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黨密碼：世界上最成功的創業_風聞

作者 | 南風窗執行主編 趙義

今年的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9週年紀念日。再過一年，到了2021年的7月1日，中國共產黨就是名副其實的百年大黨了。

記得十九大閉幕後的中外記者見面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專門提到了幾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其中之一就是，2021年將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

“中國共產黨立志於中華民族千秋偉業，百年恰是風華正茂！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最大的政黨。大就要有大的樣子。實踐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能夠帶領人民進行偉大的社會革命，也能夠進行偉大的自我革命。我們要永葆蓬勃朝氣，永遠做人民公僕、時代先鋒、民族脊樑。”

時間節點就像座標一樣，既具有象徵意義，又具有實體內涵。

世界上其他那些百年大黨，尤其是那些曾經長期執政的，很多都已經在歷史的洪流中失去了執政地位。在那些實行輪流執政的國家，不少百年大黨雖然仍有機會重新執政，但往往面臨着自身老化、日益邊緣化的危機。

作為一個政黨，共產黨對這個民族和這個國家的改變之深，在世界範圍內都是不多見的。像中國共產黨這樣長期執政，“永葆蓬勃朝氣”，不僅僅是一個既定事實，而且已經成為一種需要解釋的“現象”。

對於中國共產黨能夠長期執政的密碼，已經有很多研究；隨着2021年7月1日這個時間節點的日益來臨，相關的研究和論説一定會更多。

1

向共產黨學習組織方法

特別有意思的是，瞭解一下現在中國有代表性的大企業創業史，就會發現，它們當中有很多都深受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和管理理論和實踐的極大影響。

**99年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無妨就看成一次偉大創業的起點。**從建黨之初的50多名黨員，到今天黨員數量超過9000萬，世界第一大執政黨，能夠奪取政權並長期執政，必然有獨特的組織和管理方法。

在閲讀黨史的過程中，記者也曾經對一個問題感到好奇：在奪取全國政權之前，在根據地之間大多是被“分割”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是如何維繫堅強的統一領導的？

地方各奮其能，活力無限，但搞不好也會走向“山頭”。但共產黨並沒有陷入國民黨那種派系林立、勾心鬥角的泥潭，而是能夠朝着一個共同的目標不斷實現突破。

其實，很多創業型企業發展到一種程度，也會面臨同樣的問題，怎麼在保持活力和維繫統一之間取得平衡。跨不過這個坎，就很難再上一個新的台階。

從共產黨身上學習組織和管理的經驗，可以説是共產黨執政的一種“外溢效應”，但它又絕非預先設計。

取得這種平衡，肯定有周密的制度安排來做保證。但制度的背後是“企業文化”，也就是價值觀。

任何一個組織，不管是一個企業也好還是一個政黨也好，當規模越來越大的時候，共同價值觀的維繫就會越來越重要。

因為規模越大，不同部門的協調會越來越難，調動人的主觀能動性也越來越難。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完善制度，但要達到“勝則舉杯同慶，敗則拼死相救”的境界，有賴於對共同價值觀的認同。共同價值觀的作用就是能夠減少內耗，在制度無法明文規定的地方——在創業過程中，隨着事業邊界的不斷擴展，這是經常會發生的，每一個人的選擇，每一個部門的選擇，都是最大化整體的利益。

這種境界，只要看看一個組織裏面人的狀態就可以明瞭。

從中國共產黨建立以後，湧現出無數讓人敬佩的共產黨人。讓人印象最深的是，無論面臨什麼樣的艱難困苦，什麼樣的惡劣生存條件，總能勇於任事，並且還會把事情做成。這是任何一個創業型組織最需要的人，也是最缺的人。

一個創業型組織能夠成功，只要看看這樣的人有多少就夠了。

2

價值觀是超越性追求

多年前的一本書，張愛萍將軍的兒子寫的《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這本書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其中有一個細節，1975年我國用長征二號載火箭首次發射了返回式遙感衞星,在空間正常運行三天後成功返回地面,使我國成為繼美、蘇之後世界上第三個掌握衞星返回技術的國家。當時，張愛萍將軍擔任國防科委主任，有段時間，他上午要參加以“幫促”為名的批鬥會，下午去指揮室；白天應對批判，晚上和前方通電話。

他夫人回憶説，衞星迴收那三天，“愛萍搞得太緊張了，會上批判他老是上廁所，藉機會去打個電話，問衞星又到哪了。”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價值觀是超越性追求，是人的最深層的精神動力。那些讓人感佩的共產黨人，之所以能夠應對常人難以忍受的生存環境，條件再艱難仍能做出一番不俗的業績，無法從“經濟人”的假設得到解釋，依靠的是超越性追求——如果按照“經濟人”假設，明哲保身、絕不出頭才是最理性的選擇。

改革開放後湧現的許多改革“闖將”，就像鄧小平講的，幹革命、搞建設，都要有一批勇於思考、勇於探索、勇於創新的闖將。他們經常面對的只是有一個政策上的“點頭”，其它支持條件一概沒有，其實也不可能有，只能是勇敢去闖，“殺出一條血路”。

價值觀決定了在同樣的客觀環境下，人的選擇是完全不同的。

那些不是依靠資源佔有而發展起來的企業巨頭，無一不有共同價值觀的支撐，這並不是偶然的。有些企業，哪怕開始佔得了先機，但到了一定階段，就很難再上一個量級，在它們身上，人們也會毫無例外地發現價值觀的混亂和坍塌。與之相伴隨的是，在它們那裏，越來越難發現“願幹事，真幹事，幹成事”的人。

**共產黨是共同價值觀基礎上組織起來的現代政黨。**中國人的組織方法，自古以來習慣的是血緣型，後來是軍隊型，像共產黨這樣在一個共同價值觀基礎上組織起來，是一種新鮮事物，並且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很多大企業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最關鍵的考驗，也是如何在價值觀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強大的組織，在這裏決定了優秀和卓越之間的分野。

在一黨長期執政條件下，共同價值觀對政黨成員，尤其是掌握公權力的政黨成員的約束和指引，更是無比重要。比如共產黨一直大力推進的反腐敗，提倡“當官就不要發財，發財就不要當官”，因為我們並沒有那種西式的“旋轉門”——這意味着當官往往是一輩子的職業，但人總是有各種現實利益訴求，那麼，除了對於腐敗的嚴厲懲處之外，更需要共同價值觀來不斷弱化當官發財的世俗動力。

如何在一個共同價值觀建立起一個強大的組織，是中國社會仍然需要破解的課題。共產黨對此提供了典範。

3

擁抱現代文明

這種共有價值觀，隨着時代的演變不斷有新的內涵。中國共產黨何以能夠長期執政的密碼，還要從這裏面去尋找，因為價值觀不僅決定政黨成員的做事選擇，而且是要以之來審視執政方式，始終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

這些新的內涵，在共產黨對國家未來的規劃中已經表達得很清晰了。

按照十九大的部署，從十九大到二十大，是“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又要乘勢而上開啓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

現代化是近代以來無數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舊邦新命，無論政治上發生怎樣的風雲變幻，這個國家和這個民族始終保持着對於現代文明的自覺追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過程中，共同價值觀註定包括對現代文明的自覺追求。

中國共產黨正在做的事情，也反映了是用現代文明來自覺審視自己的執政。

比如，不久前獲得通過的民法典，最近披露的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就指出，民法典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制度載體，很多規定同有關國家機關直接相關，直接涉及公民和法人的權利義務關係。

國家機關履行職責、行使職權必須清楚自身行為和活動的範圍和界限。各級黨和國家機關開展工作要考慮民法典規定，不能侵犯人民羣眾享有的合法民事權利，包括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

在總結抗擊疫情的中國經驗中，從《求是》刊登的相關文章就可以看出，對於中國在抗疫中有效保護人民的生命健康權，是放在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框架中重新進行闡釋。對於現代文明的大前提，我們是認同的，強調的只是具體權利的優先性排序、保護人權的具體路徑等的中西差異，並且對這些差異的論述也強調了一系列國際公約的依據。

還有什麼比尊重和保護權利、限制自身權力更能體現現代文明精神？

對權利的尊重，不是一個簡單的工作作風問題，而是涉及到權力邊界的根本原則問題。對於實際工作中引起羣眾極大不滿的情況，反思不能只是停留在“好經被念歪了”的層面上。沒有權力邊界的自覺意識，“好經被念歪了”的現象就會反覆出現，成為一個解不開的死結。就像黨中央多次強調的，要習慣於在監督和約束的條件下運行權力。

執政黨如何應對執政風險，始終是世界政治發展史上的一個難題。

西式黨爭並沒有阻止公眾對政黨信任的流失，反而出現了破壞性的“否決政治”。而一黨長期執政，避免了黨派傾軋和嚴重內耗，讓我們具有了超強動員能力的制度優勢，但長期執政，在一個個具體的領導幹部那裏，很容易轉化為行使權力的敬畏心的弱化。尤其是，在我們的政治文化裏面，對於全知全能政府有着天然的好感和認同，這也註定了權力運行很容易越位。

其實，看看那些長期執政、最終失去執政資格的百年大黨，無一不是倒在了對於絕對權力的迷信和迷戀之下。中國共產黨對此始終保持着清醒認識，始終堅定不移地推進反腐敗和全面依法治國，這不僅是共產黨的幸運，也是這個國家和這個民族的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