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建設性接觸到次冷戰：中美關係的危險走向（下）_風聞

來源：鈍角網 

本文系6月26日知名國際問題研究專家丁咚老師在共識國際講座羣裏的講座文字稿。

（接前文）

(二)貿易戰和美國對華戰略轉型的根本邏輯

　　特朗普政府對華發動貿易戰及美國對華戰略轉型所遵循的邏輯,透過班農的一段話或許能一窺堂奧。他在日本所作的一份有關中國事務的演講中説，“我們的精英們自從尼克松總統在1970年代與中國建交以來就一直相信一種錯誤的期望，認為一旦中國變得更富足，中國經濟得到發展後，中國的民主狀態將得到相應層面的改進;認為中國越富有，就會在自由市場經濟下變得民主化。”“精英們相信通過遵循從二戰結束到共產國際解體這期間由美國和盟國建立的國際架構和規則，中國會逐步成為其中的一分子，於是美國花了很大的努力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加入WTO，以此來幫助中國走向世界。”

　　但而今發現事實是相反的，“我們在過去二十年內看到的不過是個儒家重商主義專制模式。”特朗普跟班農的想法類似，認為幫助中國加入國際體系，不是個小小的戰略錯誤，而是個將美國和日本及亞洲其他盟國置於極其不利的處境的根本性的錯誤。班農甚至認為，中國的領導者根本沒打算加入遵循國際規則的行列中來，他們有自己的計劃，而且他們嚴格執行了計劃。

　　正是基於以上認識，特朗普政府在對華貿易戰策略上，不像過去歷屆政府那樣輕易妥協，不再滿足於接受北京的“禮物”——增購美國商品，而是窮追猛打，不惜對幾乎所有中國輸美產品加徵高額關税，要求與中國達成“自由、公平和對等的貿易協議”，要求中國在經濟、政治、軍事等全面領域讓步，進行結構性改革，並將協議執行作為必要條件，明確監督和懲罰措施，以使協議落實起來看得見、摸得着，不達目的不罷休。

　　將中國視為美國主要挑戰的華盛頓新共識，是美國朝野經長期觀察和辯論所形成的結果。美國人逐漸認為，強大起來的中國違背了其幫助中國融入國際體系的初衷，不僅如此，中國正在挑戰美國人珍視的國家利益，併成為其所在並受益的世界秩序的“修正主義勢力”。

　　在美國外交傳統中，經濟政策、經濟外交一直處於中心地位。美國主導世界秩序，最主要的就是通過建立經濟霸權、編織覆蓋所有大洲和海洋的貿易投資網絡並在關鍵地區維持地區均勢來實現的。美國的安全、國防和軍事戰略，都是為維護這一核心目標提供條件保障。基於此，美國十分注重保障海上航行和空中飛越自由，因為這對維護美國的全球貿易投資網絡暢通和安全至關重要。同時，支撐自由世界秩序的民主價值觀、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及美國政治體制的安全，也是美國外交政策需要保護的重要目標。

　　冷戰後，得益於成為全球獨一無二的超級大國，美國有機會放開手腳雄心勃勃地打造新時代的世界秩序，建立並主導普世價值、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全球化歷史進程，而中國在克林頓總統任期正式被納入這一進程之中。對經濟政策和全球貿易網絡的關注，在特朗普擔任總統後達到一個高峯。他聲稱，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將經濟貿易外交置於國家安全的前所未有的高度進行佈局。

　　然而在進入全球化進程二十年後，中國被認為並未按照美國的初衷在價值觀和民主政治方面效仿它，相反在佔盡美國便宜後，正在挑戰美國利益，試圖建立一套自己主導的世界秩序。中國角色轉變是美國朝野由來已久的辯論主題。但特朗普通過實際行動，結束了無休止的爭論，並固化了華盛頓新共識，使其在美國外交政策軌道不可逆轉地向前推進。

　　美國不能容忍中國的發展損害美國利益，尤其不能容忍中國利用美國和自由國際秩序實現崛起，但卻背離普世價值、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場經濟的原則，更糟糕的是試圖以中國模式取代美國模式，塑造新的地緣和世界秩序，從而在根本上挑戰美國利益。

　　特朗普史無前例地將貿易戰策略付諸實施，主要就是他認為，中國長久以來鑽了美國的空子，鑽了國際體系的空子，造成兩國貿易關係的不公平、不對等，美國向中國全面開放市場，但中國的關税非關税壁壘阻礙了美國產品進入中國，為其帶來了鉅額貿易赤字;中國的“知識產權剽竊”、“強制技術轉讓”、“傾銷過剩產品”、“國有工業補貼”、“放任操縱匯率”等結構性問題，進一步剝奪了美國人的就業機會，傷害了美國製造業和產業工人，損害了美國的經濟利益。他在批評前任們縱容這些情況的同時，宣示不允許它們繼續下去。

　　美國對華戰略轉型的根本邏輯是，美國人深信，隨着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崛起，中國人已經制訂了未來全球霸權統治的計劃並有條不紊地實施，最終是要取美國而代之，佔據世界主導地位。班農在一次演講中稱，中國的2025計劃是一項統治21世紀全球製造業的戰略;一帶一路糅合了麥金德、馬漢和斯皮克曼三位地緣政治大師的學説，旨在進行大膽的地緣政治擴張，控制世界，並建立自己在南海的地緣優勢;5G網絡計劃，是要再次在全球技術上佔據主導地位;中國發展金融技術，是要擺脱美國對全球金融秩序的控制;中國推行人民幣國際化，就是要取消美元霸權。中國通過這五個方面，配合經濟發展計劃，在2035年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2050年成就世界霸權。這樣的中國，是美國從未遇到過的經競爭對手。

　　美國人更深層次的恐懼可能是，中國的一系列計劃，不僅複製了美國人建立全球霸權的方法、路徑和模式，將經濟貿易作為打開世界的先鋒工具，用龐大的貸款和基礎設施投資建立自己的“經濟霸權”，並將其軍事、外交力量投射到全球經濟貿易網絡的關鍵節點，而且從更深遠的抱負看，可能試圖將其經濟和政治模式推廣到全世界——所謂的“中式全球化”，為主導世界服務，從而挑戰其全球利益。為了確保其治下的世界秩序穩定，建立廣泛的全球和地區國家聯盟將是其外交重心之一，

　　在美國人看來，它在二戰尤其是冷戰後精心構築的亞洲“均勢”正在被中國打破，影響其在地區的領導地位。伴隨着經濟發展而來的軍事現代化以及在南海填海造島、開展軍事部署並在地區積極構建海上、空中軍事優勢，中國沿着一帶一路沿線不斷擴展經濟、軍事、外交影響力，遲早將在亞洲建立自身強勢的存在，危及地區均勢，並將美國“擠出”這一地區，因此成為美國需要認真對待的現實“挑戰”。

　　中國構建地區軍事優勢為美國人帶來另一個擔憂：對海上航行和空中飛越的自由造成威脅。美國將貿易和經濟置於其外交政策的中心，海上和空中通道安全對其推行外交政策至關重要，是美國不惜動用軍事力量加以捍衞的重大事項之一。若有任何外敵對其構成現實挑戰，美國勢必作出軍事反應。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近年來美軍在西太平洋海域的航行和飛越自由行動日益常態化。

　　中國對美國內愈益上升的政治影響力，是加深美國人的憂懼之心的重大因素之一。美國開國元勳喬治·華盛頓要求國人，(對外國的險惡陰謀和致命影響的滲透)必須永遠保持警惕，因為“歷史和經驗證明，外國影響是共和國最致命的敵人之一。”針對中國人的新“麥卡錫主義”的流行是美國對中國滲透敲響警鐘的顯著表現。中國企業對美投資、華裔華人學者在美學習交流活動的特別審查尤其是華為、中興公司在美遭遇，都是美國對華“滲透”加強防範的表現。

　　為因應中國的“挑戰”，就像前面説到的，美國對華準備了兩手策略，一面採取各種措施與中國形成全面戰略競爭局面，一面對班農的激進主張保持一定距離：在對華政策制訂和實施中，根據己方立場，既不輕易妥協，堅定不移貫徹到底，又不逾越底線，不激化矛盾，維係一種微妙的平衡，留有一定的餘地，在將中國當作戰略敵人這個最後目標上，高度審慎。可以這麼認為，在華盛頓的政治圈子裏，希望在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極限施壓和美國全政府對華政策以戰略對手為基軸、形成壓倒性態勢的情況下，尼克松以來歷屆政府所奉行的對華接觸路線，仍能發揮作用，促使中國“迴歸”，當然，是必須接受美方條件的“迴歸”，以達到不戰屈人之兵的目的。

　　透徹地講，自尼克松特別是中美建交以來，美國曆屆政府的對華政策主流，是採取柔性姿態，奉行積極正面引導的方針，力圖促進中國內部改革，併成為美國領導的國際體系的建設性成員、有擔當但又謹守本分的國際事務參與領導者(佐利克的“利益攸關方”概念可如此理解)。但隨着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後“戰略選擇”日益“確定”，美國人猛然醒悟過去的對華政策不僅沒有達到預期目的，反倒人為地製造了一個對手乃至敵人，在此情況下，轉而改變對華姿態、方針和戰略，反其道而行之，全面運用其居於全球領先地位的國家實力，逼迫中國從戰略上權衡利弊得失，回到其預定的軌道上，放棄挑戰美國的優勢地位，公平、對等地處理好貿易關係，繼續深化國內改革，遵守美國治下的國際規則，成為世界秩序中負責任、有擔當的建設性成員。

　　當這一切都不奏效的時候，那麼中美關係就將進入真正危險的境地，彭斯警告的全面冷戰就會祭到前台，班農預測的戰爭可能就會真的爆發，中美某種脱鈎可能會成為事實。

三、“失去的十年”：重塑中美關係錯過的三次機遇

　　如果説三十年前中美遭遇1970年代以來的第一次重大危機是“七年之癢”，那麼三十年後兩國從建設性接觸夥伴轉向戰略對手的第二次重大危機，就好比是“中年危機”。如若雙方不是有效因應“危機”，從各自國家至高利益出發，遏住彼此交惡的言行，而是不斷升級對抗措施，不斷削弱利益交集，那麼就可能導致中美漸行漸遠、不可逆轉地走向“離婚”——某種程度的關係“脱鈎”，敵意將取代友善，遏制將超過合作，相互調動一切國家資源與對方展開新型全面冷戰，甚至不惜以戰爭方式一決雌雄，或是兩者的結合，直到擊敗對手、實現“你輸我贏”目標。

　　中美關係已跨越第一個臨界點，並可能朝着相互敵視的方向疾馳。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美在近五十年史上的第二次重大危機生成的全部過程中，從2009年到2018年10年前後，至少面臨三次重塑關係的重要機遇。其中包括小布什政府常務副國務卿佐利克提出“利益攸關方”概念、美國重要知華派專家蘭普頓警告中美正逼近“打破平衡”的臨界點，並主張兩國再籤第四份聯合公報，以及特朗普政府首任國務卿蒂勒森倡導以“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為基礎共同規劃中美未來50年關係。

　　儘管這三次機遇沒有化為兩國重塑關係的戰略行動，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但歸根結底，最重要的是彼此缺乏戰略互信、缺乏對中美關係發展的深刻危機意識、缺乏對中美潛滋暗長危機的準確把握、缺乏對中美危機即將帶來鉅變的戰略遠見。

　　從冷戰中期以來的近五十年的多數時間裏，中美都在正確的時間做了正確的事，在每個關鍵的時間節點，對中美關係進行了恰如其分的界定，從而為兩國關係的發展鋪平了道路。

　　在中美相繼結成準結盟及建設性接觸的務實合作關係的過程中，對中國的擔憂和猜忌是始終存在的，某些時候還十分強烈，比如在歷次選舉週期，形成了某種“規律”：參選的候選人及任職之初的總統往往對華立場強硬，但不久之後其對華政策就會迴歸正軌。在晚近歷史的多數時候，這一“規律”都在發揮作用。同樣，在多數時候，對華擔憂和警惕的聲音都不佔主流，都未進入美國政府的政策層面。

　　隨着中國經濟壯大，越來越逼近第二大經濟體，美國對中國未來的不確定性擔憂明顯增強，而恰在此時中國周邊的領土和海洋主權爭端亦日漸突出，反過來“印證”並加強了其擔憂。在這股情緒下，2008年美國《國防戰略報告》首次將中國定義為“潛在競爭對手”。中國政府利用對美關係各種途徑，特別是戰略對話機制，千方百計地做解釋説服工作，以打消美方顧慮，取得了明顯成效，因此維持了從小布什到奧巴馬時期中美關係的戰略穩定。

　　而從中國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前後直至特朗普接受總統大位，中美正亟需就新形勢下的兩國關係進行重新評估並進行符合新的戰略現實的定義，以避免第二次重大危機，而且歷史確實提供了寶貴的機會去做這項迫在眉睫的大事，但都陰差陽錯，雙方都未緊緊抓住時機，在合適的時間做合適的事，以致兩國矛盾不斷累積、不斷擴大、不斷激化，並可能朝着“破局”的方向發展。

　　中美重塑關係的第一次重要機遇，是美國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的代表人物之一，佐利克提出“利益攸關方”概念之際。曾任小布什政府常務副國務卿的佐利克在2005年9月的一場演講中，代表美國政府提出了“利益攸關方”的重要概念，根據其自己的闡釋，美國“在政策方面需要看得更遠一些”，需要從當時的“接觸”概念向前延伸，覆蓋中美關係的各個領域。“利益攸關方”意涵微妙、豐富，很具有戰略視野和遠見，對於規範勢均力敵的兩大經濟體的關係，駕馭彼此的問題，從而推動兩國關係在更具戰略性的軌道上繼續前進，有着很強的現實針對性。但由於佐利克本人過早地離開了美國政府，同時中美兩國政府都未趁熱打鐵，及時從更高層面接受和發展該概念，並將其作為指導重新定義兩國關係的核心理念，導致中美重塑關係的第一次重大機遇白白錯失。

　　中美重塑關係的第二次重要機遇，是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蘭普頓先生提出“美中打破平衡的臨界點越來越近”之際。在2015年5月的一個論壇上，他説，“儘管美中關係的根基還沒有坍塌，但是美國政策精英的重要組成部分日益傾向於把中國看成是美國在全球主導權的一個威脅，而在中國，越來越多的精英派別與民眾，也把美國看作是阻止中國獲得應有國際地位的一個障礙”，“我們各自的恐懼比關係正常化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接近於超過我們對雙邊關係寄予的希望。”他認為，北京和華盛頓需要某種類似“第四個聯合公報”這樣的文件來規劃兩國關係，重點一是要闡明，世界已經改變、權力分佈已經改變，均勢和穩定是共同目標，讓任何一個國家來主導，都不足以達到均勢的穩定，二是要闡明，兩國會通力合作，並與別國合作，共同建立和調整當前的經濟和安全機制，以反映新的現狀。他還説，這樣一個聲明應當遵循和強化相互依存的關係，而中國需要在書面聲明之外，再一次向外界保證繼續進行對內對外改革的決心。

　　在蘭普頓這次演講之後不久，中美在外交和元首層面相繼展開了對話，但並未如同他希望的那樣發表聯合公報級的公開文件，相反隨後奧巴馬政府加強了在軍事、外交、安全等領域對中國的牽制，由此意味着第二次機會的失去。

　　儘管作為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的另一代表，蘭普頓的觀點並未完全反映中美關係發展的狀況，但類似聯合公報的提議在操作層面仍具相當的可行性。如若兩國能夠把握時機，就事關兩國關係的戰略問題全面梳理並討論，締結一份對雙方有利的公開文件，不僅是可能的，而且乃是大勢所趨。

　　中美在跨越“臨界點”，轉向戰略對手之前的第三個重要機遇，是特朗普政府首任國務卿蒂勒森就職後快速訪華提出基於“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共同規劃美中未來50年關係之際。蒂勒森的提議頗有老成的生意人風格：藉助迎合中方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內涵表述以及傾向於談戰略而非具體問題，落實總統特朗普起初寄望於通過美中對話一攬子解決兩國關係的實質問題，特別是其對華貿易政策目標。沿着這一邏輯，中美外交安全對話隨後舉行，特朗普亦親自到訪北京，在紫禁城作客，但除了一份“超級禮包(指雙方簽署高達2500億美元的豪華大單)”外，並未達成其主要目的。

　　從特朗普就任總統到19大閉幕的十個月，是中美以和平與建設性方式重新定義並規劃雙邊關係的關鍵時機，但顯然雙方未對此形成默契，彌合核心分歧，導致錯失了重塑雙邊關係的第三次機遇。在此之後，外交安全對話無限期擱置，特朗普則將對華貿易威脅化為具體行動，美方按照自己的判斷重新定義中國，並開啓了對華戰略轉型。

四、最後機會：中美關係的終極走向

　　中美關係四十年來第一次逾界，從建設性接觸夥伴到戰略對手，對中國是一個巨大的警醒：既有可能是雙方重新定義彼此、重塑關係，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開始更高標準的合作、創造更美好未來的重大契機，亦有可能是兩國關係進一步走向敵對的“跳板”，意味着雙方晚近歷史關係的結束——在“對華戰略方針”框架下，美國極有可能為中美關係發展預設了各種前景及相應的政策應對，無論是彭斯的全面冷戰警告，特朗普的“切斷”關係威脅，還是一些學者作出的局部戰爭預測，都很有可能已成為美國政府對華戰略的現實備選項。

　　隨着美中全面競爭態勢的展開，衝突、對抗乃至敵意都在上升，與此同時，建設性聲音越來越少，越來越弱。兩國關係正處在新的拐點：一邊是結束的“懸崖”，一邊是開始的“坦途”。是否突破最後界限，從“戰略對手”再進一步，成為“戰略敵人”，與美國內部各派力量如何看待中國、採取何種對華政策，與中國如何評價歷史、掂量各自實力、評估研判並因應美方各項舉措，都是緊密相關的。

　　中國正面臨一個新的歷史性時刻，中美關係是要牢牢穩定在和平競爭軌道上，還是堅持對抗到底，不惜走到相互敵對的道路上去，是“結束”過去，還是重新“開始”，將從本質上決定是否會面對一個終極的戰略圖景：美國從“俘獲醒獅”轉向對華啓動“屠龍”戰略，把打敗中國，贏得新的勝利，捍衞其首要大國地位及其“治下的世界和平”，作為其最高追求。

　　必須看到，美國對華政策立場並非孤立。它的最重要且具獨立個性的盟友雖然對其在國際事務中採取單邊主義行動抱有一定警惕，但它們在對華觀點中存在根本的利益交集，即對自由市場經濟、對基於規則的世界秩序、對普世價值的共同堅持並將其視為國家關鍵利益。對印太一些重要大國來説，與美國基於共同價值觀結成的戰略伙伴關係比一個不確定的未來可能更有吸引力，而對其他夥伴來説，推動美國強化地區存在，維持地緣秩序中的大國平衡，可能至關重要。

　　由是之故，不管是北約傳統夥伴，還是其在印太的主要盟友以及正在發展中的重要夥伴國家，都將成為其實施對華政策的深厚背景。在中美關係敵對化後，美國很可能改變目前不要求地區國家“選邊站”的策略，以價值觀劃線，將更多國家更緊密地聚攏到自己的麾下，在與中國對抗中扮演程度不同的積極角色。

　　對中美關係前景，有三種可能的假設：中美關係脱鈎、重啓新型全面冷戰和局部戰爭。中美成為“戰略對手”，可以説是歷史上頭號大國和二號大國並存的必然;但是否從“戰略對手”轉為“戰略敵人”，又各有不同，但若出現上述三種情況之一，或者兼具兩種及三種情況，那麼首先就意味着兩國的對抗超越了界限，導致“破局”，全面走向敵對化。

　　中美關係從建設性接觸向“戰略對手”的跨越，是四十年來兩國關係一個質的改變，但在進行大國戰略競爭的同時，既可以繼續維繫“建設性接觸”，亦可能徹底滑向關係“脱鈎”。所謂“脱鈎”，可能包含了以下意涵：中美關係的主基調從建設性接觸轉向戰略競爭甚至敵意對抗(全面冷戰、局部戰爭或兩者的結合);中美繼續保持正常外交關係、但某種程度地減少經濟貿易合作、政治安全對話、降低兩國關係的戰略因素;中國從現有國際體系中大面積退出，但更有可能是美國通過改革建立世界秩序的更高標準或者重建某些新的多邊合作框架，而它們恰好能將中國排擠出去。

　　中美在關係脱鈎基礎上，即是升級到新型次冷戰(或包含了局部戰爭)的水平。在中國已經融入國際體系的情況下，完全與美國隔斷經貿聯繫以及其他對話，完全從現有國際體系退出，不大可能。

　　因此，新型冷戰是中國在繼續與美國保持較低層次的合作關係以及某種程度的國際交往(特別是與西方交往)的情況下，在層級、範圍、限度等方面比美蘇冷戰次一級，且以相對孤立的處境——很顯然眼下的中國不具備蘇聯建立廣泛聯盟的能力，與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和一次冷戰的美國進行的較系統的戰略對抗。因此中美新型全面冷戰是“次冷戰”，雙方都將全力避免毀滅性的世界性大戰，但在兩國軍事實力存在較大差距的情況下，增強了局部戰爭可能性。在中美對抗的形勢下，不排除在西太平洋及其他敏感區域，爆發一場中等規模的有限戰爭，以更大程度地削弱對手，更快速地擊敗對手，瓦解對手，贏得最後勝利。

　　地產商出身的特朗普崇尚“交易”，熱衷於通過談判方式解決分歧和問題，而對價值觀外交和地緣政治保持距離——只有在其貿易談判失利或者無法達成交易的情況下，他才會將這些提上日程，作為“極限施壓”的籌碼和手段。事實上，其對華推行的以關税及其他輔助手段施壓以達成貿易協議的策略，是蒂勒森重新設計規劃美中未來持久關係路線的持續和深化。因此，在美中關係“破局”、徹底走向敵對態勢下，他是與美政治異質的中國可以通過建設性對話，達成最有利結果的美國極少數政治人物之一。

　　當此歷史重大轉折關頭，中國實際正面臨最後的機會：順應歷史大勢，基於人民利益，與特朗普政府緊密合作，達成一份以貿易為核心的對等、平衡、互利的一攬子協議，在熄火止戰、避免“破局”的基礎上，加強兩國關係的建設性、長期性和戰略性內涵，有效管理分歧，深化務實合作，將兩國關係牢固維繫在和平競爭的良性軌道上，推進持久和平與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