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俞廷 | 從禮制到日常：魏晉辭賦中飲食書寫的新變_風聞

摘要：魏晉時期“人的覺醒”思潮也體現在了當時辭賦中的飲食書寫上。個人的崛起伴隨着儒家思想控制力減弱，生活與禮制的分離使禮更多僅作為重要場合的儀式而出現，而在日常飲食中以酒為代表的縱逸享樂情況明顯；不同社會羣體的發聲改變了以往辭賦中對於人間美味和富貴氣象的描寫，困頓羣體食不果腹的苦厄以及書寫粗茶淡飯的創作視角也開始呈現在辭賦中。精英士階層食物追求的尚雅、養生與飲食意象從家國相關的黍離、周粟轉向個人化的鱸魚膾等，都展現了飲食文化內藴的拓展。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劉俞廷，女，山東大學文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唐宋文學、辭賦研究。文章原刊：《雲南社會科學》 2019年第6期。

魏晉時期被稱為“人的覺醒”的時代，覺醒帶來的新觀察和認知讓這一時期的藝術創作也體現出覺醒的特點，無論是在當時的繪畫、文學或是其他文藝創作中，都清晰地體現出了這一點。在文學創作方面，體現為文的自覺。隨着文的自覺，飲食書寫也呈現出新的時代特點。

東漢時期在“累世經學”“累世公卿”現象的影響下形成了門閥制度。曹魏時期世家豪族崛起，皇權和門閥士族之間相互制約，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經學在動亂和戰爭中崩壞，人漸漸成為被關注的主體。隨着“人的活動和觀念完全屈從於神學目的論和讖緯宿命論支配控制下的兩漢時代”1成為歷史，伴隨覺醒思潮，個人意識逐漸提高，文學創作中大量個人生活與人生感悟被形諸於筆端，“飲食男女”中的“飲食”，作為“人之大欲”在文學書寫中也被展現了出來。在自我意識覺醒和開始彰顯個體的社會背景下，對於自我和個體生命的體察與書寫自然就變得重要起來，因此文學書寫中不僅僅展現了當時以世家大族為主的精英階層的物質生活水平，也着筆於困難人羣的飲食日常。作為生存基礎和歷時久遠的描寫對象，時人對飲食的關注度非常高，《世説新語》中苻朗有“善滋味”的記載，言其通過所食可判斷禽類毛色，這難免誇張失實，但也從另一方面印證了時人對食物和食材的觀察非常細緻入微。曹丕《詔羣臣》中也有“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2的言論。通過這一時期辭賦作品中所展現的時代新風貌，有助於瞭解和探討人的覺醒和飲食文化之間的關聯。相較前朝，魏晉時期辭賦創作中的飲食書寫展現了以下幾個方面的新變內容。

一、禮制與生活的分離

魏晉時期對個性價值的發現讓時人對現實生活的注意力增多並且注重享樂，文學創作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社會風貌，這一點在當時的文學創作中的表現為私人生活佔比的大幅增加。漢賦中的飲食主要作為禮制的承載體而出現，集中表現在祭祀品陳列以及大型的重要宴會上、在諸如都邑賦中作為物質的代表、在田獵中的論功行賞、或是《僮約》中作為懲罰僕役便了的方式之一等，這些內容只是作品很小的一個部分，這也説明當時日常生活對於賦作家來講，還完全不足以作為描寫重點。而到曹魏時期，鄴下文人集團就有大量的飲食詩文創作，這些關於飲食的描寫具有很強的寫實性，例如曹丕“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又與吳質書》）；“清夜宴貴客，豐膳漫星陳，旨酒盈玉觴”（《於譙作》）等，另外曹植《野田黃雀行》《大魏篇》《名都篇》，張華《輕薄篇》等都是如此。

魏晉時期貴族生活中豐富的宴飲活動為辭賦創作中的飲食書寫提供了更多素材。由於多鋪陳的文體特點，辭賦可以對寫作對象做更細緻的刻畫，但魏晉辭賦創作中的飲食描寫大部分是介紹各地包括飲食在內的風物情況，如《齊都賦》《洛都賦》《吳都賦》等。這種地域性的描寫，主要是對羣體生活狀況的概括，而辭賦中對飲食奢侈情況的描述更多展現在七體賦中。七體賦雖然具有很重的類型化和極度誇飾的特點，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可展現出時代特色。酒作為魏晉時期最具代表性的事物之一，對於酒的認知方式也可以反映出時人對其他事物的認知和看待。

獻酬交錯，宴笑無方，於是飲者並醉，縱橫讙譁。或揚袂屢舞，或扣劍清歌。或嚬蹴辭觴，或奮爵橫飛。3（曹植《酒賦》）

孝靈之末，朝政墮廢，羣官百司，並湎於酒。貴戚尤甚，斗酒至千錢，中常侍張讓子奉為太醫令，與人飲酒輒掣引衣裳，發露形體，以為戲樂。4（曹丕《酒誨》）

曹氏兄弟這兩篇作品將酒在當時被過度飲用、宴席中眾人嬉鬧無度的混亂情況清晰地刻畫了出來。這種對於酒的沉溺和張狂，讓酒在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形象和含義進一步豐富，酒在文學世界中的地位更加明確。魏晉時期人的自我覺醒促使人的認知和思想更為深刻，但精神世界的開拓未必能讓人更快樂。魏晉時期文人們面臨的生存困境，除了戰爭、瘟疫等不可預期的因素之外，還有如履薄冰的政治鬥爭。酒並不能真正地解百愁，但人卻可以在醉後獲得短暫的解脱，魏晉人對於酒的褒揚態度在劉伶的作品中最具典型：

先生於是方奉（“奉”《世説·文學篇》注作“捧”）罌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5（劉伶《酒德》）

劉伶是從個人飲酒後的美妙感受着筆，尤其提到酒後可以“奮髯箕踞”。劉伶所享受的酒後狀態，從生理上來説是酒精帶給大腦的刺激，從心理上來講還應該有酒精帶給他狂放不拘而不受懲罰的快感，這種迷醉而任性的感覺讓劉伶感到自由，因此才“無思無慮，其樂陶陶”。這種追求與尼采所論述的“酒神精神”相通，“酒神精神意味着無拘無束的本能的解放，是動物性和神性的同時爆發”6。除了這種個人的主觀感受，酒與國家禮制教化相關時，對於個體的作用就被注意到：

擬酒旗於玄象，造甘醴以頤神。雖賢愚而同好，似大化之齊均……宣御神志，導氣養形。遣憂消患，適性順情。7（張載《酃酒賦》）

課長安與中山，比蒼梧與宜城，造樂限以御□，味密甜而膽苦，飲者杯無箅，歐醴成川渠。唐堯千鍾竭，周文百觚泊，有康樽定國。8（傅玄《敍酒賦》）

西晉時期，司馬炎曾將酃酒作為太廟用酒，作為國酒，其地位自然非常。因此，張載此處的酒就多了宣揚國家以及温厚教化的意味，但仍然不忘抒發酒對於個人“宣御神志，導氣養形。遣憂消患，適性順情”的作用。傅玄《敍酒賦》對酒更是推崇備至，雖其來源於孔融《難曹公禁酒書》“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9的言論，但這種言論能夠廣為流傳正表明時人對酒的褒揚。

酒在魏晉人心中地位非常高，這也使得飲酒之一行為與展現人的個性相關，如劉伶的個性便通過酒給世人以深刻的印象。結合前文酒在宴席上的飲用情況，可以看出儒家禮法的廢弛和時人對自我慾望的縱逸。文人飲酒的非理性行為得到讚賞，酒與德行不再相連，這在《世説新語》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當慾望不受規約而驅使人性的時候，非理性就是社會的常態，歷代的酒文化中都沒有魏晉時期所賦予酒的意義深刻和深厚。這種享樂從世家大族來看是對於慾望的追逐，而從歷史客觀進程來看，這或許是對禮制大壞後社會能承受的縱逸程度的試探，在不顧禮法以後，隨性恣意到底能到何種程度，這種試探需要時間來證明，並讓後世引以為戒。新規則的邊界和規約需要一步步修繕，而在新的社會公約沒有建立好以前，個性化得以大行其道。這種混亂無度的情況也曾被告誡和勸止，曹丕的《酒誨》提到“酒以成禮，過則敗德”，北魏王肅《家誡》認為“夫酒，所以行禮，養性命，歡樂也。過則為患，不可不慎”10。從這兩人的身份和作文的目的來看，曹丕作為統治者，有責任維護社會秩序，提出這種倡議是出於社會穩定和發展的需要，從對於酒的態度也可看出，曹丕的勸誡也並沒有太大的實際作用。王肅作為琅琊王家的後代，在北魏時期對於子孫提出這一要求説明飲酒之風仍然如前，否則這種要求也就無從談起。

儒學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主導與約束力雖然下降，在飲食與飲食娛樂活動中體現為時人對於物質生活和慾望的追逐。但同時，從思想觀念上來看，雖然禮制和經學已經失去了主導地位，而禮制由於推行的歷史悠久，因此除了政治功用外，已經作為一種公共道德和日常行事的評判標準融入了人們的生活之中。皇權的正統性必須由禮制來維護，所以在實際生活中，禮依然是極為重要的一部分，司馬氏時代對於孝的推崇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名教與自然之爭，是當時的重要主題，兩者之間的對抗造成了禮制與生活在這個時代的分離，所以在必要場合，禮制作為一種儀式繼續上演。比如重要的郊祀、田獵、鄉飲等傳統儀式感極強的場合對禮制依然例行。

與此相對應的是這一時期辭賦中私人生活的書寫明顯上升，關於郊祀遊獵的記載卻明顯變少。首先這與大賦在魏晉時期的衰微有關，漢人幷包宇宙的一統氣象不適合政權更迭的漢末魏晉時期；其次是當時的文學創作審美傾向也已經發生了轉移，都邑類的鴻篇賦作雖然能致使“洛陽紙貴”，但從張衡的《歸田賦》起，抒情類小賦成了新趨向，此時主流已經偏向個人化和日常化，這也是“人的覺醒”的一個側面印證。田獵後“割鮮野享，舉爵嗚鼓”與漢賦中的情形並無二致。在各類重要宴饗中，禮制依然是形式的必然要求：

朝陽曜景，天氣和平，君臣令德，禮儀孔明。酌羽觴以交歡兮，接敬恭以中誠。嘉膳備其八珍兮，絲竹獻其妙聲。樂周遍舞，金奏克諧，鍾儀之聽，南風是哀。義感君子，慨然永懷，思我王度，求福不同。惟禮終而贊退兮，實繫心乎玉階。11（王沈《宴嘉賓賦》）

在君臣同享的重要宴會上，參與者仍然“敬恭以中誠”，所準備的食物、音樂也按照禮制置備，宴會結束時仍是“惟禮終而贊退”。在鄉飲酒禮中，也是按照舊例，因為鄉飲酒的場合具有重要的教化意義，“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的政治訴求在任何時代都不可或缺，酒的清濁，食物的乾濕，音樂的演奏情況等無不有明確要求，即“禮雖舊制，其教惟新”，最終希望通過集會達到“知禮教之弘普”的目的。

通過梳理賦作可以發現，在大型重要場合禮制的延續依然是必然要求，這些作品中相關的情形與漢賦中的記載相似，也與《禮記》中的禮制相符合。撇去禮之後，這一時期辭賦中的飲食書寫也開始出現了審美活動，主要表現在對食器的描寫上。食器作為盛食物的器皿，最開始是禮器，《禮記·禮運》提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12。從各類文獻記載和考古挖掘來看，各類祭祀中對於器皿的次序和大小等均有嚴格的要求，所以飲食器具在古代飲食文化中的地位一直舉足輕重。魏晉辭賦中的飲食書寫發生了從對禮的遵循到對器物審美的轉變。漢賦中涉及祭祀部分時，也有對食器的描寫，“金罍”“玉觴”等幾乎都出現在重大公共場合，作為凸顯禮制儀式感的承載體，在關於具體宴飲中的食器描寫則很少見。到了魏晉時期的辭賦中，對食器也有了細膩的刻畫，並且從賦中的內容來看，這些食器與禮並無多大相關，這種描寫更多是出於審美感受的欣賞：

駢雄黃以為墀。紛以瑤蕊，糅以玉夷。（前）布玳瑁之席，（後）設觜之牀。憑文瑤之幾，對精金之盤。□虞氏之爨，加火珠之甑。炊嘉禾之米，和蓂莢之飯。仰稱木韮，俯拔廉姜。13（劉楨《清慮賦》）

布象牙之席，薰玳瑁之筵。憑彤玉之幾，酌縹碧之樽。析以金刀，四剖三離。承之以雕盤，羃之以纖締。甘逾蜜房，冷亞冰圭。14（劉楨《瓜賦》）

器澤陶簡，出自東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劉。惟茲初成,沫成華浮,煥如積雪,曄若春敷。15（杜育《荈賦》）

從這幾條可以發現，不同場景會配以不同的器具。《清慮賦》存殘篇，但從題名和流傳的內容來看，這是作者想象自己進入仙境中的情景。仙境中的飲食器具以華美精緻為主，玳瑁、精金等華麗的器物一一呈現在賦作中。而《瓜賦》中盛放瓜的器物素雅清麗，象牙、彤玉、縹碧等顏色都比較温和，與瓜的晶瑩剔透感相得益彰。《荈賦》中飲茶的器物則樸素清簡得多，式樣和材質都很古樸。這些食器描寫主要與個人品味和審美追求有關，這種對自我生活的安排，哪怕只是一餐一飲也體現了濃厚的個人色彩和生活趣味。

從漢而下，魏晉時期生活與禮制明顯分離，在必要的場合，禮制作為一種古老的儀式和要求依然被表演。而在現實生活中，更多是對個人慾念的縱逸和享樂，這種對享樂的追求體現在生活中諸多方面，衣食住行都是題中之義，因此對於生活的觀察和刻畫也更為細膩。

二、清貧生活的書寫

辭賦中的飲食描寫除了數量上私人生活內容佔比的增加，以及從主觀審美上去看待食器之外，還有與個體間生活更密切相關的描寫。飲食的陳列和食用不再僅僅是為了遵循禮制，也不是為了展現對豐富物質生活的追求，而是出於對不同生活羣體中人的真實生活和對人本身的關注和體察。雖然從總體創作數量上來看這類作品並不多，但是時代與社會帶來的變化在辭賦創作中的呈現十分值得注意。

這一時期辭賦中的書寫新變之一體現在飲食方面。賦中食物的書寫不僅有朝貢君主及鐘鳴鼎食之家饗賓宴客時的山珍海味，還有對瑣碎生活中一飯一羹的描寫。此前辭賦中絕大多數的飲食描寫都不同於詩歌等文體中的描寫，《詩經》《古詩十九首》《漢樂府》等作品中的飲食描寫涉及面廣泛，涵蓋了社會的各個等級。而辭賦中的絕大多數飲食描寫都具有濃郁的富貴氣象，《招魂》《大招》就是如此，七體賦承續屈原的描寫而來，漢大賦本身也致力於巨麗的鋪排，簞食瓢飲並不適合於這種文體，所以辭賦中的飲食更傾向展現權貴階級的奢侈華美。而到了魏晉時期，辭賦中的飲食則開始具有了多元化的個人書寫，在這些描寫中，“時在下邑，頗多艱難”的個體生活與飲食記錄開始出現，辭賦與其他文學體裁共同將飲食中關於貧士生活中的飲食生成文化意象。在這方面束皙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書寫者。束皙對於不同時節所食麪食品種差異、麪食的製作及其食用感受描寫得很細緻，尤其冬日吃熱麪食的情景：

禮仲春之月，天子食麥，而朝事之籩煮麥為麷，內則諸饌不説餅。……劍帶案盛，餢飳髓燭，或名生於里巷，或法出乎殊俗。三春之初，……於時享宴，則曼頭宜設。……此時為餅，莫若薄壯。……玄冬猛寒，……湯餅為最。……爾乃重羅之麮，塵飛雪白。膠粘筋䵑，䐧溔柔澤。肉則羊膀豕脅，脂膚相半。臠若繩首，珠連礫散。姜株葱本，蓬□切判。□□剉末，椒蘭是畔。和鹽漉豉，攬合樛亂。於是火盛湯湧，猛氣蒸作。攘衣振掌，握搦拊搏。面彌離於指端，手縈迴而交錯。紛紛馺馺，星分雹落。籠無迸肉，餅無流面。姝蝓咧敕，薄而不綻。嶲嶲和和，䑋色外見。弱如春綿，白如秋練。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遍。行人失涎於下風，童僕空嚼而斜眄。擎器者呧唇，立侍者乾嚥。爾乃濯以玄醢，鈔以象箸。伸要虎丈，叩膝偏據。槊案財投而輒盡，庖人蔘潭而促遽。手未及換，增禮復至。唇齒既調，口習咽利。三籠之後，轉更有次。16（束皙《餅賦》）

束皙存世的作品並不多，賦作僅五篇，但皆有鮮明的個人特點，筆觸多集中在貧苦人羣的生活上。如這篇賦中對餅的製作中所用的食材、食材的處理、成品的式樣等，全部細細道來，還描摹了“童僕”和“立侍者”等人對這碗香氣四溢、熱氣騰騰的湯餅垂涎欲滴之狀。對比之下，大快朵頤的吃餅人的幸福滿足感便溢於言表、躍然紙上。但這種寫作方式顯然不為時人理解與接受，據《晉書·束皙傳》裁，當時對束皙的作品評價是“文頗鄙俗”17。《餅賦》描寫了不同季節麪食的食用情況，跟作者的生活經歷不無關係，束皙在另一篇賦中描寫了他經歷過的貧寒生活：

食草葉而不飽，常嗛嗛於膳珍……煮黃當之草萊，作汪洋之羹饘，釜遲鈍而難沸，薪鬱絀而不然。至日中而不孰，心苦苦而飢懸。丈夫慨於堂上，妻妾嘆於灶間。悲風噭於左側，小兒啼於右邊。18（束皙《貧家賦》）

賦作者對自身貧苦生活的關注和描寫，可追溯到揚雄的《逐貧賦》。東方朔《答客難》中也有對貧窮的書寫，不過揚雄和東方朔的書寫具有某種調侃意味。到了束皙的筆下，並沒有如揚雄般對貧窮“人皆稻粱，我獨藜飧”的質問，在經歷過貧窮後，反而激發其對現世生活更深切的熱愛。正因為有過忍飢挨餓的深刻體驗，《餅賦》中吃湯餅的形象與吃完麪食後的心滿意足才會那麼生動可感。

如果説束皙的經歷僅是個案，不足以説明這是一種時代現象的話，張翰的描寫便可以呈現出當時文人對於貧困生活的更多態度。張翰也曾在辭賦中展現了在貧困苦厄的物質條件下，對於普通食物的態度：

乃有孟秋嘉菽，垂枝挺莢，是刈是獲，充簟盈篋。香鑠和調，周疾赴急，時御一杯，下嚥三嘆。時在下邑，頗多艱難，空匱之厄，固不綴歡，追念昔日，啜菽永安。19（張翰《豆羹賦》）

“菽”是豆類的總稱，也和餅一樣是貧家的主食。“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以麥作為主，兼種黍、粟、豆、麻、稻等作物”20，因此大量種植的小麥、菽和葵是普通人家主要的飲食作物。張翰以嚴肅雅正的四字句來書寫自己的經歷，相比束皙回憶中的艱難苦澀，張翰記憶中收割豆子、食用豆類的記憶要平和得多，甚至有幾分懷念。雖然這種“頗多艱難”的日子相對束皙的飢寒交迫來説確實是小巫見大巫，但更重要的是二人的出發點不同，束皙作《貧家賦》的原因，有可能是思往事以示來者，也可能是憶苦思甜，感念自己現在所擁有的生活。從張翰的書寫中可以看出，作者想要展現的是即使身處困頓，依然坦然自若的個人形象，收豆食豆的生活在其筆下甚至具有了某些生活藝術化的美感。束皙是從貧寒而來，從而安於粗茶淡飯，而張翰更多展現的是面對貧困生活的內心態度，其中已經有某種安貧樂道的意味。這種精神追求在後來陶淵明的作品中呈現得更為清晰，但與後世的士大夫安貧樂道的精神追求和對粗茶淡飯持審美、享受的態度還有很大的距離。雖然束皙與張翰寫作的出發點不同，但從某種程度上又殊途同歸，二人對普通飲食的態度，以及因為簡單食物而獲得的滿足感與安心感不僅與《大招》、七體賦中追求“天下之至味”迥異，與其他很多賦作中展現豐厚的物質描寫也不同。

思維和視野的開拓使文人士大夫在文學作品中對飲食的態度走向了另一種可能，這種態度可以上溯到“飯疏食飲水”的顏回之樂。在魏晉之前，顏回的超越性體驗並未出現在文學書寫中。從內容上來看，束皙和張翰描寫了生活中的另一種真實性，這種真實性的內容與記錄莊園烏堡中的真實性內容不同。相比富饒物資和悠遊自由，身處困頓、物資貧乏的生活並沒有示於世人的必要，魏晉風度追求的灑脱、任自然也不大可能滋生書寫乞憐之姿的土壤，所以兩人都是從追憶的角度出發，將過去和現實切割開來。但過去的回憶是真實的，這種真實來自於對自我的發現和對自我生活及飲食觀的反思，只有認清現實和自我，才能更好地理解現在和走向未來。對自我人生經歷的梳理和書寫正是對作為人的自我的看重和體察，對回憶的整理不可避免藴含着對人生的反思，這正是在“人的覺醒”思潮之下的自然反應。

魏晉時期辭賦中的飲食不再是禮制的附庸，而與個人日常生活密切相關。這些富有生活氣息的描寫充滿真實性，不同人羣將不同人生階段的遭遇都形諸筆下。辭賦中的飲食描寫也因為這種個人化經歷而讓食物語言更加明晰，日常食物具有的階級與親疏意味進一步被確立，正如張光直在《中國文化中的飲食——人類學與歷史學的透視》中所指出：“在中國飲食文化的每一層面內，食物又被區別地用來表現互動中所包含的精微的社會差別”21。所以束皙的作品被評價為“鄙俗”固然有作品中語詞通俗的原故，但更主要的是束皙選取的寫作對象以及審美趣味與時人崇尚的“雅”化背道而馳。雖然這類作品從數量上並不多，但作為創作中的新面貌是值得被關注的。

任何社會現象以及文學現象都不是單獨發生的，束皙等對不同生活情狀人羣的發聲與當時寒門人士為自身不能實現人生價值而吶喊，在本質上，都是對自我所處的生活狀況的重視和思考，只是左思等寒門人士的方式更為激烈，而束皙的關注點更温和而已。這雖然與作家的性格特質有關，但從書寫的內容上來看，都與時代主流審美風格大相徑庭，二者所記敍的都關於自我的“真實”，束皙書寫的是真實生活，左思書寫的是真實內心感受。而這種真實在當時都是異議，屬於少數羣體，這也表明不同人羣在時代思潮中，都走在了“人的覺醒”的道路上。

束皙和張翰的幾篇賦中展現的是回憶中艱難個體的私人生活，以及對貧苦生活的態度和評價，這對於文學作品中生活層次的拓展有開拓之功，個人對於飲食深切細膩的感受被放在辭賦創作中表明瞭創作者對於自我生活的重視，這種看重與體察自然為飲食文化注入了更多的內涵。

三、飲食文化內藴的開拓

精英階層在將禮與自己的日常生活相分離的過程中，同時也開始追求自我生活的精緻與高雅。對禮的講究自然延伸到對日常生活的講究，東晉南朝時期士人“追求的是在一個寧靜的環境裏表現自己高度的文化素養。這種從容優雅的風度，後來成為士文化傳統中的一個特點”22。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必然是漸進的結果，西晉時期這種士文化傳統已經有所鋪墊。這一點在潘岳的作品中體現得非常明顯：

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耀丹白之色，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延乎其側。梅杏鬱棣之屬，繁榮藻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葱韭蒜芋，青筍紫薑，堇薺甘旨，蓼荾芬芳，蘘荷依陰，時藿向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席長筵，列孫子，柳垂蔭，車結軌，陸擿紫房，水掛赬鯉，或宴於林，或禊於汜。……人生安樂，孰知其佗？23（潘岳《閒居賦》）

若夫時陽初暖，臨川送離。酒酣徒擾，樂闋日移。疏客始闌，主人微疲。弛弦韜籥，徹壎屏篪。爾乃促中筵，攜友生。解嚴顏，擢幽情。披黃包以授甘，傾縹瓷以酌酃。光歧儼其偕列，雙鳳嘈以和鳴。24（潘岳《笙賦》）

這兩篇賦都涉及日常閒居生活，《閒居賦》作於潘岳仕途不順時，用閒居以述志，《笙賦》中描繪了春日野外宴客與演奏音樂的情況。潘岳筆下雖然看似充滿天倫之樂和愜意生活，然結合其生平經歷，這一行為實屬不得已而為之。但潘岳的描寫從客觀上營造了淡泊寧靜的生活景象，並對後來的“居賦”有很大影響，有將日常生活藝術化的傾向。賦中的水果、蔬菜是對生活的享受，還體現出士人清幽生活中的愜意，所寫的水果和蔬菜中，有的是較為難得的物種，如石榴、葡萄；也有些品類是屬於常見品種，如桃、李之類，這與之前賦作多寫難得之貨或者展現帝國物產的豐富有所不同，此處水果品類的多樣化只是閒居生活中的美好點綴。作者在優渥的物質條件下享受寧靜優美的景色，“或宴於林，或禊於汜”，新鮮的果蔬佐以音樂美酒，這種生活方式，體現出士人修養與飲食中尚“雅”的傾向。這一趨向在東晉南渡以後，跟南方的秀美山水完美融合，成了東晉南朝的主流審美。除了潘岳，同時代潘尼的飲食相關書寫同樣也展現了悠遊徐徐的生活情致。

且夫燔炙之鮮，煎熬之味，百品千變，殊芳異氣，隨心適好，不可勝記。乃命宰夫，膾此潛鯉。名工習巧，飛刀逞技。電剖星流，茫散縷解，隨風離鍔，連翩雪累。西戎之蒜，南夷之姜，酸鹹調適，齊和有方。紅䵂之飯，糅以菰粱，五味道洽，餘氣芬芳。和神安體，易思難忘。25（潘尼《釣賦》）

《釣賦》中對宰夫刀工的描寫，是“膾不厭細”的再次展現，用不同地域得來的佐料和食材烹飪出精緻美食的寫法是賦體的寫作範式，其最終追求的是五味的“和”以達到“和神安體”的目的，與閒居的潘岳感嘆“人生安樂，孰知其佗”相似。所以兩人的關注點都集中於自身的情感體驗，這些美味的果蔬以及烹調的飲食都是安樂人生和美好生活的組成部分。時代的風尚會體現在社會的各方面，除了辭賦中飲食書寫的尚雅情致，“西晉詩歌創作‘雅化’是全面的，其中以四言詩的表現最為關鍵”26，此時四言詩創作的回潮，更明顯體現出時代文學創作中雅化的傾向。這種高雅傾向像是對社會的一種補償和調節，因為“每一個歷史時期都有它自己的傾向，它的特殊偏見和精神疾患  意識觀念的侷限性”27，與意識和想象相關的藝術創作，是調節和補償機制的最好實行方式。

“人的覺醒”表明了對人自身的看重和探索，在這一點上，對於個人生命的重視，對延年益壽的追求是另一個明證。當然這與時人修仙問道和對醫學醫療發展的認知相關，但在日常生活中對食物藥用功能的關注和探討，本身就是精英階層對自我生命的投入。這種投入同時需要時間和物質條件的保障，飲食的養生之義在這一階段大為發展，時人對於所食之物的性味與功能開始進行有意識地判斷。通過賦中相關的記載，可知當時對於飲食的要求，除了美味可口，還開始探討食材和食物的更多功用，其中對於食物的養生藥用價值關注尤多，展現了廣大士人對養性延命的迫切需求：

咀嚼華滋，釀以為蜜。自然靈化，莫識其術！散似甘露，凝如割肪。冰鮮玉潤，髓滑蘭香。窮味之美，極甜之長。百藥須之以諧和，扁鵲得之而術良，靈娥御之以豔顏。28（郭璞《蜜蜂賦》）

脆若離雪，甘如含蜜。脆者宜新，當夏之珍。堅者宜幹，薦羞天人。有棗若瓜，出紫海濱。全生益氣，服之如神。29（傅玄《棗賦》）

濯茆兮葅韭，齧蒜兮擗鮓，縹醪兮浮蟻，交觴兮並坐。氣和兮體適，心怡兮志可。30（王廙《春可樂》）

蜂蜜有悠久的食用歷史，《招魂》中就曾提到“粔籹蜜餌，有餦餭些。瑤漿蜜勺，實羽觴些”，在漢賦中，尤其是七體賦裏也多次提及作為調味品的蜜。但所描寫的那些蜂蜜只是作為出味的調味品，而郭璞的《蜜蜂賦》中除了對蜂蜜的滋味讚歎有加，已經注意到蜂蜜在各類藥品中的調和作用，以及對女性的養顏功效。傅玄的《棗賦》也提及棗有“全生益氣”的效用。魏晉時人對於“和”的飲食觀念進一步深化，認為“和”的飲食可以讓人身心舒暢。當時對於飲食的關注和有意識的思考較為普遍，華佗著有《食論》，其中關於茶也有“苦茶久食亦意思”的記載，所以對日常的飲食關注從這些飲食是否美味、難得發展到除了味美還需有助於養性延命功效。飲食在與禮制分離以後，被賦予了新的與人及人的生命密切相關的時代內涵，這種關注不自覺地體現在了文學創作中。並且雅化和養生化的發展之一便是在後世的茶文化中完美相融。

除了被時代賦予的雅化和養生化，飲食本身所代表的內涵也有嬗變，“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的時代，飲食也關涉了更多的情感，而情感介入以後的飲食具有了更多人文意味。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張翰的菰菜羹、鱸魚膾。張季鷹闢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裏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為見機。31

齊王敗後，時人認為張翰歸故里的真正原因是“見機”，憑藉敏鋭的政治嗅覺讓自己得以在政治鬥爭失敗以前全身而退。不過“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為見機”一句表明張翰去官歸家的事蹟早已傳揚開去，只是在齊王失敗以後，時人才反應過來，所以季鷹因為菰菜羹、鱸魚膾而歸故里對於時人來説是可以理解並接受的，甚至可能傳為至情至性的美談，這表明飲食所代表的情感和意義已經超越了其本身。菰菜羹、鱸魚膾便是張翰所言“人生貴得適志”的具體展現之一，而“適志”就是對於自我情感體驗的充分注重。此前與飲食相關的文化符號如黍離之悲、不食周粟等，是將自己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和家國情感相聯繫，黍與粟背後是整個故去的國家，發出黍離之悲的個人只是羣體的發聲者，雖由個人口吻來講述，但代表的是整個思念故國的人羣。周粟同理，伯夷和叔齊是遺民羣體情節的典型體現，食周粟便成了違背信仰的生存方式，不食周粟是遺民們能做的最温和而頑強的抗爭。黍離之悲與不食周粟是對這兩種複雜情感的濃縮和凝練，最終形成兩個文化符號。而張翰對菰菜羹、鱸魚膾的情感背景只是張翰個人的生命體驗，這種情感與黍離所代表的亡國之悲和不食周粟的民族氣節相比，是完全主觀化甚至私人化的，僅僅是一個在北方的吳郡人對故鄉飲食的念想。這種個人化的情感能夠在後世也凝結成文化符號，首先與人類思念故土風物的共通情感有關，但從《詩經》到漢代樂府中，從來不缺思歸之嘆，樂府中游子思婦類的作品尤多，張翰的鱸魚膾和菰菜羹能在此後的文人筆下被反覆詠歎，這種特殊性之所以可以代表普遍性，是由於張翰的情感體現了他人能認同和接受的個人情感及情緒。正如王維和王績寫向故鄉來人詢問故鄉人事的兩首詩歌中，王維僅用“來日依窗前，寒梅著花未”的細膩便代替了王績連連發問的熱忱。正是這種個人的獨特情感體驗被重視和認同，才表明了社會和時代對個人價值的認同，同時這種認同與“人的覺醒”之間又相互促進，相輔相成，隨着個人意識的更加覺醒，陶淵明已經發出“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32的聲音。

綜上所述，魏晉時期“人的覺醒”讓士人用一種新的眼光去看待世界，辭賦中的飲食書寫也體現了當時飲食觀的變化。將飲食與禮制相分離，從人的角度去體察生活和生命，飲食書寫中關於個人日常和情感情緒體驗的作品大為增加。不受拘牽讓個人的慾望被釋放，非理性的酒與關於酒的作品成為了這方面代表，但同時飲食禮儀在重大正式場合中也依然被遵循。除了傳統權貴階層雍容有餘的生活，這個時代中尤為具有新風向的作品，是將筆觸集中在傳統辭賦重點刻畫對象之外，為艱難生活中的人士發聲。這類飲食納入辭賦創作，改變了以往辭賦中飲食書寫着筆於人間美味和富饒帝國的富貴氣象。此時辭賦中的飲食書寫既包含了士族典雅精緻的生活，也有困頓之士野菜度日的忍飢挨餓，粗茶淡飯與知足常樂的飲食思想開始萌發在辭賦飲食書寫中。但在“人的覺醒”思潮中，精英士階層對自我生活和生命的探索，使飲食文化的內藴得以拓展，尚雅與尚養生興起，併成為後世士人的文化傳統。除此以外，因為時代對個人價值的認可，使得與個人相關的飲食體驗成為文化符號與文學中固有意象。總之，“人的覺醒”讓人成為了認識主體，人的各項活動都被賦予了更深刻而明晰的含義，飲食文化的發展便是其中之一。

註釋

1李澤厚：《美的歷程》，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第90頁。

2（清）嚴可均輯：《全三國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53頁。

3（三國）曹植：《曹植集校注》，趙幼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84-185頁。

4（清）嚴可均輯：《全三國文》，第77頁。

5（清）嚴可均輯：《全晉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684頁。

6[瑞士]榮格：《心理學與文學》，馮川、蘇克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年，第194-195頁。

7（清）嚴可均輯：《全晉文》，第904頁。

8（清）嚴可均輯：《全晉文》，第461頁。

9夏傳才主編：《建安文學全書孔融陳琳合集校注》，杜志勇校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76頁。

10（清）嚴可均輯：《全三國文》，第233頁。

11（清）嚴可均輯：《全晉文》，第273頁。

12（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777頁。

13龔克昌評註：《全三國賦評註》，濟南：齊魯書社，2013年，第120頁。

14龔克昌評註：《全三國賦評註》，第136頁。

15（清）嚴可均輯：《全晉文》，第961頁。

16（清）嚴可均輯：《全晉文》，第930頁。

17（唐）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945頁。

18（清）嚴可均輯：《全晉文》，第928-929頁。

19（清）嚴可均輯：《全晉文》，第1139頁。

20（清）俞為潔：《中國食料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48頁。

21張光直：《中國文化的飲食--人類學與歷史學的透視》，見[美]尤金·N.安德森：《中國食物》，馬孆、劉東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1頁。

22羅宗強：《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76頁。

23（南朝梁）蕭統：《文選》，海榮、秦克標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8-109頁。

24（南朝梁）蕭統：《文選》，第131頁。

25（清）嚴可均輯：《全晉文》，第1000頁。

26張朝富：《漢末魏晉文人羣落與文學變遷》，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第301頁。

27[瑞士]榮格：《心理學與文學》，第101頁。

28（清）嚴可均輯：《全晉文》，第1282-1283頁。

29（清）嚴可均輯：《全晉文》，第464頁。

30（清）嚴可均輯：《全晉文》，第190頁。

31（南朝宋）劉義慶：《世説新語校箋》，徐震堮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271頁。

32（晉）陶淵明：《陶淵明集》，陳慶元、曹麗萍、邵長滿編選，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年，第2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