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連載】中共史上最危險的叛徒——驚心動魄的中共情報戰（三）_風聞

5 中共史上最危險的叛徒

顧順章其人自幼好勇鬥狠，研習武術。五卅運動敢衝敢拼，加入共產黨後被任用為工人糾察隊教練。從蘇聯學習保衞業務歸來，又成了中共最早的保衞專才，擔任蘇聯顧問鮑羅廷的衞士，上海三次武裝起義的工人糾察隊大隊長。顧順章能夠赤手空拳無聲殺人，擅長化裝易形盯梢脱逃，在中國特工界是首屈一指的行動專家。

1927年批判右傾錯誤，共產國際要求中共在改組中重視工人成分，顧順章開始進入中央核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委員，又成為中央特科的實際負責人。可是，這個受到重用的工人領袖卻使周恩來頗為擔心。顧順章確實機靈能幹，但是又放蕩不羈，呼朋喚友，賭錢嫖妓，往往以特工需要為由違反黨紀、對於政治學習也不上心，“平日不看文件，開會不常説話”。陳賡曾憂慮地對人説：“只要我們不死，準能見到顧順章叛變的那一天。”

不同時期的陳賡

周恩來對於顧順章越來越不放心。1930年5月，周恩來特派聶榮臻到特科工作，從政治上監督約束顧順章，並打算讓康生取代顧的職務。

正當周恩來考慮調換特科領導的時候，顧順章在武漢出事了！1931年4月，顧順章護送張國燾去鄂豫皖蘇區，與鄂豫皖蘇區派來的交通完成交接後，顧順章卻逗留武漢不走。顧順章勾搭上了一個女人，因為缺錢，他居然化名在武漢登台表演魔術掙錢，卻被曾是顧的下屬、而後叛變的尤崇新指認被捕。特務在其身上除搜出中國共產黨重要文件外，還有一封寫給蔣介石的信。信中説，如果蔣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產黨從中央到支部的各種組織關係，一概交出。

國民黨特務還沒來得及對他進行嚴刑拷打或者威逼利誘，顧順章當晚立即叛變，但是要求面見蔣介石方能供認其掌握的機密。顧順章原本就親自指揮鋤奸工作，因此他非常清楚一旦叛變意味着什麼，在加上早已寫好的信，這説明他早就有叛變之意。那麼他公開露面表演魔術，根本不是為了掙點錢，而是為了讓更多的人看到，將其指認出來，以便用最快速度跟國民黨特務高層搭上線。

顧順章一直具體負責特科工作，認識全部特科人員；顧家親屬全在中央“住機關”，掌握幾乎全部秘密地址；只要顧順章開口，中共中央機關就會被敵人一網打盡！顧順章也非常清楚，在國民黨內部埋伏着共產黨的卧底，因此他要求直接面見蔣介石，並告誡特務們不要事先向南京發報，以免走露風聲。

自認為抓到大魚的武漢行營偵緝處的特務急於邀功請賞，根本不理會顧順章的要求，向黨務調查科直接報告。於是，秘密電報接連發到南京中央黨部徐恩曾處。

中統實際負責人徐恩曾，陳立夫的表弟

顧順章得知電報已發往南京時，氣得跺足長嘆道：“抓不住周恩來了！”

就在徐恩曾的身邊，秘密潛伏着共產黨中央特科的三位情報工作人員，分別是錢壯飛、李克農、胡底，也就是中共情報史上赫赫有名的“龍潭三傑”。

從左至右依次為：胡底、李克農、錢壯飛

1928年，陳立夫指派表弟徐恩曾開辦無線電訓練班，擴充黨務調查科的特務系統。特科得知消息，派遣共產黨員錢壯飛、李克農、胡底三人，先後考入這個訓練班，組成秘密黨小組。周恩來佈置這三人隱蔽身份，深入要害。學業出色的三個青年陸續取得要職，李克農在無線電管理局掌控總部，胡底調往天津掌控北方機關，而錢壯飛居然當了徐恩曾的機要秘書。

1929年12月，徐恩曾升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總務科主任，實際負責全部黨務系統的特務工作。級別不高，權力極大，國民黨最高特工領導徐恩曾反覆考察錢壯飛，最後沒有發現任何疑點，把錢壯飛放在自己的身邊。

共產黨特科的負責人投降國民黨，國民黨特工的負責人身邊有共產黨，一場爭分奪秒的情報戰緊鑼密鼓地展開，堪稱中共史上最為危急的“驚魂24小時”！

一夜之間，武漢接連發往南京六封緊急電報，封封落入錢壯飛手中。徐恩曾這個大領導出門逛窯子去了，把密碼本都交給秘書錢壯飛保管，所以當晚實際負責中統最高工作的是錢壯飛。錢壯飛一看電報內容，嚇得差點魂飛魄散，立即派自己的女婿劉杞夫報告李克農，李克農又轉報陳賡。周恩來後來感慨地説：“沒有他們，我們早就不存在了。”

從武漢乘船到達南京的叛徒顧順章，指使國民黨特務撲向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看到的只是空房。 周恩來提前半步佈置中央機關全部轉移！ 奪取全國政權之後，中共中央領袖回顧半生出生入死的經歷，都説：那是中央最危險的時刻！

但即使如此，也僅僅是“避免了毀滅性的打擊”而已，由於顧順章所處的極高地位，以及其家屬很多都參與了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致使當時上海等地的地下黨機構幾乎被連根拔起，多人被捕殺。

顧順章被押解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向特務機關指認了中共領導人之一的惲代英(其時，惲代英正被關押於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化名王作霖，身份尚未暴露)。1931年6月，顧順章帶領特務捕獲中共另一領導人蔡和森。顧順章一面千方百計破壞中共在各地的組織和機關，搜捕其人員，一面為中統對付共產黨獻計策，併為其培訓特務。曾為顧當過貼身保鏢的林金生稱：“在中統特務瘋狂破壞中共地下組織過程中，顧順章經常親往策劃、指揮。”由於顧順章知道的內幕實在太多，他的叛變讓中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創。畢竟，許多基層的“交通線”和“聯絡員”，都是顧順章一手建立起來的，而這些，連周恩來都不可能盡知。

根據顧順章提供的線索，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中共中央zong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使得中共的處境更為惡化。

向忠發當上總書記，純屬當時共產國際看出身高於一切，盲目大力提拔工人出身幹部的產物。向忠發這個人能力有限，意志也不堅定，用黨的經費，住洋房，包養從良名妓楊秀貞作為小老婆，雙棲雙宿，弄得負責其安全和生活的周恩來等人好一段神經緊張。

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得知中共最高領導人被抓，趕緊發電報給蔣介石報喜。當時蔣介石正在南昌忙着組織第三次“圍剿”，進行得很不順利正在火大。聽説中共zong書記被捕，他認為總書記絕無可能叛變，又知道共產黨的情報工作很厲害，怕向忠發再被救回去，於是立即發電報，要求立即槍決。

熊式輝接到委員長的電報，當時就有點懵圈，審都沒審就要殺，這是什麼狀況？向忠發非常配合，都沒怎麼審訊，很快就寫了十頁的供狀。熊式輝又向南昌發了“向忠發已招供”的電報。蔣介石大喜，火速電令“暫緩處決”。但這個電報離奇地延誤了。等熊式輝收到這封電報時，向忠發早已成為槍下之鬼。行刑前，向忠發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饒他一命，但無情的子彈還是奪走了他的生命。

向忠發被殺得如此之快，把中共這邊也給搞暈了：難道向忠發沒有叛變，而是英勇就義了？周恩來指示潘漢年等中央特科的人員，要不惜一切代價和手段，儘快搞到敵人對向忠發的全部審訊記錄。潘漢年終於通過警備司令部內線關係，輔之以重金收買等手段，取得了向忠發全部口供的抄件。陳養山回憶説：“為了弄清向忠發問題……我們曾想了很多辦法，把向被捕後的全部審訊記錄弄出來看過，其中還有蔣介石發給上海的那兩份電報。從這些材料看，向忠發叛變是確實無疑的。”

最可氣的是，楊秀貞本是一個妓女，也從來沒入過黨，她面對國民黨的嚴刑拷打，還咬緊牙關拒不交代向忠發的身份，堅持説他就是一個古董商人。最後還是向忠發當着中統特務的面走到楊秀貞的面前，對她説：交代了吧，他們都知道了。瞭解了內情的周恩來氣得罵道：“他（向忠發）的節操還不如一個妓女！”

向忠發（下）與楊秀貞（上）

特科打入敵人內部的情報關係有的被捕有的撤出。顧順章熟悉的特科幹部各自轉移。一科洪揚生於1934年被俘叛變（建國後入獄改造）。二科陳賡轉入軍隊（建國後位居十大將之首）。三科譚忠餘留學蘇聯在肅反中被害（後來平反昭雪）。四科李強轉往蘇區（建國後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貿部部長）。

隨後，顧順章還像獵犬一樣，設法聯繫親屬故舊，尋找中共中央新住址。面對險惡形勢，如何處理顧順章家屬成了一大難題。顧的妻子、兄嫂、岳父母、姨妹等在中共中央秘密機關負責作飯、看門和採買。他們的感情和立場都在顧順章一邊，事先知道顧寫了叛變信也不報告並替他隱藏。中央機關緊急轉移到新地址海棠村時將這批家屬也帶去，周恩來等人告訴他們顧順章已叛變並要其劃清界限，顧妻當場表示不從，其他人還試圖逃走。經臨時中央開會研究，考慮到在上海的秘密機關無法囚禁他們，放其出走又會帶來多少人遭捕殺的大破壞，只有將他們消滅。

1931年6月，周恩來帶隊親手鏟除顧順章全家十三人，這也是周恩來一生中，唯一一次對叛徒家人出手。因為市內不敢開槍，用刀則血跡不好處理，所以採取了繩勒的方式。又因屍體難以運出市外，只好在院內花壇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還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而對兩個未成年人，顧8歲的女兒顧利羣和12歲的小舅子張長庚，周恩來特別強調孩子是無辜的。於是，女孩被送到了保育院，張長庚則放回家。

即便如此，心存仁厚的周恩來還是慘然不樂。據當事人陳養山回憶，從不抽煙的周恩來當時破例要了一支煙，抽了一口就嗆得直咳嗽，説：“我們今天這樣做是萬不得已，也不知道將來的歷史怎麼評價我。”這件事被尼克松寫進了他的名著《領袖們》一書中。

然而，周恩來的一念之仁還是釀成了大禍。張長庚回家後，顧向他詢問其他親屬的下落，張長庚回答不知道。於是，顧讓他每天在街口等候，發現熟面孔就立即指認。幾個月後，中央特科的王世德騎車經過，張長庚認出他，追上前揪住他不放，身邊的特務立刻一擁而上，將王世德逮捕。

王世德貪生怕死，供出了顧順章家屬的下落，並帶着國民黨特務去掘屍，成為當時轟動上海的“海棠村掘屍案”。受此案牽連，中共又有一批秘密機關遭到破壞。

周恩來果斷安排特科改組，從外面調來顧順章不熟悉的幹部。 中央政治局委員陳雲接手特科領導，趙容（康生）調任第二負責人。陳雲兼任一科總務工作，潘漢年負責二科情報工作，康生兼管三科紅隊。1932年陳雲調任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就由康生接管特科，不久，康生調臨時中央組織部，特科又由潘漢年負責。從此，中共情報圈流傳着“先生”、“老闆”、“小開”這三個綽號。

鑑於顧順章窮兇極惡，對中共白區工作造成了極大危害，中共決定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名義，對顧發出“通緝令”。1931年12月1日發佈的《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通緝令——為通緝革命叛徒顧順章事》，正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親自簽發的。通緝令歷數顧的種種罪行，並稱：

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級蘇維埃政府，紅軍和各地赤衞隊，並通告全國工農勞苦羣眾：要嚴防國民黨反革命的陰謀詭計，要一體緝拿顧順章叛徒，在蘇維埃區域，要遇到這一叛徒，應將他拿獲交革命法庭審判；在白色恐怖區域，要遇到這一叛徒，每一革命戰士，每一工農貧民分子有責任將他撲滅。緝拿和撲滅顧順章叛徒，是每一個革命戰士和工農羣眾自覺的光榮責任。

這份特殊的《通緝令》，可以説是對顧順章下了“格殺勿論”的嚴令，在中共歷史上，由中央政府對一個叛徒特下這種“通緝令”，可謂極為罕見。

經歷巨大打擊的中央特科慘淡經營。1933年1月，博古領導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待不下去，轉往毛澤東領導的江西蘇區，特科負責人潘漢年隨同前往。留在上海的特科隸屬於上海中央局，主要搞軍事情報。2月，國民黨成立特務機關“上海行動區”，特科紅隊擊斃上海行動區負責人馬紹武。1934年6月26日，上海中央局書記李竹聲被捕叛變，上海中央局和江蘇省委連遭6次破壞，紅隊拼死還擊，還是大多被捕。1935年1月15日，紅隊王德明、鄺惠安、歐志光等被押赴龍華刑場，牧師禱告勸説，眾豪傑高唱國際歌，慷慨就義。1935年9月，尚存的特科成員大多轉往天津，由王世英帶領在北方局領導下的華北聯絡局開展工作。11月19日，特科上海辦事處負責人丘吉夫被捕，上海的特科活動隨之結束。

顧順章變節後，成為中統骨幹，顧受徐恩曾指令在南京開設了間諜技術訓練班，其熟練的技術深受好評。1933年，戴笠將其借調去負責軍統的籌備訓練工作。由於個人野心極度膨脹，想幹掉徐恩曾取而代之，還企圖組建所謂的“新共產黨”，在國共之間左右逢源，犯了蔣介石的大忌，終於被逮捕關押。陳立夫、徐恩曾積極進行置顧順章於死地的活動，一面蒐集證據，一面上報蔣介石批准。終於，蔣介石感到顧順章已失去了利用價值，又對其試圖組建“新共產黨”的政治野心深抱惡感，點頭同意對顧處以極刑。

1935年6月，顧順章被秘密處死於蘇州監獄，死況甚慘，年約31歲。據知情者透露，因顧順章在特務中名氣甚大，傳説其不僅精通化裝術、魔術，而且會催眠術，甚至“土遁術”。為此，臨刑前特務給顧穿了“琵琶骨”，以鎮其邪術，防其逃跑。顧順章死時年約31歲。

顧順章的叛變，是中共黨史上的大事件，從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此後中國歷史的走向。本來，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在組織上，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立足於城市、致力於工人運動，才是中共的“正途”。在顧順章叛變前，要讓中共中央遷往鄉村是不可想象的。無論是共產國際還是中國共產黨，甚至毛澤東本人，都不曾想到會把工作中心由城市搬向鄉村，也沒有誰敢主張將黨的基礎從工人轉移到農民身上。由於顧順章叛變這一偶然事件，再加上左傾的城市暴動，工人運動遭到鎮壓，中共中央在城市已經完全無法立足，迫於無奈之下，最終決定從城市走向了農村，並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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