使行團中容易被忽視的馬頭、譯官和商賈,卻設有太多意識形態的包袱。根據樸趾源(朝鮮燕行使,1737-1805)和洪大容(朝鮮燕行使,1731-1783)的見聞,這些人熟知中國情事,年年往來北京,並操持使行貿易。其中如朝鮮民人得龍,自十四歲開始赴燕, 1780年時已逾四十年,是燕行使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得龍與清朝百姓交好,被禮稱一句“老爺”,但在朝鮮使者眼中,他只是馬頭,是個下人。得龍等馬頭和譯官,與清朝商人、官員稱兄道弟,原因在於赴燕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實踐人文學術的政治使命。
樸趾源的獨到之處,在於他注意到兩股人羣的流動,提醒讀者密切注意“中國”的矛盾與複雜。研究中朝關係的學者,莫不稱譽樸趾源的《熱河日記》,原因是他不僅能夠運用細膩生動的筆觸描繪中國的人文風景,同時巧妙地提出質疑:這樣是正確的嗎?樸趾源深知朝鮮士夫思明仇清,但他強調:“為天下者,苟利於民而厚於國,雖其法之或出於夷狄,固將取而則之。”他對待清朝的態度也有所不同,即使《熱河日記》開篇仍用崇禎紀年,申明朝鮮讀書人能夠獨守明朝制度,保存“中國”於鴨水之東。他也願意承認:“萬方共尊一帝,天地是大清,日月是乾隆。”或雲:“今清之御字才四世,而莫不文武壽考,昇平百年,四海寧謐,此漢、唐之所無也。”他將清朝視為中華正統,且推崇備至。

樸趾源的《熱河日記》
從鄙視到直視,“中國”在樸趾源的世代應時而出,重新被發現。樸趾源主張向清朝學習,只要有利於百姓,即使取法的對象是眾所輕視的女真人,他也將盡力模仿吸收。必須指出的是,18世紀大量中國貨物充斥朝鮮,是一個必須慎重考慮的因素。朝鮮熱衷唐物,價格低廉只是原因之一,質量上乘的書畫金石、日用器物,乃至任邁桌上的眼鏡,在揭示朝鮮習用“中國製造”是因為無可取代。挾帶着大量的書籍、布匹,清朝儼然是一個文化和商業兼具的貿易大國,向朝鮮強力輸出“中國”。樸趾源對中國的改觀,進而提倡學習中國,從漢城到北京,沿路物質照映出的光景,是挑戰思明的最強衝擊。
(袁琭璐摘編自第三至第五章)
【作者簡介】
吳政緯,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研究領域為明清史、中國近代史、中朝關係史。著有《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1600—1800)》(2015),期刊論文《“朝鮮”如何進入明清史家的視界》《論朝鮮清心丸的流行與清代遼東社會》等。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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