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相關數據_風聞

​“WG”十年間，全國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人數達1402.66萬人。加上“文革”結束後陸續下鄉的有260.04萬人，共1662.7萬人。與1980年的全國城鎮人口1.91億相比，這是一個不小的數目。當時幾乎所有城鎮家庭都與“知青”有着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WG”期間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出了許多問題，比如，插隊安置費標準太低，吃不飽飯，疾病醫療沒有保障。更為嚴重的是一些幹部依仗權勢拉關係走後門，在招工、招幹、返城中大行不正之風，還出現了一些姦污迫害女知青的不法分子，這些問題在各地都存在，但沒有引起各級領導的重視。（《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簡史》，《文史參考》第18期）

在勐臘農場，一羣知青脱下上衣，裸露出遍佈身體的累累傷痕，那是兵團時期野蠻專制的終生紀念。統計數字標明，知青中傷、病率高得驚人，有幾個數字已經接近或者達到百分之百，患胃病、腸炎、風濕關節炎等急慢性疾病達百分之百，女知青患痛經、月經不調等婦科疾病接近百分之百。

長期處於飢餓和勞累狀態的男女知青，精神上承受力已經超過極限，於是普遍復歸到一無所有的赤貧狀態，極端荒誕和精神變態的事件層出不窮。

“（第十八團）排以上幹部親自動手四十八人，被打知青一百一十人，遭受三十幾種刑罰，有的被打致殘，有的內傷嚴重，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自殺（未死）……”

“遼寧省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共發生摧殘知青和姦污女知青案件三千四百多起，四川省三千二百九十六起……河北省，僅一九七二年姦污案一百一十九起。”

“雲南兵團不完全統計，吊打知青六十九起，僅一師批鬥知青七百二十七人，有的知青被吊起來活活打死。”

“雲南省知青辦揭露：據不完全統計……有一百零三名幹部姦污女知青。”

“第十六團五營三連連長陳忠友，有婦之夫，姦污、調戲女知青十一人，女知青上山割膠，聽見樹葉響都以為是連長來了……”

“四川南充軍分區副參謀長袁候新，在地區革委會任生產組長時，以安排知青工作為名，姦污女知青達九十餘人。”

“祝江就，浙江省江山縣豐足公社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用各種手段姦污女知青八人，猥褻八人……”

“第十團司令部參謀刀世美（正連級），有婦之夫，採用欺騙、引誘和脅迫等手段，雞姦男知青二十餘人”。

（鄧賢《中國知青夢》，1993年出版）

　“WG”期間，全市大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在這個運動中產生了大量與之有關的案件，當時統稱為破壞上山下鄉運動案件。這是在“WG”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產生的特殊案件，這類案件成為當時法院審判案件的重點之一。

197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先後下發了文件，要求對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犯罪活動作堅決鬥爭，對強姦女知識青年的犯罪分子，要按其罪行依法懲辦，對於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要堅決判處死刑。1973年9月～1974年底，全市法院受理破壞上山下鄉案件364件，其中姦污、迫害女知識青年的案件佔90%以上，受害者有487名。上海縣上山下鄉辦公室1名工作人員，1968年以來利用職權，威逼利誘，強姦女知識青年3名，姦污、猥褻16名。

1977年，**全市處理的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案件共188件206人，強姦、輪姦女知識青年的案件達38．35%。**一些犯罪分子利用職權、地位以及女知識青年所處的特定環境，乘機對她們進行犯罪活動。各級人民法院對犯有強姦、輪姦女知識青年的犯罪分子進行嚴厲懲罰。在處理的案犯中，原系基層幹部和國家工作人員佔13．59%，農民和工人分別佔62．14%和9．71%。

（《破壞上山下鄉運動案件》上海市地方誌辦公室，《專業志·上海審判志·第三編刑事審判·第五章其他刑事犯罪案件審判·第五節破壞上山下鄉運動案件》）

“有些女知青是以肉體為代價換得一張離開農村的通行證的。1972年，安徽某縣首次由貧下中農推薦上大學，全縣數萬知青展開大規模競爭，最終有七十餘人獲得這天大的幸運。在進行上學前體檢時，婦科檢查的大夫驚訝地發現，二十餘名女知青沒有一名是處女，而且幾乎全都不是陳舊性裂痕，再準確點説，她們都是在招生通知發下以後失去貞操的。”（《擁抱戰神的孩子們》的知青報告文學集中收錄的《被褻瀆的青春》，作者丁雨雨，北嶽文藝出版社1991年出版）

在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第八期會議簡報上我們可以看到：遼寧省1968年至1973年，共發生摧殘知青和姦污女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據國務院知青辦簡報第11期登載，……黑龍江兵團發生姦污女知青事件365起；內蒙古兵團發生姦污女知青事件247起；雲南兵團姦污女知青事件139起；廣州兵團姦污女知青事件193起。其中師級幹部2人，團級幹部38人……黑龍江兵團簡報第十六期登載，黑龍江兵團某副參謀長調戲女知青七人，邊學習中央文件邊調戲女知青。二十五團副團長在全國召開打擊批鬥姦污女知青罪犯大會的同時，還在辦公室裏強姦了一名女知青。”（《塵劫·知青暢想曲》，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

一般情況下, 下鄉知青在勞動鍛鍊了兩年以上就有了被“三招” 的可能, 而支邊知青由於待遇與下鄉知青不 同, 在邊疆勞動鍛鍊時間多在七八年以上。 1976 年全國掀起返城高潮, 支邊知青因返城 無望終於在 1978 年底爆發了雲南十萬知青 返城大罷工( 截至 1977 年底, 四川在雲南的 支邊知青實有 31126 人, 其中男 17792 人, 女 13334 人) 。 從1958 年至 1980 年, 四川省下鄉和支 邊青年累計達 148.7 萬餘人, 其中女知青約佔一半。

據1971 年初對 17 個地、市 、州的不完全統計, **下鄉女知青被強姦、誘姦、逼婚 、誘婚的案件就有 729 起 。**在司法部門嚴厲打擊下, 情 況有所好轉, 至 1974 年這類案件又有所抬 頭, 1—5 月全省發生 457 件知青案件中, 摧 殘迫害女知青案件達 420 件, 佔 91.1 %, 以 後亦時有發生 。在全省推廣集體安置經驗 後, 此類案件逐步減少。

1979 年四川省公、檢、法、婦聯等部門對女知青案件進行了一次聯合大調查, 案件種 類很多。如有 :( 1) 逼婚後不堪虐待自殺身 亡。( 2) 有的基層幹部借照顧為名, 誘姦、騙 奸女知青 。( 3) 暴力強姦女知青, 此類情況較 少。 ( 4) 有的女知青長相漂亮倍受凌辱 。( 5) 極少數國家幹部利用職權為非作歹 。南充軍 分區原副參謀長袁侯新在地革委任生產組長 時, 以安排工作為名姦污女知青達 90 餘人 。 後袁侯新關死在獄中。雲南兵團獨立一營有來自北京、上海 、重慶的女知青 700 餘人, 教 導員蔣小山利用職權在 1970 年至 1973 年間 強姦女知青 20 餘人, 猥褻侮辱者上百人 。一 師二團六營連長張國良在職 3 年強姦了幾十名女知青, 其中數人多次墮胎, 以至女知青聽 到樹葉響或喊“連長來了”就會嚇得簌簌發 抖。 1974 年, 由國務院、中央軍委簽署命令, 批准判處蔣小山、張國良等 4 名罪犯死刑, 立即執行。（《巴蜀女知青》，《四川黨史》1998年03期）

上山下鄉中涉及知青的刑事案件或曰知青受迫害問題，在各級地方誌尤其是司法志、法院志、審判志等專業志中有不少記載，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資料和具體的數據。由於相關的檔案資料在大多數地方都未開放，因此這些資料對研究者而言更顯示出其重要價值。

關於案件的數量和類型，據浙江省 1979 年年底的統計，到上山下鄉結束時全省共發生破壞上山下鄉案件 2942 起，其中一類案件（即迫害女知青案件） 2557 起，受迫害人數為 3248 人，佔案件總數的 86.9% ；二類案件 385 起，其中殺人 38 起，毒打迫害 118 起，偷盜、詐騙 167 起，打擊報復 10 起，縱火放毒 4 起，貪污 8 起，教唆 40 起。湖北省從 1968 年至 1973 年上半年，判處了“強姦、迫害下鄉知識青年”案件罪犯 453 名。 1973 年，中央要求各地嚴查迫害知青問題，當年全省判處 544 名此類案件的罪犯，超過了前幾年的總和； 1974 年該省判處此類案件罪犯 683 名，又超過了 1973 年。 1970 年到 1973 年 8 月，陝西省發生迫害下鄉知青案件 621 起，其中姦污女知青案件佔 88% 。 1970~1973 年，**吉林省共處理強姦女知青案件 726 起，判處罪犯 596 名。**1969~1972 年，**北京市農村郊區發生迫害知青案件 76 起，其中姦污迫害女知青 71 起，捆綁吊打 3 起。**上述各省市的數據顯示，在迫害知青的案件中，涉及迫害女知青的案件佔絕大多數。

各地方誌中還有與知青上山下鄉有關的其他案件的信息。 1973 年，遼寧省在對安置經費進行清理過程中發現，國家下撥的 22011 萬元經費中有 817 萬元被侵佔、挪用、貪污和私分，其中 479 萬元是知青安置經費。 到 1973 年，國家下撥給湖北省漢陽縣的知青安置經費 236.3 萬元，**被貪污挪用 38.2 萬元。“**WG”期間，廣東省沿海地區有許多知青“偷渡”到香港，據《惠州市志》記載， 1971 年春季有 1120 人“偷渡”，其中知青 862 人，佔 77% 。惠陽、東莞、博羅等縣“偷渡”的人員中知青佔 80% 。雖然省委要求堅決遏止，但收效不大。

關於涉案人員被判刑情況及其身份**，在湖北省 1974 年判處的 683 名案犯中，判處死刑（包括死緩）及無期徒刑的有 20 名。這些案犯中包括農民 303 人、基層幹部 118 人、國家工作人員 62 人，等等**。吉林省在 1970~1973 年判處的 596 名案犯中，其中判處死刑 14 名、死緩 5 名、無期徒刑 15 名、 5 年以上有期徒刑 243 名、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171 名、監外執行 148 名，此外還批評教育處理了 148 名案犯。 1970~1978 年間，安徽省共審結了 4357 件破壞上山下鄉案件，判處了 4562 名案犯，其中死刑 34 人（ 1973 年最多，判處死刑 9 人）。案犯中農村社員最多，為 901 人；其次是基層幹部 593 人、國家工作人員 385 人、工人 348 人、“五類分子” 44 人；等等。在浙江省發生的 2557 起一類案件中，案犯為國家工作人員的有 241 人、基層幹部 669 人、工人 427 人、社員 892 人、其他 406 人，合計 2635 人（其中黨員 718 人）； 385 起二類案件中，案犯為國家工作人員的有 9 人、基層幹部 54 人、工人 43 人、社員 198 人、其他 140 人，合計 444 人（其中黨員 38 人）。一類、二類案件共涉及 3079 名案犯，其中判處死刑 28 人、死緩 27 人、無期徒刑 13 人、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322 人、 6~9 年有期徒刑 460 人、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592 人、緩刑 98 人、管制 259 人、黨紀行政處分 638 人、其他 642 人。有些縣誌中也有相關材料，如廣東省《海豐縣志》記載， 1973 年查處姦污女知青案件 14 起， 14 名案犯中國家幹部 8 人、大小隊幹部 3 人、羣眾 3 人。此外還有逼婚、誘姦案件 4 起。從案犯的身份來看，農民或稱農村社員居於首位，其次是基層幹部或國家工作人員。

上述資料顯示，在 1973 年各地都根據中央指示加大了對迫害知青案件的打擊力度。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是否會出現判處過重的現象呢？《安徽省志·司法志》寫道：“由於存在‘只要路線對頭，不怕政策過頭’的思想，一度出現多判重判的傾向。”雖然沒有列出具體數據，卻透露出有關知青案件的判處存在過重的偏差。這類敍述在地方誌中並不多見，但應該引起研究者的重視。

《從地方誌資料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復旦大學歷史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金光耀，金大陸。2015年發表於《當代中國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