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革命家小傳之“不斷鬧騰”的托洛茨基——上篇_風聞

作者按：

説起蘇聯革命家托洛茨基，相當一部分中國讀者是不熟悉的（啥？“脱落刺激”？），但在上世紀前半葉的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浪潮中，“托洛茨基”可是一個響噹噹的名字。舉幾個中國人熟悉的例子：總統蔣公的大少爺經國在蘇聯留學期間就曾是一名“托洛茨基主義者”；中共的締造者之一、民國核心期刊《新青年》總編兼主筆陳獨秀不但曾經是托洛茨基派（簡稱“託派”）成員，而且還長期擔任中國託派的領袖；還有1921年促成中共建黨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就是開一大時憑藉自己的豐富經驗緊急讓代表們轉移會場從而躲過一劫的那位）後來也加入托派併成為荷蘭託派組織的創始人；而偉大領袖毛主席——吸一口氣，他不是託派——則將“托洛茨基派”與“日本帝國主義”、“中國漢奸”、“親日派”並稱為抗戰期間四個“我們的敵人”，託派居於“四敵”之一，可見主席老人家對該派的“重視”（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1937年）。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宣佈蘇聯解體，令世界各地的托洛茨基粉絲都歡呼雀躍，認為這實現了老託在1920年代關於蘇聯“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的預言。直到今天，國內外還有不少“托洛茨基主義者”活躍着，時不時地放出一些“驚人”言論刷新一下我們的眼球。那麼，托洛茨基究竟何許人也？這位傳奇人物在當年又有何驚世駭俗之舉？從本期開始，激流網將分四篇對《托洛茨基小傳》進行不定期連載（根據寫作進度），介紹這位蘇聯革命家“不斷鬧騰”的一生。

托洛茨基

這四篇分別是：

甲·從參加革命到嶄露頭角（1879-1904）

乙·從中派領袖到加入布黨（1905-1917）

丙·從統帥紅軍到流亡他鄉（1918-1940）

丁·老託的中國粉絲團：中國託派小史

托洛茨基，1879年10月26日（俄歷）生於烏克蘭的一個猶太富農家庭，原名列夫·達維多維奇·勃朗施坦。他的父親名叫達維多·列夫提耶維奇·勃朗施坦，母親名叫安娜【舊社會就是這樣，女性依賴於男性，往往連姓名都不詳】，二人共育八個子女，其中四個在未成年時便因病夭亡，剩下的四個長大成人，就是托洛茨基及一個哥哥（亞歷山大）和兩個妹妹（伊麗莎白、奧列格）。托洛茨基的父親在耕種大片土地之外還開辦了一間配有蒸汽機的小磨坊，像其他善於經營的猶太人一樣，他精打細算，理財有方，逐漸積累起了殷實的家底。因此，托洛茨基的童年是無憂無慮的。

1888年，九歲的小託考入烏克蘭西南部城市敖德薩的一所中學學習。這座黑海沿岸的繁華港口城市經濟發達、文化開放，與外界交流頻繁，讓這位農村小夥眼界大開，增進了對於社會現實的認識。在中學期間，小託產生了對文學和戲劇的愛好，閲讀了普希金、托爾斯泰、車尼爾雪夫斯基等人的詩歌和作品，多次登台演戲，還在二年級時與同伴創辦了一份手抄本的“文學雜誌”，刊名《點滴》，並親自撰寫了發刊詞，顯示出一副十足的文藝青年派頭。在敖德薩求學的七年裏，小託長期寄宿在自己的表兄莫伊塞·菲利波維奇·斯賓塞家中，後者的政治上持温和的自由主義和民粹主義觀點（當年的進步知識分子），這對他無疑產生了影響【注：八十年代的俄羅斯“民粹派”和我們現在常説的民粹主義可不一樣，他們的“民”主要指農民，主張通過農民革命將俄羅斯的村社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同時鼓勵個人恐怖活動】。斯賓塞還在敖德薩開辦了一個私人印刷所，用於出版各種書籍，小託閒來無事時便在表兄的印刷所裏打雜、玩耍，這培養了他對於鉛字、排版、印刷、校對和裝訂的高度熟悉和濃厚興趣，使他和書籍接下不解之緣。他日後熱衷於著書立説與此段經歷不無關係。

圖片來源：網絡

1896年，從少年步入青年的托洛茨基轉到烏克蘭的尼古拉耶夫城上學（17歲）。在這座工業城市裏，他的人生軌跡開始發生改變。在尼古拉耶夫，青年托洛茨基開始廣泛閲讀哲學、社會學、法學和歷史學的著作，其中邊沁和叔本華的作品尤其使他印象深刻。同時，隨着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托洛茨基開始接觸到各種秘密的政治書籍和宣傳小冊子，閲讀了《共產黨宣言》，並在報紙上看到了第二國際大佬奧古斯特·倍倍爾等人發表的演講。這一時期，如飢似渴地讀書和求知使青年托洛茨基開始形成自己的獨立思想，並日益傾向於馬克思主義。在學校閲讀各種書籍的同時，托洛茨基還經常走出學校，與工人進行接觸【注：當時，在尼古拉耶夫這座不算太大的城市中就有一萬名左右的產業工人，這為托洛茨基接觸工人運動提供了便利】，他認識了一位名叫施維哥夫斯基的進步工人，後來還從學校宿舍搬來鋪蓋與這位工人一同居住。但在向工人運動靠攏的過程中，托洛茨基一度倒向拉薩爾的學説，並幻想成為“俄國的拉薩爾”。就在青年托洛茨基苦苦尋覓真理的同時，來自首都彼得堡的串聯學生將他帶入了激烈的階級鬥爭中：1896年夏天，受列寧等人組織的“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的領導，彼得堡三萬紡織工人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罷工，工運隨即引發了學運，大量進步學生從首都出發趕往各地串聯。不久，有幾十個學生來到了尼古拉耶夫，帶來了彼得堡工人運動的捷報，點燃了該城的政治空氣，托洛茨基深受鼓舞。1897年2月，在彼得-保羅要塞發生了震驚俄國的女大學生維特羅娃自焚事件，史稱**“維特羅娃事件”**，引發了大範圍的學生騷亂。托洛茨基後來回憶説：“我是隨着維特羅娃事件的示威行動而開始革命工作的”，1897年也因此成為他的革命“元年”（時年18歲）。

不久後，托洛茨基發起成立了他革命生涯中的第一個政治組織——“南俄工人同盟”，並根據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方針起草了同盟章程。既然名曰“南俄”，組織的活動範圍就不限於尼古拉耶夫，包括敖德薩、葉卡特琳諾斯拉夫等南部俄國其他城市的先進工人也可以參加【注：“南俄”中的部分成員後來成為知名的革命者。如：青年電工伊凡·穆辛，後來擔任了烏克蘭共產黨中央監察委員、印刷工人亞爾·波利亞克，後來成為布爾什維克中央印刷廠的領導人、亞歷山大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婭，成為托洛茨基第一個妻子】。組織成立後，最初並沒有引起當局注意，警方不認為這些毫無政治聲望的年輕人們能搞出什麼名堂（成員確實以青年學生為主）。但隨着托洛茨基等人積極開展政治活動（如經常性發起集會、發表各種宣言和演説、出版“非法”印刷品和在工廠裏散發傳單），警方開始注意到他們並進行嚴密監視。1898年1月，“南俄”在活動一年多後遭到破獲，托洛茨基被捕。隨後的兩年他輾轉在尼古拉耶夫、赫爾松、敖德薩和莫斯科等地的監獄中，直到1899年底政府正式宣判將托洛茨基等人押往西伯利亞進行為期四年的流放【注：就在托洛茨基被捕入獄的1898年，俄國各社會主義組織在明斯克召開會議，宣佈成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史稱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即一大），托洛茨基因獄中消息閉塞沒能及時得知這次會議的情況。在1898-1899年間，托洛茨基利用在獄中的時間閲讀了大量宗教書籍（當時監獄圖書室的藏書以保守的歷史和宗教書籍為主），並寫了有關共濟會歷史的一本厚厚的筆記。此外，他在敖德薩監獄中還涉獵了意大利工人活動家、馬克思主義者安東尼奧·拉布里奧拉的幾本著作，稱讚後者“精通唯物辯證法”；而在莫斯科監獄裏，托洛茨基第一次讀到列寧的著作：《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1899年3月出版）】。1900年，他與自己的獄友、“南俄”參加者索科洛夫斯卡婭結婚，並在憲警的押送下一同到達流放地。在西伯利亞，託氏夫婦居住在伊爾庫茨克省的烏斯庫村，位於勒拿河下游。後經申請，二人又轉移到烏斯庫村以南的維爾霍倫斯克，該地靠近西伯利亞鐵路，為日後的出逃創造了機會。

流放地的管理比起在監獄是較為自由的，在此，托洛茨基可以從各方面收集書籍、為報刊撰稿、拜訪其他政治流放者。當時的伊爾庫茨克，一些民粹主義者集資創辦了一份合法的地方報紙《東方評論》，成為當地政治流放犯的論壇，托洛茨基就以“昂蒂徳·奧托”為筆名為這份報刊撰稿，發表了一系列社會、時政和文藝評論。流放期間，托洛茨基與各種類型的政治流放者進行了接觸，包括自由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和一些老一輩的民粹主義者。其中，他與當時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馬哈伊斯基進行了爭論，反駁了馬哈伊斯基攻擊馬克思主義的《智力的工人》一書（該書前兩冊分別於1899年和1900年在西伯利亞出版）；他還同西伯利亞的社會民主工黨黨組織接上了聯繫，結識了黨員莫塞伊·烏里茨基和菲利克斯·捷爾任斯基——二人後來都成為布爾什維克的重要人物（烏里茨基在十月革命後擔任彼得格勒肅反委員會主席，捷爾任斯基後來則擔任了全俄肅反委員會主席和蘇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在西伯利亞期間，托洛茨基在思想上完全轉向馬克思主義，也在組織上第一次與剛剛成立的俄國社民黨建立聯繫。他還花時間閲讀了**《資本論》**等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據他後來回憶，在西伯利亞流放時期，“馬克思主義無疑已成了我的哲學基礎”，他正式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此時他20歲出頭）。

1902年夏，托洛茨基得知了社民黨人的機關報**《火星報》已在國外出版，並讀到了列寧著的《怎麼辦？（我們運動中的迫切問題）》**一書，受到觸動的他決定儘快逃出西伯利亞，尋找新的政治活動領域【注：1898年“一大”召開後雖然成立了俄國社民黨，但整個黨依然處於組織鬆散和思想混亂的狀態，難以肩負起革命任務。於是，列寧從1900年開始着手實施全俄政治報計劃，準備通過發行一份覆蓋全俄的政治機關報來統一思想、堅強組織。同年12月，《火星報》創刊。隨後的1901-1902年間，列寧又緊鑼密鼓地寫出了《怎麼辦？》來闡述其主張。《火星報》和《怎麼辦？》在出版後均以最快的速度被輸送到俄國的各個地方，使各地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和工人活動家們都深受啓發。】。1902年秋，托洛茨基在一個農民朋友的幫助下逃到了附近的火車站，又在另一個提前趕來的朋友的協助下以一張寫有“托洛茨基”名字的假護照上了火車，順利逃出西伯利亞（從此他便一直沿用這個名字）。

圖片來源：網絡

離開西伯利亞後的第一站是伏爾加河畔的薩馬拉城，在這裏托洛茨基見到了當地火星派組織【注：火星派指俄國社民黨內贊同《火星報》思想和主張的成員或組織】的負責人格列勃·克爾日扎諾夫斯基，受到後者熱情的歡迎（克爾日扎諾夫斯基是一名老資格社會民主主義者，從1893年就開始參加革命，曾與列寧一同在彼得堡組織“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是列寧的戰友）。克爾日扎諾夫斯基將托洛茨基正式吸收為薩馬拉火星派組織的成員，併為他取了“筆尖”的筆名，以示對這位小有名氣的宣傳鼓動家的讚賞。當時，正在國外主持《火星報》編輯和出版工作的列寧與薩馬拉的組織中心保持着頻繁地通訊聯繫，他在得知托洛茨基已在薩馬拉加入火星派後便邀請他出國參加報刊工作。克爾日扎諾夫斯基同意了列寧的提議，他為托洛茨基提供了旅行費用並指導他穿越邊境時需注意的各種事項。1902年10月，托洛茨基來到倫敦（此時他23歲）。

在倫敦這座西方資本主義中心城市的遊覽讓托洛茨基眼界大開，同時，他也有機會同列寧、普列漢諾夫、阿克雪裏羅德、馬爾托夫等俄國馬克思主義前輩進行直接接觸，這使剛從閉塞的西伯利亞逃出來的他感到非常興奮。在托洛茨基初到倫敦時，《火星報》編輯部並未分派給他什麼具體工作，而是讓他多去熟悉社民黨和《火星報》的工作情況。在詳細研讀了已經出版的各期《火星報》和《曙光》雜誌後【注：《曙光》是當時《火星報》編輯部出版的另一份政治週報】，托洛茨基表示自己“確實愛上了《火星報》，同時為自己的無知深感慚愧，因此我就發憤努力去克服這一弱點。”不久後，他開始為報紙撰稿，起初是短小的評論，進而是篇幅較長的政治文章，後來則是社論，成為編輯部領導下的活躍撰稿人。

托洛茨基不但有寫作才能，而且有演講天賦，喜歡高談闊論。《火星報》於是先讓他在倫敦公開露面，發表演説，後又派他到布魯塞爾、巴黎以及瑞士和德國的一些城市裏去進行宣傳活動。他的有些演講提綱，列寧還親自過目指點，進行修改。總之，巡迴演講收到了較好的效果。在巴黎演講期間，僑居法國的俄國女大學生娜塔莉亞·伊凡洛夫娜·謝多娃對他非常崇拜，他們共同遊覽了巴黎的名勝古蹟，而謝多娃最終也成為了托洛茨基的第二個妻子，並終生追隨托洛茨基。

考慮到托洛茨基的工作能力，以及《火星報》編委會人手不足的情況，列寧於1903年3月給普列漢諾夫寫信，提議將托洛茨基增補到編委會成員裏，列寧在信中寫道：

“我向全體編委會提議增選‘筆尖’為編委會的享有一切平等權利的委員。

……

‘筆尖’為每一號報紙寫稿已不止一個月了。總的説來，他正幹勁十足地為《火星報》工作……

就時事問題的評述專欄來説，他不但對我們十分有用，而且簡直是不可缺少的。

毫無疑問，他是一個才華出眾的人，一個有信念、有幹勁的人，這個人是有發展前途的。在翻譯和通俗讀物方面，他能做不少工作的。

……

可能提出的反對理由是：1、年輕；2、很快（可能）就要回俄國去；3、文筆帶有雜文腔，而且過於花哨等等。

……

關於3，文體上的缺點不是大毛病。他會改進的。目前他正在默不作聲地（和非常不樂意地）接受‘矯正’。在編委會中將展開爭論，進行表決，‘所作的指示’將更為明確，更具有約束力。

……

附言：我認為把增選的事擱置下來是非常不妥當和不合適的，因為就我所知，‘筆尖’對他一直‘懸在空中’，對大家總是把他當作‘小青年’看待（他感覺到是這樣），早就非常不滿了（當然沒有直接表露出來）。”【注：見列寧《致格·瓦·普列漢諾夫（1903年3月2日）》】

從信中可以看出，列寧一個方面對“筆尖”（托洛茨基）的寫作才能和工作幹勁給予了高度肯定，尤其認為他在時事評論方面是“不可缺少的”人才；但另一個方面，也指出了“筆尖”存在文風上的問題，並且“非常不樂意”接受別人對自己文風的批評；此外，列寧注意到他對於自己長期在編輯部沒有合適的身份存在不滿情緒，擔心如此擱置下去會影響他的積極性。總的來説，列寧對托洛茨基是非常器重的，但也明確地指出他在寫作中存在着“頑固”的問題，並提出要在編委會中通過正式決議來加強對托洛茨基的約束。

但普列漢諾夫在收到信後並沒有贊同列寧的提議，普列漢諾夫對這位二十四歲的“年輕人”印象並不好，認為他的文章過於華而不實，花拳繡腿，激情有餘而內涵不足，“叫喊多於實質”，其文風所表現出的不成熟性並非如列寧所説“不是大毛病”。因此，普列漢諾夫堅持反對將托洛茨基增補到編委成員裏。但由於馬爾托夫支持了列寧，編委會最終達成一個妥協方案：吸收托洛茨基參加編委會會議，但不賦予他表決權。對於這一結果，托洛茨基不但對普列漢諾夫心懷不滿，而且對列寧的做法也頗有微詞。在他看來，列寧之所以主張他參加編委會，只是把他當作“少壯派”（列寧、馬爾托夫等）與“年老派”（普列漢諾夫、阿克雪裏羅德等）權力鬥爭的棋子，作為爭取票數的“一種手段”，並非真心實意【注：所謂“年老派”主要指普列漢諾夫等“勞動解放社”成員。早在1883年，普列漢諾夫與阿克雪裏羅德、查蘇利奇、捷依奇等人共同創建了俄國歷史上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團體“勞動解放社”。該社在俄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幾乎處於空白的年代裏將大量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譯成俄文，並撰寫了一系列宣傳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和讀物，為俄國早期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普列漢諾夫也被稱為俄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先驅。但在革命形勢繼續向前發展後，勞動解放社沒能緊跟形勢的變化，其成員的思想逐漸轉向保守（甚至反動），在俄國革命中的作用最終被列寧等後起之秀取代，即“少壯派”】。托洛茨基對列寧的這種不理解反映了二人之間存在潛在的矛盾，這位當時被人稱為“列寧的棍子”的“激進的火星派分子”很快便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與列寧和火星派分道揚鑣。

圖片來源：網絡

1903年春，《火星報》編輯部由倫敦遷到日內瓦，托洛茨基隨行。在日內瓦，列寧忙於主持**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二大”）**的籌備工作，而托洛茨基則與馬爾托夫的關係日益接近，在很多問題上認同後者的觀點。經過各方努力，大會終於在1903年7月至8月間召開，這時正值俄國南部的總罷工爆發，工農羣眾反抗沙皇專制的鬥爭風起雲湧，政治形勢給予大會代表們以巨大的鼓舞。為了躲避警察的跟蹤追查，大會的前十三次會議在布魯塞爾的一個廢棄倉庫內進行，而後二十四次會議則轉移到倫敦舉行。參加大會的共有代表四十三人，共五十一票表決權，代表俄國國內外的二十六個社會民主主義組織，其中有發言權的代表十四人。托洛茨基因為不久前在西伯利亞流放，且同當地黨組織有一定聯繫，便作為西伯利亞組織的代表參加了大會（24歲）。

在表決火星派提出的綱領時，支持綱領者33票（其中列寧等堅定火星派24票，馬爾托夫等温和火星派9票），反對綱領者8票（經濟派3票，崩得5票），中間泥潭派10票（中間和動搖分子）【注：“經濟派”是機會主義派別的一種，在《火星報》出版前的俄國有較大影響，他們否認無產階級有進行政治鬥爭的必要性，主張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唯一出路就是幫助無產階級進行經濟鬥爭（提高工資、縮短工時等），實質是改良主義；崩得是“立陶宛、波蘭和俄羅斯猶太工人總聯盟”的簡稱，成員主要是俄國西部地區的猶太手工業者，他們宣稱自己是俄羅斯地區猶太民族工人階級的唯一代表，主張以民族主義和聯邦主義來建立政黨，將工人政黨看作各個民族組織的聯合，否認不分民族的統一領導】。在泛火星派陣營中，以列寧為首的堅定火星派在捍衞《火星報》綱領的同時同以崩得為代表的狹隘民族主義進行了不妥協的鬥爭，指出崩得所鼓吹的“聯邦主義”是與黨的統一和集中制背道而馳的，主張將俄國各民族（包括猶太族）的先進工人緊密團結在一個統一的、實行民主集中制的政黨之內；而以馬爾托夫為首的温和火星派則主張對崩得等民族主義組織進行一定程度的妥協，提出要承認崩得在黨內的“自治權”。托洛茨基屬於温和火星派，他表示為了方便在猶太無產階級中進行鼓動宣傳，可以承認崩得作為黨內“專門組織”的地位。在崩得問題上，托洛茨基遠離列寧而倒向了馬爾托夫。

大會在討論黨綱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條文時，也引起了一場激烈的鬥爭。會上，崩得的首領米哈伊爾·李伯爾夥同經濟派代表弗拉基米爾·阿基莫夫等人強烈抵制火星派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他們説西歐的一些社會黨綱領上也沒有寫無產階級專政的字句，並且進入20世紀後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已經發生變化，階級矛盾不再尖鋭，只要慢慢增進無產階級的福利事業、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就算不通過激進的革命和專政，也可以走向社會主義。托洛茨基回擊了阿基莫夫等人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否定，嘲諷説“無產階級專政象雅各賓派的行為那樣嚇住了他【注：指阿基莫夫】”，並認為阿基莫夫等人否認專政的最終結果是陷入改良主義；但他同時又認為，只有在社民黨和工人階級的人數接近等同時、在工人階級構成民族人口的多數時專政才可能實現。這便在無視農民的同時也抹殺了先鋒隊的作用。他説：“只有當社會民主黨和工人階級……最接近於等同的時候，這種專政才是可能的。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秘密工作者‘奪取政權’，而是構成民族多數的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的政治統治【注：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記錄》】”。於是，托洛茨基一方面反對阿基莫夫等人完全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另一方面又給這種專政加上限制條件，提出在工人階級還沒有佔據人口多數（或者黨員數目還沒有和工人數目接近）時專政是無法想象的（按照他的邏輯，則包括俄國在內的許多經濟落後國家就將在很長的時期內不能建立工人階級的政治統治和實行專政）。由此表現出了鮮明的折衷主義立場。

如果説在討論崩得問題和“專政”問題時，托洛茨基還只是和列寧有所分歧，那麼到了討論黨章第一條（關於黨員資格的條文）時，他便完全站在列寧的對立面了。在大會中，列寧提交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章程草案》第一條指出：“凡承認黨綱、在物質上幫助黨並親自參加黨的一個組織的人，都可以作為黨員。”列寧在此強調了黨員與黨組織的關係，即：凡成為黨員就必須加入一個黨組織，為其工作並接受其監督和領導。馬爾托夫針對此提出了對立方案：“凡承認黨綱、在物質上幫助黨並在黨的一個組織領導下經常親自協助黨的人，都可以作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黨員”。在馬爾托夫看來，成為黨員不必一定要加入黨的組織，只需要在黨的領導和聯絡之下去協助工作就可以了；因此，凡一切樂意加入黨的人都可以成為黨員，而不需參加黨的組織和接受黨的紀律約束。如果按馬氏的見解行事，那麼工人政黨就會失去明確的組織界限，成為一個渙散和無定形的一般羣眾團體，這樣的團體根本沒有戰鬥力，也不可能肩負起領導無產階級進行革命鬥爭的任務。對此，普列漢諾夫明確表示支持列寧的條文：“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通常也是各種機會主義的代表。我們必須使自己同他們疏遠。列寧的草案可以作為反對他們鑽入黨內的支柱。”這時，托洛茨基站在馬爾托夫一邊，將矛頭對準列寧和普列漢諾夫，他聲稱列寧的條文將導致“知識分子與工人處在不平等的條件下”，並對列寧希望通過嚴格制度來防範機會主義的做法表示不解，質疑列寧“居然可以創造出一種反對機會主義的規章符咒”。在最後表決時，托洛茨基等温和火星派分子連同經濟派、崩得和各種中間派一同支持馬爾托夫，使得大會最終在一票棄權的情況下，以二十八票對二十二票通過了馬爾托夫方案。

儘管在黨章條文的表決上馬爾托夫佔據了多數，但在中央機關成員的選舉上列寧取得了勝利：被選入中央委員會的克爾日扎諾夫斯基、弗里德里希·林格尼克、弗拉基米爾·諾斯科夫都是列寧路線的擁護者，而新組建的《火星報》編委成員（列寧、普列漢諾夫、馬爾托夫）中普列漢諾夫當時也支持列寧。新選舉的中央委員會和《火星報》編委會中列寧派都佔據了多數，從此，俄國社民黨內出現了多數派（布爾什維克）和少數派（孟什維克）的分野。托洛茨基當時站在孟什維克一邊【注：在“二大”期間，原有的“少壯派”馬爾托夫夥同“年老派”阿克雪裏羅德、查蘇利奇等人一起反對列寧，馬爾托夫還成為了後來孟什維克的首領；而本為“年老派”的普列漢諾夫卻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都支持了列寧。這就足見托洛茨基等人先前根據資格老少來劃分派別的做法是不科學的。面對托洛茨基在大會期間的表現，列寧非常惋惜，他曾與當時的大會主席團成員彼得·克拉西柯夫（1892年參加革命，十月革命勝利後擔任蘇聯最高檢察長和最高法院副院長）一起去找托洛茨基談話，希望後者能與馬爾托夫等人劃清界限，回到正確的路線上來。但托洛茨基不以為然，他後來回憶時説：“那次談話與其説使我感動，不如説使我反感。”】。

圖片來源：網絡

“二大”閉幕後，孟什維克陣營宣佈拒絕服從大會決議，並於1903年9月在日內瓦召開了三天派別會議，成立了反對派的中心組織——“孟什維克常務局”，成員有馬爾托夫、費多爾·唐恩、波特列索夫、阿克雪裏羅德和托洛茨基。會上還通過了由托洛茨基和馬爾托夫共同起草的《關於黨內鬥爭的當前任務》決議，作為孟什維克的行動綱領，並號召反對派成員發起對“二大”所選中央委員會和機關報編輯部的堅決抵制。由於普列漢諾夫在“二大”閉幕後不久便站到了孟什維克一邊【注：普列漢諾夫聲稱自己向孟什維克讓步是為了保持“黨內和睦”，防止分裂。這真是調和主義者們的一貫論調】，他單獨邀請“被排擠的”阿克雪裏羅德、查蘇利奇等人重新回到《火星報》編輯部（列寧：這是違反黨的代表大會決議的！），編委人員裏便出現了孟什維克成員壓倒布爾什維克成員的情況。1903年11月，列寧宣佈退出《火星報》編輯部，由此，自第52期開始，《火星報》便成為了孟什維克派別的機關報，經常發表反對布爾什維克觀點和路線的文章【注：一般也將52期以前的《火星報》稱為“老《火星報》”，而將52期以後的《火星報》稱為“新《火星報》”】。

為了回擊孟什維克，批駁他們的機會主義觀點，列寧於1904年夏天寫出了**《進一步、退兩步（我們黨內的危機）》一書，系統闡明瞭關於黨的學説，總結了工人政黨的各項組織原則。列寧在書中不但對馬爾托夫、馬爾丁諾夫等人的機會主義觀點進行了批駁，而且指名批評了托洛茨基，説他“以機會主義有‘深刻根源’作理由來為開門接納機會主義的條文辯護，未免是十足的尾巴主義了【注：這裏指的是托洛茨基在“二大”上對列寧所提黨章第一條的反對：因為機會主義的存在有着深刻根源，所以我們就不能專門定一個制度來反對它】。”《進一步，退兩步》的發行讓孟什維克如坐針氈。同年8月，托洛茨基寫作了《我們的政治任務》**的小冊子回應列寧，認為《進一步》存在很多偏見，並且列寧的立場“是完全沒有出路的”。托洛茨基在書中提出，要克服“組織拜物教”，就要更多的討論政治問題而非組織問題。在他看來，工人階級不是團結在黨的周圍，而是團結在“一定的政治口號”之下。他也反對黨的嚴格紀律，認為“在黨的決定不與那些有義務服從黨的人的願望和觀點相牴觸時，才應當服從黨的紀律”，甚至攻擊列寧的民主集中制是要實行個人獨裁，是“對無產階級實行專政”。托洛茨基的這本小冊子得到了馬爾托夫、阿克雪裏羅德等人的撐腰和支持，由新《火星報》編輯部出版發行。

就在《我們的政治任務》出版之際，列寧於1904年8月主持召開了布爾什維克會議，會上通過了“告全黨書”，號召各級黨組織抵制孟什維克的分裂活動，併為召開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做努力。

1904年9月，因為與孟什維克的一些領導人有意見分歧，托洛茨基發表聲明脱離孟什維克派別（25歲）。他自稱超越於兩派之上，“沒有附和俄國勞工運動中的主要派別中任何一方面的意見”，但在實際上，托洛茨基從思想到行動仍然同孟什維克主義有着密切的聯繫【注：這種一言不合就分家的事情在託派身上可是屢見不鮮的】。

1905年，俄國人民反對沙皇專制制度的資產階級革命爆發了。托洛茨基受到感召，決定立刻回國參加革命。

篇末總結：

托洛茨基出生於殷實的富農之家，較好的生活條件使他有機會接受較為完整的學校教育，在青少年時便積累了相當的知識。在敖德薩和尼古拉耶夫這兩座工業城市的生活經歷又使他得以較早的接觸到俄國受苦受難的工人階級。在尼古拉耶夫，接觸到馬克思主義使他的人生徹底改變，而以“維特羅娃事件”為爆發點的學生運動又使年少叛逆的他迅速捲入了反對沙皇專制和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洪流中。“南俄工人同盟”是青年托洛茨基走向工人運動的初次嘗試，由於缺乏秘密工作的經驗，組織很快被破獲，托洛茨基在經歷一段時間的監獄生活後最終被流放西伯利亞。近三年的西伯利亞的流放生活使他有了一段較長的時間看書學習，與捷爾任斯基等優秀社會民主黨員的接觸也促進了他的思想轉變。同時，為民粹派雜誌投稿和為西伯利亞的黨組織撰寫宣傳材料的經歷使他在寫作方面小有聲譽。逃出西伯利亞後，托洛茨基先在薩馬拉城加入火星派組織，又輾轉來到《火星報》編輯部所在地倫敦，在列寧的指導下開始參與報刊工作，顯示了傑出的寫作能力和演講才華。總之，在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二大”之前，托洛茨基始終處於積極追求進步、熱情參與革命的狀態；不過，他耀眼的才華、鮮明的個性與頑固的性格也都在這一過程中逐步表現出來，鋒芒畢露，咄咄逼人；雖然對於列寧、普列漢諾夫等前輩革命者仍保有相當的尊敬，但他自己獨有的觀點已經逐漸形成，不願輕易接受對自己的批評（例如：文風問題）。但在整體上，1903年以前的托洛茨基是非常進步的，而他存在的問題，用列寧的話説，“不是大毛病”。

1903年的“二大”上，托洛茨基在開始階段仍站在列寧一邊，但隨着會議討論內容的深入，托洛茨基便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倒向馬爾托夫，對機會主義持妥協態度，而他與列寧之間的分歧也從最初的“温和火星派”與“堅定火星派”之別發展為“孟什維克”與“布爾什維克”的對立。在大會閉幕後，他更是作為孟什維克的骨幹人物直接參與了反對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活動，甚至寫出《我們的政治任務》與列寧的《進一步，退兩步》相抗衡。但他與孟什維克的“蜜月”並不長久，僅不到一年，他便宣佈脱離孟什維克，成為既不接受布爾什維克領導、也不服從孟什維克指令的超派別社會民主工黨黨員。

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在“二大”上的“轉變”並不是突然發生的，他的很多思想觀念在1903年以前就已經形成了，只不過此前他以從事具體的事務工作為主，其工作態度和能力都能直觀地表現出來，卻不容易看出他在一些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上的個人見解；而在“二大”上，隨着討論的深入和各派別觀點的激烈交鋒，托洛茨基所持的立場和理論必定會得到較大的暴露，這才讓人看到他的“轉變”。有評論者説：“他【注：指托洛茨基】是作為一個小資產階級革命者，而不是作為一個真正的革命無產階級的代表參加到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行列中來。在關鍵性的時刻，碰到關鍵性的問題時，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的那種動搖性和不穩定性一定要頑強地表現出來。【注：見李顯榮《托洛茨基評傳》】”在托洛茨基身上，自始至終都可以看到小資產階級性改造不徹底所留下的痕跡（他在有些時候甚至把這種小資產階級性當成自己的“個性”來堅持和發揚）。

大事年表（0-25歲）

1879年：托洛茨基出生

1888年：赴敖德薩上學

1896年：赴尼古拉耶夫上學

1897年：受“維特羅娃事件”影響參加革命，不久創辦“南俄工人同盟”

1898年：同盟被破獲，托洛茨基被捕

1898-1900年：輾轉於各地監獄，閲讀列寧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1900-1902年：流放西伯利亞，聯繫到當地社民黨黨組織，閲讀列寧的《怎麼辦？》

1902年：出逃。在薩馬拉加入火星派，獲得“筆尖”筆名，輾轉到達倫敦，開始參與《火星報》工作

1902年底-1903年上半年：為《火星報》積極工作，獲得“列寧的棍子”稱號

1903年7月-8月：以西伯利亞代表身份參加俄國社民黨“二大”，倒向馬爾托夫，公開反對列寧

1903年9月-1904年9月：加入“孟什維克常務局”，成為孟什維克領導人之一，為新《火星報》撰稿。寫作《我們的政治任務》批評列寧的《進一步，退兩步》

1904年9月：發表聲明脱離孟什維克，成為超越布、孟兩派的獨立黨員

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