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連載】中共史上最危險的叛徒——驚心動魄的中共情報戰(三)_風聞
民生文旅-为民而生,与文同行。2020-07-04 22:49
5 中共史上最危險的叛徒
顧順章其人自幼好勇鬥狠,研習武術。五卅運動敢衝敢拼,加入共產黨後被任用為工人糾察隊教練。從蘇聯學習保衞業務歸來,又成了中共最早的保衞專才,擔任蘇聯顧問鮑羅廷的衞士,上海三次武裝起義的工人糾察隊大隊長。顧順章能夠赤手空拳無聲殺人,擅長化裝易形盯梢脱逃,在中國特工界是首屈一指的行動專家。
1927年批判右傾錯誤,共產國際要求中共在改組中重視工人成分,顧順章開始進入中央核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委員,又成為中央特科的實際負責人。可是,這個受到重用的工人領袖卻使周恩來頗為擔心。顧順章確實機靈能幹,但是又放蕩不羈,呼朋喚友,賭錢嫖妓,往往以特工需要為由違反黨紀、對於政治學習也不上心,“平日不看文件,開會不常説話”。陳賡曾憂慮地對人説:“只要我們不死,準能見到顧順章叛變的那一天。”

不同時期的陳賡
周恩來對於顧順章越來越不放心。1930年5月,周恩來特派聶榮臻到特科工作,從政治上監督約束顧順章,並打算讓康生取代顧的職務。
正當周恩來考慮調換特科領導的時候,顧順章在武漢出事了!1931年4月,顧順章護送張國燾去鄂豫皖蘇區,與鄂豫皖蘇區派來的交通完成交接後,顧順章卻逗留武漢不走。顧順章勾搭上了一個女人,因為缺錢,他居然化名在武漢登台表演魔術掙錢,卻被曾是顧的下屬、而後叛變的尤崇新指認被捕。特務在其身上除搜出中國共產黨重要文件外,還有一封寫給蔣介石的信。信中説,如果蔣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產黨從中央到支部的各種組織關係,一概交出。
國民黨特務還沒來得及對他進行嚴刑拷打或者威逼利誘,顧順章當晚立即叛變,但是要求面見蔣介石方能供認其掌握的機密。顧順章原本就親自指揮鋤奸工作,因此他非常清楚一旦叛變意味着什麼,在加上早已寫好的信,這説明他早就有叛變之意。那麼他公開露面表演魔術,根本不是為了掙點錢,而是為了讓更多的人看到,將其指認出來,以便用最快速度跟國民黨特務高層搭上線。
顧順章一直具體負責特科工作,認識全部特科人員;顧家親屬全在中央“住機關”,掌握幾乎全部秘密地址;只要顧順章開口,中共中央機關就會被敵人一網打盡!顧順章也非常清楚,在國民黨內部埋伏着共產黨的卧底,因此他要求直接面見蔣介石,並告誡特務們不要事先向南京發報,以免走露風聲。
自認為抓到大魚的武漢行營偵緝處的特務急於邀功請賞,根本不理會顧順章的要求,向黨務調查科直接報告。於是,秘密電報接連發到南京中央黨部徐恩曾處。

中統實際負責人徐恩曾,陳立夫的表弟
顧順章得知電報已發往南京時,氣得跺足長嘆道:“抓不住周恩來了!”
就在徐恩曾的身邊,秘密潛伏着共產黨中央特科的三位情報工作人員,分別是錢壯飛、李克農、胡底,也就是中共情報史上赫赫有名的“龍潭三傑”。

從左至右依次為:胡底、李克農、錢壯飛
1928年,陳立夫指派表弟徐恩曾開辦無線電訓練班,擴充黨務調查科的特務系統。特科得知消息,派遣共產黨員錢壯飛、李克農、胡底三人,先後考入這個訓練班,組成秘密黨小組。周恩來佈置這三人隱蔽身份,深入要害。學業出色的三個青年陸續取得要職,李克農在無線電管理局掌控總部,胡底調往天津掌控北方機關,而錢壯飛居然當了徐恩曾的機要秘書。
1929年12月,徐恩曾升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總務科主任,實際負責全部黨務系統的特務工作。級別不高,權力極大,國民黨最高特工領導徐恩曾反覆考察錢壯飛,最後沒有發現任何疑點,把錢壯飛放在自己的身邊。
共產黨特科的負責人投降國民黨,國民黨特工的負責人身邊有共產黨,一場爭分奪秒的情報戰緊鑼密鼓地展開,堪稱中共史上最為危急的“驚魂24小時”!
一夜之間,武漢接連發往南京六封緊急電報,封封落入錢壯飛手中。徐恩曾這個大領導出門逛窯子去了,把密碼本都交給秘書錢壯飛保管,所以當晚實際負責中統最高工作的是錢壯飛。錢壯飛一看電報內容,嚇得差點魂飛魄散,立即派自己的女婿劉杞夫報告李克農,李克農又轉報陳賡。周恩來後來感慨地説:“沒有他們,我們早就不存在了。”
從武漢乘船到達南京的叛徒顧順章,指使國民黨特務撲向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看到的只是空房。 周恩來提前半步佈置中央機關全部轉移! 奪取全國政權之後,中共中央領袖回顧半生出生入死的經歷,都説:那是中央最危險的時刻!
但即使如此,也僅僅是“避免了毀滅性的打擊”而已,由於顧順章所處的極高地位,以及其家屬很多都參與了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致使當時上海等地的地下黨機構幾乎被連根拔起,多人被捕殺。
顧順章被押解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向特務機關指認了中共領導人之一的惲代英(其時,惲代英正被關押於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化名王作霖,身份尚未暴露)。1931年6月,顧順章帶領特務捕獲中共另一領導人蔡和森。顧順章一面千方百計破壞中共在各地的組織和機關,搜捕其人員,一面為中統對付共產黨獻計策,併為其培訓特務。曾為顧當過貼身保鏢的林金生稱:“在中統特務瘋狂破壞中共地下組織過程中,顧順章經常親往策劃、指揮。”由於顧順章知道的內幕實在太多,他的叛變讓中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創。畢竟,許多基層的“交通線”和“聯絡員”,都是顧順章一手建立起來的,而這些,連周恩來都不可能盡知。
根據顧順章提供的線索,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中共中央zong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使得中共的處境更為惡化。
向忠發當上總書記,純屬當時共產國際看出身高於一切,盲目大力提拔工人出身幹部的產物。向忠發這個人能力有限,意志也不堅定,用黨的經費,住洋房,包養從良名妓楊秀貞作為小老婆,雙棲雙宿,弄得負責其安全和生活的周恩來等人好一段神經緊張。
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得知中共最高領導人被抓,趕緊發電報給蔣介石報喜。當時蔣介石正在南昌忙着組織第三次“圍剿”,進行得很不順利正在火大。聽説中共zong書記被捕,他認為總書記絕無可能叛變,又知道共產黨的情報工作很厲害,怕向忠發再被救回去,於是立即發電報,要求立即槍決。
熊式輝接到委員長的電報,當時就有點懵圈,審都沒審就要殺,這是什麼狀況?向忠發非常配合,都沒怎麼審訊,很快就寫了十頁的供狀。熊式輝又向南昌發了“向忠發已招供”的電報。蔣介石大喜,火速電令“暫緩處決”。但這個電報離奇地延誤了。等熊式輝收到這封電報時,向忠發早已成為槍下之鬼。行刑前,向忠發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饒他一命,但無情的子彈還是奪走了他的生命。
向忠發被殺得如此之快,把中共這邊也給搞暈了:難道向忠發沒有叛變,而是英勇就義了?周恩來指示潘漢年等中央特科的人員,要不惜一切代價和手段,儘快搞到敵人對向忠發的全部審訊記錄。潘漢年終於通過警備司令部內線關係,輔之以重金收買等手段,取得了向忠發全部口供的抄件。陳養山回憶説:“為了弄清向忠發問題……我們曾想了很多辦法,把向被捕後的全部審訊記錄弄出來看過,其中還有蔣介石發給上海的那兩份電報。從這些材料看,向忠發叛變是確實無疑的。”
最可氣的是,楊秀貞本是一個妓女,也從來沒入過黨,她面對國民黨的嚴刑拷打,還咬緊牙關拒不交代向忠發的身份,堅持説他就是一個古董商人。最後還是向忠發當着中統特務的面走到楊秀貞的面前,對她説:交代了吧,他們都知道了。瞭解了內情的周恩來氣得罵道:“他(向忠發)的節操還不如一個妓女!”

向忠發(下)與楊秀貞(上)
特科打入敵人內部的情報關係有的被捕有的撤出。顧順章熟悉的特科幹部各自轉移。一科洪揚生於1934年被俘叛變(建國後入獄改造)。二科陳賡轉入軍隊(建國後位居十大將之首)。三科譚忠餘留學蘇聯在肅反中被害(後來平反昭雪)。四科李強轉往蘇區(建國後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貿部部長)。
隨後,顧順章還像獵犬一樣,設法聯繫親屬故舊,尋找中共中央新住址。面對險惡形勢,如何處理顧順章家屬成了一大難題。顧的妻子、兄嫂、岳父母、姨妹等在中共中央秘密機關負責作飯、看門和採買。他們的感情和立場都在顧順章一邊,事先知道顧寫了叛變信也不報告並替他隱藏。中央機關緊急轉移到新地址海棠村時將這批家屬也帶去,周恩來等人告訴他們顧順章已叛變並要其劃清界限,顧妻當場表示不從,其他人還試圖逃走。經臨時中央開會研究,考慮到在上海的秘密機關無法囚禁他們,放其出走又會帶來多少人遭捕殺的大破壞,只有將他們消滅。
1931年6月,周恩來帶隊親手鏟除顧順章全家十三人,這也是周恩來一生中,唯一一次對叛徒家人出手。因為市內不敢開槍,用刀則血跡不好處理,所以採取了繩勒的方式。又因屍體難以運出市外,只好在院內花壇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還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而對兩個未成年人,顧8歲的女兒顧利羣和12歲的小舅子張長庚,周恩來特別強調孩子是無辜的。於是,女孩被送到了保育院,張長庚則放回家。
即便如此,心存仁厚的周恩來還是慘然不樂。據當事人陳養山回憶,從不抽煙的周恩來當時破例要了一支煙,抽了一口就嗆得直咳嗽,説:“我們今天這樣做是萬不得已,也不知道將來的歷史怎麼評價我。”這件事被尼克松寫進了他的名著《領袖們》一書中。
然而,周恩來的一念之仁還是釀成了大禍。張長庚回家後,顧向他詢問其他親屬的下落,張長庚回答不知道。於是,顧讓他每天在街口等候,發現熟面孔就立即指認。幾個月後,中央特科的王世德騎車經過,張長庚認出他,追上前揪住他不放,身邊的特務立刻一擁而上,將王世德逮捕。
王世德貪生怕死,供出了顧順章家屬的下落,並帶着國民黨特務去掘屍,成為當時轟動上海的“海棠村掘屍案”。受此案牽連,中共又有一批秘密機關遭到破壞。
周恩來果斷安排特科改組,從外面調來顧順章不熟悉的幹部。 中央政治局委員陳雲接手特科領導,趙容(康生)調任第二負責人。陳雲兼任一科總務工作,潘漢年負責二科情報工作,康生兼管三科紅隊。1932年陳雲調任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就由康生接管特科,不久,康生調臨時中央組織部,特科又由潘漢年負責。從此,中共情報圈流傳着“先生”、“老闆”、“小開”這三個綽號。
鑑於顧順章窮兇極惡,對中共白區工作造成了極大危害,中共決定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名義,對顧發出“通緝令”。1931年12月1日發佈的《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通緝令——為通緝革命叛徒顧順章事》,正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親自簽發的。通緝令歷數顧的種種罪行,並稱:
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級蘇維埃政府,紅軍和各地赤衞隊,並通告全國工農勞苦羣眾:要嚴防國民黨反革命的陰謀詭計,要一體緝拿顧順章叛徒,在蘇維埃區域,要遇到這一叛徒,應將他拿獲交革命法庭審判;在白色恐怖區域,要遇到這一叛徒,每一革命戰士,每一工農貧民分子有責任將他撲滅。緝拿和撲滅顧順章叛徒,是每一個革命戰士和工農羣眾自覺的光榮責任。
這份特殊的《通緝令》,可以説是對顧順章下了“格殺勿論”的嚴令,在中共歷史上,由中央政府對一個叛徒特下這種“通緝令”,可謂極為罕見。
經歷巨大打擊的中央特科慘淡經營。1933年1月,博古領導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待不下去,轉往毛澤東領導的江西蘇區,特科負責人潘漢年隨同前往。留在上海的特科隸屬於上海中央局,主要搞軍事情報。2月,國民黨成立特務機關“上海行動區”,特科紅隊擊斃上海行動區負責人馬紹武。1934年6月26日,上海中央局書記李竹聲被捕叛變,上海中央局和江蘇省委連遭6次破壞,紅隊拼死還擊,還是大多被捕。1935年1月15日,紅隊王德明、鄺惠安、歐志光等被押赴龍華刑場,牧師禱告勸説,眾豪傑高唱國際歌,慷慨就義。1935年9月,尚存的特科成員大多轉往天津,由王世英帶領在北方局領導下的華北聯絡局開展工作。11月19日,特科上海辦事處負責人丘吉夫被捕,上海的特科活動隨之結束。
顧順章變節後,成為中統骨幹,顧受徐恩曾指令在南京開設了間諜技術訓練班,其熟練的技術深受好評。1933年,戴笠將其借調去負責軍統的籌備訓練工作。由於個人野心極度膨脹,想幹掉徐恩曾取而代之,還企圖組建所謂的“新共產黨”,在國共之間左右逢源,犯了蔣介石的大忌,終於被逮捕關押。陳立夫、徐恩曾積極進行置顧順章於死地的活動,一面蒐集證據,一面上報蔣介石批准。終於,蔣介石感到顧順章已失去了利用價值,又對其試圖組建“新共產黨”的政治野心深抱惡感,點頭同意對顧處以極刑。
1935年6月,顧順章被秘密處死於蘇州監獄,死況甚慘,年約31歲。據知情者透露,因顧順章在特務中名氣甚大,傳説其不僅精通化裝術、魔術,而且會催眠術,甚至“土遁術”。為此,臨刑前特務給顧穿了“琵琶骨”,以鎮其邪術,防其逃跑。顧順章死時年約31歲。
顧順章的叛變,是中共黨史上的大事件,從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此後中國歷史的走向。本來,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在組織上,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立足於城市、致力於工人運動,才是中共的“正途”。在顧順章叛變前,要讓中共中央遷往鄉村是不可想象的。無論是共產國際還是中國共產黨,甚至毛澤東本人,都不曾想到會把工作中心由城市搬向鄉村,也沒有誰敢主張將黨的基礎從工人轉移到農民身上。由於顧順章叛變這一偶然事件,再加上左傾的城市暴動,工人運動遭到鎮壓,中共中央在城市已經完全無法立足,迫於無奈之下,最終決定從城市走向了農村,並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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