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偉：中國史前陶器圖像反映的“天極”觀念_風聞

摘要：凌家灘玉版等重要遺物揭示出先秦文獻記載的天極觀念在史前時代已經出現，要點包括天極為天體的中心，可以用八角星紋和紐結紋表示；神鳥和豬這兩種動物與天極運行密切相關。這為識別中國史前陶器圖像反映的天極觀念提供了重要線索。綜合各遺址資料，這些圖像或以十字線、多芒星、多射線等表現天極為方向之起點，或以紐結紋表現天極為天體運行網絡之樞紐，或以弧線表現圍繞天極的旋轉，並有飛鳥環護、獠牙獸面、尖頂建築等內容。對這些資料的歸納，極大豐富了對史前天極觀念的認識，為解讀更加複雜的史前玉器圖像的內涵和討論各地區密切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啓示。

一

先秦文獻中記載宇宙觀最豐富的當屬《楚辭·天問》，其中有：“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斡維焉系？天極焉加？”四問。東漢王逸《楚辭章句》雲：“斡，轉也。維，綱也。言天晝夜轉旋，寧有維綱系綴，其際極安所加乎？”東漢王充《論衡·談天》雲：“天極為天中”。可知戰國時期觀念中，寰天有多層，各層間有繩索相連，繞天極而轉。老子《道德經》第七十三章雲：“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可見當時“天網”觀念的存在。西漢《淮南子·天文訓》記載，連接南、北和東、西四方的兩條繩索為“二繩”，伸向東北、東南、西南和西北四個方向的繩索為“四維”，既表明八方，也構成了天網的基本綱要。《史記·天官書》雲：“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可知當時天極以極星為標誌。極星實際只是最靠近天極的亮度高的可見恆星，因為歲差的關係，時有變化。在公元前3000年前後是亮度3.65等的中國古星象系統中紫微垣內的右樞星（天龍座α星，星名為Thuban），公元前2775年時，其赤緯為89.53’，距離真天極非常近。此後該星離真天極漸遠，而亮度約2等的中國古星象系統中的帝星（小熊星座β星，星名為kochab）離天極漸近。至公元前1600年，二星的赤緯均約83度，更明亮的帝星遂取代右樞星成為極星。

正如筆者討論過的，凌家灘87M4:30玉版的發現表明，上述宇宙觀在距今5300年前已經形成。玉版如同此宇宙觀的圖解，兩重圓圈和側視微弧的形狀表示天穹，長方形外輪廓表示大地，中心圓圈和外層圓圈間的八條“圭形紋飾”如同連接兩重天的繩索，同時表現八方，天穹外層伸出的四支“圭形紋飾”指向東北、東南、西南和西北，應是維繫天地的四維（圖一：1）。中心的八角星紋有很多學者認為是太陽的標誌，但與其在本圖像中明顯位於天體中心的位置並不符合。八角星紋最常見於豆盤和缽等器物的底部，還多見於紡輪，確切表明它位於可以旋轉的物體的中心，正應是位於天頂的天極標誌。很多學者認為玉版為後代式盤的前身，式盤的中心也正是天極而非太陽。

凌家灘另外兩件器物提供了關於當時天極觀念的更多信息。一件是98M29:6胸佩八角星紋、雙翼為豬首的玉鷹（圖一：2）。天極的標誌八角星在鷹的胸部，回答了《楚辭·天問》中“天極焉加”的問題，表明在當時的觀念中，天極是有神鳥託負的。關於豬首，筆者曾討論過，很可能如馮時首先提出的是北斗的代表。這件奇特的器物，與北斗繞天極旋轉、如同四季變化指針的天象有關，同時告訴我們，神鳥和豬是與天極密切相關的動物，維護着天體的正常運轉和四時變化。另一件是98M19：16陶紡輪，一面刻八角星紋、一面刻四角出尖的紐結紋，二者顯然代表同樣的事物，表明除八角星紋之外，天極還可以表現為紐結，是織成“天網”的繩、維的匯結之點（圖一：3）。

綜上所述，凌家灘上述遺物揭示出當時天極觀念的要點：天極為天體的中心，可以用八角星紋和紐結紋表示；神鳥和豬這兩種動物與天極運行密切相關。這為我們識別中國史前陶器圖像反映的天極觀念提供了重要線索。需要指出的是，我們雖然使用“八角星紋”這一約定成俗的名詞，在後文也使用“芒星”之類的描述，但現在的資料還不足以確定史前時代的八角星紋等圖像代表的是天極本身，還是極星。如上所述，各時期的極星都與真正的天極有一定距離，不排除這些圖像表現的實際都是人們想象中的天極形態而非極星的代表。

二

考古資料顯示，在凌家灘所處的時代之前，天極觀念已經在長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廣泛流行，並在陶器上有豐富的表現形式。

長江中游上限可能達到距今7800 年的高廟文化及隨後的湯家崗文化的陶器戳印圖案對天極觀念進行了出人意料的成熟而精緻的表現。湯家崗文化白陶圈足盤底部常見八角星紋，這些器物倒扣放置時正如天體的模型，頂部中心恰為天極之位。湯家崗遺址M1:1盤底外緣有三重圓圈，內圈有八角星紋，其中心為一正方形，內有紐結紋。內圈和中圈之間為七組橢圓形點，其中三組為3個，其餘四組分別為10、13、18和32個；中圈和外圈之間為六組S形紋，其中也有三組為3個，其餘三組分別為14、18和30個。這些特定數字的點和S形符號或有特殊內涵。M40：1陶盤與此相似，八角星紋中心更似複雜的繩結（圖二：2）。T2310④：5中心如柿蒂，但也可能是是四個鳥首，表現神鳥環護天極（圖二：3）。M103：9盤底中心為對角分佈的多重摺線組成的十字紋，外有十六星芒圍繞，再外又有四重不同圖案形成的圓圈，非常繁縟。十六芒星與八角星紋並無本質區別，十字紋中心伸出四個小尖，應是天網交匯處紐結的不同表現方式，圖像整體代表天極的可能性更大。十六芒星尖芒之間為網格紋，可能正是“天網”的形象描繪（圖二：4）。松溪口遺址T1⑦：6盤底中心圓圈內為平行橫線和平行豎線交錯形成的席紋，後來成為天極的另一種典型表現方式。此盤底的最外圈為八個連弧和四個尖角組成的圖案，每個連弧凹出都有一小圓圈，整體觀之，兩連弧交接點的凸起和兩側的圓圈如同鳥面，可能是有意的設計，表現神鳥對天極的圍護（圖二：5）。

長江中游的高廟文化雖然時代更早，但圖像內容卻更加豐富。高廟遺址一件簋的器身上有複雜的戳壓圖像，中心為闊口四獠牙獸面，上有兩隻小眼睛，下有一物下垂。獸面外有圓圈，圈外以不同圖形分出八方，上下方向為尖頂屋宇形，左右方向為簡化的鳥首，四維方向為長方形框內加尖頂形狀，位居中心的闊口獠牙佔據的明顯是天極之位，是某種與天極關係密切的神獸的代表，考慮到對獠牙的誇張表現，此神獸為豬的可能性很大。兩個鳥首代表有維護天極運轉的神鳥（圖三：1）。湯家崗M41:9圈足盤側面圖像需要倒置觀看，可見回首對視的雙鳥，中間為巨目獠牙神獸，同樣表現了神鳥環護天極的主題（圖三：2）。高廟遺址另一件簋倒置觀看，底部中心為闊口雙獠神面。獠牙之間有仰天鳴叫的鳥首，闊口有一物下垂，兩側各伸出羽翼狀物，整體恰似神鳥展翅將天極獸面馱負在胸前，與凌家灘玉鷹表達的主題相似，只是以獠牙獸面代替了八角星紋，證明二者均可以作為天極的代表（圖三：3）。

長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河姆渡遺址一件陶缽的兩面有內容豐富的圖像（圖四：1）。一面為有“介”字冠的弓背形，下有重環雙目，兩側各立一鳥。“介”字形和弓背形可以視為環目天極神獸的額頭，也可以視為展翅的飛鳥，雙目代表獸面，表現的是鳥負天極神獸的正面，兩側的立鳥則為中心神鳥的簡化側視。田螺山遺址雙鳥木雕中兩隻鳥的翅膀對接成“介”字形，鳥身正如獸面雙目，曲折的雙腿和不規則四邊形尾部相交的形態，形成獸面的口齒。正視的獸面和側視神鳥巧妙地結合在一起，表現的也是鳥負天極神獸主題（圖四：2）。T234（4B）：2648盆內凸寬沿，上面以不同方向的平行斜線組成八角星紋（圖四：3）。T235（4A）：102紡輪中心為十字形，外出十五尖芒（圖四：4），T211（4A）：152紡輪圍繞圓心的連續四漩渦紋（圖四：5），這均應是天極的表現，前者突出其為四方之基點，後者突出其為天體旋轉的軸心。此外，河姆渡遺址一件長方形缽的兩側刻有野豬形象，身體上有重環紋。

雙墩遺址以器物底部流行刻畫紋而聞名，其中很多應與天極觀念有關，雖然潦草，但信息量非常豐富。其中一類為單獨符號，包括十字紋（圖五：1）、雙線十字紋（圖五：2）、弧邊四邊形紋（圖五：3）、亞字紋（圖五：4）、類席紋（圖五：5）、重環放射線紋（圖五：6）和重環芒角紋（圖五：7）等，這些圖案均有中心和方向之基點的內涵，亞字紋酷似湯家崗M1:1八角星紋中心紐結圖案（圖二：1），類席紋也見於松溪口遺址陶盤八角星紋中心（圖二：5）。另一類為複合符號，包括亞字文+弧線四邊形（圖五：8）、雙弧線四邊形（圖五：9）、重環星芒+雙線十字（圖五：10）、星芒+兩個不同方向十字（圖五：11）和雙線十字+漩渦紋（圖五：12）等，漩渦表示了天體旋轉之態。

雙墩遺址器底還有些特殊圖像。一類為幹欄房屋之形，大體有三角尖頂形（圖六：1）和弧頂形兩種（圖六：2）。圖六：3為簡化的尖頂屋與弧線四邊形之結合。圖三：1高廟簋底圖案中，中心圓圈外上下兩個方向也為尖頂屋宇狀，尉遲寺遺址發現的一件異形陶器表現的也是鳥立尖頂屋上（見後文），這座特殊的屋宇應是與天極有關神話傳説的一部分。另一類為豬的形象，有單體豬（圖六4）、雙體豬（圖六：5）和豬在網中形象（圖六：6），再次表明豬與天極的密切關係。魚的形象也頗為多見，有單體魚（圖六：7），也有魚和表示天極的雙線十字（圖六：8）、弧邊四邊形（圖六：9）和尖頂屋宇組合（圖六：10）的情況，表明魚有時也是與天極有關的動物，但具體內涵不明。

太湖北部江陰祁頭山遺址時代與馬家浜文化大致相當，一件三足缽內部有圓圈和串起很多小S形的五射線紋，外側和底部為圓圈和由串起C形的直線組成的不規則六角星加直線紋，均與天極觀念有關（圖七：1）。溧陽神墩遺址紡輪上相關圖像豐富，有八輻車輪紋（圖七：2）、環點紋（圖七：3）、八輻車輪加環點紋（圖七：4）、多重環點紋（圖七：5）等。其中三件紡輪兩面均有圖像。M190：3為石制紡輪，一面為重環外加八角星再加13型芒紋，另一面為重環紋（圖七：6）。M228：3兩面均為井字格紋（圖七：7）。M234:4圖像最為複雜，一面為三個類似豬鼻的圖案加短弧線紋，另一面為不規則重環紋（圖七：8）。

總之，在凌家灘所處的時代之前，長江中下游和江淮之間地區已經形成了內容豐富的與天極有關的知識和神話傳説。凌家灘時期天極觀念的要素，包括八角星紋、紐結紋、神鳥和豬等均已出現，並有凌家器遺物未展示出來的重要內容，包括獠牙巨目神獸（很可能是豬）可以作為天極的代表、神鳥託負神獸以及更豐富的表現天極的圖案。雖然高廟文化以精緻陶器和精細圖案表現這些知識，河姆渡文化也有以象牙這樣的高級材料製作的鳥形匕等，但並無明確的社會上層操控這些知識的證據，雙墩大量發現的器底潦草刻畫則表明，這些知識廣為人知，並可隨意表達。

三

距今6000至5300年前後，是中國史前時代燦爛的轉折期，各地區均出現跨越式的社會發展，湧現出以各種手段獲得和維護權力的社會上層，新的宗教觀念的創立和對宗教權力的掌控成為社會上層重要的“領導策略”。原始宇宙觀、特別是天極觀念成為凌家灘和紅山文化社會上層創立的新宗教觀念的重要內容，被以玉器和祭壇等方式“物化”，但在陶器上，與天極觀念有關的圖像也繼續流行，成為對玉器反映的宇宙觀的重要補充。

在長江下游地區，八角星紋在崧澤文化中頗為流行，江蘇武進潘家塘、海安青墩等遺址均曾發現。崧澤遺址M33:4壺底八角星紋中間有弧邊四邊形紋（圖八：1）。南河浜遺址器蓋上多見潦草的多線八角星紋（圖八：2，3）。南河浜M27:12為十字紋的複雜化，有與凌家灘玉版上的“圭形紋飾”形似的圖案指向四方（圖八：8）。弧邊四邊形紋和紐結紋和也仍然存在，見於崧澤M97:5杯底（圖八：4）和南河浜M17:1陶罐的底部（圖八：5）。崧澤M52:5豆盤底部則有紐結和弧邊四邊形的結合（圖八：6）。浙江海寧小兜裏遺址崧澤文化晚期墓葬M46:2豆盤內則為紐結紋和圓圈紋之結合（圖八：7）。

有鳥首的紐結紋是崧澤文化最具特徵的與天極觀念有關的圖像。南河浜M63:11紡輪上為三角形紐結，結點出尖似為抽象的鳥首（圖九：1）。河姆渡遺址第四期墓葬M4:1豆盤底部中心為圓形紐結，向四方伸出四個鳥首（圖九：2）。江蘇崑山趙陵山M51-1:9缽形器底部的圖案更加複雜，中心為小弧邊四邊形，伸出十字形結，右上角和左下角伸出的尖喙應為鳥首（圖九：3）。嘉興博物館藏陶鳥的上半身為編織紋，背部輪廓如龜背，中有豎線分割為二，各有一繩結圖案，是“天網”、天極和鳥對天極託負觀念的精緻表現（圖九：4），表明天極有時可以被表現為兩個繩結。

與鳥首環繞紐結紋類似的是鳥首環繞同心圓圖像。南河浜M27:11豆蓋上以小圓圈象徵鳥首，類似漩渦的線條為鳥身（圖一〇：1）。小兜裏遺址兩件豆蓋的圖像分別為四鳥式（圖一〇：2）和六鳥式（圖一〇：3）。趙陵山T23⑥：602豆把底部圖案則更為寫實，以重環表現鳥眼，小弧線三角表現鳥喙，漩渦線圖表現鳥身，內環和外環各刻畫五鳥，生動表現了天極之旋轉和羣鳥對天極的環護（圖一〇：4）。

崧澤M30:3陶壺底部圖像中，一飛鳥立於圓形複雜圖案之上（圖十一：1）。M92:7壺器身有如同網絡的編織紋，底部為抽象鳥紋（圖十一：5），這兩個圖像很可能也與天極觀念有關。南河浜M59:15器蓋上有雙獸相疊陶塑（圖十一：3），M61:11器蓋上圖像似乎為雙獸，都可能與雙墩遺址雙豬紋（圖六：5）具有同樣內涵。此外，崧澤M52:2匜倒置，一面為豬首的塑像（圖十一：4）。

在寧鎮地區的北陰陽營遺址中，T373③:26 紡輪一面為象徵天極的十字紐結紋，側面四方各有一個簡化飛鳥圖案（圖十二：1）。TVV③: II1777紡輪圖案複雜，，中心重環四方各有一條雙股類繩索紋，其兩側有平行線斜線，如輔助性繩索。繩索中間，有相對的八字紋和圓點（圖十二：2）。採集的一件器蓋上中心為X，外有十個星芒（圖十二：3）。T481③:7紡輪中心輪口四邊各有一點出圓心的小圓圈，雖然具體內涵不明確，但由後來的發展看，也是天極觀念的表現（圖十二：4）。M51:3陶盆內壁正中為邊略內弧的四邊形內套近正方形，正方形四角出短粗直線（圖十二：5）。

在江淮之間地區，江蘇高郵龍虯莊遺址紡輪表現天極觀念的圖像有六輻車輪形（圖十三：1）、中心紐結紋（圖十三：2）和五連紐結紋（圖十三：3）等。其中一件紡輪上的圖像頗似幹欄式方形建築（圖十三：4），與雙墩圖像相似，可能也是天極的代表。龍虯莊M62:9陶缽底部中心為八角星紋，外有圓圈環繞，圓圈外放射出四條雙虛線，虛線間的四個圖案相同，似為飛鳥（圖十三：5）。M305:4碗底中心如十字花，外有弧邊八角形，外圍圖案與M62:9相同（圖十三：6）。該遺址還流行背部有圓口的豬形罐（圖十二：7）。

安徽潛山薛家崗遺址M117:3壺底部中心為十字，四角伸出彎鈎，呈旋轉之態（圖十四：1）。T25④：29陶片上有方框式紐結紋（圖十四：2）。採集石器的彩繪上為紐結紋，下如兩個尖喙鳥首（圖十四：3）。

長江中游地區，湖北黃梅塞墩遺址M197:6紡輪兩面均有與龍虯莊相似的六輻車輪式圖案（圖十五：1）。M7:4紡輪以三弧線表現旋轉之勢，設計理念與後來的玉牙璧相同（圖十五：2）。M30:3紡輪圖像俯視如同有四條繩索的琮（圖十五：4），似為良渚文化玉琮設計理念之濫觴。M227:9紡輪上有與北陰陽營相同的四圓圈圖像（圖十五：3）。M159:5器蓋俯視如多重同心圓外加七角星圖案，與上述多芒星圖案類似（圖十五：5）。M153:13器蓋紐的頂部則為龜的雕塑，龜背如網，中心偏頭部有象徵天極的圓圈（圖十五：6）。塞墩M17:1豆柄下部淺浮雕圖像頗似簡化的鳥首（圖十六：1）。M105:7和M125:3兩件豆的柄部淺浮雕則與嘉興博物館陶鳥背部的紐結紋相似（圖十六2，3）。

大溪文化（油子嶺文化）中與天極相關圖像頗為豐富。枝江關廟山遺址彩陶器底部多有彩繪圖案，包括雙線十字紋（圖十七：1,2），雙線內填橫線十字紋（圖十七：3）和多線十字紋（圖十七：4），還有三線螺旋（圖十七：5）、五線螺旋（圖十七：6）、六線螺旋（圖十七：7）、七線螺旋紋（圖十七：8）和紐結紋（圖十七：9）。屈家嶺遺址T182:2（1）豆蓋上中心為圓圈內加十字紋，外有十個旋勾紋（圖十七：10）。清水灘遺址一陶片上有紐結紋。枝江柳林溪遺址的一件紐形器的頂部有兩條十字交叉的雙線內加橫線紋和兩條十字交叉的以不同符號組成的類繩索紋，將圓紐分成八個單元，每個單元內近圓心處為與甲骨文“五”字相似的符號，近邊緣處為網格紋（圖十七：11）。

相當於本時期的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中也多見與天極相關圖像。劉林遺址紡輪有短線組成的十字紋（圖十七：1），王因遺址紡輪側面為網格紋、正面為重環加放射線紋（十八：2）。大墩子遺址器蓋上有弧邊四邊形和雙線十字紋（圖十八：3）。大汶口遺址器蓋上有七角星紋（圖十八：4）。八角星紋頗為流行。大墩子紡輪上即有發現（圖十八：5）。但八角星紋在彩陶盆上多成組出現，如大墩子M44:4一週共繪製了七個八角星紋，均以兩道平行豎線隔開（圖十八：6）。王因M118:2四面各一個八角星紋，中間有豎線隔開（圖十八：7）。王因遺址M2326:4則繪製了9個圓點加射線紋，每組3個，各組間以3條平行豎線間隔（圖十八：8）。這似乎與天極獨尊而居中的性質不符，具體內涵不明。

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與凌家灘文化有密切交流，天極觀念及相關神話和儀式應是重要內容，在玉器上有最充分的表現。紅山文化彩陶的一些紋樣，極力表現圍繞圓心的旋轉之態，也應與天極觀念有關。牛河梁第五地點H22：3缽倒置俯視，圜底周圍有五個勾旋（圖十九：1）。第二點出土的一件缽倒扣俯視則圜底周圍有四個彎鈎，外圍為密集的同心圓和14個長點（圖十九：2）。第二地點Z4M6：1彩陶罐俯視，圓孔周圍可見兩週弧線三角形末端勾連形成此渦旋紋，內圈有四個、外圈有六個（圖十九：3）。Z4M7:1彩陶罐俯視，圓口外均有分佈四條弧線表現旋轉之態，外圍有密集的同心圓和表現旋轉之態的弧線（圖十九：4）。N2Z2冢上部堆積出土的“塔”形器（圖十九：5），俯視彩陶圖案與Z4M6：1非常相似，只是更加繁密，器物造型頗似雙墩表現天極的尖頂房屋，頂部雙孔的設置俯視如神墩遺址M234:4紡輪的“豬鼻”圖像（圖七：3），也可能與嘉興博物館藏陶鳥背部的雙紐觀念相關（圖九：4），因此很可能是放置在祭壇頂部的天極象徵物。

總之，本時期內，以天極觀念為核心的原始宇宙觀被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作為流傳已久的常識，在紡輪等日用陶器仍然可以自由表現，並未受到限制。但這一宇宙觀已經被以更復雜形式“物化”，包括興建大型祭壇和積石冢等儀式建築、以珍貴玉料製作相關用品，也包括由這些遺蹟和遺物可以推想出的更加複雜的儀式活動。凌家灘和牛河梁大型墓葬中隨葬玉製儀式用品的現象表明，利用這些儀式用品和儀式設施與超自然溝通的能力和權力無疑已經被社會上層獨佔，成為他們獲得和維護權力的重要手段。

四

距今約5300年前後，以凌家灘、紅山和廟底溝社會的解體，以及良渚古國的形成為標誌，中國史前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良渚文化兼容凌家灘和紅山文化的特質，建立了更強大的宗教體系，並以此推動社會發展達到新高度。以天極觀念為核心的宇宙觀仍然是此宗教系統的核心，良渚社會上層創制的琮、璧、冠狀飾、三叉形器等新型玉禮器以及“神人獸面”等繁縟神秘的圖像都是此觀念的新物化形式，對此筆者將另著文討論。

良渚文化一般陶器上與天極相關圖像相當豐富。有十字紋和雙十字紋（圖二〇：1）、雙長方形交叉紋（圖二〇：2）、三旋紋（圖二〇：3）、四旋紋（圖二〇：4）和“五”字紋（圖二〇：5）。仙壇廟M52:2器蓋內部有幹欄建築圖像（圖二〇：6）。馬橋M204:3單把杯上，把端有一鳥首，把身刻一八角星紋，如託在鳥胸部。M204:4圈足盤底部中心為五角星紋，外有漩渦環繞（圖二〇：7）。北湖遺址豆盤底部中心為重環紋，兩側有飛鳥（圖二〇：8），戴墓墩M2:1鼎蓋上週邊為網格紋，有四隻飛鳥環護中心（圖二〇：9）。

在良渚文化高等級陶器上，也出現了與天極觀念相關的精美刻畫圖像。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墓葬的一件陶鼎蓋上，近長方形的蓋紐如天極的象徵，四方各有一隻尾卷如勾、翼如螺旋的飛鳥環護（圖二十一：1）。上海青浦福泉山遺址吳家場墓地M207:93雙寬把帶流壺器形即如飛鳥（圖二十一：2），器身佈滿飛鳥紋，器蓋上的圓紐偏在一側，但也應為天極的象徵，三面各有一個巨目獸面紋。M205:6寬把帶流壺蓋上圓紐也偏在一側，旁有二飛鳥紋，周圍一週如同繩索（圖二十一：3）。

良渚文化陶器上發現大量刻畫符號，對其性質有不同認識。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很多與天極觀念相關的符號，如澄湖遺址陶壺的四個符號中，有八角星紋和“五”字符號（圖二十一：4）。

在長江中游，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大量紡輪和陶墊上仍然流行天極相關圖像，在石家河遺址羣的肖家屋脊地點即有大量發現。對旋紋頗為常見，為繞中心圓孔成旋轉之勢的兩條粗頭細尾的弧線，或較短（圖二十二：1），或較長（圖二十二：2）。一件紡輪上的對旋圓頭如鳥首，岔開的後部正如鳥尾（圖二十二：3）。另有一紡輪是四個月牙狀弧線，呈繞中心圓孔旋轉之態（圖二十二：4）。不同方向的平行線四分圓周的圖像仍然流行（圖二十二：5），有時會將對頂的兩部分塗黑（圖二十二：6），有時則以黑點取代平行線（圖二十二：7）。圍繞圓心的不同方向的密集平行弧線是另一種表現旋轉的方式，或為三組（圖二十二：8）、或為四組（圖二十二：9）、或為五組（圖二十二：10）。密集圓點和黑彩條塊結合的圖像頗具特色，有時為兩分式（圖二十二：11），有時為三叉式（圖二十二：12），有時為中央十字式（圖二十二：13）。有時以十字和弧線結合表現四面八方（圖二十二：14），有時以錯位的十字既表現方向，又具旋轉之勢（圖二十二：15）。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陶器也仍然可見天極觀念的表現。大汶口墓地M117:55器蓋中心為對頂的弧線三角，頗似良渚“五”字形刻畫符號，四邊各有一個如展翅飛鳥的鈍角三角形（圖二十三：1）。M10:65器蓋中心圓紐四邊各有一圓圈（圖二十三：2）。花廳M34:33中的一件紡輪上，中心圓孔四邊各有一弧線三角形（圖二十三：3）。尉遲寺遺址紡輪上相關圖像頗為豐富，F33:38為多折線十字形（圖二十三：4），其它紡輪上有屈家嶺文化流行的平行線四分圓周式（圖二十三：5）、十字線加弧線式（圖二十三：6）和多放射線式（圖二十三：7）；還有弧邊三邊形（圖二十三：8）、弧邊四邊形、弧邊六邊形（圖二十三：10）和弧線八邊形圖像（圖二十三：11），野店M35:1紡輪也有弧邊四邊形（圖二十三：9）。

值得注意的是，大汶口文化大口缸刻畫符號也應與天極觀念有關。山東莒縣陵陽河79M19:40上刻畫了紡輪上常見的弧邊四邊形（圖二十四：1）。莒縣大朱家村M17:1刻畫符號頂部為“介”字形，在良渚文化玉器中極為常見，為鳥首的象徵，中部為展開雙翼的鳥身，胸部為紡輪上常見的四圓圈紋，為與天極的有關的標誌之一，此符號的形式與內涵正與胸負八角星紋的凌家灘玉鷹相同（圖二十四：2）。尉遲寺遺址出土一件非常獨特的陶器，下部為筒形，上部為圓錐形，兩側如雙角環眼動物，頂部為一隻立鳥。雙墩紡輪上表現天極的圖像中有尖頂房屋（圖六：1,2），因此這件陶器很可能就是天極的模型（圖二十四：5），功能與牛河梁“塔”形器相似（圖十九：5），是舉行相關儀式的用品。由此可以推測，陵陽河79M17:1大口缸符號及類似者對應的正是此陶器的上部，只是兩側只有角狀彎鈎，無獸面，頂部也省略了立鳥的形象（圖二十四：3）。尉遲寺M289:1大口缸符號及類似的被稱作“日火山”的符號其實表現的是同樣內容（圖二十四：4），雙角獸和尖頂建築被簡化成五峯山形，立鳥則被表現為揹負一圓形的展翅飛鳥，此圓形物一般認為是太陽，但在我們討論的符號語境下分析，更可能是天極。

總之，本時期內，以天極觀念為核心的原始宇宙觀被良渚社會上層用為建立強大宗教體系，以宗教權力整合社會的核心意識形態，但在長江中游和海岱地區，以陶器為載體的天極觀念表達形式依然豐富，表明此觀念在各地區仍在延續，在大汶口文化中還與特殊器物大口缸密切結合。

距今約4300年，良渚社會的解體如一石入水，激起千層波浪，波及最廣的浪潮就是天極觀念的發展，在龍山文化、後石家河文化和石峁遺存都有明確表現，該時期天極觀念的載體主要為玉器和石雕等，在此暫不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