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慶龍：朝鮮戰爭是美國難以治癒的“心病”_風聞

來源：《歷史評論》2020年第2期

作者：孟慶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迅即統領“聯合國軍”入侵朝鮮半島，高光時刻達歷史之巔。但是，在短短3年時間裏，“世界老大”先勝後敗，盡嘗冰火兩重天之喜悲，對美國人的心理產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

從未經歷過的戰爭

戰爭爆發後，美國迅即介入，參戰初期美軍順風順水，鮮遇抵抗，一路往北進抵中朝邊境，“被勝利衝昏了頭腦”，處於一種罕見的“士氣過剩”狀態。然而，這種高光時刻沒讓美國人享受多久，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參戰令瀰漫在美軍官兵中的佳緒煙消雲散。

1950年8月下旬到10月初，中國多次警告美國，美軍越過三八線前後更是警告不斷升級，但美方不以為然，壓根不認為中國會參戰。9月仁川登陸後，美國朝野為勝利所陶醉，麥克阿瑟、布萊德利、艾奇遜、杜魯門等軍政要員認為，中國傳遞的信息不過是外交上的“虛聲恫嚇”，或是一種宣傳策略。麥克阿瑟説，中國干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妄稱中國如果出兵“就是自尋滅亡”。進至鴨綠江時，美軍仍不認為中國會派兵。志願軍10月出兵朝鮮後，以美軍未曾見聞的穿插戰術，在11月下旬便令“聯合國軍”全線崩潰。12月中旬，已如驚弓之鳥的美軍主力第八集團軍從清川江一路潰退至臨津江，成為“美國歷史上最遠的撤退”。麥克阿瑟驚呼與中國已“處在一個不宣而戰的戰爭中”，要求美國政府承認與中國進入戰爭狀態。美、韓、英等國學者這樣描述戰爭：志願軍的幾次戰役重創了“聯合國軍”，使盲目自大狂麥克阿瑟鑄成大錯，招致了美國歷史上“最遠的撤退”、“最大的失敗”， “赤裸裸地愚弄了永不犯錯的‘軍事天才’”。

美軍遭受挫折時，其盟友的表現也不給力。與1948年柏林危機時英法等國與美國一起勠力對抗蘇聯不同，被志願軍打懵後，美國在1951年1月和3月兩次尋求盟友增援，後者均態度冷淡。及至同年5月，對美軍來説，繼續打無取勝把握，尋求盟國增加支持無人響應，長期僵持不一定消耗得起，擴大戰火又怕引起嚴重後果，二戰以來，美國何曾遇到過此種窘境？無奈之下，不得不玩起邊打邊談的路數。

戰事不利上對總統、下對民眾都影響巨大。戰爭尚未結束就決定了兩位美國總統的命運。杜魯門民意測驗支持率主要因朝戰而在兩年裏下降了一半（從46% 降至23%），打消了再度競選總統的念頭。艾森豪威爾則靠許諾“早日體面地結束朝鮮戰爭”擊敗民主黨對手。意想不到、瞬時大逆轉的戰場形勢，對美軍指揮官的心理挫傷顯而易見。志願軍參戰後，麥克阿瑟坦承“美國軍隊遇到了從未有過的強大對手”，李奇微直言“中國軍隊來了，我們的災難也降臨了”。美軍士兵的身心也深受“創傷”。最令其刻骨銘心的是“戰爭的慘烈與恐怖”、“在那種極端條件下所受到的折磨與考驗”、遭到最大規模伏擊時“那種艱難與殘酷令人心寒膽戰”，志願軍進攻時吹的軍號聲和哨子聲“讓美軍士兵既恐懼又煩躁”，有的士兵甚至心理崩潰，舉手投降。上甘嶺一戰之慘烈，成了美國軍人內心深處的“傷心嶺”。

沉重而難忘的結局

1953年7月停戰協定簽署後，“聯合國軍”司令克拉克自稱是“美軍歷史上第一個在沒有取得勝利的停戰協定上簽字的司令官”，一點也 “歡樂不起來”，“看不到一絲喜悦”。

《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及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一方與聯合國軍總司令另一方關於朝鮮軍事停戰的協定》於1953年7月27日在朝鮮板門店簽訂。圖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在停戰協定上簽字 資料圖片

這場未能打贏的戰爭，用艾森豪威爾的話説，是“美國歷史上僅次於內戰和兩次世界大戰的第四次代價最大的戰爭”。美國在朝鮮投入了陸軍的1/3、空軍的1/5、海軍的近半數，在戰爭中最多時投入兵力47.5萬人，人員損失巨大（美國朝鮮戰爭紀念碑上的數字為死亡54246人，失蹤8177人，傷103284人，被俘7140人，總計損失17萬多人）， 使用了除原子彈之外的所有現代化武器，戰爭耗費830億美元。

朝鮮戰爭是美國軍政要員及其親屬死傷較多的一場戰爭。艾森豪威爾的兒子不得不到朝鮮作戰；杜勒斯的侄子被志願軍擊中頭部，後變得極度狂暴，被送到瑞士的一家醫院療養；第八集團軍司令沃克因座車與韓軍卡車相撞車翻人亡；後來的第八集團軍司令範佛里特的兒子被炸身亡；“聯合國軍”司令克拉克之子3次受傷，傷勢嚴重。共有142名美國將軍的兒子上了朝鮮戰場，其中有35人戰死或戰傷。

戰爭也給美國民眾留下了難以撫慰的心理創傷。美國史家稱，朝鮮戰爭是“從未從事過的最艱苦和最困難的地面部隊戰鬥”，“美國第一次沒有凱旋班師的戰爭”，“第一次不能宣告勝利的戰爭”，“一場苦澀的戰爭”；是“既不得人心又不體面，所以也不受歡迎的一段記憶”，“歷史中的一個黑洞”，“一場沒人願意再去回憶和了解的戰爭”，“美國歷史上最不得人心的戰爭”；朝鮮戰爭的結局“絲毫也未能振作美國的民族精神”。一些參加過朝鮮戰爭的美國人因回國後不被認可和理解，“一直把這段往事深深埋藏於心”，他們自建戰爭歷史陳列室，但“不對外人開放”。美國的朝鮮戰爭紀念碑遲至1995年朝戰停戰42週年紀念日才建成。美國著名公共歷史學家託蘭將朝鮮戰爭稱為“漫長的戰鬥”，用“漫長”這個側重心理意藴的詞語來註解朝鮮戰爭，是再合適不過的了。

五味雜陳的對華心態

對於朝鮮戰爭，有美國作家稱之為“民族意志重大沖突的競技場”。經過不到3年的激戰，志願軍把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趕回了三八線，打破了世界頭號強國不可戰勝的神話。美國無奈地接受了現實，但沮喪、忌憚、不甘、不服、報復等心理五味雜陳，成為影響其日後對華心態的重要因素。

令美國人沮喪的是，中國“用少得可憐的武器和令人發笑的原始補給系統，居然遏制住了擁有大量現代技術、先進工業和尖端武器的世界頭號強國美國”。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人民的揚眉吐氣。朝鮮戰爭奠定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一下子成了“重量級”。美國人也承認中國“贏得了聲譽”，“是一次值得自豪的成功”，在政治上確立了“在亞洲大陸的主要軍事強國的地位”，“意義無法估量”。

對中國的無奈，在美國高層尤為明顯。在停戰前夕的1953年6月，一直拒不承認新中國的杜勒斯對台灣當局的“外長”葉公超和“駐美大使”顧維鈞説：“兩個中國之存在，正像兩個德國、兩個朝鮮和兩個越南一樣。”這其實就是對新中國一種很無奈的承認。艾森豪威爾在1956年1月承認，美國是“沒有機會打勝”朝鮮戰爭的。被尊為“美國記者之父”的大衞·哈珀斯塔姆説，朝戰後，中國成為更“讓共和黨頭疼的一個問題”、“最大的心病”。

對中國的忌憚，也顯見於美國政要的言行中。志願軍“顯示出來的強大攻勢和防禦能力”，使美國清楚地看到“中國已成為一個可怕的敵人”。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在朝戰後就“下定決心在不讓美國步兵在亞洲再度作戰的前提下保衞美國的利益”。在1954年的印度支那危機中，杜勒斯雖屢屢威脅中國不要介入印支事務，但內心卻不想貿然捲入同中國的衝突，因此在同年9月反對美國匆忙對解放軍炮擊金門作出反應，擔心重蹈法國在奠邊府的覆轍。艾森豪威爾自稱比任何人都堅決反對讓美國捲入印支的熱戰，力避與中國發生摩擦，擔心被蔣介石拖入第三次世界大戰。鑑於朝鮮戰爭的教訓，許多國會議員在1954年都反對在印度支那使用美國軍隊。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蘇關係惡化，美國艦隊屢屢侵入台灣海峽，但未敢對中國動手；越戰時美國未再對中國的警告置若罔聞，其地面部隊始終未敢越過北緯17度線，這些恐怕都與朝鮮戰爭的心理影響大有關係。

也許朝鮮戰爭還在一些美國人中產生了一種報復中國的心理。一些高層領導人心靈深處無法向公眾透露的“深深的受挫感”，在戰爭結束時已演變成一股對中國“強烈而持久的不解冤仇”，甚至“一種血海般的深仇”，故一直“心懷強烈的報復慾望”。杜勒斯在1953—1954年反覆表示，美國要不惜承擔風險與“中國共產黨鬥爭”，甚至多次宣稱要“消滅紅色中國政權”。受此種心態驅使，戰勝曾經打敗過自己的敵人，在很長時間裏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朝戰後強化對中國的遏制，更成為美國的一項長期政策，只是表現和手法不同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