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糧食的分佈才是文明起源的最重要地理因素，中國絕對佔優_風聞

關於文明是何時，以及如何起源的，目前學界依然分歧很大。有的觀點認為文明起源於農業的出現，有的觀點認為文明和城市相關，還有觀念將文明的標準定為有無文字。隨着研究的深入，尤其是考古學研究的深入，另外一種相對比較新的觀點越來越更值得相信，那就是文明在農業出現之前就已經存在了。這一觀點不僅有原來越多的考古證據支持，而且還與中國的傳統文獻記載相合。

中國傳統文獻記載認為，文明開始於伏羲時代，然後經神農、祝融，再至黃帝、堯舜，接下來是夏商周三代。從伏羲到堯舜的“三皇五帝”，是傳統中國對上古歷史的認知。神農時代，就是農業時代，伏羲時代在農業之前，應該是漁獵採集時代。

但是，導致文明出現的漁獵採集，並非一般的漁獵採集，而是一種特殊的漁獵採集。特殊在哪裏？特殊在，其主要的採集對象是野生糧食。這些野生糧食就是後來成為農業耕種的糧食的前身。這些野生糧食，主要有三種：野生小米，野生大米，野生小麥。這種特殊的漁獵採集時代，可以稱之為野生糧食時代。人類文明就是在野生糧食時代誕生的。

野生糧食為什麼可以催生文明的誕生？原因是野生糧食能夠提供穩定的食物來源，從而可以讓人過上相對比較穩定的定居生活。真正催生文明的不是野生糧食本身，而是由其所帶來的穩定的生活、定居式的生活。

糧食相對其他食物，包括水果和肉類，最大的優勢就是很容易保存。保存起來的糧食，可以讓人的食物不再依賴季節的變動，不再依賴野獸的移動。同時，保存下來的糧食，也必須有個固定的存放之所。這就導致了定居生活的產生。

考古學已經證實，在正式對糧食作物進行農業耕種以前，人類已經開始對野生穀物的採集已經維持了好幾千年，甚至一萬多年。文明更可能是在這個漫長的野生糧食採集時代所創生的。

在中國的傳統文獻中，存在一個判斷文明與否的標準，就是是否“粒食”。“粒”就是糧食顆粒，就是糧食。“粒食”就是吃糧食，以糧食為食物，不“粒食”就是以糧食之外的其他食物為食物，如果蔬和肉。中國傳統認為，蠻夷，尤其是北方遊牧都是不“粒食”的，華夏中國才是“粒食”的。總之，“粒食”即文明，不“粒食”即野蠻。當下中國 ，“不是吃糧食長大的”依然是罵人的話。

注意，“粒食”與農業不同，因為作為食用的糧食，不僅可以來自農業種植，也可以來自對野生作物的採集。中國的傳統用“粒食”而非用農業作為判斷文明的標準，顯然更合理，意味着這些文獻還保留着對野生糧食時代的記憶。這與認為文明起源於農業之前的伏羲時代是相合的。

中國對野生糧食時代的記憶，還清晰地保留在“農”的甲骨字形中。“農”的甲骨文字形為上“林”下“辰”，“辰”為時、按時、守時。字形的整體含義是，按時進入樹林。按時進入樹林幹什麼，去採集。孟子説：“斧斤以時入山林”。甲骨文“農”的含義就是“以時入山林”。“入山林”就是採集，而採集的最重要問題就是“按時”，要知道植物的果實什麼時候成熟。古人尤其重視“農時”的重要性，徭役和打仗都強調要無違農時，“使民以時”。

有必要指出的是，漢字的屬性，從根本上來説，不是象形文字，而是契約文字，來自對此前的成熟的契約符號的借用，在甲骨文上，這一點表現的尤為明顯。甲骨文“辰”就是典型的契約文字，字形結構來自書契符號，更具體地説，來自用書契來約定日期的做法。在遠古時代是沒有統一的日曆的，那麼這個時候如何約定日子？答案是靠契約，用結繩或書契。

結繩和書契是中國最原始形態的契約，結繩是一對打結的繩子，書契是一對刻上契齒文的木片。在約定日期時，譬如約定為今天之後的第十天，就在一對結繩上都打十個繩結，雙方可持有一隻。每過一天就解開一個繩結，還剩最後一個繩結的那天，就是約定的日子。書契則是在一對書契上都刻十條橫線，每過一天則劃掉一根。在解放前，雲南的很多少數名族依然用這種方式來約定日期。

甲骨文“辰”的字形，就來自用書契進行約定日期，具體考釋過程本文從略。其中的三角形結構，就是指代一對書契的一隻，與其相對的豎線則是指另一隻，兩者之間等於號結構，就指代兩者的日期要同步。整個字形就是在描述用書契約定日期。更具體的考釋，本文從略。

但是，遺憾的是，現代的文字學界卻將甲骨文當成象形文字，以象形的思維去解讀甲骨字形，而錯誤地將“辰”解讀成古代農具的象形。如果辰是農具，那麼以“辰”為結構的其他字例的義項就無法解釋了。譬如“唇”，為“辰”加“口”。“辰”加“口”為何是嘴唇？原因在於，“辰”就是兩片書契的相合，而嘴唇分上下兩片，也要相合。

可以看出，在甲骨文時代的造字者的心目中，“農”的含義更多的是採集，而非耕種。對“農時”的重視，絕非起源於農業時代，而是起源於遠遠早於農業的採集時代。即便農業出現後，採集依然是一種主要的生產方式。到了西周金文，有些“農”字字例的的結構中才出現了“田”，此時，“農”的含義就主要是耕田了。這也意味着，西周時期，中國的農業化程度進一步加快了。

既然人類文明起源於野生糧食時代，那麼野生糧食的地理分佈，就成為一個決定文明在哪裏出現的重要條件。通過考古資料可知，在野生糧食時代，主要有三種野生穀物：野生小米、也是大米、野生小麥。小米、大米分別分佈在中國的華北、華南，而小麥則分佈在西亞的新月地帶，尤其是黎凡特地區。這是文明首先在東亞和西亞出現的關鍵原因，也是農業也是在這些地區首先出現的原因。

但從數量上看，三大野生作物，中國佔其二，已經絕對佔優了。但是，中國的優勢還不止於此。無論中國的華北，還是華南，其面積遠遠比西亞的新月地帶大。還有更重要的，用於加工糧食和食物的重要工具，也是首先出現在中國，遠比西亞早。

最早加工糧食的工具是石磨盤、石磨棒，以及石臼，中國發現的最早的石磨棒已經可以追溯到25000年前。而西亞所出土的最早的石臼則是16000年前左右。在糧食加工工具的出現上，中國比西亞早10000年左右。

加工食物的重要工具則是陶器，這是鍋的前身。中國出土的陶器已經可以追溯至20000年前，而西亞最早的陶器不過9500年前，中國比西亞也早了10000多年。

中國的幅員面積遠比西亞大，所擁有的也是糧食品種又比西亞多，糧食和食物加工工具又遠比西亞早。從這三大絕對優勢，可以合理地推斷，野生糧食時代首先在中國出現，基於野生糧食的定居生活也首先在中國出現，當然，文明也最先在中國出現。

因此，中國文明的內核是在野生糧食時代形成的，而非在農業時代。當下流行的“中國文明是農耕文明”的説法，也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