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美好”的過去前進：印度教右翼的歷史觀_風聞

來源：世界知識2020年第5期

作者：楊怡爽（雲南財經大學副教授）

2020年1月，正因為《公民身份法》修正案（CAA）抗議而焦頭爛額的印度人民黨政府又在其執政黨的母體組織國民志願服務團（RSS）那裏承受了額外的壓力：RSS在和政府代表舉行的一系列談話中要求政府更加關注高等學校中的“震盪”和“國家問題的闡述”，言下之意即要求印政府進一步推動落實2019年5月出台的新教育政策草案。而該草案在向社會公佈之初便引發了巨大的爭議，它除了要求進一步強化“印度傳統語言和文化”教育之外，還大談諸如塞瓦（sewa，錫克教奉獻精神）、不殺生（ahimsa）、真善（satya）、潔淨（Swachhta）等“傳統價值觀”的重要性。一些媒體分析認為，該草案違背印度《憲法》中規定的在國民教育中不得提供宗教教育的準則。新教育政策草案得到了RSS及其領銜同盟家族（在RSS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包括印人黨在內的一系列右翼政治社會組織的集合）的大力支持。RSS主席莫漢·巴格瓦特在就新教育政策草案表態時直言不諱地聲稱，“教育應具有印度價值觀，否則就毫無意義”。

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胡馬雍陵正是文化碰撞中誕生的重要文明遺產。

RSS一直堅稱自己並非政治或宗教組織，而是一個文化組織和社會福利組織，這確實也是其自我認同。而改變印度的公共教育政策和教育系統，用自身的歷史觀來影響、塑造乃至重寫印度的國家意識和國族認同，正是RSS自1925年成立以來孜孜以求的目標。莫迪第一個任期內，印度教右翼的諸多議程得到順利推進，但RSS卻不滿意在教育方面的進展，其迫切地希望能夠在莫迪的第二個任期內建立“婆羅多的教育系統”。

“婆羅多”和“羅摩之治”

印度教右翼派別形成於20世紀初印度獨立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和當時追求印度獨立的其他政治派別相比，該派別有着一個清晰、直接的政治目標：將印度建設成為一個“印度教國家”（Hindu Rashtra）。其認為，印度教國家是歷史上存在過的，因而其觀點準確地説是要“重建”原來的印度教之國。正因為如此，“婆羅多”這個對恆河上中游地區的古稱，被大量地用於印度教右翼的話語之中，以取代“印度”一詞。這並非RSS首開先河或獨有，在獨立運動期間，印度的民族主義者們便用婆羅多來指代整個南亞次大陸，以“大婆羅多”來表達成立泛南亞國家的理想。對於RSS和其他印度教右翼勢力而言，婆羅多這個詞是神聖的，代表着“印度教民族”構成的純粹的“印度教社會”所在的“聖地”，三者不可分割。用婆羅多來指代印度，也表達出了印度教右翼試圖摒棄“外來觀念”對次大陸的定義、按照自身理念重建“淨土”的強烈願望。

這種觀念使印度教右翼勢力對外來文化對印度的影響持較為消極的態度。在其歷史觀中，印度的屈辱史並不僅侷限於英國殖民統治時期，而是“1000多年的外國統治”，也就是説從8世紀伊斯蘭教傳入印度次大陸、穆斯林統治者在次大陸上建立“異族政權”之後，“古老的婆羅多”的純潔和榮耀就已經支離破碎。在印度教右翼眼中，英國人正是利用了印度社會中不同社羣之間（特別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矛盾，才得以長期維繫殖民統治。在印度教右翼主持修訂的歷史教科書中，印度各族羣長期共存的歷史被用一連串的衝突事件加以描述，如穆斯林統治者馬茂哈德焚燒印度教寺廟、莫卧兒王朝對印度教徒徵收重税等。與此同時，印度教民族主義又將敍事重心放在了對反抗莫卧兒帝國統治的馬拉塔軍事領袖希瓦吉這樣歷史人物的塑造上。印度教右翼的歷史敍事一遍遍地重複外來的宗教、政治、語言和文化都是“入侵產物”，因此需要使之“重新皈依”印度教傳統，或者將其排除出印度社會。

現代化大眾媒體在印度的蓬勃發展為印度教右翼將其歷史敍事轉化為大眾敍事提供了便利。尤其是進入21世紀之後，網絡媒體、社交軟件的勃興更是為RSS和其他印度教右翼勢力宣揚其歷史觀提供了最好的平台。在每個人都能參與到對國族認同話語建構的時代，印度教右翼的歷史敍事在圈子內迅速傳播並形成了敍事的自動再生產。與此同時，對印度教右翼歷史觀的反對意見則更容易遭到羣起圍攻和排擠，被進一步邊緣化。

國民志願服務團的志願者在舉行集會。

傳統的歷史研究表明，印度文明是在一次次不同文明的碰撞和融合中產生的。印度教右翼的歷史觀也在很多方面與已有的歷史證據相悖，如已有的研究成果認為，印度文明的源頭是雅利安人在公元前2000年〜前1000年間進入南亞次大陸與當地文明逐漸融合而誕生的。但這樣的研究成果相當於把雅利安人放在了“外來者”的位置上，讓印度教右翼完全不能接受。為此，1998年印人黨成為執政黨後，曾在有大量爭議的情況下將“哈拉帕文明中的馬匹圖案”（哈拉帕文明是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一般認為馬匹馴化是後來進入次大陸的雅利安人帶到次大陸的）加入到新編纂的歷史教科書中，以維護“雅利安人是次大陸原住民”的觀點。2000年時，這一圖案被揭穿系偽造，導致“虛構之馬”事件成為印度歷史上最大的教育和學術醜聞之一。然而，即便曾經出現過這樣的醜聞，RSS和其他印度教右翼勢力依然堅持其歷史觀，否定外來文化的正面影響。在他們的語境中，印度教文明是一個“天啓（Shruti）”式的文明，它從一開始就是完美而正確的，因此人們唯一要做的就是撥亂反正，使得歷史“重回軌道”。而印度本土文字記載歷史文獻匱乏的狀況又為實現歷史重構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間。當然，印度教右翼也並不想求助於歷史上真正存在過的王朝或帝國，例如阿育王的孔雀王朝、笈多王朝、戒日帝國等，他們的理想國是“吠陀黃金時代”的“羅摩之治”，也就是印度神話傳説中的聖君羅摩統治下道德完美無瑕、社會繁榮昌盛的印度。阿約提亞神廟的寺廟之爭也可以放在這種背景下來理解：印度教右翼堅稱穆斯林統治者巴布爾毀滅了曾在阿約提亞存在過的羅摩誕生地神廟，在廢墟上建起了巴布裏清真寺，因此印度教徒也完全有權利摧毀清真寺並要求穆斯林歸還聖地。這場爭議涉及複雜的宗教、政治和法律議題，也體現了兩種歷史觀唸的對決：一種歷史觀要求切實的考古和文獻證據來證明羅摩和“羅摩之治”的存在；而在另一種歷史觀中，“曾被穆斯林統治者毀滅的羅摩神廟”就是印度教國家的黃金時代被外來者毀滅的最好“證據”。

“黃金時代”的構建

通常意義上的印度教實際上是多種流派、多種思想的集合。在南亞次大陸，無論是習俗還是理念方面，不同地域和階層的印度教徒之間都有着巨大差異。而印度教相關數量龐大的宗教文獻一直被不斷添加和編纂，從未曾有過系統的集合和篩別，也從未出現過被大多數信眾認可的宗教領袖勘定的版本，各種記載多有含糊、矛盾之處。印度教所呈現出的這種狀況也為對歷史和傳統的重寫提供了便利，印度教右翼可以從浩如煙海的文獻中引經據典地貼合“現代”的思想，去描述“歷史上”無比包容、開明、完美的“黃金時代”。在印度教右翼的歷史敍事中，種姓制度在歷史上只是平等的職業分工；婦女一貫得到尊重；早在上古的吠陀時代就已經有了符合現代科學定義的種種偉大創舉和發現。印度教右翼的每一種論述都有足夠的“歷史依據”或者可以在某本宗教文獻中尋找到“依據”。因此，如果印度想要達到任何現代化的發展目標，最好的方式並不是開拓未來，而是通過徹底擺脱“千年外族統治”的陰影，迴歸“完美”的過去。

需要指出的是，這種“迴歸美好過去”的思維模式在人類社會中事實上普遍存在，且在印度也並非單單隻存在於印度教右翼中，如甘地本人就一直將田園牧歌般的前殖民時代印度鄉村視為理想社會，尼赫魯也在印度文明的輝煌傳統中汲取力量並樹立了他的大國理想。而在印度亟需樹立自身國家認同感和民族自豪感的當下，對古老傳統文化的尊崇更是成為了無論左右都必須恪守的“政治正確”，這也釀成了今日印度中左翼在在政治和學術論戰中軟弱無力的狀況，其生存空間日益遭到擠壓。

正因為歷史如此重要，歷史應當如何被講述就成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印度教右翼的歷史敍事是其力圖塑造印度國族認同的重要工具，也構成了印人黨政府最重要的合法性來源之一。RSS最為關注的事實上也正是對公共教育系統的徹底改造，他們希望將“西方的”“左翼的”歷史學家的觀念從公眾教育和印度的教科書中徹底移除。例如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之後，印度公共教育和研究的許多重要機構（包括印度歷史研究委員會、國家教育、研究和培訓委員會等）的負責人都被替換為支持或同情印度教右翼意識形態的人。與此同時印度教右翼也不斷地對學界和高校發起衝擊，試圖通過國家機器加強對公立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影響。在這一過程中，印度教右翼也沒有忘記要改寫一些涉及自身的歷史。1998年後，刺殺聖雄甘地者是RSS成員這一歷史事實開始在教科書中抹去。就在不久前的2020年1月，泰米爾納德邦政府迫於RSS的壓力，在其中學的社會教科書中刪去了涉及RSS的歷史。這些“修正”歷史的嘗試和企圖有時也會產生巨大的爭議。如2014RSS負責宣傳的主導人物巴特拉向古吉拉特邦的數千所中小學校提供了教科書，書中聲稱汽車是印度發明的，器官移植和再生的靈感來自於印度古代史詩。印度歷史研究委員會的首腦拉奧則稱印度人在5000年前就已經乘坐飛機和進行幹細胞研究，甚至説僅僅憑藉印度史詩就足以理解古代世界，而無需歷史文獻或考古證據。

無疑，印度的公眾歷史教育已經日益與宗教民族主義政治議程相融合。新版本的歷史敍事成為對“黃金時代”和這個“黃金時代”在外來入侵下淪落的敍述，未來則是要朝着“歷史”的方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