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新冠疫情，第23屆世界艾滋病大會改為線上舉行，下週開幕！_風聞

Anton Pozniak在1990年第一次參加了世界艾滋病大會，他的生活也因此而改變。這位英國醫生現在已經是國際艾滋病協會（IAS）的負責人，該協會一年舉辦兩次大型會議。會議原定於下週在舊金山和加利福尼亞奧克蘭舉行，但因新冠疫情惡化，現在只能改為虛擬會議了。

Anton Pozniak 。圖片來源：INTERNATIONAL AIDS SOCIETY/JORDI RUIZ CIRERA

第23屆世界艾滋病大會（AIDS 2020）是眾多因新冠疫情而改為線上的科學會議之一。但不同的是，**參加會議的2萬人都是醫學或科學界的著名專家。**來自全世界的研究人員、醫務工作者、製藥公司和公共衞生官員花了1周的時間與受影響社區的人們進行密切互動，他們有時甚至還會受到來自亞洲和非洲偏遠地區的村民、LGBTQ人羣、吸毒者和性工作者的指責。

演講者中有總統、皇室成員，也有一線電影明星和音樂家。全世界各地都可以免費進入虛擬會場，通過音樂、戲劇、電影、照片展覽、雕塑和舞蹈營造節日氣氛。

濮存昕和蔣雯麗參加了2014年的世界艾滋病大會

對在切爾西和威斯敏斯特醫院工作的Pozniak來説，三月份的會議很明顯要被取消，儘管當時加州似乎控制住了新冠疫情。他説：“我為奧克蘭和舊金山感到心碎。”會議組織者不得不改變計劃，採用了虛擬會議的方案。他説：“突然之間，IT技術就是一切。”Pozniak仍然對這次活動充滿信心，大會將於7月6日至10日舉行。（現在正在舉行預備會議。）許多討論將報道艾滋病與新冠肺炎的交叉。最後一天將是一場專門針對新流行病的會議，**首先由世界衞生組織負責人譚德賽（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開場演講，閉幕式演講由比爾·蓋茨主持。**蓋茨的基金會長期以來一直在世界各地幫助抗擊傳染病。

Pozniak在倫敦的家中回答**《Science》**雜誌記者有關本次虛擬大會的問題。為了清晰和簡潔，本文經過編輯。

問：世界艾滋病大會因不同羣體之間的非凡融合而聞名。這將如何在虛擬環境中實現的呢？

**答：**當然，它不會有這樣的感覺，但我們會盡力帶來相同的能量和溝通。對於經常在網上溝通的年輕一代人來説，缺少觀眾並不是什麼問題。本次新冠危機使非常近距離的社交轉變為遠距離溝通想法和傳達觀點。但這並不是我期望的會議。

問：你第一次參加的世界艾滋病大會是什麼樣的？

**答：**我第一次參加的是1990年在舊金山舉行的世界艾滋病大會。當時我在津巴布韋工作，我的飛機被取消了，所以我那次的旅行花了36個小時。我當時不知所措。但大會讓人們學到了很多東西，而且因為我在非洲工作了兩年，所以這種能在美國和歐洲舉辦的大會令我感到鼓舞。當時我一直在關注有多少研究正在進行。我認為這種行動主義很棒，它吸引了我。

問：虛擬會議是否也有好處？

**答：**對，大家不用坐飛機，也不需要辦簽證了，不必住在昂貴的酒店裏，也不需要購買食物。我們做了很多準備工作，希望將這次虛擬會議變得更有樂趣。你可以參觀虛擬的地球村，四處看看，很多住在遠方或無法負擔費用的人也有機會參加這次會議，而過去他們需要等幾周時間等新聞稿發佈出來才可以看到一些內容。

問：你在三月份就決定舉辦虛擬會議了，相對來説還是比較早的。

**答：**對。當時歐洲受到疫情的影響相當嚴重。我對正在發生的事情感到震驚。我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的朋友都跟我説：“嘿，就看英國的了。”當我們與加利福尼亞州的人們交談時，他們説感染人數正在上升。實際上，加州領導人是支持封鎖政策和應對疫情的領軍人物。

問：IAS虧本了嗎？

**答：**IAS並不賺錢。我們有2000名獎金獲得者，這次花的錢會更少，因為不需要為他們支付機票、簽證和酒店等費用，所以實際上還節約了錢。我們已經將註冊費用減少一半。

問：過去，會議地點一直是很多談話的焦點。南非的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在2000年的會議上的發言改變了世界，這是我參加過的最震撼的會議之一。我感覺就像在伍德斯托克（Woodstock）音樂節一樣。大廳裏有成千上萬的人在喊着“曼德拉，曼德拉”。無論是世界領導人發表的演講，還是激進分子向研究人員、名人潑假血，所有這些都充滿着力量。如果是虛擬會議的話，肯定達不到這種效果。

**答：**對。坐在那些改變我思維方式的人面前，我都會感覺到很有動力。但我們現在必須要應對這場對每個人來説都很危險的世界大流行。如果我能揮動魔法棒，我希望明天就在奧克蘭和舊金山開會。但這是不可能的。

問：我們是否應該舉行虛擬會議？現在已經有大量的預印本，就像我們在會議上不斷瀏覽大型海報展覽一樣。已經有了汽車的情況下，我們還需要騎馬嗎？

答：您可能是正確的。去年，在新冠疫情出現之前，我們還在思考：會議的未來是什麼，既然已經有了這麼多互聯網技術，而且很多人的旅行和簽證都很困難。但我認為會議仍然可以舉行的原因之一是它具有同行評審功能。發生新冠疫情後，**我在短短幾個月內就發現科學文章的質量大幅下降。**雖然期刊應該進行同行評審，但會議也會進行大規模同行評審。我們會對摘要進行同行評審，然後展示一些你們可以觀看和評論的內容。如果你認為這是一堆垃圾，想批評它，你就上網去做吧。”

[注：IAS通常會拒絕70%的提交摘要，而最重要的是口頭報告，而不是海報展示。]

問：研究新冠病毒和艾滋病毒的科學家之間存在重疊。在美國，應對新冠肺炎的科學家中有幾位是艾滋病毒研究人員。您如何看待這兩個領域的交叉？

**答：**在亞洲以外，我們最近一次大流行是艾滋病。因此，在應對艾滋病毒的過程中成長起一大批研究人員。來自艾滋病毒研究領域的學者瞭解針對病毒開發治療、疫苗和動員人們的意義。他們會嘗試動員科學界以實現目標。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動員地球上的每個社區成員來應對新冠肺炎。這是一場鬥爭。應對新冠疫情的領導者一直是政治領導。而應對艾滋病的領導者來自科學界，我們一直在試圖勸説全球的領導者正確的做法。

問：您是一名傳染病醫生。您自己治療過新冠肺炎患者嗎？

**答：**現在很少了，但是幾個星期前情況很糟的時候，我在病房裏待了三個星期。這是一次非常令人擔憂和恐怖的經歷。這讓我想起了昔日艾滋病肆虐的日子，那時有很多人瀕臨死亡，而其家屬卻沒有來探望。在我開始從事研究的1983年，年輕人會因為自己是同性戀而與父母、兄弟姐妹關係破裂。後來他們得了這種病，沒有人去看望它們，他們是孤獨的，而我們在努力為他們提供支持。患上這種病也是他們短暫生命的盡頭，這種情況使我感到難過。當那次戴安娜王妃坐到病牀前，握着艾滋病患者的手説：“看，這些人很正常，不是嗎？”這真是太好了。但對於新冠肺炎來説這樣做很難，因為它比艾滋病毒更容易傳播。你不能坐在患者牀前，更不能擁抱他們。

1996年10月，戴安娜王妃在倫敦Lighthouse一家專門為艾滋病感染者設置的醫療中心，與患者交談。

問：世界艾滋病大會有什麼任務進展嗎？

**答：**環境是如此的不同尋常，我們有平台和召集能力去做一些事情。我強烈地感到我們應該有一些關於新冠肺炎的東西，藉此可以提煉出新冠病毒的科學內容和社區方面的想法，而不僅僅是在線摘要或發表在期刊上的東西。我們可能不會再經歷這樣的事情了。

我們聯繫了很多人，他們都説，“好主意，這正是你需要做的。”但我不確定將來是否還會是這樣。

原文鏈接：

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20/07/global-aids-meeting-woodstock-science-gatherings-goes-virtual-amid-covid-19